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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俄和平共存的开始 第一节　中俄和平共存的第一个时期（民国十三年至十六年）
　　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的产物，乃是苏俄共产帝国的螟蛉。（注一 ）苏俄的共产主义不适於人类的生存，更不适於中国的气候，所以他 发育的初期，必须寄生於中国国民党内，施展其渗透、分化、颠覆的 阴谋，透过本党的机关来组织其工农群众，并假借本党的名义来隐蔽 其阶级斗争，而其目的是在中国国民革命的独立战争过程中，建立其 苏维埃傀儡政权，制造其在亚洲等一个典型的附庸国。
　　如果不是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日广州定乱，（注二）和十六年四 月十二日全面清党，（注三）使中国的统一与独立，在我们中国国民 政府领导之下完成，那我中华民国早在这个时期，已成为布尔雪维克 的试验场和苏俄的附庸国，不必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後十年，莫斯 科早已控制了这一千二百万方公里和四亿五千万人民，为其世界革命 [10] 战争取之不竭、雄厚无比的基地与资源，向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安全挑 战了。
　　今日世人谁都认识俄共侵华的结果，造成了今日世界这样的危机 。而且谁亦了解唯有独立自主的中华民国，才对於亚洲安全与世界和 平有重大的贡献。我深信我们中国国民党领导中国国民革命，从「联 俄容共」到「全面清党」与「对俄绝交」（注四）的历史，在今日应 当重新估定其在亚洲反共史上的意义及其对自由世界所发生的影响。
（注一）国父在「孙文学说」第五章中说﹕「吾国俗呼养子为螟蛉， 　　　　盖有取於蜾赢变螟蛉之义。古藉所传﹕螟蛉，桑虫也，蜾赢 　　　　蜂虫也。蜂虫无子，取桑虫蔽而殪之，幽而养之，祝曰﹕『 　　　　类我！类我！』久则化而成蜂虫为『螟蛉』云。惟以科学之 　　　　系统考之，物类之变化，未有若是突然者也。若加以理则之 　　　　视察，将蜾赢螟蛉蔽而殪之，幽而养之之事，集其数起，‧ 　　　　‧‧分日考验之，以观其变态，则知蜾赢之取螟蛉，蔽而殪 　　　　之，是也，幽而养之，非也。蔽而殪之之後，蜾赢则生卵於 　　　　螟蛉之体中；及蜾赢之子长，则以螟蛉之体为粮。所谓幽而 　　　　养之者，即幽螟蛉以养蜾赢之子也，是蜾赢并未想变螟蛉为 　　　　己子也，不过以螟蛉之肉为己子之粮耳。所谓蔽而殪之者即 　　　　蜾赢之蔽螟蛉於泥窝之中并施用其蜂螫，以灌其毒於螟蛉之 　　　　脑髓而蒙之，使其醉而不死，失却知觉，毫无自动能力，即 　　　　使之活而不动，而暂保其躯体，不使腐烂。否则若螟蛉立死 　　　　则其体即腐烂，不适於为粮矣。若其活而能动，则必破泥窝 [11] 　　　　而出，而蜾赢之卵，亦必因而破坏，难以保存以待长矣。故 　　　　蜾赢者，为需要所迫，而创蒙药之术以施之於螟蛉，而为将 　　　　来适於其己子之食粮而已。」
（注二）本章第十三节，第三八至四三页。
（注三）本章第十四节，第四三至四八页。
（注四）本章第十七节，第五四至五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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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第一篇　第二章 第二节　中国的革命建国运动
　　十九世纪中业（一八四零至五零），西欧的列强从海上叩中国的 门户，帝俄亦从陆上侵入我新疆、蒙古和东北。他们在中国取得租借 地和租界为根据地，以领事裁判权与协定关税为保障，以铁路建筑及 管理权，与沿海及内河航行权为线路，向内地伸长其经济政治的影响 。一八九五年以後，列强瓜分中国的计画如果实行，帝俄将取得中国 黄河以北将近全国百分之四十的领土。到了一九零零年，美国反对中 国的瓜分，并提倡门户开放政策，中国在名义上乃得保持其独立而不 亡。但是帝俄与日本对我们从东北到西北的广大区域，仍不放松其领 土要求。一九零四年日俄战争以後，战败的帝俄乃与日本成立谅解， 在这区域内划分其势力范围。
[12] 　　国父孙中山先生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倡导国民革命，其目的要 从列强殖民地主义的压迫之下，解除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建设独立自 由的国家。一九一一年辛亥之役，推翻了满清专制，创立了中华民国 。但是当时，革命建国的运动仍然没有完全成功。帝制余孽、北洋军 阀--以袁世凯为首，凭藉列强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影响，专以恢复帝 制、推翻民国为谋。尤以日本军阀从中鼓励各省地方军阀，割据自雄 ，以逞其干涉内政，宰割中国的野心。因而中华民国主权行政不能保 持其完整，现代工业不能发达，而农业手工业趋於衰落。所谓民主政 治者，不过是政客豪绅争权夺利的口实，一般民众的自由没有保障， 生活益趋贫困。
　　民国三年至七年（一九一四至一八）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欧洲为主 战场，西方各国与帝俄都卷入战争漩涡，他们对中国的经济政治势力 ，一时减退。中华民族独立自主的信心是逐渐恢复了，新工业乃有长 足的进步，国民经济亦有显着的发展。这是我们国民革命发展的契机 。那时中国国民党虽然没有什麽革命的武力，也没有得到什麽革命的 根据地，但是其指导国民革命的最高指导原则--三民主义，却深植 於全国国民的心中，对於中国整个社会发生了普遍而激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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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2-3. 第一篇　第二章 第三节　中俄和平共存开始之前，苏俄对华第一次友好宣言
　　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接近中国西北边境的俄罗斯帝国内部发生 了革命，在俄国革命过程中，列宁领导布尔学维克政变的成功，工农 兵苏维埃政府的标榜，马克斯共产主义的号召，使世界为之震惊。
　　大战结束之後，西欧列强都转向中国，企图恢复他们的特权。苏 维埃俄国却单独对中国作友好的表示。民国七年（一九一八）七月 四日，苏俄外交部长齐采林（Ｇ．Ｖ．　Ｃｈｉｃｈｅｒｉｎ）对苏 维埃第五次会议提出报告，说苏俄政府将对中国撤废沙皇政府对东北 的各种压迫，及其在中国和蒙古的治外法权，放弃沙皇政府以各种口 实对中国人民所加的负担，撤回沙皇政府对於驻在国的领事馆所设的 武装部队，并将中国各种赔款中的俄国赔款交还中国。民国八年（一 九一九年）七月十五日加拉罕（Ｌｅｏ　Ｋａｒａｋｈａｎ）签署的 宣言就是根据齐采林这个报告。其中有一段说﹕「苏维埃政府不要求 任何补偿，而交还中东铁路，以及一切采矿权、伐木、开采金矿、及 其他为沙皇政府、俄国军人、商人和资本家从中国取得的权利」。
　　这是俄国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依其世界革命的策略，在东方最 [14] 先尝试的第一次笑脸外交。他这个笑脸外交所发表的宣言，在东方国 际政治史上，可以说是空前未有的一个伟大的宣言。他这一个宣言真 是使中国全体国民感觉俄国革命是一个侵略强权的旧帝制灭亡，和一 个平等博爱的新政权成立。百年来中国所受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苏维 埃俄国是首先自动撤废了，故其对中国影响之大，而其所收获之富， 亦是史无前例的。但在实际上，加拉罕宣言直至民国九年（一九二零 年）三月才到达北京政府。十一年（一九二二年）之秋，莫斯科才派 越飞（Ａｄｏｌｆ　Ｊｏｆｆｅ）来和北京政府谈判。十二年（一九 二三年）九月，再派加拉罕来继续谈判。他们在谈判中间，屡次食言 翻案，最显着的一着，就是否认宣言中关於中东铁路无偿交还中国的 一段。直至十三年（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解决中俄悬案大 纲」才得签订。
　　这一长期谈判所达到的中俄条约，从我们中华民国的立场来看， 就是苏俄与我国「和平共存」黑字写在白纸上的第一个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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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第一篇　第二章 第四节　共产国际制造中国支部
