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于天下,奔走流离,老而无子,其幽隐莫发

>>>  讀書—連接古今充實信仰  >>> 簡體     傳統

兄今以逾强之年,当患难之后,生产尽废。室家旷远,不忧苏季裘敞,范叔衣寒,而更遨游四方,驰驱边塞,览山河而赋诗,指营垒而凭吊,快矣哉!前人不能及也。便兄不遇讼,不避仇,不破家,则一江南富人之有文才者耳,岂能身涉万里,名满天下哉!

毕竟是脉息相通的“归奇顾怪”,他说出了顾炎武之所以能成为名满天下的学者的缘由--遭遇国难家仇后,抛弃了原有的一切,只身邀游四方,经历了无数磨难,指点了大好河山,在一大堆错综复杂的矛盾中破茧而出,成果累累。如果不离家北游,循着惯常的轨迹走,他只不过是一个在江南过着富裕生活的文人。

顾炎武逝世以后,山东好友李焕章听到噩耗,想起了当初彼此约定“我两人谁后死,墓门之石勿相忘”,禁不住老泪纵横,泣不成声。他痛恨自己年老抱病不能千里赴丧,于是撰写了《遥祭顾宁人先生文》一篇,设祭痛悼挚友的亡灵。

生前好友王弘撰则多次从陕西华阴来到昆山千墩镇,哭拜于顾炎武的墓前,并写下了好几首诗。

其中之一写道:

与君长别九年矣,白马重来千里余。独拜荒丘凄窗草,更挥老泪问遗书。

这时候,王弘撰也是一位七十来岁的老人了。他千里迢迢来到这里,想起自己与顾炎武的友谊,想起他们共同的命运和所经历的一切,想起尘世间的天翻地覆,禁不住泪流满面。相隔两茫茫,只能以诗句表达心声,泪水饱含悲恸。

清代学者、文学家全祖望,后来为顾炎武写下了一篇《亭林先生神

313

志于天下,奔走流离,老而无子,其幽隐莫发,数十年廉诉之衷,曾不得快然一吐,而使而起少年,推以多闻博学。其唇已甚,安得掉首故乡,甘于客死!噫,可痛也!”斯言也,其足以表先生之墓矣夫。其铭曰:先生兀兀,佐王之学。云雷经纶,以屯被缚。渺然高风,寥天一鹤。重泉拜母。庶无愧作。

(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

全祖望是浙江鄞州(今宁波)人。清乾隆元年,荐举博学鸿词,同年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当时,由他着文表彰明清之际富有崇高民族气节的英杰顾炎武,仍然有很多忌讳之处,但他处理得很恰当。“少落落有大志”,“其时四国多虞,太息天下乏材以至败坏”。“既抱故国之戚”,“志在四方”,“思大揭其亲之志于天下”等句子,反复交代了顾炎武的政治态度。文章行文委婉含蓄,虽然没有涉及一个“清”字,然而意思已经清楚明白。而“先生兀兀,佐王之学。云雷经纶,以屯被缚。渺然高风,寥天一鹤。重泉拜母,庶无愧作”,对于顾炎武做出如此评价,更是十分精当。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在经历了长达三十二个年头的辩论以后,光绪皇帝终于下旨,同意在文庙中祭祀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这成为晚清礼制史上的一大掌故。

说起来,最初还是在清光绪二年(1876),时任礼部左侍郎的郭嵩焘,提请将王夫之从祀孔庙。可是为礼部尚书徐桐所格,光绪四年(1878)被内阁驳回。

到了清光绪十年(1884),江苏学政陈宝琛又请将顾炎武、黄宗羲从祀孔庙,得到了翁同龢、潘祖荫、孙家鼐等人的支持,但是礼部仍然议驳,翁同龢等人屡争不得。

转眼间十年过去了。清光绪二十年(1894),湖北学政孔祥霖转呈在两湖书院肄业的湖北优贡生王葆心、湖南廪生蒋鑫的呈词,疏请将王夫之从祀孔庙,次年依然为大学士李鸿章等会同礼部议驳。

314

一晃,时间又过去了十多年。

到了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正月,御史赵启霖再一次提起这个题目,奏请将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从祀孔庙。

