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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理想的教育制度应该是要在小孩很小的时候，记忆力特别强的时候，在理解之前就能牢牢记住极少量的经典着作，尽管不解其意。

但是这样未来成年以后就会自己发掘其中的意义，而这样的着作必须少之又少。

哪一些少而精的西方经典，是适合小孩来从小背诵的？

从最低级知识分子到最高级贵族都要学的，就是圣经和西塞罗，这是基本的。

圣经和西塞罗代表了知识分子和一般人的不同，就是一般人只会说方言，知识分子还要懂点拉丁文。

本来西塞罗的影响是很大的，诚的牧师会认为爱西塞罗超过爱圣经是一种罪行，但是还是忍不住，因为西塞罗的讲解和文章太美了。

这都是像受过中文古典教育的人熟读二十四史和唐诗宋词才有的现象，就是十几个世纪以前的东西读得非常顺口。

保守派呢？十几岁的小孩就知道育儿知识和婚姻教育。

我们要注意的是，科举社会的优秀的做题家往往是隔绝性教育，而且很少有异性交谊。

异性交谊有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什么？运动场。

自古美人爱英雄，放在现在就是高中女生最爱运动员，但是经常搞运动或者是搞社会活动的人做不了最顶级的做题家。

像我刚才描绘的保守区那样的地方，就是一般白人家长的意思就是，不要让孩子做题，他的青春期只有一次。

但是中国人和印度人这么干，那是他们的特殊文化，随他们去吧。

内部的深层国家多得是，大圈小圈是极其复杂的，不是有一个名号教会，就是像党支部书记领导一批群众那样单调简单的结构。

它是一个不断动态生成和发展的，波纹状涟漪状展开的结构，一个动态的结构。

这些人，十几岁的小孩，在他们其实还并不能真正结婚或者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们其实会做优秀做题家不会做的很多事情，比如说照顾婴儿，他们知道怀孕的妇女的各种需求。

一般来说，优秀做题家是缺少性教育，缺少运动经验，不太擅长跟异性社交，也不会英雄救美，但是凭他的做题能力和优秀学历。

这个做法是对的，因为男人和女人碰到这种情况下，他们要么是自己去盲动，要么是在有引导，有模仿对象的情况下互动，后一种情况显然是要安全得多。

十五六岁的小孩，对于男生来说，恐怕这个时候是他性欲最强的时候，已经很会跟女孩打交道。

按照罗伯特李将军那个时代的说法，就是很会做一个基督徒绅士了。

他不会说是像优秀的科举知识分子一样，在拿到大house以后跟女人结婚的时候，其实对怀孕生产和女人的脾气性格都是极少有了解的。

而女人也多半也是冲着他的社会地位来的。

而维持婚姻稳定性，相对而言跟婚姻家庭稳定性基本上是同步和延伸的社会关系，大多数都是细节性的东西，生活细节方面的东西。

我敢说，这些地方的十五六岁的小孩，可能比非常自豪的油腻中年——认为自己玩过很多女人，而且以我的社会地位，我要搞婚外恋或者搞一些年轻姑娘的跟我玩，还有什么不容易的？我没有跟老婆离婚，全是大慈大悲的体现，其实我要玩多少都能够玩得到的中国的油腻中年，其实我要玩多少都能够玩得到的中国的油腻中年，要了解女人了解得更多。

我们要注意，这种横向展开的教育是有一定危险性的。

就像你们拆除了校园的围墙，让自己的学生跟社会接触一样。

但是在另一方面，在十五六岁以前，人还处在柔软状态的情况之下，通过反馈而赢得了很多能力。

如果你错过这个窗口期，就像是你在４０岁以后再学外语一样，你是怎么也学不会的。

我现在的感觉就是，一个男生在１６岁以前普遍会自己组织球队、自己搞联赛，同时也会自己参加志愿者组织，去照顾婴儿或者妇女之类的。

这样的社区将来就是能够执行主的社区，或者说能够产生自发秩序的社区。

优等生在成年以前关在家里和学校里面读书，不运动，也不去从事志愿者活动的学生，将来只能执行士大夫官僚统治，无论如何也不能实行民主。

即使是宪法上实行了民主，实际上也必须实行强势的官僚统治，否则没有办法稳固。

１６岁以后就没有用了，最迟是１６岁，有些东西甚至可能就是在七八岁、小学那个年龄段就已经开始了，因为它是一个连续的整体。

我认为实际上真正发生就是这个样子：在引起严重家庭冲突的时候，小孩跑掉了，跑到某一个庇护所，自由派所支持，法律上予以支持，甚至用志愿者和金钱家庭支持的庇护所，然后在这些庇护所里面，他以原生家庭滥用监护权为理由，悬置了原生家庭监护权，就像是一个被丈夫打的老婆或者被父亲打的小孩跑出去那样。