　　莫斯科的对华外交计画是两面的。在一方面，苏维埃政府的外交 [15] 部，与北京政府进行外交谈判；在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到中国来组织其 中国支部之中国共产党。苏俄对中国的交涉，虽极尽其反覆之能事， 但是中国国民心理从苏俄笑脸外交所得的印象，却被共产国际利用， 来推销他共产主义，制造中国共产党。
　　民国九年（一九二零年）春间，共产国际东方部长胡定斯基（即 胡定康Ｇｒｅｇｏｒｉ　Ｖｏｉｔｉｎｓｋｙ）到中国来，与李大钊 及陈独秀等筹备中国共产党。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中共第一次全 国代表大会，莫斯科再派荷兰人马林（Ｍａｒｉｎｇ又名Ｓｎｅｅｖ ｌｉｅｔ）来参加指导。这就是今日苏俄帝国主义者侵华工具中共匪 党的起源。在当时，不过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结合，接受马克斯的教条 ，具有亲俄的情感，向劳工运动发展其组织。但是莫斯科并不听任中 共自然发展，还要继续加工，揉造其为阴谋暴动的间谍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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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第一篇　第二章 第五节　中共的「联合战线」
　　早在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列宁亡命在布鲁塞尔。当时社会 主义的「人民报」发表我们　国父孙先生宣示「中国的第二步」的革 命建国目标之论文。列宁乃在「火星报」发表其「中国民主主义与民 粹主义」的论文，把国民革命比之於俄国民粹主义，并且说这是「亚 [16] 洲的资产阶级能够代表真诚的、战斗的、健全的民主政治」。（注） 到了民国九年（一九二零年）七月，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订定各国共 产党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条，其第八条指使各国共党「从殖民地驱 逐帝国主义」，并且「在帝国主义国家中，煽动其武装部队，反对其 对殖民地的压迫」。同时，列宁在大会上，提出了「民族殖民地问题 提纲」，规定了共党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策略。於是我们中国国民革 命，更成为共产国际的支部--中国共产党的工作目标。
　　民国十一年八月，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与中国国民党 组织联合战线。在他的宣言里，有如下的说明﹕
　　　　「中国共产党为工人与贫农的目前利益计，引导工人们帮助 　　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使工人和贫农与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主义 　　的联合战线。」
　　　　「但是工人们要在这个民主主义联合战线里，不至为小资产 　　阶级的附属品。‧‧‧所以工人们时常要记得他们是一个独立的 　　阶级，训练自己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准备与贫农联合组织苏维埃 　　，达到完全解放的目的。」
　　「民主主义成功，幼稚的资产阶级便会迅速发展，与无产阶级处 [17] 　　於对抗的地位，因此无产阶级便须对付资产阶级，实行与贫苦农 　　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
　　这就是说，中共目前与国民党合作，组成联合政府，并且使他的 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进行「民主主义革命」，但是中共必须保持独 立组织，不做国民党的附属品，并且防制国民革命的成功，就是要在 「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中，以「农民革命」来造成其所谓「无产阶 级专政」。
（注）列宁「中国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选集（英文版）第四册， 　　　三零七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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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第一篇　第二章 第六节　国父联俄政策的本旨
　　莫斯科为了进行这一秘密计画，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马林特 到桂林谒见　国父，提出中国国民党与俄国共产党合作的建议。
　　马林为了取得　国父的同意，向　国父陈述苏俄并不实行共产主 义，而改取新经济政策。当时　国父致廖仲恺等的电报说道﹕「俄国 经济状况，尚未具实行共产的条件，故初闻苏俄实行共产，甚为诧异 。今与马林谈，始知俄国的新经济政策，与我们的实业计画，相差无 几，至为欣慰。」
[18] 　　到了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陈炯明叛变， 国父离粤赴沪。十二月越飞到上海谒见　国父，商谈中俄两党合作问 题。十二年（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发表共同宣言，其第一条 就是　国父联俄政策的根据，其条文如下﹕
　　　　「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 　　用於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 　　情况也。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意，且以为中国最急要之问题 　　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及完全国家独立之获得。关於此项大事 　　业，越飞君并确告孙博士，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烈之同情，且 　　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
　　国父与马林谈话後致廖仲恺的电报，和他与越飞共同宣言，对於 中国国民党与俄国共产党的合作，显示了如下的意旨﹕第一、　国父 认共产主义不能实行於中国。第二、中国最急要的问题是民国统一的 成功及国家完全独立的获得。苏俄对於中国国民党的援助，乃对於此 项大事业的援助。中国国民党与俄共的合作，也就是为了此项大事业 的成功。
　　孙文越飞共同宣言，更是中俄「和平共存」乃至国共和平合作的 根据。这个宣言发表之後，　国父又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着手 於本党的改组。其时滇粤桂诸军讨伐陈炯明，欢迎　国父回粤。　 国父回到广州以後，既遭沈鸿英的叛变，又受陈炯明的牵制，尤其是 [19] 外受西方殖民主义的压迫，故北伐的素志不能实行；而党的组织涣散 ，训练缺乏，虽有三十万党员散布全国，而有志者人自为战，不肖者 挂名投机，革命建国事业更是无由着手；因而决心改组本党，并派我 到俄国去考察俄国革命後的党部与政治军事的组织，以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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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第一篇　第二章 第七节　我的游俄观感
　　十二年八月五日，我在上海，奉　国父的命令，约会苏俄代表马 林，筹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俄报聘，并考察其军事政治和党务。 十六日我率同沈定一、王登云、张太雷等，由上海启程。二十五日从 满洲里入俄境，九月二日到莫斯科。至十一月二十九日启程回国，十 二月十五日回到上海。我就把这三个多月旅行、考察和会谈所得的资 料和印象，写成「游俄报告书」，寄奉　国父。这时候，　国父屡次 催我回广州亲自详报，十三年一月十六日，我到广州即向　国父再作 口头的说明。