第二年的九月,终于得到了光绪皇帝的圣旨,命将三位大儒一并入祀孔庙。

不过,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围绕三位大儒究竟是否应该从祀的向题,仍然引起了广泛的争论,有人赞同,有人反对,一度成为朝野上下引人瞩目的事件。这个时候,恰恰也是清末预备立宪艰难推行的时刻。孔庙与宪政,这两种看上去完全不同的政治文化元素,却以一种十分直接的方式纠缠在一起。

促使光绪下这个决心的主要原因,是他很深切地认识到,""炎武所着《宅京记》《肇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所言皆天下大计,卓然名论”,“夫子着书行世较晚,而咸丰、同治以来,中兴名臣大半奋迹衡湘。则亦未始非其乡先生教泽之所留贻”。

一个学者真正的价值,不会因他的逝去而消失,恰恰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凸显。

《清史稿》中对顾炎武有详尽的描述。《清史列传》卷六八,对顾炎武也做出了很高的评价,援引如下:

……生平精力绝人,自少至老,无一刻离书。所至之地,以二骠二马载书,过边塞亭障,呼老兵退卒询曲折,有与平日所闻不合,即发书对勘;或平原大野,则于鞍上默诵诸经注疏。尝与友人论学云:“百余年来之为学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然不得其解也。命与仁,夫子所罕言;性与天道,子贡所未得闻。性命之理,着之易传,未尝数以语人。其答问士,则曰'行已有耻’,其为学,则曰'好古敏求’。其告哀公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学。颜子几于圣人,犹曰'博我以文’。自曾子而下,笃实无如子夏,言仁,则曰"博学而笃志、切问

317

(校邵庐抗议》中,引用了很多顾炎武的观点和文辞。

当时,乡绅们在情急中竭力推举冯桂芬致函曾国落。冯桂芬没有推辞,在信中,他为曾国藩陈述上海的危急情状,并且就时局利弊以及用兵先后所适宜之处,叙述了十分中肯的意见。曾国落看过冯桂芬的信。尤其是冯桂芬分析苏州存亡和时局的利害的部分,字字句句,令他大为震惊,立即派李鸿章出兵开赴苏州,终于造就了平定吴地的大功。冯桂芬深受顾炎武的学术思想影响,更十分尊重敬仰顾炎武。每次抵达京城,都要前往顾炎武祠致祭。他相信两种操守。第一,是万钟菜千匹马也不能改变他的节操。年少受贫时,他就懂得通晓和了解民情,留意民间掌故。第二,是私下自谓,不居人之下。在人们眼里,他永远是个文人学士,不以吏事相许,不凭官位对待他人。

严复,是近代中国最早“开眼看世界”的学者之一,早年就读于福州船政学堂,留学于英国格林尼茨海军大学,曾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等书,享有“中国西学第一”之誉。

顾炎武先生在《日知录》的《正始》篇中警醒广大民众:要识别“亡国”与“亡天下”的不同,“亡国”只是政权易姓,本位文化依旧,无碍大局;“亡天下”则是政权与本位文化都被颠覆,是亡国灭种。这显示了顾炎武的文化自觉。

严复先生完全赞同顾炎武的理念,所以把“国性”视为国家“存立”的根基。严复历数世界上因为国性消灭而徒存躯壳的古文明,说这些国家“虽名存天壤之间,问其国性,无有存者”,“旧之声明文物,斩然无余。夷考其国,虽未易主,盖已真亡”。严复先生认为,只要国性还在,即使被其他民族征服了,也还有复国的希望,这就不是“真亡”。严复批评某些反对经典教育的人士:“身为中国人,自侮中国之经,而于蒙养之地,别施手眼,则亡天下之实,公等当之!"

人格针对个人而言,国性则针对民族的总体而言。一个民族的发展,首先要具备两个前提。一是民族内部的文化认同。这是民族是否具有凝聚力的关键。没有文化认同的民族,只能是一盘散沙,无法形成一

319

更加深远的影响。

在清末民初的历史上,梁启超和章太炎堪称耀眼夺目的“双子星座”。那不而急剧变革的时代,出现了不少舆论家、政治家、学问家。可是,将舆论、政治、学间三者集于一身,并能够登峰造极者,恐怕是没有人能比得上这两位了。

章太炎,原名章炳麟,正是因为仰慕思想家顾炎武,而改名绦,别号太炎。他出身于地主家庭,从小受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九岁从外祖父朱有虔先生读书,听外祖父讲述明末清初顾炎武抗清的事迹,又听了吕留良门生曾静遭到清政府杀戮的故事,春秋夷夏之防的观念,深深印在他的脑子里。后来,章太炎成为晚清着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又是着名的学者,人称国学大师。

