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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哲学的兴起

从波浪中升起的维纳斯，象征着文化复兴，也出现在流行艺术中。

在14世纪期间，中世纪的观念开始衰退，铸造了我们今天现代社会的各种新生力量则逐渐崛起。

就社会方面而言，一个强大的商人阶级的兴起，动摇了中世纪社会的封建结构，这一阶级与君主们团结一致，反对为所欲为的贵族。

在政治上，当更好的进攻武器使贵族们的传统堡垒不再是牢不可破时，贵族们也就不再那么无所顾忌了。

如果农民们的棍棒和长矛尚不能攻破城堡，那么火药却可以攻破它。

从薄伽丘和彼特拉克等作家开始，出现了向世俗理想的回归。

艺术和科学的全部领域都表现了对古代世俗文化的兴趣的复苏，这一复苏又标志着与中世纪的僧侣传统的决裂。

如果说在中世纪的舞台上对上帝的关注压倒一切，那么文艺复苏并没有伴随着一个持久的民族统一的复兴，

国家仍分裂为城邦控制下的小块领土，到处是无政府状态。

由于人文主义的影响，新教产生了人人都可以成为神职人员的思想。

每个人都直接与上帝发生联系，基督不需要代理人。

第四次大运动直接源自由奥卡姆的批判所发动的经验研究的复兴。

科学的传统，除了能够提供物质利益以外，本身也是独立思考的伟大推动者。

西方文明所到之处，其政治理想始终随其物质扩张而至。

第一个是活字印刷机的发明。这一发明就西方而言，至少可以追溯到15世纪。

中国人使用这个方法比西方早了五百年，却不为欧洲所知。

随着印刷业的出现，新思想的传播范围大大增加。

这最终又有助于逐渐摧毁旧权威。

因为如果被译成非拉丁文的本土语言的《圣经》能够方便得到，那么教会就没有理由再坚持它对信仰问题的监护权了。

只有在有言论自由和批评自由的地方，出版物的广泛传播才能增进研究。

没有这种自由，我们倒不如是文盲的好。

在我们的时代，由于印刷业不再是大众传播的唯一有效媒介，所以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尖锐。

自从发明了无线电报和电视以来，始终保持这种警惕就变得越来越重要；

没有这种警惕，自由一般来说就开始失去活力了。

哥伦布航海使用的船，他于1492年发现了美洲，开辟了新的地平线。

指南针的使用使船舶进入公海，从此以后，探险者们便可以越过重洋，寻找新大陆和新航线。

对于中世纪的人来说，世界是静止的、有限的、秩序井然的地方。

其中的任何东西都有其指定的功能，群星沿着它们的路线运行，人则在他出生所在的位置上生活。

文艺复兴运动无情地撕破了这种自满自足的图景，两种相反的倾向产生了一种新观念。

一方面是对人的力量与创造性的巨大信心，人现在占据着舞台的中心位置。

但是另一方面，人在宇宙中的位置却变得不那么居高临下了，因为空间的无限性开始激发起哲学家们的想象力。

文艺复兴运动的开始固非突然的觉醒，好像以往的岁月只是古代知识的沉睡似的。

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整个中世纪都保留着古代传统的某些痕迹。

历史绝不是由这种泾渭分明的线条所划分的。

所有领域中的努力都在摆脱中世纪观念的束缚。

灵感的源泉起初是这个时代正在兴起的对于尘世的兴趣，

后来则是对古代的理想化追思。

当然，那时所形成的古代概念，或多或少都被重新发现了自己历史连续性的一代人的热情所歪曲。

这种关于古代人的多少有点浪漫的观点，一直延续到19世纪。

杰罗姆，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个花式陶盘。

当然，政治迫害即便在我们的时代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烧死被迫害者已不再是惯例了。