　　在这三个月的期间，我们曾对苏俄党务、军事和政治各方面，考 察其组织，参观其设备，并听取其负责者对於实况的说明。其党务方 面，我们考察俄国共产党中央党部，由其政治局秘书罗素达克 （Ｒｕｄｚｕｔａｋ）说明俄国革命的经过，及其当时建党的情形。 [20] 我们又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会议，我在会议时，说明中国国民 党以三民主义为革命的最高目标，自信其在两三年之内必有成功的把 握，并指出共产国际对於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形及实际工作，还有隔膜 ，希望其国际共党干部多到中国来考察。当我回国的前夕，乃接到他 共产国际对我中国国民党的决议文，观其论调，对中国国民革命没有 真切的认识，而其对中国社会，强分阶级，讲求斗争，他对付革命友 人的策略，反而比他对付革命敌人的策略为更多，殊不胜其慨叹。
　　军事方面，我们在莫斯科考察红军及其各兵种各级学校及军队党 部的组织。我们在彼得格勒，考察海军大学等各级学校，并参观克隆 斯达军港（Ｋｒｏｎｓｔａｄｔ）及其舰队。我的印象是他在莫斯科 的陆军学校和部队，组织严密，军容整齐，而其在彼得格勒的海军学 校和舰队，却是精神颓唐，士气消沉。两年前，克隆斯达军港曾以海 军军士为中心，发生革命，反对布尔雪维克的专制独裁，和战时共产 主义的残暴措施。这一革命不久即归失败。当我们到彼得格勒考察时 ，其地方当局和海军官员对此亦讳莫如深，但是我从当地军民的精神 上，还是看的出其创痛的痕迹。
　　政治方面，我们访问其政府的部会，考察其村苏维埃、市苏维埃 [21] ，并参加莫斯科苏维埃大会。我参观他各级苏维埃讨论与决议等情形 ，并与其党政要员谈话之间，无形中察觉其各部分，无论在社会中间 ，或是俄共中间的斗争，正是公开的与非公开的进行着；而且更认识 了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 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关於此点，如我不亲自访俄， 决不是在国内时想像所能及的。
　　俄共的领导者，对於我们代表团的参观和考察，无论其党政军各 方面，到处都表示热烈欢迎，并恳切接待。但是我和他们商谈中俄之 间的问题，而涉及其苏俄利害有关的时候，他们的态度便立刻转变了 。我访问苏俄，正是加拉罕发表其对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宣言之後， 他到中国来与北京政府谈判新约的期间。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共同宣 言中越飞亦声明苏俄「决无在外蒙古实施其帝国主义政策或使其与中 国分离之意」。但是我与苏俄党政负责者，谈到外蒙古问题，立即发 现他们对於外蒙古，绝对没有放弃其侵略的野心。这一点不只使我感 到十分失望，而亦是使我充分了解其苏俄所谓援助中国独立自由的诚 意所在。
　　当我到莫斯科的时候，列宁寎重，陷入沉迷状态，不能晤面。我 会晤了苏俄党政及军事负责诸人，他们说到苏俄的国家政策和革命战 略，都是遵守列宁所指示的路线。我在莫斯科期间，与托洛斯基相谈 最多，而且我认托洛斯基的言行亦最为爽直。我在离开莫斯科以前， [22] 最後与托氏告别的一次谈话时，他与我讨论亚洲各国革命问题， 提到了日本、越南、印度与土耳其。他又特别提起其在德国与波兰革 命失败的经过情形，加以分析；最後再谈到援助我们中国国民革命的 问题。托洛斯基托我回国要口头报告我们　国父的一点，就是﹕他们 苏俄自一九二零年对波兰战争结束以後，列宁对於世界革命政策，有 了新的指示，就是其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反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争， 应在道义●与物资上予以尽量援助，但不复使用其正式军队直接参战 ，以避免其在各国革命期间，再对苏俄引起民族有关的问题。所以他 又郑重的说﹕「苏俄对中国国民革命的援助，除了不能用军队直接援 助之外，其他武器及经济等需要，都当尽力所能，积极援助。」他并 且代表列宁对我　国父致敬。他这一段话，使我特别注意。
　　在苏俄党政各方负责诸人之中，其对我　国父表示敬重及对中国 国民革命表示诚意合作的，除加密热夫、齐采林是俄罗斯人之外，大 抵是犹太人居多，他们都是在帝俄时代亡命欧洲，至一九一七年革命 才回俄国的。这一点引起了我特别注意。我以为托洛斯基，季诺维也 夫、拉迪克、与越飞等，比较关切中国国民党与俄国共产党的合作。 可是越飞自中国回俄之後，已经失意了。我并且注意到当时列宁卧病 如此沉重，而其俄共党内，以托洛斯基为首要的国际派与史达林所领 [23] 导的国内组织派，暗斗如此激烈，我就非常忧虑他们这样斗争，必於 列宁逝世之後，对於中俄合作的关系，更将发生严重的影响。综括我 在俄考察三个月所得的印象，乃使我在无形之中，发生一种感觉，就 是俄共政权如一但臻於强固时其帝俄沙皇时代的政治野心之复活，并 非不可能，则其对於我中华民国和国民革命的後患，将不堪设想。
　　至於共党在当时对我们中国国民党所使用的分化、隔离、制造斗 争等各种手段，更是看得十分清楚。只就其在我们访俄代表团内组织 而言，本团四人之中，三人都是国民党员。只有张太雷一人是共产份 子。访问团一到俄国，他就施展其分化工作，把沈定一诱到他一边， 与我们对立起来。於是代表团各种计画、考察工作、对俄交涉、以及 一切意见和主张，都不能一致。由俄回国之後，共党以访俄代表团内 部意见分歧为藉口，来抵销我们对苏俄的真相，考察所得的报告书。
　　我在报告书里，陈述此次考察所得的印象。并向　国父面陈我对 於国共合作的意见。十三年三月十四日由奉化致廖仲凯先生函，也把 我的意见，坦率说明，并将这一函件，同时抄送各常务委员，以补充 我游俄报告的意见﹕
[24] 　　　　「尚有一言欲直告於兄者，即对俄党问题是也。对此问题， 　　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之信仰，而乃置事实於 　　不顾。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弟对兄言『俄人之言只 　　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也。至其 　　对孙先生个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国共产党而乃国际共产党中之 　　党员也。而我国党员之在俄国者，对於孙先生惟有诋毁与怀疑而 　　已。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 　　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对中国之政策 　　，在满蒙回藏诸部皆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 　　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专求於人，其能有成者，决无此理。 　　国人程度卑下，自居如此，而欲他人替天行道，奉如神明，天下 　　宁有是理？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 　　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於其间而已。」
　　我们了解　国父当时联俄容共的政策，乃是为求中国革命力量的 集中和意志的统一，如果中共愿为国民革命努力，那我们尽可把中共 这一分力量纳入本党领导之下。至於当时革命的形势，我们要为国民 革命建立一个根据地，只有广州是最为理想的所在。但是广州，乃为 英法匍殖民地主义的势力控制之下的商业都市。我们中国国民党在这 [25] 里集结革命力量，建立革命政府，要从这里出师北伐，求得国家的统 一与独立，必须争取国际上的援助和同情。然而西方列强若不是与我 们革命政府为敌，就是对我们国民革命袖手旁观，更无仗义援手的国 家可觅。适於此时，俄国共党初得政权，以联合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和 扶植东方民族独立为号召。我们国民革命得到他这一消息，无异认为 是中国革命的福音来临，几乎视为人类的救星。故对於他的援助，自 是竭诚欢迎而并不有所致疑。　国父联俄政策的决定，当然这是一个 重要的关键。在我未往苏俄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对我们国民革命 的援助，是出於平等待我的至诚，而绝无私心恶意的。但是我一到苏 俄考察的结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断定了本党联俄容共 的政策，虽可对抗西方殖民地主义於一时，决不能达到国家独立自由 的目的；更感觉苏俄所谓「世界革命」的策略与目的，比西方殖民地 主义，对於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更是危险。