不成熟的理由，闭着眼睛说这是在搞学术，但其实搞的全是政治操作。

资本太小的情况之下贸然投入凶多吉少，效果不好，所以要在模糊地带停留足够长的时间，使相应的资本一一到位以后。

实际上情况差不多就是这样，就是你能够轻轻松松地搞猎奇的时代，不是始终存在或者是永久存在的。

华盛顿和杰斐逊这样的大地主绅士，在英美矛盾开始升级的时候，本着统治阶级的预见能力知道，早晚会卷入历史漩涡。

与其晚一点被卷入还不如早一点可以采取主动，主动比被动好。

我干的每一件事情都是预防性的，就是针对未来五六年之后会发生的事情提出的预防性的方案，也就是为了避免在事到临头时陷于被动，然后提前做。

在军阀混战的时代，你必须做两种事情之一，要么你自己要做一个军阀，要么你自己要做得了军阀的师爷。

事实证明，如果你只有理论自信，就是说，我觉得按照一切客观标准，我的理论都比你的高明得多的话，其实你是搞不定任何人的。

认知战顶多达到这个成就，就是说，本来不是问题的问题，被你一炒一热就变成一个问题了。

制造出来的这些泡沫，和大家看到的这些泡沫能不能产生什么后果，基本上全靠金钱和武器。

自以为能够做到一定不会做的事情，到最后都做出来了，因为形势就是这个样子，形势发展的方向不是你完全能够预知的。

至于在野的所有人、所有舆论政治家所做出的各种承诺和分析，到关键时刻在形势的逼迫下多半也是一文不值。

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一个现象就是，产出完全是相等的情况之下，投入越低越廉价就越有竞争优势，就越能在演化场中博弈产出。

所以政治斗争搞到最后，都是层次最低的人，喊着最下等的人都能够理解的口号的人胜出。

学术理论，它的市场也是极其狭窄的，竞争激烈，只有极少数资格足够的、运气甚好的人才能够在这个市场上站住脚，所以大多数人都会不可避免地堕落为文宣人员。

如果我的预测错了的话，临时要改也很容易，但是如果我的预测是对的，事先没有准备那是非常糟糕的事情。

然后这个搬运的过程中，因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信息库、可以产生出各种不同的变异版本，这些变异版本在演化的意义上来讲可能比原始版本更有生命力，将来我肯定会选取最有生命力的版本，而不是选取最符合我自己愿望的版本。

你就算是把一个人宣传过来了洗了脑、变成是相应理论的信徒的话，在他的生活和政治斗争当中，他还是会根据他的现实中博弈的利益最后重新选择，明面上的意识形态还是全都不管用的。

当然你可能并不真的打算做足球运动员，但是在沦陷区那种糟糕的社会环境当中，没有能够置身事外的状态，其实迟早所有人都会被迫下场的。

像曾国藩当时面临的动乱比现在要温和得多，但是他也觉得他在粤军已经越过武汉的情况之下，他是没有别的选择的；即使他原先是只想做翰林的，现在他也非得去做军阀不可了，不做军阀，在大清或者太平天国两方面他都不会有任何出路。

拿着自己原有的优势去跟贫下中农作斗争，那就像是吴宓教授（1894-1978）在临死的时候，声嘶力竭地说「我是教授」一样的极其可笑，这时候谁还管你是教授呢？

那么反过来，如果我是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军阀世界中去混，那么结果肯定是：A，饿死；B，被张献忠吃掉；C，因为对所有军阀都心怀不满，像三国时期的孔融祢衡这些人一样，就直截了当地被军阀枪毙了。

所以结论是很清楚的，千万不能做这种人。 你把自己代入其他可能角色的大脑里面，就可以推论出他自己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会做什么。

所以大多数人会干出什么事情来、会冒多少的风险，现在已经是差不多可以精确计算了，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要当别人的粉丝，那是不划算的事情。

时间是非常宝贵的资源，对于沦陷区缺乏贵族阶级和世代遗传的人来说的话，所有人的资源，或者几乎所有人资源都是靠自己在最近这几年攒下来的，一旦没有了从头开始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基本上你就整个完蛋了，你是经历不起犯错误的，所以基本情况就是这样。

