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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1)02-005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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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所说的“当代文学史”，主要指“通史”，包括学术性专着和大学文科教材，但也会谈到与当代文学史有关的专题史、文类史等。
　　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当代文学史研究落后于现代文学史。有的人私下甚至认为，现在出版的当代文学史，几乎都不能读。这当然也包括我过去参与编写的那些。这话在从事这一“行当”的人听起来，很受刺激，也颇为伤心（有的则很愤怒）。这种说法显然过于偏激。不过，认真想想，当代文学史写作在这20多年中，确实问题不少。从不少着作中，可以看到在文学史观念、评述体系和方法上存在的问题。有人认为这是这方面的“从业人员”不努力的缘故。其实不完全是这样。我们还是努力，也很辛苦的，至少是不比另外门类的研究者更偷懒。
　　90年代以来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很多，平心而论，我见到的重要几部，各有特色，可以见到编着者在更新观念和方法、改革编写体例上所作的努力。举例来说，刘锡庆主编的《新中国文学史略》[1]，除对文学思潮做简要评述外，主要文学侧重各体裁的创作，将重要作家、作品的评介，与某一体裁的时期特征和演化状况，交互渗透，突出对创作个性和文体风格的总结。于可训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论》[2]，似乎是最早见到的当代文学史的个人撰写着作。过去的当代文学史，几乎都是集体编写。集体编写解决了个人在资料处理上的难度，但也带来常见的不平衡、不统一的问题。于可训的“史论”评述扼要简洁，对当代文学各阶段的特征和文学思潮、作家创作个性的分析，常有颇富启发性的见解发表。赵俊贤主编的《中国文学发展综史》[3]，以作家的“文学观”，作品的“文学形态”，文学运动的“思潮模式”作为角度来描述当代文学现象。也许会觉得那些形态的划分有些琐碎、僵硬，框架的设定也有些“先验”，但确实表现了突破原有框架的可贵努力，不失为一种有益的试验。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修订本[4]，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于1999年。编着者长期从事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工作，经验充足。这次对80年代的三卷本做了全面修订，学术水准有长足提高。修订本的篇幅做了压缩，分上下两卷。在材料的丰富、翔实，体例和评述的稳妥上，这部史着表现相当突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集体编着的《中华文学通史·当代编》（张炯主编）[5]，在目前已有的当代文学史中规模最为宏大。《中华文学通史》共十卷，当代部分占了三卷，这种分配方式受到一些人的批评。这部文学史内容全面，除中国大陆外，也包括台港澳和海外华文文学。同时，也很重视少数民族文学的地位。除了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传统的文类外，还设儿童文学、电影文学、文学理论批评各编，这些都是创新贡献之处。这部当代文学史，写入的作家、批评家、作品最多，资料也很丰富。但参与写作的人员实在太多（约30人），各部分水平有极大出入，材料也有不很准确的地方。由于追求全面，有时成为作家、作品的罗列，但“座位”再多，也还是不能充分满足需要，因而也引发一些矛盾。而且，这部文学史好像很看重作家的官职，主席、副主席、代表、委员的，不厌其烦。不过，从这部书的规模和涵盖的面看，它仍是值得重视的着作。在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的时候，社科院文学所组织集体力量，还编写了两部当代文学史性质的研究着作。一部是杨匡汉主编的《惊鸿一瞥：文学中国1949-1999》[6]，另一部是杨匡汉、孟繁华的《共和国文学50年》[7]。两书均以专题方式，来总括地评述当代文学进程，将史论加以融合，对许多问题有深刻的阐释。丁帆、王世城的《十七年文学：“人”与“自我”的失落》[8]，可以说是当代文学史中的“断代”史论。作者设想对这一文学时期的评述，能摆脱“政治性”的是非判断，“真正”从“文学本身的价值确证上”来解释文学现象。另外，在90年代末出版的当代文学史中，还有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9]和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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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当代文学史研究现状的那种指责，虽然不能完全同意，但也要承认问题不少。