　　我回到广州报告之後，　国父认为我对於中俄将来的关系，未免 顾虑过甚，更不适於当时革命现实的环境。　国父深信并言此时只有 使中国共党份子能在本党领导之下，受本党统一指挥，才可防制其制 造阶级斗争，来妨碍我国民革命进行。如我们北伐军事一旦胜利，三 民主义就可以如期实行。到那时候，纵使共党要想破坏我们国民革命 [26] ，亦势所不能了。何况苏俄对中国革命，只承认本党为唯一领导革命 的政党，并力劝其共产党员加入本党，服从领导，而又不否认中国并 无实行其共产主义的可能呢？故仍坚持其联俄容共的决策。但是我又 在本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发现共党份子挟俄自重的一切言行，和 本党党员盲从共产主义的迷惘心理，深以本党不能达成　国父所赋予 的任务为忧。於是代表大会闭会以後，我力辞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并 将筹备处交给廖仲恺，而离粤归乡；直至当年四月，复感於　国父函 电的催促不已，重责我革命党员，应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而坚不准辞 ；复派戴季陶同志来奉化，转达其准许我不闻党政，专办军校的要求 相约，我乃重返广州，接受黄埔军校校长的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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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第一篇　第二章 第八节　李大钊的声明
　　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　国父与越飞共同宣言发表之後，共党份子 首先加入国民党的就是李大钊。（注）其後共党份子纷纷入党。十三 年一月二十日，本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制定党章，选举中央 执行委员与监察委员。中央执行委员和侯补执行委员之中，就有谭平 山、李大钊、林祖涵、韩麟符、毛泽东、张国焘、于方舟、瞿秋白等 [27] 共党份子在内。在大会中，方瑞麟、江伟藩、黄季陆等提议，在党章 中加一条文，规定「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李大钊乃代表本党内 的共党份子。提出「申明书」。陈述他们「加入本党的理由」，其中 说道﹕
　　　　「我们相信在今日列强的半殖民地的中国，也就是本党　 　　总理所说的次殖民地的中国，想脱除列强的帝国主义，及那媚事 　　列强的军阀的二重压迫，非依全国国民即全民族的力量，去作国 　　民革命运动不可。若想完成此国民革命的事业，非有一个统一而 　　普遍的国民革命党不可。我们认为在这种国民革命运动中，不宜 　　使国民革命的势力分歧而不统一，以减弱其势力而迟阻其进行， 　　非以全民族的心力集中於一党不可。」
　　　　「我们环顾国中，有历史有主义有领袖的革命党，只有国民 　　党。只有国民党可以造成一个伟大而普遍的国民革命党，能负解 　　放民族，恢复民权，奠定民生的重任，所以毅然投入本党来。」
　　　　「我们觉得刚是革命党派的联合战线力量，还是不够用，所 　　以要投入本党中，简直编成一个队伍，在本党　总理指挥之下， 　　在本党整齐纪律之下，以同一步骤，为国民革命的奋斗。」
　　　　「我等之加入本党，是为有所贡献於本党，以贡献於国民革 [28] 　　命的事业而来的，断乎不是为取巧讨便宜，借国民党的名义，作 　　共产党的运动而来的。」
　　　　「我们加入本党，是一个一个的加入的，不是把一个团体加 　　入的。可以说我们是跨党，不能说是党内有党。」
　　　　「我们加入本党的时候，自己先从理论上事实上作过详密的 　　研究。本党　总理亦曾允许我们仍跨第三国际在中国的组织。所 　　以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 　　阴谋鬼祟的举动。不过我们既经参加了本党，我们留在本党一日 　　，即当执行本党的政纲，遵守本党的章程及纪律。倘有不遵本党 　　政纲，不守本党纪律者，理宜受本党的惩戒」。
　　李大钊的声明好像是很坦白的。这是因为共党份子要加入本党， 就不能不接受　国父所确定的条件和范围。这容共的条件和范围，是 国父对莫斯科历次派来的代表胡定斯基、马林、越飞、鲍罗廷等郑重 而周密的商讨，而确定下来的。李大钊的意见，不过是公开加以申述 。但是他这一笑脸迎人的申明书，而又填上了以下的最後一段，就不 免暴露其共党以公开的「跨党」为名，而为其他日颠覆本党的阴谋之 伏笔。他说﹕
　　　　「我所希望於先辈诸同志者，本党既许我们参加，即不必对 [29] 　　我们发生猜疑，而在在加以防制。倘认我们加入本党为不合，则 　　尽可详细磋商。苟有利於本党，则我们之为发展本党而来者，亦 　　不难为发展本党而去。唯有猜疑防制，实为本党发展前途的障害 　　，断断乎不可不於本党改造之日，明揭而扫除之。」
　　本党对於跨党份子既不必加以猜疑和防制，於是共党以党团的组 织与活动，来把持、操纵、分化和破坏，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注）李大钊，字守常，民国七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其时北京 　　　大学文学院院长为陈独秀。民国八年冬，陈为北京政府所不容 　　　，乃往上海。九年春，胡定斯基来北京，与李接洽，并由李介 　　　绍到上海与陈商谈，筹组中国共产党。共党成立之後，陈为其 　　　中央书记，并负南方党务的责任，李负北方党务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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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第一篇　第二章 第九节　国父对共产主义的驳斥与三民主义的阐明及其 　　　　建国大纲的颁布
　　本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後，国父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演讲三民 主义。自十三年一月二十七日起，至八月二十四日止，他每星期在中 山大学演讲一次。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各讲六次，民生主义只讲了四 次，没有全部讲完，即往韶关督师北伐。到了十一月自吉安回师，随 [30] 即北上。
　　国父在演讲中，特别警惕的一点，就是共党份子对民生主义的曲 解。他演讲民生主义的时候，第一讲就驳斥马克斯的唯物史观、剩余 价值说，和阶级斗争的主张。他认为历史的重心不是物质而是生存。 他认为商品的劳动价值说不合事实，由发明、制造、到交换和消费， 都有贡献於生产。他认为社会进化是由於大多数人的合作，而不是阶 级斗争。他主张经济社会问题的解决，要用和平方法，而不可使用阶 级斗争与群众暴力。
　　因为要预防共党使用其阶级斗争来妨碍我们国民革命的成功，所 以　国父又於十三年四月十二日，发布其手订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 并在「制定建国大纲宣言」中，申述其确定三民主义实行的方法与步 骤之宗旨如下﹕
　　　　「革命之目的，在於实行三民主义，而三民主义之实行，必 　　有其方法与步骤。三民主义能影响及於人民，俾人民蒙其幸福与 　　否，端在其实行的方法与步骤如何。‧‧‧‧‧今後之革命，不 　　但当用力於破坏，尤当用力於建设，且当规定其不可踰越之程序 　　。爰本此意，制定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以扫除障碍为开始，以完 　　成建设为依归。所谓本末先後秩然不紊者也。」
[31] 　　建国大纲可以说是我们国民革命的宪章。我们遵循这一宪章所规 定的程序，以武力扫除革命的障碍，而以和平建设的方法解决社会经 济问题，预防阶级斗争及社会革命。这一革命方略和建国程序，不仅 与共产主义没有相同之处，并且是国民革命过程中防制共产主义的唯 一方法。