马基雅弗利两部伟大的政治学着作是《君主论》和《史论集》。

其中，第一本着作试图研究赢得和保持专制权力的方式与手段。

第二本着作则对不同统治类型下的权力及运用作了一般探讨。

《君主论》的学说并不是就如何成为一个有德行的统治者的问题提出虔诚的忠告；

相反，它确认某些邪恶的手段有助于夺取政治权力。

论证是如此进行的：如果你要得到权力，那你就一定得残酷无情。

这究竟是善还是恶，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与马基雅弗利无关。

至于说到传统的道德标准，《君主论》的观点十分明确：

统治者不受这些道德标准的约束，除非权宜之计，需要统治者服从道德律，否则他是可以完全不遵守它们的。

如果他希望保住权力，那他的确必须经常性地违背道德律。

与此同时，他又应该在别人面前表现得像是有德行的样子。

只有通过这种两面派的手法，一个统治者才能够保住他的地位。

权谋之术在许多人手中被运用到了极致，尽管它具有马基雅弗利所未曾考虑到的种种局限。

1516年，他出版了第一本希腊文的《新约》。在他的着作中，最有影响的是《愚人颂》。

这是一部讽刺作品，1509年写于伦敦莫尔的住宅中。

其希腊文的书名正好是莫尔名字的双关语。

在这部着作中，除了许多对人类的缺点所作的讽刺以外，还对宗教机构及其执掌者的堕落行为进行了猛烈的攻击。

尽管他的批判直截了当，但是当宗教改革运动爆发的时候，他却没有公开表示支持。

他基本上持新教观点，即认为人直接与上帝发生联系，神学是多余的。

毫无疑问，在如此这般地精心设计的国家里，生活是毫无趣味的。这是种种理想国的一个共同特征。

莫尔的幻想受到柏拉图的启发，由一名困在乌托邦岛上的水手叙述。

当宗教改革运动在欧洲引起了持久的宗教分裂的时候，宽容的观念也就最终成为普遍的意识。

与宽容相反的全面铲除与压制，都曾经试过，但终归无效。

然而，在16世纪，关于所有的人的宗教信仰都可以得到尊重的思想，

仍然属于异乎寻常的见解，足以引起人们的注意。

马丁路德是奥古斯丁派的修道士和一位神学教师。

和其他许多人一样，面对发售赎罪券的低劣行径，他痛心疾首。

1520年，当路德公开烧毁教皇革除教籍的通谕时，事情就再也不仅仅是个宗教改革的问题了。

德意志的君主和统治者们开始联合起来，宗教改革成了德意志人对抗更加阴险狡猾的教皇权力的政治反叛。

现在，凡能够阅读的人都能看到：耶稣的教义和现存的社会秩序之间有着重大的不一致。

因为改革后的宗教及其清教特性，是与近代贸易的兴起携手并进的。

最后，人们终于认识到：宗教争斗是多余的事情，也是没有结果的事情，因为争斗的任何一方都没有强大到足以消灭对方。

正是通过这种消极认识，才最终形成了宗教宽容的事实。

在教义上，耶稣会成员反对为新教徒所接受的奥古斯丁学说。

他们特别强调自由意志，他们的实际活动涉及传教、教育以及铲除异端。

他们是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主要组织者。

因而，在哲学领域中，一种新柏拉图主义的倾向再次占据突出地位。

对于人的力量的重视，使人想起雅典最强盛时期的乐观主义。

哥白尼的理论受到天主教徒以及路德教徒的极大仇视。

因为有人相当正确地意识到，哥白尼的理论开始了一场新的反对教条主义的运动，

即使它不会破坏宗教本身，

至少也将破坏宗教组织所依赖的权威原则。

最终，科学运动的巨大进展主要发生在新教国家，这是因为民族教会在控制其成员的观念方面，比较软弱无力。

所有这些发现都打破了人们长期抱有的成见，竟使得正统的经院哲学家责骂起望远镜来，因为它扰乱了他们的教条主义美梦。

他的公开认错当然只是为了摆摆样子，但是宗教裁判所却成功地压制了意大利的科学活动，时间长达几个世纪之久。

这一理论似乎终于发现了理解宇宙奥秘的数学钥匙。

我们现在用来陈述这些事实的终极形式是关于运动的微分方程，

这些方程被剥除了其所适用的、具体现实的、一切外在的、偶然的细节。

罗伯特 波义耳则在《神秘的化学家》一书中，结束了炼金术士们的天方夜谭，返回到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上来。