当代文学史研究不尽人意的原因何在？一种说法是，在被称为“当代文学”的领域，过去一段时间里，许多有“才气”的人不大愿意从事当代文学史工作。在我看来，换一种方式说可能要稳当一些。这就是，在80-90年代（至少是到90年代初），许多有才气的人更愿意做文学批评和现状研究。“文革”结束以后，跟踪、把握当前的文学现象，发现有价值的文学问题和作家作品，确实比研究当代文学史更具有挑战性，更刺激，似乎也更有学术含量，当然也更容易产生社会效应。只要回顾80年代文学界的情况，就能明白这一点。况且，在80年代，所谓“当代文学史”，要处理的是50-70年代的文学现象。这个时期文学的“审美价值”、“文学性”，在当时正受到普遍质疑。在未能有新的视角来证明其对象具有关注的价值的情况下，它的被忽略可以说是必然的。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原因是，“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之间的学科关系。张颐武在一篇文章[11]中谈到这个问题，他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被限定在“现状”研究之上，而忽略了“史”的研究的原因，是“现代文学”对“当代文学”巨大的学科优势造成的。他说，在“新时期”，“当代文学”一开始是从“现代文学”研究中分离出来的，不能形成自己的学科话语，而80年代“个人主体”的这一主导性话语，在“现代文学”中能找到最有力的例证。于是，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轨迹，一些学者将其描述为，五四前后的辉煌起点（高峰），其后是不断退行、下降的过程。张颐武描述的，确是那个时间的主导思路。尽管对下降的起始点看法略有不同：有的定在1928年“革命文学”提倡时期，有的定在1937年的抗日文学，而对“文革”时期是“谷底”的看法却很一致。那时普遍认为，“文革”结束后才有了文学的“复兴”，这一“退行”才宣告终结。这样，对“当代文学”的历史探索自然没有必要，“当代文学史”被看做是“次等学科”，当代文学研究也就被理解为“共时”的现状研究。对20世纪中国文学轨迹的这种理解相当普遍，如《论“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影响很大的论文。最近出版的一些文学史着作，也体现了这一观点。如孔繁今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在处理1949年“文革”结束这段时间的文学时，采取了极大的压缩、忽略的方法，来表达这种评价。它取消了“当代”为标志的时期划分，从1917年到1996年，是一个大的时期，并画出了这一时期的“下降”、“退行”的轨迹。应该说，这一理解，这一轨迹的描绘，是有充分的根据的。
　　从学科关系来观察当代文学史研究被忽略的问题，有一定道理，但需要做出补充和修正。第一点，“当代文学”作为一个学科，不是“文革”后从“现代文学”中分离出来的，而是自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开始建构的，虽然当时“当代文学”的时间还很短。它也不是没有自身的“学科话语”，它的体系、概念、描述方式，当时就已基本确立。只不过到了80年代，这一整套的学科话语，受到广泛怀疑和弃置。第二点，在“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学科关系上，80年代确实表现了“现代文学”对“当代文学”的强大优势和压力。但是，在50-70年代，则正好相反。当时反倒是“当代文学”对“现代文学”的优势和压力。那时，“当代文学”是“高一等”的。在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和唐ｔāｏ＠①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这部书的文学史观念和评述框架，确立于60年代）中的文学史图景，与“新时期”一些现代文学史，或一些论着所描绘的图景很不同。王瑶等的文学史，自然没有直接评述“当代”的文学现象，但是暗含了“当代文学”是“现代文学”的发展和上升的历史判断：“当代文学”是克服了“现代文学”存在问题和弱点的产物。现代作家、文学运动存在的缺陷，只是在解放区文学，只是到了“当代文学”，才得到“真正”解决。现代文学的经典作家如巴金、老舍、曹禺、茅盾等，在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史论着中，是放在虽取得重要成绩、但又存在历史性弱点的叙述框架中处理的。“文革”结束后，以左翼文学作为主流的“当代文学”出现了危机，“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之间的这种学科等级关系发生了“颠倒”。在这种情况下，“当代文学史”的地位，它的阐释价值也连带出现了“危机”。这是当代文学史研究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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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当代文学史研究者，不愿就这样心灰意冷，他们还是要寻找出路。这样，在80年代中后期以来，便努力于建立新的“学科话语”，寻找新的研究视角，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成果。或者从学科关系的变动上，来寻找、确立学科的规范性；或者试图寻找有效的方法，来为50-70年代文学拓展阐释的空间。下面择要对其中一些成果，做简略介绍。