　　国父对三民主义国民革命的指示，是不许任何人曲解的，而其对 於共党将来阻碍国民革命的发展，并不是不加考虑而预为设法防制的 。所以我个人服膺　国父的教诲，始终相信三民主义的思想体系和国 民革命的方略之中，没有马克斯和俄国布尔雪维克的成分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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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 第一篇　第二章 第十节　共党颠覆工作的开始
　　本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分设八部，即组织部、宣传部、青年 部、工人部、农民部、军事部、妇女部、海外部，後来又增加商民部 与实业部。中央执行委员会确定各部负责人选的时候，共党份子最注 重组织、工人和农民三部，但他们为了避免本党党员的怀疑，竭力隐 蔽其真相，最初只推谭平山为组织部秘书，冯菊坡为工人部秘书，林 [32] 祖涵为农民部秘书，而不愿居任何部长名义。
　　当时八部之中，　国父本拟以共党份子一人林祖涵为农民部长， 其他七部皆由本党老党员担任，并以廖仲恺为组织部长。後因广东工 人组织工作重要，且以广东籍的党员担任其指导者为宜，故廖仲恺自 愿担任工人部长，而由他转推谭平山为组织部长。因为谭原是本党党 员，当民国九年共党组织之初，廖先生指定他去参加共党的。廖先生 认为谭担任这一职务，必能忠於本党，为三民主义来工作。殊不知谭 任组织部长以後，他就荐杨匏安为该部秘书。杨是一个纯粹马克斯主 义者，於是组织部就在其共党组织的控制之下，由他利用这一关键地 位，来执行其共党的渗透工作了。
　　廖仲恺先生担任工人部长之後，以其兼职很多，部务皆交秘书冯 菊坡办理。冯是共产份子，於是各地工会和总工会就多被共党份子操 纵。
　　林祖涵任农民部长以後，推荐其共党份子彭湃为秘书。他自己乃 辞去部长职务，以分散本党党员的注意。其後部长屡次更易，但部务 始终由彭湃把持。其所设农民讲习所，皆由共党份子包办，录取的学 生，都是共党派及其外卫份子。各地农民协会和「农团军」都亦为共 产派操纵。
[33] 　　共党以「向导」周刊为其机关报，并出版书刊，宣传马克斯主义 。一方面更渗透本党的宣传教育工作。共党分子和同路人，用唯物论 和阶级斗争思想来曲解三民主义。只有他们用马克斯主义曲解三民主 义，才算得是「革命的思想」，反而指本党党员对三民主义的正确解 释为「不革命」或「反革命」。最显着的事件，就是排挤宣传部长戴 季陶，及青年部长邹鲁，致使其愤而离粤。
　　国父当时致力於吸收革命青年加入本党，并鼓励其参加基层工作 。即如广州市党部，就是本党的忠实分子所组成；又如广州机器工会 始终是在本党领导之下而共党无法渗透的。其他各省市的知识青年和 各界民众相率集结於三民主义国民革命的旗帜之下，其所组成的党部 ，及其所领导的民众团体，究竟不是共党分子所能完全操纵和把持的 。
　　共党分子对於本党组织，最初并不求其完全控制。其第一步仅在 渗透，第二步就要来分化。所以他在本党内部，全力制造其所谓「左 派」、「右派」、和「中派」等名称，而高唱其「革命的向左转」的 口号，更加以挑拨离间的工作。如此本党党员受了共党跨党分子分化 挑拨的影响，自相矛盾，互为排斥，而共党分子才能乘机把持本党的 党务与民众运动。就在本党改组成立不到半年之後，赤色气焰就逐渐 猖獗，已为识者所深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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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1-2-11. 第一篇　　第二章 第十一节　本党对中共的弹劾与　国父的指示
　　十三年三月共党所刊行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刊」刊载其「 扩大执行委员会」的决议案，接受共党的指示，教育他的团员在国民 党中进行组织和工作的方法，并明白规定﹕「在发展国民党组织之时 ，关於本党（共党）组织之发展，当然不能停止。」并且在此以前， 共党早已指示他的团员﹕「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 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革命分子，渐渐扩大 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的基础。」於 是广州市党部於六月一日，向中央党部提出跨党分子破坏本党组织的 检举案。本党中央监察委员张继、谢持、邓泽如等亦於六月十八日， 根据共党阴谋文件，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谴责跨党分子的弹劾案。 他们郑重说明弹劾的主旨，不是反对共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加入本党 为党员者之个人，完全是为本党之生存发展起见，认为不宜党中有党 ，并且他们既有党团作用，即不忠於本党，而其行为又与李大钊申明 书所表明的跨党本旨，完全相反，因此提请从速处分。
　　国父当时曾对监察委员邓泽如等明白指示说﹕俄国革命成功之後 [35] ，他们首先认为俄国革命政权，必须西欧工业国家的社会革命成功， 才能巩固，後来他们认为东方民族革命可以促成西方的社会革命。因 此他们对於中国，要帮助我们的民族革命，因而与本党合作。　国父 看到了这一层，又在民国十年与十一年间，听到了马林和越飞等国际 共产党人的话，相信他们要帮助中国国民革命，乃是希望中国达到独 立自由的目的，而不是要推行其共产主义；所以才定下联俄容共的政 策。故本党是以国民革命独立自主的立场，与俄合作互助而联俄，更 不因为联俄而对中共有所姑息，所以　国父又对邓泽如等最後指示， 说﹕「如果中共分子借本党的名义来推行其共产主义，从事阶级斗争 ，来破坏国民革命，本党自易加以制裁。就算是陈独秀想要破坏本党 的组织，本党也不难加以制裁，而弃绝他於国民革命阵营之外。」这 就是　国父联俄容共的本旨和精神的所在。
　　在此我们必须明白指出，就是　国父的联俄政策，是基於民族主 义的立场，而不是认为共产主义可行於中国，更不应该为了联俄而受 共党的要挟，或对共党有所姑息。所以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对於这一 弹劾案之决议如下﹕
　　「共产主义者之接受本党党纲而加入本党，即当视为本党党员以 管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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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1-2-12. 第一篇　　第二章 第十二节　国父北上及逝世以後
　　如果　国父亲手领导革命的时间，能再延长五年至十年，同时本 党的领导干部，能深切体会　国父联俄容共的本旨，及其反对马克斯 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的训示和精神，我们可以相信北伐不会受到共产 分子的阻挠，北伐时期国民革命阵营也不至发生分裂。不幸我们中国 国民党改组之後不过一年，　国父离粤北上，随即在北京逝世。
　　民国十三年十一月十日，　国父发表「北上宣言」，提出「废除 不平等条约」与「开国民会议」的两大主张，唤起全国国民的觉悟， 指出了唯有与国民结合的革命武力，才能永绝与帝国主义结合的军阀 ，达到中国独立自由和统一的目的。　国父本於这个反对帝国主义和 消灭军阀的宗旨，而直达北方军阀势力范围的中心之北平，这一刚毅 果决的行动必将为全国国民所拥护，亦将为北方军阀所嫉忌。本党的 一般党员都认为此行危险，且力加阻止。但是　国父仍於十二日启程 ，船经黄埔，　国父登岸，停留一日，巡视军校，并到对岸鱼珠炮台 一带看第一期学生的筑城工事。他回来的时候，在途中对我说﹕「我 现在进京，将来能否回来，尚不能定。然而我进京是去奋斗的，我看 见了这个学校的精神，能继续我的革命事业，就是死了也可安心。」 [37]
　　在　国父启程之前，鲍罗廷（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ｏｒｏｄｉｎ ）传达莫斯科邀请　国父访俄的表示。　国父问我的意见，我力加反 对，其主要的理由，就是我们国民革命，为求中国的独立自由，而与 俄合作；　国父此时访俄，将使共党乘机散播谣诼，来混淆一般国民 的耳目，更使我们本党国民革命的前途发生重大的障碍。此後　国父 亦就未曾再提其访俄的计画了。
