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禁海商 江南的产业(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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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

李贽,初名载贽,字宏甫,号卓吾,福建泉州府晋江县人,其地又称温陵,故时人又叫他李温陵。他虽不是阳明先生的及门弟子,也可以归人“掀翻天地”的王门弟子行列。因为他是王艮之子王襞的门生,可以说是阳明先生的三传弟子。这一点他自己说得很清楚:“心斋之子东崖公,贽之师。东崖之学,实出自庭训,然心斋先生在日,亲遣之事龙溪于越东,与龙溪之友月泉老衲矣,所得更深邃也。东崖幼时,亲见阳明。”王襞九岁时曾随父亲王艮前往余姚,谒见阳明先生。阳明命门生王畿、钱德洪做他的启蒙老师。焦竑为王襞写墓志铭,说道:“先生讳璧,字宗顺,学者称东崖先生……生九龄,随父之阳明公所,士大夫会者千人。公命童子歌,多嗫嚅不能应,先生意气恬如,歌声若金石。公召视之,知为心斋子,诧曰:'吾固知越中无此儿也。辄奇而授之学。是时龙溪、绪

① 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下),第 452 页。② (明) 李贽:《续焚书》卷三《读史汇·储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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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天芝路在公左右,先生以公命,老师事之。”中黄宗羲为他立传,也这样说:王襞,字宗顺,号东崖,心济之仲子也。九岁随父至公稽。每遇讲会,先生以童子歌诗,声中金石。阳明问之,知为心斋子,曰:吾固疑其非越中儿也。令其师事龙溪、绪山。先后留越中几二十年。”由此可见。王襞是阳明的再传弟子,从王畿、钱德洪那里接受王学的启蒙,又继承了父亲的王学传统。王艮在淮南讲学,他始终追随左右。王艮逝世后,他继承父亲的讲席,往来于各地,主其教事。。

1.赞扬王门弟子“一代高似一代”

万历二年(1574),李贽出任南京刑部员外郎。此时王襞在南京主持讲会,李贽前往听讲,拜王襞为师。从学术的传承关系上看,李贽可谓阳明先生的三传弟子。因此,李贽对于阳明及其弟子推崇备至,是在情理之中的。他编辑《阳明先生道学钞》八卷、《阳明先生年谱》二卷,弘扬阳明先生的学术。在给友人的信中他赞扬道:“此书之妙,千古不容言”,“士大夫携之以入扶手,朝夕在目,自然不忍释去,事上使下,获民动众,安有不中款者乎?唯十分无志者乃不入目,稍有知觉能运动,未有不发狂欲大叫者也。”"又说阳明先生:“使人人知"致良知’三字出于《大学》《孟子》,则可以脱祸,而其教亦因以行,此则王先生之善巧方便,千古大圣人所当让美,所当让德,所当让才者也。前此而白沙先生,亦曾亲见本来面目矣,几曾敢露出半语乎?然非龙溪先生五六十年守其师说不少改变,亦未必应然从风,一至此也。此则阳明王先生之幸,

@(明)焦立:《王东崖先生墓志铭》《焦氏诸园集》卷三十一(墓志铭》。@(清)美宗教:(月学案》卷三十二(泰州学室一·处士王东座先生装》@(清)黄宗藏:《明惕学案》卷三十二(泰州学案一·处士王东崖先生襞》

@ 参见若肇祖(李贵年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年,第 32 -33 页。容氏引用(明爆王东星先生集》任首之(东星年谱纪路》,对此有所考证。

@(明)李货:《与方伯雨》,《续焚书》卷一《书口)。

不然者,有期有司如此其详明也,然犹有束书而不肯读者……弟谓兄圣人之资也,且又圣人之徒也。弟异端者流也。本无足道者也。自朱夫子以至今日,以老伟为异喘,相袭而排摈之者,不知其几百年矣。”①在李赞看来,“异端”这顶帽子,是那些俗子、假道学、无见识人强加给他的,索性以““异端”自居,我行我素,君子坦荡荡。他的“异端”言论惊世孩俗,令假道学们“莫不胆张心动”。钱谦益说:“卓吾所着书,于上下数千年之间,别出手眼,而其掊击道学,抉摘情伪,与耿天台往复书,累累万言,胥天下之为伪学者,莫不胆张心动。”什么样的言论竟然有

如此魔力,使得“伪学者”们“胆张心动”呢?