仪器的制造取得了伟大的进步，这反过来又提供了更加精确的观察手段，以促进理论的发展。

科学活动的蓬勃兴起引起了相应的技术发展，使西欧在大约三百年的时间里称雄于世。

与科学革命相伴随，希腊精神再次盛行起来。

所有这些也都反映在哲学当中。

培根关于人所容易犯的种种错误的论述，是其哲学中最有吸引力的部分之一。

他这样认为，我们容易产生四种类型的思想错误，他称为“假相”。

第一个是“种族假相”，我们之所以会有这种假相，是因为我们是人。

抱有希望的思考就是一例，尤其是关于自然现象中存在着比它实际具有的秩序还要大的秩序的期望，更是这样。

第二个是“洞穴假相”，它是个人所具有的私人成见。这类假相数不胜数。

“市场假相”是由受语言迷惑的精神倾向造成的错误，这种错误在哲学中特别盛行。

最后是“剧场假相”，这类错误来自思想体系和思想流派。培根常举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例子来说明这种错误。

培根的科学方法，制作具有某一特定属性的事物的表格。

在第一部分，除了对语言和认识论的某些一般性的哲学反思以外，霍布斯还以严格的机械论术语论述了人和人的心理。

与伽利略和笛卡儿一样，他认为，我们经验的东西是由外在物体的机械运动造成的，而视觉、声音、味觉等都不在对象之中，

而是属于我们个人的。

1618年，他在荷兰入伍，这使得他有大量的时间从事数学研究。

1619年，30年战争正酣，笛卡儿为了去看看这个世界，加入了巴伐利亚军队。

就在那一年的冬天，他发现了那些激起他的哲学的主要概念。

这一经历被描绘在《方法论》一书中。

一天，天气比通常要冷，笛卡儿躲进一间小屋，坐在一个砖炉旁边。

当身体适当暖和下来以后，他开始陷入沉思；日暮时，他的全部哲学的轮廓已清晰地呈现在面前。

笛卡儿在军队里一直待到1622年，然后返回巴黎。

第二年，他访问了意大利，在那里居住了两年。

回到巴黎以后，他发现国内的生活太使人心神不定。

他生性有些羞怯，想在不受干扰的环境下专心工作，所以于1628年去了荷兰。

他变卖了他的那一小份地产，因此能够独自过着适当舒适的生活。

以后的21年，他一直待在荷兰，其间只是对法国作了三次短暂的访问。

笛卡儿顺着他曾偶尔发现的方法的思路，逐渐构建出他的哲学。

笛卡尔最不愿意卷入争论，在他看来，这是在浪费宝贵的时间。

数学因其推论具有确定性，所以对笛卡尔有深刻的影响，但是当时他尚不能弄清楚这些推论的适当用法。

他放弃了书本知识并开始旅行，可是他发现，哲学家们的风俗习惯恰似他们的观点一样迥然不同。

最后他决定，他必须审视他自己以便发现真理。

由此就出现了我们前面已提到过的关于炉边沉思的那段叙述。

笛卡儿着重提到，只有从头到尾都由一个作者完成的作品才能令人满意，因此他决定把从前学到的和被迫接受的东西统统抛弃掉。

只有逻辑学、几何学和代数学幸免于难，并且他从这三样东西里发现了四条规则。

第一，除了清楚明白的观念以外，决不接受任何东西。

第二，我们必须将每个问题都按照解决问题的需要，分成若干部分。

第三，思想必须遵循从简单到复杂的顺序，在没有顺序的地方，我们必须假定一种顺序。

第四，我们应该始终进行彻底的检查，以确保没有遗漏什么东西。

伦理学在各学科的排列中是最后一位，但是在生活中，我们必须做出当下的决定。

笛卡儿因而采纳了一种临时性的行为规范，这种规范将按实用主义的标准，为他提供最好的生活状况。

所以，笛卡儿决心遵守他的国家的法律的风俗习惯，并一直忠实于他的宗教；

一当确定了某种行为路线，他就坚定不移地行动起来；

最后他决心努力控制自己，不去触犯命运，并使他的希望适应于事物的秩序，而不是相反。

从这个时候开始，笛卡儿决定致力于哲学。

感官证据是不确定的，因此必须遭到怀疑。

即便是数学，尽管问题少一些，但也必须受到怀疑，因为上帝也许正在计划地将我们引入歧途。

归根结底，怀疑者必须承认的一件事就是他自己的怀疑。

这是笛卡儿的基本公式——“我思故我在”的基础。

笛卡儿认为，这是形而上学清楚明白的出发点。

因此，笛卡儿认为，他是一个完全独立于自然物质，因而也独立于肉体的思维着的东西。

笛卡儿的二元论：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是各自独立的。

与霍布斯不同，斯宾诺莎是思想自由的拥护者。