　　国父北上之後，共党分化本党的阴谋活动，益加积极。他们分化 军校学生，并进而夺取军校的企图，更是明显。十四年一月二十五日 ，共产分子发起青年军人联合会，吸收军校及其他部队中的跨党分子 ，甚至散布谣言，说我本人也加入了共党组织，来诱惑军校学生向他 投靠。军校学生及部队中忠於三民主义及本党之官生，不堪其组织的 压迫，於是陈诚等乃发起孙文主义学会，以对抗青年军人联合会。
　　十四年三月十二日，　国父逝世，当时我正率领党军，在东江讨 伐陈炯明，已经平定潮梅。四月五日，我回到广州，又发现滇桂军勾 结北方军阀，以反对本党联俄容共为名，乘我党军未回广州以前，积 极图谋叛乱。我乃再往潮梅，亲率党军回师，平定杨希闵、刘震寰的 叛变，卒於六月十三日收复广州。十五日，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 [38] ，党军改称国民革命军。国民革命至此始有完整的广州，与统一的广 东，做了革命根据地。
　　其时本党已经表明其反共态度的党员，在北京上海另行集会，即 一般所谓「西山会议派」。本党在广州的中央负责干部，尚能一致团 结，并没有显着的裂痕。但是共党这时对本党内部的分化作用，更加 积极，挑拨构煽，制造左右两派，指胡汉民戴季陶及反共的本党党员 为「右派」，指汪兆铭廖仲凯及亲共的本党党员为「左派」，而挑拨 胡汪之间互相猜疑与冲突。八月二十日，廖仲凯被刺，本党中央更陷 入危机震撼的境地。
　　共党这时竭尽其对本党分化的伎俩，又在其所谓对「右派」斗争 之中，更加紧其对汪的包围，而汪亦竟受其煽惑，并在共产派压力之 下，藉廖案嫌疑关系，强迫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以出使俄国的名义， 离粤出国。於是国民政府主席与军事委员会主席皆由汪兆铭兼任。而 共党乃以往日挑拨胡汉民与汪兆铭的惯技，转施於汪兆铭与蒋中正之 间，制造本党的另一新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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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 第一篇　　第二章 第十三节　中山舰事变
　　民国十四年十月一日，因陈炯明残部负嵎东江，重起叛乱，我率 [39] 师再度东征。这一役，攻克惠州城，收复海陆丰，再定潮梅。接着又 削平南路与海南邓本殷叛部，重奠广东统一的局面。广东既告统一， 国民政府的使命就是出师北伐了。
　　东江战事初告结束，我还在潮汕的时候，共党已在广州散布谣言 ，对我诬蔑中伤。十五年一月，本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我从 潮汕回到广州出席，提出北伐的主张。在会期中及会议後，汪兆铭对 於北伐，均表示赞成，饱罗廷亦未表示异意。惟开会後，饱罗廷以奉 召述职为名，突然回俄，令人不得其解。不料自鲍回俄以後，俄国军 事顾问团长季山嘉（Ｋｉｓｓａｒｋａ）忽在军校会议中，极力宣传 北伐必败之谬论。他对我面谈的时候，反对北伐的意思，也逐渐暴露 出来。广州市面接连的散播传单，反对北伐，并攻击我个人为新军阀 。最後季山嘉更是明目张胆，破坏本党的北伐计画。我知道这是莫斯 科俄共的整个的策略，而不仅是中共叛乱的开端，於是本党处境的□ 危，已到了极点。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是消极的引退以放弃革命 的责任？还是积极的冲破难关，完成　国父北伐的志事，以报党国？ 忧思不能自决。到了二月八日，我乃表示不能再就国民革命军总监之 职，九日复呈辞军事委员会委员及广州卫戍司令等职。汪兆铭对我的 辞呈，既不批准，亦不挽留，如此留中不发者半月之久。我乃於二月 二十七日访汪，明告其如不准我辞职，就应令季山嘉回俄。三月八日 [40] ，又访汪，痛陈「革命实权不可落於俄人之手。即与第三国际联系， 必须定一限度，不可丧失自主地位。」但是我们的秘密谈话，季山嘉 很快就知道了。至此我才知道汪共勾结已深，无法使其彻悟俄共阴谋 之所在。於是共党与季山嘉更肆无忌惮，明指我为背叛革命的新军阀 。到了三月十日，汪仍未批准我的辞呈，而间接的暗示我离粤。此时 我方知道如我不离粤，不测的事件就要发生。但我既辞职而未获准， 如果自动离粤，又陷入弃职潜逃的罪名，真使我进退维谷。
　　三月十八日，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共产党员），矫令我的坐 舰中山号由广州驶回黄埔。他对军校教育长邓演达报告「奉校长令， 调舰特来守候。」这时我在广州省城，邓来电话问我此事如何，我茫 然无所知。随後李之龙亦打电话问我﹕「中山舰是否仍要来广州迎接 ？」我很骇异，就问他道﹕「是谁的命令要中山舰开回黄埔去的？」 他答不出来。其实他驶回黄埔，是要先在黄埔装足煤斤，以备临时远 航。到了十九日晚间，中山舰开回广州，舰上生火通夜不熄，戒备极 严。我知道共党阴谋的爆发，就在於此。但我在当时，只知道他们是 要叛变，要害我，还不知道他们的企图究竟是什麽。一直到了这一叛 乱平定之後，我才知道他们的计画，就是要在我从广州省城乘舰回黄 埔军校的途中，强迫我离粤，直驶海参威，送往俄国，以消除他们假 [41] 借国民革命来实行其「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障碍。
　　在十九日的夜间，我认为革命形势至此，个人的生死，自不足惜 ，而党与革命的存亡绝续，是不许我再有犹豫的。我乃於二十日清晨 ，即在广州卫戍司令部宣布戒严，逮捕李之龙及各军党代表共党分子 ，收缴共党分子所操纵的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枪械，（注）并派兵收回 中山舰。
　　二十二日，苏俄驻广州的领事馆代表为了这一件事来见。他问我 ﹕「这是对人问题？还是对俄问题？」我答以对人不对俄，并表示希 望鲍罗廷速回之意。他表示如此即可安心，乃令季山嘉回俄。同日中 央政治委员会开会，接受汪兆铭的意见，决议令俄顾问季山嘉等离粤 回俄。但是会後，汪即称病，迁居就医，并致函中央监察委员张人杰 ，表示他不再负政治责任。直至五月十一日，汪竟秘密离粤，赴法养 病。
　　四月二十九日，鲍罗廷自俄回粤，他与我屡次会商国共合作问题 ，订定整理党务办法，於五月二十五日，提出本党第二届中央委员第 二次全体会议。这办法一共八点﹕
　　一、共产党应训令其党员改善对於国民党之言论态度，尤其对於 　　　　总理及三民主义，不许加以批评及怀疑；
[42] 　　二、共产党应将国民党内之共产党员全部名册，交国民党中央执 　　　　行委员会主席保管；
　　三、中央党部各部长须不跨党者方得充任；
　　四、凡属国民党党籍者，不许在党的许可以外，有任何以国民党 　　　　名义召集党务会议；
　　五、凡属国民党党籍者，非得有最高党部之命令，不得别有组织 　　　　及行动；
　　六、中国共产党及第三国际对於国民党内共产分子所发一切训令 　　　　及策略，应先交国共联席会议通过；
　　七、国民党员未经准许脱党以前，不得入其他党籍；如既脱党籍 　　　　而入共产党者，以後不得再入国民党；
　　八、党员违反以上各项时，应立即取消其党籍，并依其所犯之程 　　　　度加以惩罚。
　　当鲍罗廷与我会商这个办法时，对我的态度极为缓和。凡我所提 主张，都作合理的解决。同时我□守　国父的遗训，不因联俄而对共 党姑息和迁就。所以我们的会商能够达到这八点的协定。
　　此时共党夺取广州基地的阴谋既已失败，北伐的阻力亦告消失。 五月二十一日，本党中央全会发布对时局宣言，决定北伐。这是我们 中国国民革命成败的关键，也就是本党与共党消长的分水岭。 [43]
（注）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沙基惨案发生，广州的总工会发起对香 　　　港的总罢工，乃成立省港罢工委员会，原由廖仲凯领导，而实 　　　际上为共党分子所把持。其工人纠察队且持有枪械。共党认为 　　　这一罢工委员会，等於一九一七年俄国二月革命以後的「工农 　　　兵苏维埃」，并认为这一工人纠察队等於俄国当时的「赤卫军 　　　」。共党把这个组织当做他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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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4. 第一篇　第二章 第十四节　从誓师北伐，经全面清共，到南京定都
　　这时候北洋军阀的势力﹕吴佩孚所部号称二十五万人，据有河南 湖北，远及湖南四川贵州，并结纳两广残余部队。孙传芳亦拥二十万 众，盘踞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张作霖所部及依附奉 军之直军鲁军，合计不下五十万人，据有东北、热河、察哈尔、及河 北、山东诸省。国民政府既已统一两广，克期北伐，於是吴张妥协， 共谋对付国民政府的北伐战争。孙虽以「保境安民」为号召，其实他 与直鲁军仍是彼此呼应，反抗我们北伐的。我国民革命军无论兵力或 财力，都远不如北洋军阀十分之一，北伐的任务之艰钜是可以想见的 。
