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于天下，奔走流离，老而无子，其幽隐莫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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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今以逾强之年，当患难之后，生产尽废。室家旷远，不忧苏季裘敞，范叔衣寒，而更遨游四方，驰驱边塞，览山河而赋诗，指营垒而凭吊，快矣哉!前人不能及也。便兄不遇讼，不避仇，不破家，则一江南富人之有文才者耳，岂能身涉万里，名满天下哉!

毕竟是脉息相通的“归奇顾怪”，他说出了顾炎武之所以能成为名满天下的学者的缘由--遭遇国难家仇后，抛弃了原有的一切，只身邀游四方，经历了无数磨难，指点了大好河山，在一大堆错综复杂的矛盾中破茧而出，成果累累。如果不离家北游，循着惯常的轨迹走，他只不过是一个在江南过着富裕生活的文人。

顾炎武逝世以后，山东好友李焕章听到噩耗，想起了当初彼此约定“我两人谁后死，墓门之石勿相忘”，禁不住老泪纵横，泣不成声。他痛恨自己年老抱病不能千里赴丧，于是撰写了《遥祭顾宁人先生文》一篇，设祭痛悼挚友的亡灵。

生前好友王弘撰则多次从陕西华阴来到昆山千墩镇，哭拜于顾炎武的墓前，并写下了好几首诗。

其中之一写道:

与君长别九年矣，白马重来千里余。独拜荒丘凄窗草，更挥老泪问遗书。

这时候，王弘撰也是一位七十来岁的老人了。他千里迢迢来到这里，想起自己与顾炎武的友谊，想起他们共同的命运和所经历的一切，想起尘世间的天翻地覆，禁不住泪流满面。相隔两茫茫，只能以诗句表达心声，泪水饱含悲恸。

清代学者、文学家全祖望，后来为顾炎武写下了一篇《亭林先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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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于天下，奔走流离，老而无子，其幽隐莫发，数十年廉诉之衷，曾不得快然一吐，而使而起少年，推以多闻博学。其唇已甚，安得掉首故乡，甘于客死!噫，可痛也!”斯言也，其足以表先生之墓矣夫。其铭曰:先生兀兀，佐王之学。云雷经纶，以屯被缚。渺然高风，寥天一鹤。重泉拜母。庶无愧作。

(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

全祖望是浙江鄞州(今宁波)人。清乾隆元年，荐举博学鸿词，同年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当时，由他着文表彰明清之际富有崇高民族气节的英杰顾炎武，仍然有很多忌讳之处，但他处理得很恰当。“少落落有大志”，“其时四国多虞，太息天下乏材以至败坏”。“既抱故国之戚”，“志在四方”，“思大揭其亲之志于天下”等句子，反复交代了顾炎武的政治态度。文章行文委婉含蓄，虽然没有涉及一个“清”字，然而意思已经清楚明白。而“先生兀兀，佐王之学。云雷经纶，以屯被缚。渺然高风，寥天一鹤。重泉拜母，庶无愧作”，对于顾炎武做出如此评价，更是十分精当。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在经历了长达三十二个年头的辩论以后，光绪皇帝终于下旨，同意在文庙中祭祀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这成为晚清礼制史上的一大掌故。

说起来，最初还是在清光绪二年(1876)，时任礼部左侍郎的郭嵩焘，提请将王夫之从祀孔庙。可是为礼部尚书徐桐所格，光绪四年(1878)被内阁驳回。

到了清光绪十年(1884)，江苏学政陈宝琛又请将顾炎武、黄宗羲从祀孔庙，得到了翁同龢、潘祖荫、孙家鼐等人的支持，但是礼部仍然议驳，翁同龢等人屡争不得。

转眼间十年过去了。清光绪二十年(1894)，湖北学政孔祥霖转呈在两湖书院肄业的湖北优贡生王葆心、湖南廪生蒋鑫的呈词，疏请将王夫之从祀孔庙，次年依然为大学士李鸿章等会同礼部议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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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晃，时间又过去了十多年。

到了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正月，御史赵启霖再一次提起这个题目，奏请将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从祀孔庙。

第二年的九月，终于得到了光绪皇帝的圣旨，命将三位大儒一并入祀孔庙。

不过，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围绕三位大儒究竟是否应该从祀的向题，仍然引起了广泛的争论，有人赞同，有人反对，一度成为朝野上下引人瞩目的事件。这个时候，恰恰也是清末预备立宪艰难推行的时刻。孔庙与宪政，这两种看上去完全不同的政治文化元素，却以一种十分直接的方式纠缠在一起。