章太炎先生认为,道德决定国家兴亡,无道德不能革命。道德堕废,是革命不能成功的根本原因。章太炎的一生,走过了不少曲折的道路。早先,他作为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一员,曾宣传过改良思想。后来目睹了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的惨痛事实,认清了清政府的卖国面目。他勇敢地走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队伍中来,成为一名出色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家和宣传家。

章太炎先生在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道德状况,以及革命党人道德堕落的问题后,明确提出了以顾炎武有关道德的学说,特别是知耻,重厚、耿介这三条,又补上必信,作为拯救社会道德沦丧、提升革命党人素质的一帖良药。

他把自己倡导的道德,标榜为“革命之道德”。“视为最要紧的,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以推功革命。他把道德一词看得非常重,指出:“……道德堕废者,革命不成之原。”要革命,“则唯有道德者可以获胜”。他把是否有利于革命,作为衡量道德的最高标准,并为此对道德问题做了深入的探索。他极力提倡“艰苦卓厉”的革命气概,反对投机钻营、“冒突奔竞者”的卑劣行径,明确指出:“道德者不必深言之,但使确固坚厉、重然诺轻死生可矣。”改良派反对革命,

320

他尖锐地驳斥道:“今之革命,非为一己而为中国,中国为人人所共有,则战死亦为人人所当有。”

清光绪三十年(1904)是慈禧太后的七十寿辰。清廷的重臣们为了讨好慈禧太后,纷纷提出要搞大庆。那时候,全国到处都要张贴一副内容相同的对联:“一人有庆,万寿无疆。”这些大臣以为这副寿联十分工整,以“一”对“万”,以“有”对“无”,而且简单明了,好记好颂。必然能讨到慈禧的欢心。章太炎知道后,情绪很激动,连夜撰成一联:

今日幸海子,明日幸熙和,几忘曾幸古长安,亿兆膏血轻抛。只顾一人庆有;

五旬割云南,六旬割台湾,此时又割东三省,千里版图尽弃,每逢万寿疆无。

对联很快流传开了,尤其是上下联的最后四个字“一人庆有”“万寿疆无”,与先前大臣们的对联相比,只将最后两个字颠倒了一下,意思却完全变了。讨好慈禧,竟然变成了鞭挞慈禧,最后甚至连庆寿活动也不得不草草收场。

我们不难看出,这副对联的精神内涵,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一脉相承的。

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子,限于篇幅,在此打住。

必须说一说的是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在历代知识分子中,顾炎武是毛泽东颇为推崇的一个。顾炎武虽然不以政治才干名世,其器识却远非一般文人秀才可比。他很有政治抱负,也有比较充分的政治素养和对时事的深刻洞见。这,不仅因为他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后世学子所敬慕,更在于讲求经世要务、民生利病的治学之道。年轻时,顾炎武参加复社,反对宦官专权,明亡后又参加抗清斗争的政治实践。后半生,遍历华北各地,结交豪杰义士,观察山川形势,了解民生

321

疾苦。凝聚了一生心血的《日知录》、以“明道”“救世”为宗旨,按经义、吏治、财赋、史地、兵事、艺文等分类编入,绝非一般书生的空泛

之论。

毛泽东1913年年在湖南第四师范读书时,便把顾炎武的学生潘来为《日知录》所写序言中有关顾炎武的政治行宜和讲求实学的内容。抄录在自己的《讲堂录》里,奉为立身行事的准则。在1917年4月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体育之研究》中,毛泽东把顾炎武标举为中国历史上少数几个“可师”的“文而兼武”之人。

为什么毛泽东会如此推崇顾炎武?也许,我们可以把这看作他走出湖南韶山冲后,从事革命理论和实践的思想品格的一条伏线,也是他后来主张知识分子必须融入实践才能有所作为的一个端倪。

作为一位思想家,顾炎武的内心是深邃而浩瀚的。他一生最大的智慧,是他始终很清楚地意识到,人总是要离开这个世界的。他明白在自己百年以后,究竟会有怎样的境遇--当然,更多的是指卷帙浩繁的着作和博大精深的学问。正因为如此,他从不急功近利。越到晚年,越是成熟睿智,超凡脱俗。