　　民国十五年七月一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发北伐军动员令。 [44] 国民革命军的部署，是以第三军集中茶陵，第四军集中攸县，第五军 集中桂阳，第六军集中安仁，第七军集中永丰，第八军集中衡山，而 以第一军主力集中衡阳为各军的策应。北伐的第一步，是先行肃清湖 南省境内的敌军，以便会师武汉。七月九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并发 表宣言，指出「革命战争之目的，在造成独立之国家，以三民主义为 基础，拥护国家及人民之利益」，号召全国军人，共同为国民革命奋 斗，并要求全国人民，共负国民革命的责任。七月十日，国民革命军 克复长沙。於是国民革命军分三路前进。中央军为第四军、第七军、 第八军，以武汉及武胜关为作战目标。右翼军为第二军、第三军、第 五军，和独立第一师，由我亲自督师，以南昌及九江为作战目标。另 以第一军之一部由福建向浙江转进，再会合右翼军而以上海南京为作 战目标。左翼军为第九军、和第十军，以荆沙为作战目标。十月十日 ，中央军克服武昌。十一月九日，右翼军克服南昌。国民革命军声势 之盛，进展之速，不仅使北洋军阀为之胆慑，亦且使世界为之震惊。
　　十一月，莫斯科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作成「中国问 题决议案」，把我们北伐军事的进展和全国民众的响应，看作他「革 命运动的第三阶段」，要在这一阶段中，「从民族解放运动过渡到新 的革命局面」。他所谓「新的革命局面」，就是「民族解放运动与农 [45] 民革命合而为一。」具体的说，就是要中共党徒利用国民政府的机关 ，接近农民，实现他所谓「农村纲领」，制造他所谓「农民革命」， 其目的就是要从农村暴动中组织武力，建立共党政权。莫斯科为了指 挥中共，实行其「彻底的农村政策」，认为鲍罗廷不够激进，再派罗 易（Ｍ．Ｎ．　Ｒｏｙ）和谭平山来到中国。
　　中共为了执行莫斯科这一决议，把他的工作分为两方面﹕一方面 是趁着国民革命军的进展，从本党的民众运动中，纠合城市和乡村的 游民无产者（地痞流氓），操纵工会和农民协会，制造武装的暴力。 另一方面，分化本党并离间国民革命军，制造各军之间利害冲突的矛 盾，乘机渗透我国民革命军，而伸张其影响，扩大其控制。
　　右翼军克服南昌时，我在前线督师，当即进驻南昌，策定讨伐孙 传芳的计画。十一月，本党中央常务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到南昌集 会，决定中央机关暂驻南昌，主持勘定东南的军政大计。但是十二月 十三日，鲍罗廷竟在武汉集合一部分中央委员和国府委员开会，决定 组织所谓「联席会议」，推徐谦为主席，执行其所谓「党的最高职权 」。这显然是莫斯科指使之下对本党的分裂行动，我为了保持本党的 团结和军事的统一，不能不极力容忍。十二月十九日及二十日，我两 电武汉，对於武汉联席会议的决议案，皆表同意，并且敦劝当时留驻 [46] 南昌的中央委员和国府委员，迁移武汉，使三中全会得以举行。到了 十六年三月，三中全会开会，我更向全会辞去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职 务，表明我开诚布公，促成团结的诚意。
　　三中全会之後，共产派更加猖獗。武汉「中央」在共党操纵之下 ，破坏二中全会「中央各部部长不得任用跨党分子」之规定，对於二 次全会决定「共党交出跨党分子名册」，及组织「两党联席会议」等 条款，都一笔勾销，似乎根本没有这一回事。我们至此更加认识，无 论与中共或俄共签订什麽协定，都是等於废纸，他是全不履行的。所 以当时本党在武汉的工运和农运的机关，全被跨党分子把持如故，而 且只有变本加厉。於是武汉的总工会，和各地的农民协会，拥有武装 ，到处造成了赤色恐怖。都市的工商业与乡村的农业，在地痞流氓劫 持威胁之下，亦全部陷入瘫痪状态。国民革命军的政治部，为共党分 子渗透的主要目标。他们利用政治工作，在各部队之间，极尽其挑拨 离间之能事。而且对於江西浙江作战的部队，扣发饷械。右翼军要从 长江上游调遣部队到江浙增援作战，也被其阻止，要置我转战东南的 国民革命军於绝境。但是我国民革命军右翼军，上下一致，百折不回 ，仍能奋勇迈进，克期完成其所负以上海南京为目标的作战任务。
　　十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国民革命军克复南京，南京市内忽发生军 [47] 人侵入英美领事馆，杀害馆员，同时又有侵入教堂杀害外国传教士之 事。当北伐军事开始之时，我以总司令名义於十五年八月二十日发表 「对外宣言」，剀切声明「中正躬行北伐，不止统一中国，实为完成 世界和平。无论何国人士，能不妨碍国民革命之行动及作战者，一切 生命财产，中正皆负完全保护之责」。所以国民革命军的部队，无论 到了长沙、汉口，或是九江、杭州，从来没有违令杀害外人的行为。 现在南京竟发生这种暴行，显然是部队中的共党分子，制造事变，企 图激起列强与国民革命军的直接冲突。
　　国民革命军指向上海，上海本党所领导的劳工群众实行总罢工以 为响应。共党分子乃乘机组织工人纠察队，发给枪械，企图乘机暴动 ，成立劳工市政府，挑起列强在上海与国民革命军的冲突。正在这个 时候，国民革命军占领了上海。我即於三月二十六日由九江进驻上海 ，亲自镇慑这远东第一个国际市场，免为武汉之续。四月十二日，为 了防制共党的暴动，我军与当地的工会及商会合作，收缴赤色工人纠 察队的枪械，监视共党煽乱分子。上海遂得归於平定。
　　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业於四月二日在上海召开全体紧急会议 ，由蔡元培先生主席。吴敬恒先生提出共党谋叛证据案，出席各委员 亦报告共党在湘鄂赣浙皖及上海各地，受共产国际指使，破坏革命， [48] 扰乱社会的违法事实。会议乃一致决议，咨请中央执行委员会，采取 非常紧急处置，将各地共党首要危险分子，就近知照治安机关，分别 看管，制止活动。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随即决议清党。五月五日 ，中央常务委员及各部部长联席会议通过清党原则，并组织清党委员 会，执行清党工作。南京、上海和广州各地都积极进行全面肃清共党 分子，社会秩序得以保持，而东南各省才算没有替俄国布尔雪维克做 实验场，更没有为莫斯科俄党内争做牺牲品。
　　四月十八日，本党中央常会及国民政府委员，秉承　国父的遗志 ，定都南京，国民政府各机关即日在首都南京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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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5. 第一篇　　第二章 第十五节　武汉左派的悲剧
　　共产国际第七次执行委员会「中国问题决议案」原是史达林的作 品。史达林对於武汉政权的构想，就是要组织其为「无产阶级、农民 及其他被剥削阶级的民主独裁制」，简单的说，就是「工农小资产阶 级的民主专政」。这就是此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後，史达林首先 在东欧，接着在中国制造的「人民民主专政」的蓝本。
[49] 　　民国十六年三月，莫斯科共产国际以本党国民革命形势，北伐进 展之速，实为其始所料不及。若其仅利用武汉左派的组织，和联席会 议的名义，决不能与南京中央相抗衡，更不能达成其毁灭本党、阻碍 北伐之目的。此时他唯有力促汪兆铭由法经莫斯科回国。汪一到上海 ，即与陈独秀共同发表宣言，主张组织「一切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 制，以制压反革命」。这一宣言显然就是史达林的决策之重申。於是 ，我们中国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不再容忍俄党的渗透和劫持，更不能听 任赤祸的蔓延和持续，而毅然决然清党了。
　　此时莫斯科共产国际之内，托洛斯基主张中共退出国民党的「左 派」组织，以组织苏维埃。史达林为了打击他的政敌托洛斯基，仍坚 持中共与国民党的「左派」合作。他指斥中国组织苏维埃的时机未熟 。他要把武汉政权从「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专政」转变为「无产阶 级与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五月，共产 国际第八次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中国问题决议案」，就是史达林在 他党争的气氛中强制作成的。