促使光绪下这个决心的主要原因，是他很深切地认识到，""炎武所着《宅京记》《肇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所言皆天下大计，卓然名论”，“夫子着书行世较晚，而咸丰、同治以来，中兴名臣大半奋迹衡湘。则亦未始非其乡先生教泽之所留贻”。

一个学者真正的价值，不会因他的逝去而消失，恰恰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凸显。

《清史稿》中对顾炎武有详尽的描述。《清史列传》卷六八，对顾炎武也做出了很高的评价，援引如下:

……生平精力绝人，自少至老，无一刻离书。所至之地，以二骠二马载书，过边塞亭障，呼老兵退卒询曲折，有与平日所闻不合，即发书对勘;或平原大野，则于鞍上默诵诸经注疏。尝与友人论学云:“百余年来之为学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然不得其解也。命与仁，夫子所罕言;性与天道，子贡所未得闻。性命之理，着之易传，未尝数以语人。其答问士，则曰'行已有耻’，其为学，则曰'好古敏求’。其告哀公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学。颜子几于圣人，犹曰'博我以文’。自曾子而下，笃实无如子夏，言仁，则曰"博学而笃志、切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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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邵庐抗议》中，引用了很多顾炎武的观点和文辞。

当时，乡绅们在情急中竭力推举冯桂芬致函曾国落。冯桂芬没有推辞，在信中，他为曾国藩陈述上海的危急情状，并且就时局利弊以及用兵先后所适宜之处，叙述了十分中肯的意见。曾国落看过冯桂芬的信。尤其是冯桂芬分析苏州存亡和时局的利害的部分，字字句句，令他大为震惊，立即派李鸿章出兵开赴苏州，终于造就了平定吴地的大功。冯桂芬深受顾炎武的学术思想影响，更十分尊重敬仰顾炎武。每次抵达京城，都要前往顾炎武祠致祭。他相信两种操守。第一，是万钟菜千匹马也不能改变他的节操。年少受贫时，他就懂得通晓和了解民情，留意民间掌故。第二，是私下自谓，不居人之下。在人们眼里，他永远是个文人学士，不以吏事相许，不凭官位对待他人。

严复，是近代中国最早“开眼看世界”的学者之一，早年就读于福州船政学堂，留学于英国格林尼茨海军大学，曾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等书，享有“中国西学第一”之誉。

顾炎武先生在《日知录》的《正始》篇中警醒广大民众:要识别“亡国”与“亡天下”的不同，“亡国”只是政权易姓，本位文化依旧，无碍大局;“亡天下”则是政权与本位文化都被颠覆，是亡国灭种。这显示了顾炎武的文化自觉。

严复先生完全赞同顾炎武的理念，所以把“国性”视为国家“存立”的根基。严复历数世界上因为国性消灭而徒存躯壳的古文明，说这些国家“虽名存天壤之间，问其国性，无有存者”，“旧之声明文物，斩然无余。夷考其国，虽未易主，盖已真亡”。严复先生认为，只要国性还在，即使被其他民族征服了，也还有复国的希望，这就不是“真亡”。严复批评某些反对经典教育的人士:“身为中国人，自侮中国之经，而于蒙养之地，别施手眼，则亡天下之实，公等当之!"

人格针对个人而言，国性则针对民族的总体而言。一个民族的发展，首先要具备两个前提。一是民族内部的文化认同。这是民族是否具有凝聚力的关键。没有文化认同的民族，只能是一盘散沙，无法形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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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深远的影响。

在清末民初的历史上，梁启超和章太炎堪称耀眼夺目的“双子星座”。那不而急剧变革的时代，出现了不少舆论家、政治家、学问家。可是，将舆论、政治、学间三者集于一身，并能够登峰造极者，恐怕是没有人能比得上这两位了。

章太炎，原名章炳麟，正是因为仰慕思想家顾炎武，而改名绦，别号太炎。他出身于地主家庭，从小受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九岁从外祖父朱有虔先生读书，听外祖父讲述明末清初顾炎武抗清的事迹，又听了吕留良门生曾静遭到清政府杀戮的故事，春秋夷夏之防的观念，深深印在他的脑子里。后来，章太炎成为晚清着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又是着名的学者，人称国学大师。

章太炎先生认为，道德决定国家兴亡，无道德不能革命。道德堕废，是革命不能成功的根本原因。章太炎的一生，走过了不少曲折的道路。早先，他作为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一员，曾宣传过改良思想。后来目睹了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的惨痛事实，认清了清政府的卖国面目。他勇敢地走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队伍中来，成为一名出色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家和宣传家。

章太炎先生在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道德状况，以及革命党人道德堕落的问题后，明确提出了以顾炎武有关道德的学说，特别是知耻，重厚、耿介这三条，又补上必信，作为拯救社会道德沦丧、提升革命党人素质的一帖良药。