许多事情,与其说是为了他生活的那个时代,还不如说是为后人而做的。

顾炎武在给朋友的书信中一再说明,他所着的《日知录》《音学五书》《天下郡国利病书》等等,不是为今人所用,而是为将来的王者治国平天下所用的。他试图通过对经学、历史、典章制度的研究,探索出切实可行的治国安邦的制度和措施,尽管处境困顿,胸中的希望之火,她终没有熄灭。

他深信:“远路不需愁日暮,老年终自望河清。”

322

学生潘耒当年在《顾亭林先生六十寿序》中,对顾炎武先生做出过这样的评价:

当天地闭塞之时,而有独立不惧、循世无闷之君子,需雪集而不凋者,松柏之所以待春者;风雨晦而不熄者,膏火之所以待晨者也。是可以答天心矣……先生之得于天者独厚。故天特重困之而又曲全之,使不踬不颠,为剥而不尽之阳。以待七日之来复也。

潘耒运用《易经》中剥、复二卦的原理,将顾炎武比喻成“剥”之极而犹存的“一阳”,仿佛在冰天雪地里不凋谢的松柏,在风雨如晦的黑夜里不熄灭的火炬。而这“一阳”又是春天和光明即将到来的征兆。当“一阳来复”之日,也就是春天和光明到来之时。

康熙三十四年(1695),潘耒在福建建阳将顾炎武《日知录》三十二卷本刻板行世,他在《日知录》原序中写道:“当代文人才子甚多,然语学问者,必敛衽推顾先生”,并且说这部书“惟宋、元名儒能为之,明三百年来殆未有也”。

在顾炎武身边生活过多年的潘耒,对先生了解比较深透。他的比喻无疑是生动形象、意味深长的,他的评价,也是恰如其分的。然而,不管得到怎样的褒奖,顾炎武从来也不会因此志轻意满。他对自己所做的一切,想得很远。

离开江南北游的二三十年岁月,在很大意义上,是顾炎武对既往的扬弃。正是由于走遍山河,广交师友,他才会有《日知录》三十二卷、《天下郡国利病书》一百卷和《肇域志》一百卷等皇皇巨着。他才会有凤凰涅盘一般的浴火重生。

从那些卷帙浩繁的着作中,我们不难看出,顾炎武的思想经过嬗变,产生了质的飞跃,达到了时代的制高点。他已经不是最初寻求武装反抗手段的那个顾炎武,他不再纠缠在一己之痛里,也不再纠缠在狭隘

324

以在助手们的协理下,围绕现实世界大家关心的课题,一心一意研究“当世之务”。至于在经济方面,他当然不必变卖家产,离乡背井,死后才由嗣子衍生扶柩回归魂牵梦紫的故土,更不必期待自己的研究成果在若干年以后再发挥作用。只要课题很有价值,即使没有获得财政拨款,也可以设法争取企业的赞助。

然而,假如行万里路易如反掌,读万卷书难似登天,他依然能写出那些皇皇巨着,彪炳史册吗?

值得思考的是,广表的江南大地,四百年来仅仅出了一个顾炎武,似乎很少有人超越他。及至海晏河清、百业兴盛的今天,那么多享受着国家体制优越条件的专家学者,皓首穷经,为探寻经世致用的至理而不倦努力,却仍然比不上顾炎武先生的影响力,这未免令人沮丧。是因为天崩地裂的时代和颠沛流离的生活才能造就一代伟人,还是因为历史的规律就是如此?是因为时代已不需要顾炎武这样的学者,还是生活的目标和方式已大大改变?

面对今天的时代,古人已无法说些什么。而面对这样的前贤,我们又能够说些什么呢?

顾炎武当年曾批评人们清谈孔孟,现在却有人清谈马列。清谈害国,清谈误事,在古代如此,在今天也同样如此。

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我们必须倡导踏实严谨的学风,反对急功近利的为学目的。不抱着致用的态度为学,学风必然是虚的;不切实际的所谓道理,必然是空的。做真学问还是做假学问,做虚学问还是做实学问,取决于学者的社会责任感。那些只会清谈的人,即使调门唱得再高,话语说得再漂亮,也没有半点真正的用处。

对于一个学富五车的江南才子而言,顾炎武在那个环境中艰苦地矿究与国计民生有关的问题,引古筹今,经世致用,是一种理智的选择也多少有些无奈。

但,无论如何,到了今天,假如顾炎武先生仍然活着,他还是要振臂疾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为了让民众知道,精神的匮乏

