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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与自己的研究生相约读点经典作品，每周用半天时间讨论。学生十余人，吃点喝点，闲话书事与人事，偷得浮生半日闲。目前已读完《共产党宣言》，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论美国的民主》。除此之外，还读了《贞观政要》、《论语》、《老子》，现在开读《孟子》。有人不解，以为这些与法律无关。前段时间，游南阳府衙，偶见一副对联：吏民莫作长官看，法律要与诗书通。感觉莫逆于心，增强了自己的信心。
 法律人训练，其一是知识和技术，其二是思想和人格。两者孰轻孰重？近来盛行一种观点，以为法律训练就是技术训练，加上司法考试的强势引导，法科生除对法条作机械理解外，几无历史、文学修养，无大局观，成了法律匠人。此弊不除，贻害必大。
 先说《老子》。老子说：人多智巧，而奇物滋起；法物滋彰，而盗贼多有。是以圣人之言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不欲而民自朴。
 老子强调返朴归真，强调“静”和“不欲”，反对追求身外无益之物。人们的欲望如果无限膨胀，最终必然无法满足，盗贼因此群起，法令因此不彰。几十年来，法治建设存在一大误区，以为法令越多，法治越发达。结果，国家法令密如蛛网，社会纠纷多如牛毛，公民道德全面沦丧。有人归罪于教育，有人归罪于西化。开出的药方是，强化道德教育，抵制西方思潮，而实际收效几乎为零。道德教化重在躬行。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儒家是以“治人者”和“士”为对象，要他们修己然后治人，而不是治人再来修已。
 再以经济发展而言。孟子说：“王何必曰利？”白居易也说：“上苟好奢，则天下贪冒之吏将肆心焉；上苟好利，则天下聚敛之臣将置力焉。雷厉风行，日引月长。上益其侈，下成其私。其费尽出于人，人实何堪其弊？”一个国家，如果一味追求经济发展，将经济作为国家唯一追求的指标，从上到下，利欲熏心。仁义之徒，何以存身？不仁不义，何以治国？
 
 几十年来，社会以财富多寡论英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不择手段地发家致富，遂成社会共识。对此，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有明确告诫：“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这种感情轻而易举地散布在所有阶级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与此无缘的阶级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会使整个民族委靡堕落。”胡锦涛同志提出“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有多少官员深省和落实了？“三公消费”至今不能公开，岁末突击花钱已成惯例，如此奢靡之风，源自政府而流布全民，几成大祸。
 反贪是当今难题。唐太宗在《贞观政要》中说：“为主者贪，必丧其国；为臣者贪，必亡其身”。反对官员贪婪，并不是要求官员固守贫穷。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其间有一个度的把握。除了对官员进行反贪教化，太宗对于官员采取厚养政策。官员俸禄、品秩都很优厚。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务省官员”成为唐太宗的第一干部政策。贞观元年，太宗对大臣说：官员贵精不贵多。滥竽充数的官员，如同画地作饼，徒劳无益。
 反思我们的干部政策，官员多，薪水低，贪官层出不穷。为了反贪，又不断地增加官员，步入某种恶性循环。由于工资低，为了调动官员积极性，国家设置多种官阶，对其进行精神安慰。一个县，竟有几十个县级干部。这又迫使官员不安于位，不安于事。官员为了升迁，对领导鞍前马后，小心翼翼。人格既损，正义何来？
 唐太宗说：从今往后，假如搞艺术或杂务工作的人，技艺超群，可以赏点钱帛，一定不许破格授予官爵，与朝廷上的贤臣们并肩而立，同坐吃饭，使士大夫感到耻辱。按照这一政策，电视台的主播一定当不了市长——免得贤臣良相们耻辱。处级和尚之类的事，唐太宗肯定不为。
 法律技术训练并不难，难的是如何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大局观，以及对这些价值观和大局观的坚守。这需要对历史有深刻的关怀和洞察，对人性有深刻的理解和同情。法律治国，诗书化人——法律要与诗书通。

何兵 2012-04-27 03:2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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