这个边界是本能地制造出来的，就是说你可能在比较太平盛世的时候没有意识到边界在哪里，但是危机来临了你突然意识到，有些人其实是死是活你并不在乎，有些人如果他死了的话，你会活着就没有意思，然后这个边界你就自然而然地划出来了。

所有的或亲或疏的共同体都是这样间接产生出来的。 政治经验我是有的，因为每个人都有政治经验，包括那些家庭主妇对付丈夫或者是婆家、或者对付其他人的手段，其实都是一种低级的政治，但是他们跟大的政治家处理更多资源的政治手段其实是没有什么不同。

但是你真正要想要成为什么人，实际上是一个韦伯所谓的「意图伦理」（Max Weber, ethics of conviction），对于年轻人来说可以原谅，他甚至可能以为自己非常高尚、在追求高尚的东西；但实际上撇开表象看实质，是一个极其自私的做法，像小孩子闹着要这要那、不管他所要的东西对家庭来说能不能负担得起是差不多的事情。

为什么宋明的知识分子不如唐人的知识分子呢？ 因为唐人的知识分子基本上、以及春秋时代的知识分子，孔子本人就是殷商贵族的后代对不对？

他们是贵族的后裔，这些知识分子先天地就比范进中举这样从贫下中农中出来的知识分子要强。

所谓「每一个男爵都有他的幻想」，前提条件是你爷爷是个男爵。 你们为什么没有搞好，给我打好这样的基础？

但是我自己有很多集邮爱好者的偏好，所以实际上是更加适合于做希尔顿那种不特别钻研某种专业，而是到处都涉猎一点的那种游学性的知识分子。

所以那时候我跟我的家族是有矛盾的，矛盾就是他们希望我挣更多的钱让他们搭便车，而我心想我搭不到你们的便车，你还想搭我的便车？

真正贵族的专业是什么？ 花钱的专业，你不需要靠它挣钱。

像韦伯说的那样，不是依靠它维生，而是为此而维生。 所以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有真正的成就、才能够公正地看待问题，需要挣钱，那么你的判断就要受到扭曲。

老老实实说，你就别这么费拉了，嗯，不要指望通过学术水平高就能够返回自己的阶级地位。

你还是干部手下任人摆布的玩物。

你在为你的敌人而工作，你创造出来的利润大部分归了你的敌人，而且你的敌人想像过去收拾一样收拾你，将来有得是机会。

因为，怎么说呢，无论如何要搬回四川老家这件事情，就相当于以色列人要回到耶路撒冷一样，是贫下中农所不能理解的。

用这样一步一步引导的方式，希望历史能够走向我希望的方向。而我真正要做的事情—如果你问我真正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所以未来的事情是，后面这一部分，真正重要的部分还处在不可知状态。

能够做到成功到什么程度，那只能看哪条路线，哪种前景会符合上帝的意志，我没有办法绝对有把握地预见哪种情况会发生。

这一切都是可能的，未来仍然是开放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从政策分析的角度来讲，没有历史决定论。

按照福尔摩斯那个理论来说，就是如果一件事情排除了其它的可能性，剩下的可能性无论看似多么不可能，都是一定会发生的。

所以我觉得我对世界历史是足够了解的，这一次可以大胆下注，就是别人敢不敢下注可以置之不理了，因为我认为他们如果不及时下注是会吃亏的。

直截了当说就是，依靠美联储输出美元在１９９０年以后维持的三十年繁荣已经到了尽头了，危机一定会发生。

世界历史的边缘地带冲突一定会更加激烈，而且一定是需要使用更加残酷的手段才能维持。

以色列国之所以像现在这样，就是因为他们在欧洲的边缘，领略了这样的幻想破灭，突然发现尽管他们一度以为是自己人，但他们不可能是真正的自己人，除了拿起武器自寻出路之外没有别的选择。

只不过大多数人意识到这一点都太晚了，所以你越早意识到这一点，对将来越有利。

某些读者既喜欢《东周列国志》的英雄人物，又喜欢《三国演义》的精彩场面。

《１４５３》就是为他们准备的，周朝和汉朝之间的政治经济演变并不影响场面的壮丽。

文武之道，今夜尽矣——《１４５３：君士坦丁堡之战》书评

罗马和正教会都意味着普世、独立和永恒。

瑰丽的文学修辞不一定会妨碍深度分析，除非作者本来就没有这方面的意图。

帝国的衰亡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文明的冲突是一个深刻的挑战，正统的末日是一个戏剧性的主题。