其一,不必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关于是非的标准,他有一段十分精辟的议论:“人之是非,初无定质。人之是非人也,亦无定论。无定质,则此是彼非,并育而不相害;无定论,则是此非彼,亦并行而不相悖矣。然则今日之是非,谓予李卓吾一人之是非,可也;谓为千万世大贤大人之公是非,亦可也;谓予颠倒千万世之是非,而复非是予之所非是焉,亦可也。则予之是非,信乎其可也。前三代,吾无论矣。后三代,汉唐宋是也。中间千百余年,而独无是非者,岂其人无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千百年来没有是非可言,原因就在于,人们都以孔子之是非作为评判是非的标准,所以就没有是非可言了。王阳明主张以吾心之是非为是非,李贽把这一理论提升到新的高度。这并非他的心血来潮,而是一贯主张。

在论及司马迁时,他重申了不必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的观点:“夫所谓作者,谓其兴于有感,而志不容已;或情有所激,而词不可缓之谓也。若必其是非尽合于圣人,则圣人既已有是非矣,尚何待于吾也?夫

① 《明)李货;《复邓石阳》,《焚书》卷一《书答》

@(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闰集《异人三人·卓吾先生李贽》。@ (明)李贽:《藏书纪传总目前论》,《藏书》卷首。326

案圣人以为是非,则其所言者乃圣人之言,非吾心独得之言也。言不出于由衷,情非由于所激,则无味矣……夫《春秋》者,夫子之史也,笔则笔,削则削,初未尝按古之圣人以为己之是非也。故游、夏虽文学,终不能出一辞以赞之,而况为之传为之注乎!盖夫子之心期天下后世自知之,至其言之不可知者,初无害其为可知,又何必穿留附会,以求合于一字一句之间也!”①痛快淋漓而又逻辑严密,孔子的《春秋》都没有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后人为什么一定要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呢?否则的话。古之圣人早已有是非了,还要吾辈何用?这就给沉迷于儒家经学的人们迎头一击:“何必穿凿附会,以求合于一字一句之间也!"

其二,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在与耿定向的论战中,对于耿氏所说“学其可无术欤”,予以批驳:“此公所得于孔子而深信之以为家法者也,仆又何言之哉!然此乃孔氏之言也,非我也。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又说:“且孔子未尝教人之学孔子也。使孔子而教人以学孔子,何以颜渊问仁,而曰'为仁由己’而不由人也欤哉!何以曰'古之学者为己’,又曰'君子求诸己’也欤哉!惟其由己,故诸子自不必问仁于孔子;惟其为己,故孔子自无学术以授门人。”@倘若人们都必须取足于孔子,那么孔子出生之前“终不得为人”吗?

他反对把孔子圣人化,认为他也是“庸众”的一员:“虽孔夫子亦庸众人类也,人皆见南子,吾亦可以见南子,何禅而何机也?子路不知,无怪其弗悦夫子之见也,而况千载之下耶?人皆可见,而夫子不可见,是夫子有不可也?夫子无不可者,而何不可见之有?”因此,他提出“圣人不高,中人不低”的观点:“天下之人,本与仁者一般,圣人不曾高,中人