他把自己倡导的道德，标榜为“革命之道德”。“视为最要紧的，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以推功革命。他把道德一词看得非常重，指出:“……道德堕废者，革命不成之原。”要革命，“则唯有道德者可以获胜”。他把是否有利于革命，作为衡量道德的最高标准，并为此对道德问题做了深入的探索。他极力提倡“艰苦卓厉”的革命气概，反对投机钻营、“冒突奔竞者”的卑劣行径，明确指出:“道德者不必深言之，但使确固坚厉、重然诺轻死生可矣。”改良派反对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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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尖锐地驳斥道:“今之革命，非为一己而为中国，中国为人人所共有，则战死亦为人人所当有。”

清光绪三十年(1904)是慈禧太后的七十寿辰。清廷的重臣们为了讨好慈禧太后，纷纷提出要搞大庆。那时候，全国到处都要张贴一副内容相同的对联:“一人有庆，万寿无疆。”这些大臣以为这副寿联十分工整，以“一”对“万”，以“有”对“无”，而且简单明了，好记好颂。必然能讨到慈禧的欢心。章太炎知道后，情绪很激动，连夜撰成一联:

今日幸海子，明日幸熙和，几忘曾幸古长安，亿兆膏血轻抛。只顾一人庆有;

五旬割云南，六旬割台湾，此时又割东三省，千里版图尽弃，每逢万寿疆无。

对联很快流传开了，尤其是上下联的最后四个字“一人庆有”“万寿疆无”，与先前大臣们的对联相比，只将最后两个字颠倒了一下，意思却完全变了。讨好慈禧，竟然变成了鞭挞慈禧，最后甚至连庆寿活动也不得不草草收场。

我们不难看出，这副对联的精神内涵，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一脉相承的。

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子，限于篇幅，在此打住。

必须说一说的是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在历代知识分子中，顾炎武是毛泽东颇为推崇的一个。顾炎武虽然不以政治才干名世，其器识却远非一般文人秀才可比。他很有政治抱负，也有比较充分的政治素养和对时事的深刻洞见。这，不仅因为他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后世学子所敬慕，更在于讲求经世要务、民生利病的治学之道。年轻时，顾炎武参加复社，反对宦官专权，明亡后又参加抗清斗争的政治实践。后半生，遍历华北各地，结交豪杰义士，观察山川形势，了解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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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苦。凝聚了一生心血的《日知录》、以“明道”“救世”为宗旨，按经义、吏治、财赋、史地、兵事、艺文等分类编入，绝非一般书生的空泛

之论。

毛泽东1913年年在湖南第四师范读书时，便把顾炎武的学生潘来为《日知录》所写序言中有关顾炎武的政治行宜和讲求实学的内容。抄录在自己的《讲堂录》里，奉为立身行事的准则。在1917年4月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体育之研究》中，毛泽东把顾炎武标举为中国历史上少数几个“可师”的“文而兼武”之人。

为什么毛泽东会如此推崇顾炎武?也许，我们可以把这看作他走出湖南韶山冲后，从事革命理论和实践的思想品格的一条伏线，也是他后来主张知识分子必须融入实践才能有所作为的一个端倪。

三

作为一位思想家，顾炎武的内心是深邃而浩瀚的。他一生最大的智慧，是他始终很清楚地意识到，人总是要离开这个世界的。他明白在自己百年以后，究竟会有怎样的境遇--当然，更多的是指卷帙浩繁的着作和博大精深的学问。正因为如此，他从不急功近利。越到晚年，越是成熟睿智，超凡脱俗。

许多事情，与其说是为了他生活的那个时代，还不如说是为后人而做的。

顾炎武在给朋友的书信中一再说明，他所着的《日知录》《音学五书》《天下郡国利病书》等等，不是为今人所用，而是为将来的王者治国平天下所用的。他试图通过对经学、历史、典章制度的研究，探索出切实可行的治国安邦的制度和措施，尽管处境困顿，胸中的希望之火，她终没有熄灭。

他深信:“远路不需愁日暮，老年终自望河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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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潘耒当年在《顾亭林先生六十寿序》中，对顾炎武先生做出过这样的评价:

当天地闭塞之时，而有独立不惧、循世无闷之君子，需雪集而不凋者，松柏之所以待春者;风雨晦而不熄者，膏火之所以待晨者也。是可以答天心矣……先生之得于天者独厚。故天特重困之而又曲全之，使不踬不颠，为剥而不尽之阳。以待七日之来复也。