　　一是陈思和关于抗战以来文学史研究的思考。这集中体现在他的一组文章中，如《当代文学观念中的战争文化心理》、《民间的沉浮：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解释》、《民间的还原：“文革”后文学史某种走向的解释》等。在这里，“战争文化心理”和“民间”这些提法和概念，既富启发性，也存在许多争议。他提出将抗战到“文革”这一时期，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相对独立阶段来处理，并描绘这一文学时期的基本特征。出版于1999年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虽定位在大学文科低年级用书，但探索新的评述体系的努力显而易见。提出“潜在写作”的命题，发掘曾被压抑、掩埋的文本，并在另一些文本中发现裂缝，以显现“一体化”时期仍存在的多种文化构成。这是这一工作的价值所在。
　　二是黄子平的研究。80年代他的《论中国当代短篇小说的艺术发展》一文，是当代文学史研究重要文章之一。近年又出版了《革命·历史·小说》一书[12]。该书由若干篇论文组成，其中最主要部分，是研究现代中国小说的一种类型，书中称之为“革命历史小说”。他力图离开简单、粗陋的政治、美学评价，把对象放到“历史深处”，揭示文本的“生产机制”和“意义结构”。这种考察是双向的：一方面是小说如何讲述革命，参与这种叙述的“正典化”；另一方面是革命如何规约、改变我们想像、虚构、讲述革命历史的方式。由此，把分析引向对文本的“生产机制”和“意义结构”的关注上来。
　　“再解读”，指的是90年代的一种批评活动，也是一本书的名字——《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13]，唐小兵主编，收入刘禾、黄子平、孟悦、戴锦华、唐小兵、刘再复、林岗、马军骧等人的一组文本解读的论文。涉及的有小说《生死场》、《在医院中》、《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暴风骤雨》，歌剧《白毛女》，话剧《千万不要忘记》，电影《青春之歌》、《红旗谱》等。论文撰写者多为学院出身，并有不同程度的西方现代理论背景。论文的撰写与编辑，不仅为了对涉及的文本重新阐释，而且更与“现代文学史的重构”相关。其解读基本路径，在谈到黄子平的研究时已做了提示。《再解读》特别关注20世纪中国被称为“大众文艺”的实践。还有两点值得重视：一是不仅注意文学，而且注意戏剧、电影等艺术“文本”。在编者看来，这不只是解读范围的一般扩大，而是关系到左翼文化界“对文化及其生产过程的一次大面积重新定义”。还有一点是，重视文本的改易、变迁这个在“当代”的重要文学（文艺）现象。对文本变迁与不同时期意识形态、历史想像的关系，在孟悦对《白毛女》（从歌剧到电影，到芭蕾舞剧），戴锦华对《青春之歌》、《红旗谱》（从小说到电影）的论文中，有很好的分析。
　　“再解读”其实是文学史研究的经常、普遍的活动。如果它是一种有系统的工作，则是文学史重构的组成部分，是更新文学史图景和描述方法的一种试验。谢冕主持的“批评家周末”，有一个时期也以“再解读”为中心。涉及的文本有《我们夫妇之间》、《洼地上的“战役”》、《百合花》、《青春之歌》、《望星空》、《赶车传》等。李扬近年来致力于以新的视角来阐释当代文本，部分成果在专着《抗争宿命之路》中已得到体现，另外的论文，也陆续在刊物（如《黄河》）上发表。
　　1998年，谢冕、孟繁华主编的丛书“百年中国文学总系”出版[14]。主编者说明，这套丛书的体例和部分方法，从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获得借鉴。从1898年到本世纪末的百年中，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11个年份，以此来涵盖、辐射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问题和现象。在大的写作原则上有所协调，但基本上是个人着作。由于并不相同的文学史观和不同的评述尺度，各书之间有许多差别，学术水准也不一致。但注意广泛文化现象，努力描述文学的具体“历史情景”，表现了重视文学现象、文学运动、文学环境和文学生产方式的趋向，是共同点。与此相关，则是对作家和文本的关注欠缺。另外，在局部中来发现、提取于20世纪文学有重要意义的命题，也是思考的着重点。
　　近年当代文学史研究还有其它重要成果。如在专题史、文类史领域中等，都出版了有意义的着作。如陈美兰对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研究，南帆、吴义勤对当代先锋小说的研究，李振声对当代先锋诗歌的研究等等。这些，不在本文评述的主要范围。