323

道德的沦丧,是自古以来都存在的危机,也是每个人都不能不义不容解地承担职责的。“君子不耻身之贱,耻道之不行",社会风气的好坏与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

十多年前,一项对北京高校大学生的同卷调查显示,对于“保尔和盖茨谁是你的榜样”这个问题,选择盖茨的占 44.2%,选择保尔的占13%。保尔精神仍然给人们以启迪,但很多青年人倾向于选择盖茨为榜样。他们既注重精神价值,更注重物质价值。"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的”这一观点,得到普遍的认同。

然而,比尔·盖茨也提出要将自己的财富“裸捐”,表示“我和妻子希望以最能够产生正面影响的方法回馈社会",这是否印证了顾炎武先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名言呢?

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的每一个人,都会有局限,都会痛感雄心有余而智力不足,都会在批判传统时仍然不能摆脱传统的束缚。然而,只要以锲而不舍的精神投身事业,哪怕呕心沥血,哪怕经磨历劫,总能冲破无形或有形的桎梏,在史册中留下一抹绚丽的色彩。

这,不正是我们今天缅怀顾炎武先生的缘由吗?

2012 年7月-10 月初稿

2013 年 1 月修改

328

明天启三年 1623年 十一岁始读《资治通鉴》。

明天启六年 1626年 十四岁

入昆山县学。《资治通鉴》读毕,接读《诗经》《尚书》《春秋》。

明天启七年1627年 十五岁始读朝廷邸报。

明崇祯二年1629年 十七岁入复社。

明崇祯三年 1630年 十八岁初应乡试,不第。

明崇祯十二年 1639年 二十七岁

乡试落第,退而读书,开始结撰《肇城志》《天下郡国利病书》。

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二十九岁嗣祖绍芾病故,家难始作。

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 三十一岁始撰《诗本音》。

明崇祯十七年 清顺治元年 1644年 三十二岁明亡清兴,福王即位南京,被荐为兵部司务。

清顺治二年 1645年 三十三岁

329

春,撰《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清军南下。五月破南京,在苏州投笔从戎。七月,昆山城破,嗣母绝食而

卒。隆武政权遥授兵部职方司主事,投身抗清斗争。

清顺治三年 1646年 三十四岁

在昆山、常熟及沿海一带从事秘密反清活动。

清顺治四年 1647年 三十五岁

吴胜兆反正案发,友人多有死难,避祸昆山庐墓。

清顺治五年1648年三十六岁潜踪息影,往返于太湖沿岸。

清顺治六年1649年 三十七岁居常熟语濂泾。

清顺治七年 1650年 三十八岁

剪发改容,以行商流转江浙一带。在吴江入惊隐诗社。

清顺治八年1651年 三十九岁春到南京,初谒孝陵。秋抵淮安。

清顺治九年 1652年 四十岁

频繁往来于江淮一带。时《天下郡国利病书》初成,意欲北游,友人杨彝、万寿祺、归庄等联名撰《为顾宁人征天下书籍启》。

330

清顺治十年 1653年 四十一岁往来太湖洞庭山,再渴、三谒孝陵。

清顺治十一年 1654年 四十二岁穆居南京神烈山下,自号蒋山佣。

清顺治十二年 1655年 四十三岁

春,四谒孝陵。五月,返昆山,擒杀叛投豪绅叶方恒的家奴陆恩,因之被逮入狱。先拘苏州,后移松江,九月得释。

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四十四岁

松江案结,仍返南京,被叶氏所遣刺客杀伤于太平门。五谒孝陵。夏秋之际南游,欲有所为,未果而返南京。

清顺治十四年 1657年四十五岁

春,六谒孝陵。旋返昆山,定议北游,初抵齐鲁。

清顺治十五年 1658年四十六岁登泰山,游曲阜。秋抵北京,旋游京东。

清顺治十六年 1659年四十七岁

撰成《营平二州史事》。抵昌平,初谒十三陵。时值郑成功、张

煌言举师北伐。秋后南抵扬州。后复北上。

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四十八岁

春,再谒十三陵。秋,返南京,七谒孝陵。冬归吴门。


2022-12-08 19:02:22

[新一篇] 有些話雁過無聲,有些話千古有音

[舊一篇] 古代經典諫議檄文 一
回頂部
寫評論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稱謂:

内容:

驗證: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