三者当中，克劳利其实只能胜任或只想承担最后一项任务。

末代皇帝的英雄气概和绝望挣扎令人联想到梁元帝在江陵的决别辞：文武之道，今夜尽矣。

汉魏帝国和罗马帝国的东渡偏安政权曾经体现、保护和压制了古典文明的残余爝火，如今终于走到了尽头。

吉本太息罗马典章不可思义的伟大，跟东方专制主义的简单粗暴形成鲜明对比。

麦考莱恩感谢蛮族粉碎了越来越压抑的大一统铁屋，重新解放了欧洲混乱而自由的生机。

作者关心的目标比他们次要得多：他要塑造一位临危赴难的末日英雄。

君士坦丁十一世搭乘的快船离开暂时可保无虞的爱琴海隅，偷渡不再属于帝国的色雷斯海岸，越过金角湾的横海铁索，迎接不再属于自己的命运。

暮色降临，拜占庭的黄昏将漫长的阴影投向西方大地。

知识分子的职业就是假装比所有人都聪明，实际上因为游士没有固定的利益链接，总是最看不清形势的。

思想的背后永远都是利益结构，没有利益结构支持的思想注定会泡沫化。

民族发明学开发历史，不是为了真相，而是寻找适当的认同符号，凝聚共同体成员的爱与恨。

民族发明学没有完全准确的，但一般的误差也就是身份证与艺术照的范围。

华盛顿将军虽然不曾砍过樱桃树，但他的性格确实跟故事主人公差不多。

依靠单位分房的阶级，从阶级心理上讲就只能做非法战斗人员。

朝鲜的“小中华”性质凌驾于大清的“蛮夷”性质之上。

朝鲜士大夫的孤忠耿耿羞辱了二三其德的江南士大夫。

东海君子国的优美形象就此树立，不同于而且高于任何其他邻邦。

这种边界意识仍然是儒家式的，以礼乐文教为标准，不能视为近代以来的国族建构。

但无疑已经具备了某些共同体的性质。

共同体意识萌发的特征之一就是内外有别。

《燕行录》是朝鲜使节讲给自己人听的心里话，跟他们对清朝文武百官的外交辞令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站在朝鲜人的角度看世界，“二千年未有之奇劫巨变”，从１６４４年开始。