他认为，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一个国家才能恰如其分地发挥作用，

这一观点的确来自他的形而上学和伦理学理论。

据说实体肯定是无限的，否则，它的各种限制就会对它发生某种作用。

斯宾诺莎还认为，这样的实体只能有一个，它就是作为整体的世界；

它和上帝也是一致的。

因此，上帝和作为万事万物之整体的宇宙是一回事。

这就是着名的斯宾诺莎泛神论学说。

必须强调的是，斯宾诺莎对于这一学说的论述，并不掺杂一点儿神秘主义。

全部问题只是演绎逻辑中的一次练习，其基础是以惊人创造力所设定的一组定义和公理。

它也许是哲学史上系统结构最杰出的例子。

正统学说中的所有阵营都极力反对上帝和自然相一致的思想，不过，这种一致性只是一次演绎论证的结果。

在该论证的范围以内，这个结果是非常可靠的，如果某些人所珍爱的信仰受到了伤害，那么仅仅表明了逻辑不尊重感情。

如果只能以传统的方式来定义上帝和实体，那么斯宾诺莎的结论就很勉强了。

结果，人们很可能会认识到，这些术语中具有某种特殊的东西。

斯宾诺莎赞同这种说法，他把我们人的一些智慧看作是上帝智慧的组成部分。

他赞同笛卡儿坚持清楚明白的原则。

因为他认为：谬误在于缺乏理解，后者包括不合适的观念，也就是残缺不全的、混乱的观念。

从某一特定的无时间的观点出发来理解事物，这是出于精神的本性所提出的要求。

因为一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时候，迟早都将渴望与上帝连为一体。

只要一个人受制于外在的影响和原因，那他就是处于奴役状态。

这的确对于任何有限物来说，都是适合的。

但是就人们可以和上帝达成一致而言，人们就不再受制于这样的影响。

因为作为一个整体的宇宙是没有限制的。

因此，通过越来越与整体相协调，人们就获得了相应的自由。

因为自由恰恰就是独立或自决，而独立或自决仅仅适合于上帝。

正是以这种方式，我们就能摆脱恐惧。

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一样，斯宾诺莎也主张无知是一切罪恶的基本根源，

就知识是对宇宙的较深理解而言，它是有助于采取明智而适当的行动的一个条件。

自由人最少想到死，他的智慧不是关于死的默念，而是关于生的沉思。

由于罪恶是否定性的，而上帝或自然是无所或缺的整体，所以它们就不可能是恶的。

在特殊的事务上，人作为一个有限的存在，为了尽可能地获得与宇宙的最密切联系，应该以自我保存的方式行事。

就神学方面来说，我们必须记住：形而上学的上帝是某种关于事物本性理论的最后一笔。

这个上帝并不诉诸感情，它与《圣经》中的上帝也没有关系。

如果不是严格遵守主——谓词的逻辑学，莱布尼茨可能会将数理逻辑方面的某些尝试发表出来，

后者会使这个问题提早一个多世纪被考虑。

他认为，有可能发明出一种普遍的符号语言，该语言是完备的，因而会将思考还原为计算。

撇开电脑不谈，莱布尼茨的这一想法可能有些草率，然而他还是预见到了，

许多后来逐渐成为逻辑领域中寻常的东西。

就这里的完备语言而言，它不过是以另一种方式表达出人终将会得到关于上帝的完美知识的希望。

自然本身是由上帝创造的，因此只有上帝才能完全理解自然。

真理即行动，我们的知识水平的扩展与我们的行动范围同步。

在他看来，人类事务中存在着一种趋势，而且正像潮水来回流动一样，人类的命运也是循环往复的。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种循环论最远可追溯到前苏格拉底学说。

但是，就像文艺作品的编剧与演员，维柯通过对人类心灵史循环周期之形式的探索，为这些古老的概念注入了新的思想。

雅各宾式会议，英格兰达到某种程度的稳定。

在社会学中，他抛弃了理想主义关于理想的共同体的概念，并致力于探讨各种社会如何产生和发展的经验主义任务。

在这方面，他完全是开创性的，并且首次提出了一种人类文明的真正理论。

这些与一个对他的所有思想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主要观点密切相关，这个观点即是“真理即行动”，

或用拉丁文表达，就是“verum factum”。

2022-12-08 18:5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