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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几年来，一些经济学家对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前景表示担忧，一系列着作及文章的面世反映了这种心态，光是题目就足以令热爱经济学的人为之心悸：《经济学的衰微》、《现代经济学思潮中的危险迹象》、《对抗经济学》、《经济学的终结》、《经济学的毁灭》。也许有人认为，这些题目未免有夸张之嫌，难辞故作惊世之语籍以哗众取宠之咎。然而，由Arjo Klamer及David Colander 所作的一项调查在某种程度上却支持了上述论着所表达出来的忧虑：该调查的对象是美国一流大学的经济学研究生，调查显示，在这些可能成为经济学家的研究生中，对现实经济或经济学文献的兴趣之缺乏令人震惊。这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Arjo Klamer及David Colander 的研究在西方经济学界有很大的反响，并引起西方经济学界对顶尖大学中经济学研究及训练之性质的声讨与反思。 在美国经济学会的资助和委托下，　Arjo　 Klamer 及DavidColander进一步对美国经济学研究生教育进行全面评估，他们的评估报告对以下现象提出强烈的批评：在研究院中所传授的经济学脱离实际而日益为形式化的技巧所主导。
　　在这些学者看来，现代经济学已呈现出某种病态，它已日益成为一门为其自身而非为其实践效果而进行的智力游戏，经济学家们已逐渐将这门学科转化为某种形式的数学，在其中，作者似乎只关心分析的精确性，而实证的相关性则被认为无关紧要；如果一个问题不能通过建立正式经济模型进行处理，经济学家会认为它属于低层次的研究而不屑一顾。这就是所谓形式主义对现代经济学的困扰。　这种批评并非无的放矢，Mark Blaug指出，人们只需随意翻阅《美国经济评论》或《经济学杂志》，就会怀疑自己是否降落到一个奇怪的星球，因为单调乏味似乎已成为专业经济学出版物所刻意追求的目标，更不用说是《经济计量学》和《经济学研究评论》等杂志了。早在一个世纪前，经济学就被斥为“阴暗的科学”，Mark Blaug则认为，现在看来，昨日“阴暗的科学”也不比今天的经院经济学更为催人入睡。
　　有些经济学家怀念40、50年代的经济学，也许60年代的经济学也不会令他们感到沮丧。在他们印象中，这些时期的经济学有着深切人文关怀，并与现实社会经济有着密切联系，是一种问题导向的经济学。他们渴望现代经济学能向上述时期实现某种回归。
　　但Mark Blaug似乎看不到这样一条回归之路，他显然认为现代经济学已在形式主义的“泥潭”中积重难返，因而他并不对扭转现代经济学中根深蒂固的重技巧之熟练胜于一切的文化抱有希望。也许有学者会认为Mark Blaug过于悲观，似乎是杞人忧天。 为了回应这种批评， MarkBlaug揭示了现代经济学中所存在的强化形式主义的机制。他认为， 现代经济学是由美国经济学主导的，而美国经济学界已经形成一种强化形式主义的机制；美国经济学是众多新的经济学博士学位获得者所主导的，这些经济学界的后起之秀为了从事更高级学术研究，都要谋求在某些学术科研机构就业，而获得就业，以及在一旦就业后确保工作稳定的方法就是在数百份英文经济学杂志中发表文章，当然最好是在10多份领先杂志中发表文章，因而他们必须遵循现有的研究和写作程式；然而一旦这种程式被掌握，他们会发现，尽管为掌握数理建模技巧和计量分析方法而进行的初始投资可能很高，但以这种程式写成的文章比较容易生产，而且这种文章与文字及图表写就的论文相比较更易于评价和引用。因此，尽管不少学者不遗余力地反对技术化、数学化地对经济现象进行模型表述，但他们的声嘶力竭似乎作用甚微。
　　Mark Blaug指出，每年都有大量经济学论文发表，这些论文会被美国顶尖大学的众多学术机构所引用，从而对这些机构的学生产生深远影响。他认为，目前一流经济学期刊已经形成的风格难以被改变，要知道，在令人尊敬的杂志上发表文章有助于在令人尊敬的研究机构中谋得一席，而这些机构的年薪比学术上的“西伯利亚”要高上两倍左右；正是这种激励机制强化了形式主义，要将这种趋势扭转等于是要求经济学新人在其学术生涯开始时就背离经济学论文的主导潮流，冒被拒稿的风险，这样做对于急于功成名就的年青学者而言，似乎很不理性。如果考虑到乔治·阿克洛夫的《柠檬市场》和布莱恩·阿瑟的《计算技术、递增收益以及历史事件的锁定》这两篇论文的遭遇（前者曾被《美国经济评论》等权威刊物搁置三次，历时四年才得以在学术地位似乎稍低的《经济学季刊》上发表，后者同样被搁置三次，在作了十四次重写后才被接受，整个过程用了六年），也许许多人会毫不犹疑地投向形式主义的怀抱。