　　上述种种努力，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有可能开拓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思路和方法。这种思路和方法，并非简单地对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成熟”的方法、理念的靠拢，因为“当代文学”有不同的问题需要解决，需要寻求阐释的切合的途径。现代文学史研究所确立的理念和方法，对观察当代的文学现象和文学问题自然很有用，但又不是能够完全胜任。“当代文学”究竟提出了哪些新的问题，这些问题怎样对待，是当代文学史研究不能回避的。这些问题，会因为纳入“现代文学史”研究规范而被剪裁弃置。对于现代文学史，经过5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以来，在几代学人的勤奋工作中，已处在一种相对的稳定之中。而对于“当代文学史”来说，则可以说还是暴露在很大的不稳定性之中。从目前的情况说，“很”“成熟”了的“现代文学史”研究要有所进展，主要是寻求对“规范”的偏移。对“当代文学史”而言，则是在这种不稳定中，寻找建立有效的但并非一律的“规范”体系。因而，前者将会继续以较高的“学术水准”的面目出现，后者则具有更大的新鲜感和挑战性。因此，研究“当代”的我们，也不需过分悲观，自暴自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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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到，在近年的当代文学史研究中，视角、立场、方法上比较一致的情况，已在发生变化，出现了“分裂”。这是值得庆贺的现象。十部百部一面的状况，有了初步的改观。出现了在评析立场、方法上有差异和创新的着作。目前，需要辨析不同的立场、方法各自的可能性，所能到达的境地，以及它们各自的限度。
　　首先要提出的问题是，“当代人”有没有可能处理“当代史”？“时间”距离过近，被普遍看作是当代文学史研究的不利因素。但是从另一面说，当代人叙述亲身经历、见闻的事情，其实也有后来者难以取代的长处。他的参与、体验、心理反应，不是未亲历者通过想像、猜测所能把握的。问题是能否把“亲历”转化为洞见，而不是成为固执、偏狭的屏障。所以，“当代人”的研究和后来者的研究，应该构成互为参照的关系。对于亲历的“当代人”而言，历史撰述还另有一层责任。这就是，在公正，但也是可怕的“时间”的“洗涤旧迹”的难以阻挡的运动中，使一些事情不致过快被冲刷掉，抵抗“时间”造成的深刻隔膜。这应该是“当代人”研究的主要动力。其实，“当代人”这个概念已很含混，难以确指。有从“旧中国过来”的“当代人”，有经历过五六十年代的“当代人”，也有六七十年代出生、对“文革”一无所知的“当代人”。这样的一天很快就会到来，那时，课堂上学生的提问是：“‘文革’是什么意思？怎么一回事？”这个时候，你会意识到“当代”、“当代人”这些概念已支离破碎。要尽快摒除为“当代人”代言的僭妄，弄清楚自己的立足点，在面对当代文学现象时，既发展各自的优势，也对自身的限度保持清醒。这样，拥有不同方法和立场的研究者，也许能建立起一种对话的关系。
　　在当前的当代文学史着作中，如果从研究主体与对象的关系着眼，大体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研究思路，这可以称为“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提出这两个词，很容易就想到韦勒克在文学研究上所做的“内部”和“外部”的划分。但这里不是那样的意思。孙歌在研究日本政治思想史家丸山真男的时候，介绍了丸山对学术研究（思想史、学术史）的观点[15]。面对历史对象，有从“外部”进行研究、批判的，也有深入“内部”来进行的。丸山真男高度评价野间宏，说从他那里找到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工作方式，就是“通过从对象内部把握它来达到否定它的目的”。这种方式，也许又可以称为“历史批评”或“历史主义”的方式，深入到对象中去理解对象的内在逻辑，因而可能较具备瓦解对象内在逻辑的功能。与此相对应的“外部”方法，丸山称做“启蒙主义”的方式。80年代以来，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研究中，这种“外部”的、“启蒙主义”的方式占有比较主要的地位。在确立一种普遍性的理论和法则的基础上，审察当代文学进程，评骘作家作品。这在推动文学观念和文学评价标准的更新上，起到重要作用。当然，它的限度和弱点，现在也有充分暴露。最重要之点，一是过分信任所确立的理论、法则的绝对普遍性，另一是对对象的“独立存在”缺乏足够的意识。
　　一个常识性的问题是：“当代文学”并不是“我们的”当代文学，而仅仅是“当代文学”。但常识最容易被忘记。只有把研究对象作为独立的存在，也承认它有特定的语境，把他者当作“他者”，才能理解对象的内在逻辑。“理解”对象的内在逻辑，连带着会要求抑制简单的暴露式处理方法，抑制道德主义的感情冲动。当然，如丸山真男所说，“理解他者”的“理解”，并不等于“赞成”，它不包含把对方合理化和正当化的意图。因此，所谓的“内部”研究，既可能获得拆解对象内部逻辑的批判力量，但也可能被对象所同化。相对应的两种叙述“后果”是，或者醉心于把自己的影像投入到对象中去，或者又容易抱一种冷漠的、犬儒主义的令人嫌恶态度。这两种方式，两种研究取向，成为今天当代文学史工作上的“两难”。