① (明) 李贽:《司马迁》,《李温陵集》卷十五。⑦ (明)李贽:《答耿中丞》,《焚书》卷-《书答》。③(明) 李贽:《答周柳塘》,《李温陵集》卷四《书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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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底,自不容有恶耳。”由此,他认为只有颜渊“得好学之实”,其他说子不知夫子所学:“若其他弟子,则不免学夫子之不厌而已,学夫子之不得而已,毕竟不知夫子之所学为何物,自己之所当有事者为何事…吁,当头子时,而其及门之徒已如此矣,何怪于今何怪于今!其三,六经营史。一般以为“六经皆史”是清代学者章学诚提出的至理名言,把《诗》、《书》、《礼》、《乐》《易》《春秋》,从“经”的神坛上拉了下来,与史书平起平坐。殊不知,早在二百年前,李贽就高唱“六经皆史”了:“经、史一物也。史而不经,则为秽史矣,何以垂戒鉴乎?经而不史,则为说白话矣,何以彰事实乎?故《春秋》一经,春秋一时之史也。《诗经》、《书经》二帝三王以来之史也。而《易经》则又示人以经之所自出、史之所从来,为道屡迁,变易匪常,不可以一定执也。故谓六经皆史可也。”2六经原本就是史书,被后人尊奉为“经”,披上了神圣的外衣,一字一句都神秘莫测,李贽极力主张应该还它的本来面目--“经史一物”。言简意赅,在理论深度上,丝毫不逊色于章学诚。

不仅六经如此,四书也是如此。他认为六经和《论语》《孟子》并非万世之至论:“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人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纵出自圣人,要亦有为而发,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阔门徒云耳。药医假病,方难定执,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然则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这样肆无忌惮地评说懦家经典,简直闻所未闻,痛快淋漓之极!一则说,

@(明)李贽:《复京中友朋》,《焚书》卷一《书答》②(明)李;《经史相为表里》,《焚书》卷五《读史》③(明)李货;《童心说》,《焚书》卷三(杂述》。328

这些东西不过是史官的褒崇之词、臣子的赞美之语,或者是迁阔门徒与懵懂弟子有头无尾地记忆师说:再则说,大半不是圣人之言,即使出自圣人,也不过是“因病发药,随时处方”而已;三则说,这些东西不但不是“万世之至论”而且成为“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数”。对经学的批判可谓入木三分,此前有哪一位思想家可以与之比肩?

在他看来,儒家经典不明“道”,儒生解经更不明“道”:“道本大道。因经故不明;经以明道,因解故不能明道。然则经者道之贼,解者经之障,安足用欤?虽然,善学者通经,不善学者执经;能学者悟于解,而不能者为解误,其为贼为障也宜也。夫前人说经,后人解经,要不过为能者通此一线路耳,非与夫不能者道也。”①

他认为,宋儒的“道统说”在这方面留下了极坏的影响:“宋人直以濂、洛、关、闽接孟氏之传,谓为知言云。吁,自秦而汉而唐,而后至于宋。中间历晋及五代,无虑千数百年,若谓地尽不泉,则人皆渴死矣;若谓人尽不得道,则人道灭矣,何以能长世也?终遂泯没不见,混沌无闻。直待有宋而始开辟而后可也,和宋室愈以不竞,奄奄如垂绝之人,而反不如彼之失传者哉?好自尊大,徒为标帜,而不知其垢诬亦太甚矣!”@

其四,今之讲周程张朱者可诛。前面所说的濂、洛、关、闽,即此处所指的周、程、张、朱(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朱熹),李贽不认为他们“接孟氏之传”。而当时的假道学却打着周、程、张、朱的幌子,贩卖私货,嘴巴上讲仁义道德,心里面想的是升官发财,他极为反感,口诛而笔伐,言词之尖刻令人惊骇:“但见今之讲周、程、张、朱者,以为周、程、张、朱实实如是尔也,故耻而不肯讲。不讲虽是过,然使学者耻而不讲,以为周、程、张、朱卒如是而止,则今之讲周、程、张、朱者可诛也。彼以为

①(明)李贽:《提纲说》,《李温陵集》卷九《杂述》。② (明)李贽:《道学》,《李温陵集》卷十五《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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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08 18:5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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