　　但Mark Blaug还是对现代经济学的发展怀有一线希望，他把希望寄托于学术界中享有盛誉的学者，他认为，如果这些学者能率先垂范，展示与实践相关的研究路径，则现代经济学仍有摆脱形式主义困扰的可能。Mark Blaug并没有走向极端，尽管他对形式主义持批判态度，但他觉得应该允许只是为了其自身才试图理解经济世界的经济学能以生存。他后来对经济学发展史进行了考察，这种考察似乎重建起他对扭转形式主义主导现代经济学的状况的信心，因为他发现，在历史上，纯粹的、学理性的、近乎智力游戏的经济学在经济学科发展史中并不居主导地位；而且他发现，几乎所有伟大的经济学家，无一例外地为着改进世界而研究经济学。
　　Mark Blaug的上述观点也许能够得到事实支持的，试想如果空想的好奇心只是人们研究经济学的唯一原因，则很难相信政府及企业公司会继续雇用如目前这等规模的经济学家。
　　在他的文章中，Mark Blaug还表达了他对“后现代主义”的担忧，他认为，在现代经济学中空洞的形式主义的增长中，最令人担忧的征兆是在经济学方法论中日益呈现的“后现代主义”。经济学中的后现代主义有许多种形式，但它总是以嘲笑经济学的科学表述为开端的，同时它不认为存在这样一个客观的经济体系，人们可以在其基础上衡量经济学理论的解释力；不少经济学家坚持认为对经济事件可以作出精确预测，但后现代主义对此不以为然。
　　Mark Blaug指出，由于将经济学研究作为一门学术性的消遣更为容易和安全，许多经济学家们放弃了对现实经济进行探讨的努力，这是最为令人担忧的现象之一。在他看来，“为经济学而经济学”成为某些经济学家的口头禅只是他们回避这种努力的借口。
　　如果我们要考察一种对实践问题保持密切关注的经济学的话，我们应该把视线投向宏观经济学。但Mark Blaug却发现，在最近几年，宏观经济学也似乎堕落为空洞的形式主义的牺牲品。弗里德曼式货币主义的影响在80年代多少有所减弱，其原因可大部分归因为金融管制放松的结果，同时也是受以“理性预期”为核心概念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冲击的结果。“理性预期”有两个版本：弱版本的理性预期只是简单地宣称，理性的经济主体总是能充分利用获利机会，他们因而会基于所有可获信息来形成其价格预期，Mark Blaug指出，这种假定貌似合理，但它隐含着持续市场出清，排除了令人关注的不均衡现象，而后者正是宏观经济学所要解释的；而强版本的理性预期则提出，经济主体的主观预期与对经济的最佳可能性的模型的内生变量的数学期望一样，Mark Blaug对“理性预期”的这些假定及由此导出的结论持保留态度。
　　Mark Blaug再三强调，现代经济学已呈现形式主义的病症。他认为，形式主义使得理论表述的形式以牺牲内容的方式得到优先权。为了避免人们仅仅把形式主义归结为数学建模及其应用，Mark Blaug指出，实际上形式主义也可以无需任何数学，就象在Joan Robinson 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和《资本的积累》中的“语言数学”。
　　在Mark Blaug看来，经济学中较为有用的或最为富有成果的发展是进化经济学的最近进展， 这些动态反映在Richard　 Nelson 及SidneyWinter的《经济变迁的进化理论》，Nathan Rosenberg的《黑箱里的世界》，以及Richard Lipsey的一系列论文中。他认为，这些进展正引发关于技术变迁及增长的讨论，与当前的主流经济学论着相比，这些进化经济学论着的风格似乎缺乏严密性，并不那么迷恋精确的结果，同时不倾向于应用逻辑推论，但在Mark Blaug看来，通过与实证依据紧密联系而持续地将分析引向现实问题，这些论着的贡献更为突出。
　　
　　
　　
经济学消息报成都④F11理论经济学蔡荣鑫/周静19991999蔡荣鑫/周静，中山大学 作者：经济学消息报成都④F11理论经济学蔡荣鑫/周静19991999

网载 2013-09-10 20:4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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