　　其实，学术工作上的这种“两难”，也是我们“两难”的现实处境的一定程度的反映。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积极面对它。
　　收稿日期：2000-07-28
《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55～59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洪子诚20012001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总体状况并不令人乐观。究其原因，大致与学科对象的含混和阐释上的价值“危机”有关。自80年代末期以来，一些学者致力于建立新的学科话语，寻找新的研究视角，拓展阐释空间，取得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成果。在今天，“当代”的概念已经四分五裂。研究者需要重新确定研究对象的独立存在，避免移情和冷漠，同时对自身限度保持清醒意识，使研究形成一种对话关系。当代文学史研究/学科话语/对话research of the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disciplinarydiscourse/dialogueResearch of the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SinceRecent YearsHONG Zi-cheng(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Language,Beij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The whole status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is not so promising.It is related with the crisis of the disciplinary object andthe value of interpretation.From late 1980s,some scholars hadcommited themselves to construct new disciplinary discourses,search for new perspective and expand interpretive space,andthey had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Today,however,the conceptof "contemporary" breaks into pieces.Researchers should have toreestablish the independent existence of research object,avoidempathy and apathy,as well as keep a clear consciousness ofone's limits in order to develop a kind of "dialogic"research.洪子诚(1939-)，男，广东揭阳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100871 作者：《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55～59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洪子诚20012001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总体状况并不令人乐观。究其原因，大致与学科对象的含混和阐释上的价值“危机”有关。自80年代末期以来，一些学者致力于建立新的学科话语，寻找新的研究视角，拓展阐释空间，取得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成果。在今天，“当代”的概念已经四分五裂。研究者需要重新确定研究对象的独立存在，避免移情和冷漠，同时对自身限度保持清醒意识，使研究形成一种对话关系。当代文学史研究/学科话语/对话research of the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disciplinarydiscourse/dialogue

网载 2013-09-10 20:4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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