　　武汉以汪兆铭为首的「左派」中央党部及其政府，其会议完全受 共党分子的劫持，其民众运动的部门亦都由共党及其同路人任首长。 例如农民部长就是谭平山。他执行的政策是莫斯科的决议和指示。驻 在两湖的国民革命军，其各级政治部大抵为共党分子所把持。各军之 [50] 间，更饱受共党的挑拨离间，彼此意见无法融和。但是共党虽然操纵 着武汉政权，而莫斯科的党争，鲍罗廷与罗易的矛盾，以及中共内部 的争议，又形成一团混乱。
　　实际上，两湖的人民不能忍受共党的恐怖政治和社会斗争，更不 能忍受其「现金集中」与「粮食集中」的政策。十六年五月长沙「马 日事变」发生之後，各地农民蜂起反抗共党的操纵和控制。这些农民 ，也就是以前曾受「土地改革」的引诱而欢迎共党的农民。这一事件 对於共党的农民运动乃是致命的打击。
　　武汉的「左派」和中共的内部，到了这时，都发生了激烈的争议 。关於军事，有两种不同的主张，一是主张北伐和东征，企图打破武 汉的孤立，力谋政治军事局势的扩张；一是主张南下，企图在两湖和 两广发展农民革命，以巩固其政权的社会基础，并对东南采取包围的 形势。鲍罗廷与「左派」主张前者，罗易则主张後者。
　　关於农民运动，他们也有两种不同的主张，一是为保持国共合作 ，要纠正农民运动的「过火」；一是主张农民的武装革命。鲍罗廷主 张前者，罗易主张後者。
　　这时候，史达林对中共的指示是什麽呢？（一）土地革命应从下 级没收土地，不用「国民政府」下令没收；（二）以党部的力量制止 农民「过火」的行动；（三）清除现在不可靠的将领，武装两万共产 [51] 党员，从两湖挑选五万工农分子，组织新军队；（四）在国民党中央 委员中，以新的工农份子代替旧份子，（五）以知名的国民党员组织 革命法庭，审判反动军官。史达林的电报是六月一日到达武汉的。鲍 罗廷主张不要告知汪兆铭。罗易却拿给汪兆铭看。武汉的「左派」至 此始憬然警悟莫斯科利用我们国民革命来达到他赤化中国的目的之阴 谋和野心，乃决定分共，而与中共决裂。
　　六月三十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过十一条的「国共两党关 系决议案」，企图采取「退步」的政策，维持两党合作。七月三日， 又决议送罗易回俄。但是七月十五日武汉左派政府即实行分共。於是 鲍罗廷也就不能不离开武汉，经过西北冯玉祥的防区而回俄国。
　　这时候，留在汉口的苏俄军事顾问团团长布鲁辙，即嘉伦将军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Ｂｌｕｃｈｅｒ），离汉回俄时，仍经上海，特 地来见我。这位嘉伦将军自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来到中国以後 ，我认为他是俄国将领中最为杰出而最合情理的一位良友，还有最难 得的一点就是他绝对没有布尔雪维克的气味，所以我至今对他还是念 念不忘。他在民国十四年底，应召回俄，由季山嘉继任其军事顾问团 团长，竟演出中山舰事变。民国十五年春夏之间，我要求俄国派他再 来广州，担任军事顾问团团长，与我相处，仍甚融洽。他在无形之中 [52] ，对鲍罗廷所作所为，流露其深恶痛绝的心境。宁汉分裂时，他由南 昌被召赴汉，直到武汉分共，他特来与我作别。彼此相见之初，实有 黯然魂消之感。临别之时，我慰勉他说﹕「我们将来还有共事的机会 ，不必过於悲伤。」他答道﹕「但愿我们今日不是最後的一别，再会 吧！」他这句话乃是我平生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告别辞。後来中俄复交 ，我屡次要求史达林派嘉伦来华，任军事顾问，终久未得史达林的答 覆。直到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立法院长孙科赴俄，我托他当面问 史，史乃答覆说，布鲁辙已因犯日本女间谍之引诱而处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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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6. 第一篇　　第二章 第十六节　史达林需要中共城市暴动
　　武汉分共事件迫使史达林改取托洛斯基的主张，就是采取苏维埃 路线。他派遣纽曼（Ｈｅｉｎｚ　Ｎｅｕｍａｍ）和罗明纳兹 （Ｂｅｓｓｏ　Ｌｏｍｉｎａｄｚｅ）来到中国，传达他的命令。中 共的「八七会议」就是在纽曼指使之下举行的。「八七会议告党员书 」处处为史达林作成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的「中国 问题决议案」辩护，却把一切责任都推到陈独秀谭平山的头上，指斥 他们是「机会主义」。於是陈独秀丧失了中共「书记长」的地位，改 推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等为常委，领导共党，转向暴动政策。
[53] 　　史达林为了准备在俄共十五次会议中打击托洛斯基，迫切的需要 中共制造城市暴动，以图夸张中共的气势，证明他的指导正确，掩饰 其消灭「反对派」的暴行。
　　南昌暴动是由罗明纳兹策动，贺龙与叶挺执行的。贺龙本是一土 共，後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这时乃受共党煽动，要抢劫南 昌的财富和枪械，再行拥兵南下，到广州设立「新政府」。叶挺是国 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他本人是共党，其部队中的干部 亦多为共党分子，此时接受共党的命令，开到南昌。这两枝军队乘第 三军和第九军分防各地，南昌守军的兵力薄弱，乃演成七月三十一日 的暴动。从夜间起，匪军劫掠中央银行，并搜括商店，拘捕国民党员 。八月一日，有所谓「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者，发出布告，其主 席团列名者有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但是不过四天， 张发奎即与朱总指挥培德会同围剿匪军。所谓「革命委员会」内部又 发生争执，谭平山等主张南退广州，叶挺坚持退往汕头。匪军到汕头 ，肆行烧杀劫掠之後，乃窜入海陆丰一带，与彭湃的土共会合，建立 苏维埃。
　　「八七会议」之後，共党指派毛泽东到长沙组织暴动。其目的在 利用共党「土地革命」的残余基础上，建立工农军，组织苏维埃。但 是事实上，城市工人暴动绝不可能；在乡村里，除了零星的烧杀劫掠 [54] 外，毫无成就，所谓「秋收暴动」完全失败。毛泽东与少数匪徒窜到 湘赣边界的井冈山落草。
　　南昌暴动失败之後，莫斯科仍然指使中共策动广州及其他都市暴 动。十二月十一日广州暴动是由纽曼及爱斯拉（Ｇｅｒｈａｒｔ Ｅｉｓｌｅｒ）等从苏俄领事馆中策动指挥，并由第二方面军的教导 团执行的。这所谓「教导团」，就是武汉军事政治学校和农民运动训 练所的学生改组，其中不少共党及共产主义青年团分子。他们提出的 口号，完全仿效俄国「十月革命」的「面包」与「土地」。他们同样 组织其所谓「工农兵苏维埃」。十二月十三日，第五军长李福林军由 河南渡河攻入市区，第四军薛岳亦赶回广州，而广州机器工人会亦组 织敢死队，参加作战，这一叛乱遂告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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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7. 第一篇　　第二章 第十七节　对俄绝交--和平共存第一个时期的结束
　　国民革命军在广州戡乱的时候，即已当场捕获俄国副领事及其助 手。叛乱平定之後，查获秘密文件，更证明俄国领事馆及其商业机关 就是俄共间谍组织和策动叛乱的根源。国民政府乃於十二月十四日下 令撤销各地的俄国领事馆，并勒令各地的俄国商业机关停业，乃即宣 [55] 布与俄国绝交。
　　关於对俄绝交一事，我曾对日本大阪朝日新闻驻京沪记者高桥发 　　表谈话，其中说道﹕
　　　　「吾人之对俄绝交，仅与俄国共产党政府断绝关系，而与中 　　俄两国人民间之感情上并无变动。」
　　　　「试观中国各地之俄国领事馆，事实上等於第三国际之支部 　　，同时亦为中国共产党阴谋之巢窟。中国国民党为保持国家主权 　　与自卫计，为完成中国国民革命计，为实现三民主义计，且为东 　　亚和平计，出於断然之手段，自是当然之举。」
　　中俄两国的关系至此遂告断绝。五年来共产国际指使其中国支部 的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利用国民革命，以图接近群众，煽起斗争 ，颠覆本党，然後他再假借三民主义的旗帜，由他来领导北伐，霸占 中国，这一野心企图，是失败了。中国大陆的赤化因此迟延了二十三 年。

蒋中正 2013-08-16 15:07: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