潘耒运用《易经》中剥、复二卦的原理，将顾炎武比喻成“剥”之极而犹存的“一阳”，仿佛在冰天雪地里不凋谢的松柏，在风雨如晦的黑夜里不熄灭的火炬。而这“一阳”又是春天和光明即将到来的征兆。当“一阳来复”之日，也就是春天和光明到来之时。

康熙三十四年(1695)，潘耒在福建建阳将顾炎武《日知录》三十二卷本刻板行世，他在《日知录》原序中写道:“当代文人才子甚多，然语学问者，必敛衽推顾先生”，并且说这部书“惟宋、元名儒能为之，明三百年来殆未有也”。

在顾炎武身边生活过多年的潘耒，对先生了解比较深透。他的比喻无疑是生动形象、意味深长的，他的评价，也是恰如其分的。然而，不管得到怎样的褒奖，顾炎武从来也不会因此志轻意满。他对自己所做的一切，想得很远。

离开江南北游的二三十年岁月，在很大意义上，是顾炎武对既往的扬弃。正是由于走遍山河，广交师友，他才会有《日知录》三十二卷、《天下郡国利病书》一百卷和《肇域志》一百卷等皇皇巨着。他才会有凤凰涅盘一般的浴火重生。

从那些卷帙浩繁的着作中，我们不难看出，顾炎武的思想经过嬗变，产生了质的飞跃，达到了时代的制高点。他已经不是最初寻求武装反抗手段的那个顾炎武，他不再纠缠在一己之痛里，也不再纠缠在狭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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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助手们的协理下，围绕现实世界大家关心的课题，一心一意研究“当世之务”。至于在经济方面，他当然不必变卖家产，离乡背井，死后才由嗣子衍生扶柩回归魂牵梦紫的故土，更不必期待自己的研究成果在若干年以后再发挥作用。只要课题很有价值，即使没有获得财政拨款，也可以设法争取企业的赞助。

然而，假如行万里路易如反掌，读万卷书难似登天，他依然能写出那些皇皇巨着，彪炳史册吗?

值得思考的是，广表的江南大地，四百年来仅仅出了一个顾炎武，似乎很少有人超越他。及至海晏河清、百业兴盛的今天，那么多享受着国家体制优越条件的专家学者，皓首穷经，为探寻经世致用的至理而不倦努力，却仍然比不上顾炎武先生的影响力，这未免令人沮丧。是因为天崩地裂的时代和颠沛流离的生活才能造就一代伟人，还是因为历史的规律就是如此?是因为时代已不需要顾炎武这样的学者，还是生活的目标和方式已大大改变?

面对今天的时代，古人已无法说些什么。而面对这样的前贤，我们又能够说些什么呢?

顾炎武当年曾批评人们清谈孔孟，现在却有人清谈马列。清谈害国，清谈误事，在古代如此，在今天也同样如此。

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我们必须倡导踏实严谨的学风，反对急功近利的为学目的。不抱着致用的态度为学，学风必然是虚的;不切实际的所谓道理，必然是空的。做真学问还是做假学问，做虚学问还是做实学问，取决于学者的社会责任感。那些只会清谈的人，即使调门唱得再高，话语说得再漂亮，也没有半点真正的用处。

对于一个学富五车的江南才子而言，顾炎武在那个环境中艰苦地矿究与国计民生有关的问题，引古筹今，经世致用，是一种理智的选择也多少有些无奈。

但，无论如何，到了今天，假如顾炎武先生仍然活着，他还是要振臂疾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为了让民众知道，精神的匮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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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沦丧，是自古以来都存在的危机，也是每个人都不能不义不容解地承担职责的。“君子不耻身之贱，耻道之不行"，社会风气的好坏与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

十多年前，一项对北京高校大学生的同卷调查显示，对于“保尔和盖茨谁是你的榜样”这个问题，选择盖茨的占 44.2%，选择保尔的占13%。保尔精神仍然给人们以启迪，但很多青年人倾向于选择盖茨为榜样。他们既注重精神价值，更注重物质价值。"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的”这一观点，得到普遍的认同。

然而，比尔·盖茨也提出要将自己的财富“裸捐”，表示“我和妻子希望以最能够产生正面影响的方法回馈社会"，这是否印证了顾炎武先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名言呢?

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的每一个人，都会有局限，都会痛感雄心有余而智力不足，都会在批判传统时仍然不能摆脱传统的束缚。然而，只要以锲而不舍的精神投身事业，哪怕呕心沥血，哪怕经磨历劫，总能冲破无形或有形的桎梏，在史册中留下一抹绚丽的色彩。

这，不正是我们今天缅怀顾炎武先生的缘由吗?

2012 年7月-10 月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