明代士大夫的背叛夺走了天朝上国的光环，为朝鲜承载的文明正统送来了死亡恐惧、独特感和使命感。

“卑贱的清国”夺走了朝鲜人的天真时代，教会他们熟悉地表达违心的忠诚。

迫使他们承认，暴力篡夺不仅可能成功，而且可能长期成功。

这意味着先王之道也许并不像他们原先想象的那样普世，中国士大夫最早也要等到庚申或庚子以后才会有这种感受。

由此，我们才能理解：日本人为什么在甲午战争中运用反清复明的语言，“儒道合一”的天道教为什么会变成“文明开化”的一进会，

朝鲜志士为什么将“维新”和“反清”融为一体。

从朝鲜人的“中国观”和“华夷观”看，无论清朝想象的“忠顺典型”，还是革命党想象的“亡国哀民”，都是一种一厢情愿的自恋。

……

这一切不过刚刚开始，此刻预言未来的发展实在过于鲁莽。

但我们不要忘记高斯的名言：节气一到，报春花就会处处盛开。

《史记》是我第一部“根底”书，冥实中若有神意。

时代的大幕徐徐展开，历史的节点若隐若现。

谁会敲响中国的暮鼓，谁会撞开诸夏的晨钟。

吴越之命运，何人主宰？

吴越之同舟，何以为战？

搭便车的结果是，低别人一级。

建立自己真正的共同体，难度要高得多，才有大的收获。

否则以色列为什么非要建立以色列国呢？就是这个道理。

只有上帝才能无中生有。

不要拿自己的尺度来否定别人，不要忽略了，自由的终极奥义，那就是放过自己，也放过别人。

价值观导向和行为导向，把国人框得非常死。

那是一种非常善良的邪恶，很融洽的融合在了一个族群身上。

小心华人，他帮你的时候真想帮你，害你的时候真想害你。

他没有一个行为底线。

基督佛教有底线，而金钱教唯一标准是挣不挣钱。

不跟你们玩了，换块地图打打。

我一直觉得，我是世界公民，认同的是天赋人权。

不是通往自由之路，而是蝗虫过境，精致利己。

挣钱是为了吃饭，吃饭是为了活着，而活着不仅仅是为了吃饭。

因为摄影的关系，从第三视角看待一片土地。

先去观察，然后感受。

那个是缘分的事，有这个心就好。

我想跟她结婚，或者她想嫁给我，有这个心就好。

但是究竟到底能做到哪一步，不强求。

文艺青年，对一片土地已经失望，那片土壤不太适合文艺青年了。

朝九晚五只是一种生活状态。

骨子里面肯定不是那个样子的。

这位佳宾的思考能力异於常人，基本上是无法融入世俗的，曲高和寡型的人格，即便是生活在民主自由的国度，没遇见相知者，也会是孤独的，但至少可以继续保存不羁的灵魂，依他想要的型态，快乐的生活着，祝福他！

有思想又不颓废，清醒又有趣，真是一个有意思的人. 祝你过上想要的生活。

这是一个很典型艺术家性格的人，不受限自己，接受所有的突变，所以他不循规蹈矩，他也不是你认为没有想法的，只是他的世界不是一般人能懂的世界，他自有自己的一片晴空与彩虹。

军事财政集团才是核心。

你必须强大才能行善。

要稳定特殊利益集团。

孔子所说“兴灭国，继绝世”。

你如果披肝沥胆地论证自身道德合理性，而使自己在财政军事上站不住脚。

使参加你的政治圈得不到可持续的好处和希望的话，那么这个政治圈建立不起来。

你想要建立的国家，想要纠正的无法纠正。

马没有隐退的余地，这就是事情的可悲之处。

要能隐退必须要有一定的阶级基础。

亡国奴性质的体现，无论捞到多少钱多少好处。

吴越是人文荟萃之地。

任何政权都是负责进行资源再分配的，如果不进行资源再分配，就没有国家政权存在的意义。

那么你就是资源分配的对象，你要避免变成资源再分配对象的话，你就必须做统治者。

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

所以，利益集团和利益的流向是重要问题，其他任何问题都是次要的。

关注谁是真心谁是假意，尤其是没有意义的。

所有人都有自己本来想要做，但时常做不到的事情。

而搞到最后，至少在政治家这一行，所有人都做了形势所迫必须做的事情。

那么知识分子是干什么的？知识分子是政治市场上的女性。 我们要注意，知识分子有一种定义，就是纯学术的研究者。他们跟医生和建筑师一样，不属于我这种定义的知识分子，但是经常被算进来。

在他们看来，你跟明太祖和蒋经国一样，都是历史人物。虽然明太祖比蒋经国要古老得多，但是好像在黄捷那个年龄的小姑娘眼里面确实是没什么区别的人物。

像拉封丹的寓言诗上所说的那样，马车夫赶着马车往前走，苍蝇在上面嗡嗡嗡地飞，指挥马车夫说：“你走错了，该往左转，该往右转，快听我的。”

所以传统的说法就是，政治煽动家是毫无道德感的，至少在奥兰治亲王那个时代是卑鄙小人才干的，是上流贵族所不齿的。为什么？因为你是一个始乱终弃的人。

男人如果上了女人、让女人生出他的孩子以后又宣布说我不管你了，这个男人怎么说都是坏人。

当然，知识分子当中，这种人是很多的。你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是一个新文化运动的信徒，怎么能让那些落后的婚姻形式把我自己捆住呢？但是说完以后，实际情况是，你还是一个人渣。

倒退五年，我根本就不会管这些事情的。管这些事情的根本原因就是，也许有朝一日，五到十年以后，我自己可能用得着这些。出于某种预见性，我必须开始关注这些了。

孤立游士的背后必有保护者。像卢梭在普鲁士国王的宫廷，那是明着的保护者。暗中，你背后是有社会支持力量的，是有可以投靠的力量的。他们把正在成长的支田耶当作自己可以指望的保护力量。

这就跟金兵入汴以后抵抗派的宋军将领一定要劫持宋钦宗逃往长安的道理一样，因为皇帝处在敌人的劫持之下是什么事也做不了的。同样，只要你的人身安全还在敌人的劫持之下，有很多事情你是不能做的。

反过来说，如果你自己建立不起自己的安全保卫力量，那么你就要选择假定的保护人。假定的保护人是谁，是直接决定你自己的各种立场的。

文人自称他们的宣传有多重要，但是苏联出的军官，武器，钱财这些海量的资源才是重要的。

既得利益决定路径，路径造成沉没成本，而源自於志气的，心理上的成本和物质上的沉没成本共同决定有所为和有所不为。

2023-11-24 11:3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