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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院哲学
随着罗马中央权力的崩溃,西罗马帝国开始陷入蛮族时代。
在这一时代,欧洲经历了普遍的文化衰落。
再者,当西方文化衰落的时候,年轻而充满活力的伊斯兰文明则达到了它的鼎盛期,这种文明囊括印度的大部分以及中东、北非和西班牙。
而在更遥远的地方,唐朝的中华文明正在成为该文明最重要的文化时代之一。
教皇之所以能够保持在西方的统治地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罗马皇权的消失造成了政治真空。
在公元7世纪到8世纪期间,罗马教廷在拜占庭皇帝和蛮族国王这两个彼此竞争的政治力量之间,走着一条荆棘丛生的中间道路。
从某些方面来说,同希腊渊源相连,要比依赖于蛮族入侵者更加可取。
公元10世纪,教廷由罗马地方贵族控制。由于拜占庭、伦巴底和法兰克军队之间的争斗所导致的连绵不断的破坏,
罗马城陷入了野蛮和混乱之中。
整个西方大地被摆脱了封建主钳制的、有独立见解的封臣弄得动荡不安,无论是皇帝还是法兰西国王,
都无法有效地控制难以驾驭的贵族。
匈牙利入侵者侵犯意大利北部领土,北欧的海盗冒险家则使欧洲的海岸与河畔充满了恐惧和灾难。
当古希腊文化在西方大部分地区已被遗忘的时候,它却在遥远的爱尔兰幸存下来。
当西方大体上经历衰落时,爱尔兰的文化却兴旺起来。
因为神职人员是宗教奇迹和宗教力量的执行者,他们便对世俗事务逐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只要人民基本上还相信宗教力量的真实性,那么神职人员的影响就会仍然有效。
在整个中世纪,人民的信仰一直是虔诚而普遍的。
但是,权力的滋长往往刺激欲望。如果没有强大有效的道德传统加以引导,
那些身居要职的人通常会谋取自己的私利。
阿拉伯人起初并未打算进行有计划的征服。
他们的土地贫瘠干燥,他们通常只是为了劫掠才搞边境袭击。
但是由于对方的抵抗软弱无力,袭击者就变成了征服者。
在许多情况下,新统治者领导下的新土地上的行政管理仍然保持原样。
阿拉伯人在整体上并不十分倾向于宗教,他们扩张的动机一如既往,是为了进行物质财富的掠夺。
正是由于狂热精神的缺乏,才使得他们人数虽少,却能够统治辽阔土地上文明程度较高、宗教信仰各异的居民。
来自预定说的证明:秩序包含着一个预定者,因此上帝存在。
邓斯认为,意志主宰理智,柏拉图持相反的观点。
巴都阿的马西哥利欧是奥卡姆的挚友,两人曾一起被流放。
马西哥利欧也反对教皇,他就世俗权力和精神权力的组织与权限发表了非常新颖的见解。
他认为,对于这两种权力来说,最高的主权均属于人民中的大多数。
全教会议是经过普选而产生的,只有这样的会议才有权实行革除教籍的处分,甚至那时还得有教区僧侣的认可。
只有全教会议才能制定正统的标准,但是教会不应干涉国家的事务。
奥卡姆则完全反应形而上学,他认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及其追随者们的一般本体论是极不可能的。
惟独个别的、单一的事物才具有实在性,惟独这样的事物才可成为那产生直接而确定的知识的经验对象。
这就是说,对于存在的说明而言,亚里士多德精致的形而上学装置完全是多余的。
我们也必须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奥卡姆的格言:舍简就繁,徒费力气。
它又是另一个更着名的格言的基础,即“若无必要,勿增实体”。
这句格言虽不见于奥卡姆的着作,但负有“奥卡姆的剃刀”之盛名。
奥卡姆的剃刀,经济原则:使用最简单的假设。
但丁,他的伟大诗篇总括了中世纪的观点。
在但丁那里,地狱是一个没有舞台的竞技场。
《神曲》表面上看来是一次从地狱经炼狱到天国的旅行,但在这一旅程中,我们实际上看到的却是以曲笔隐喻之法所表达出来的中世纪的思想概貌。
但丁在政治思想上极力主张强大的帝国政权,但在当时,帝国旧日的影响已丧失殆尽。
法兰西和英格兰等民族国家正蒸蒸日上,世界帝国的思想不太受到人们的重视。
类似于其他地方,天国就像一座有阶梯的金字塔。
14世纪期间,教皇的势力急剧下降。虽然罗马教廷在与帝国的斗争中曾表现为强者,但是现在,
教会再也不能轻易地以革除教籍为经常性的威胁来控制基督徒了。
人们渐渐地敢于独自思考上帝了。
教廷已无法从道德上和精神上控制思想家和学者,国王和民众则都对教皇特使征收巨额钱财耿耿于怀。
如果我们自问:希腊观念和中世纪观念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那么我们可以说:希腊观念中缺乏罪恶感。
在希腊人看来,人似乎并没有承受着与生俱来的罪孽的重负。
希腊人确实可能认为,尘世生活是变幻无常的事,可能毁于诸神的奇思怪想。
但是,这绝没有被看作是因为从前所犯下的罪孽而应得到的公正命运。
由此可知,在希腊人的头脑中,没有赎罪或拯救这回事。
与之相应,希腊人的伦理思想在整体上也完全是在形而上学的。
在希腊化时期,尤其是从斯多葛主义开始,一种逆来顺受的调子逐渐渗入伦理学,
它后来又传给早期基督教的各个派别。
然而,在整体上,希腊哲学并不面对神学问题,因此它完全是世俗的哲学。
当基督教在西方占据了统治地位以后,伦理学的情况就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基督徒把尘世生活看作是一种尚待到来的更伟大的生活的准备阶段,
认为人的生存所遭受的苦难是强加于人的考验,为的是去除人所继承的先天罪孽的重负。
但这实际上是一项超人的任务。
为了成功地经受这场考验,人需要神的帮助,而这种帮助有可能得到,也有可能得不到。
对希腊人来说,善自为善;基督徒则由于上帝的旨意而必须是善的。
尽管沿着德行的狭窄道路并不就能保证获救,但这无论如何是一个先决条件。
对某些这样的信条当然必须深信不疑,也正是在这里,最先介入了神的帮助。
因为人要获得信念并从此尊重其信条,就需要上帝的恩赐。
那些连这第一步也达不到的人,不可救药地该下地狱。
只要承认理性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信仰,哲学和神学的这种结合就可以一直持续下去。
当14世纪的圣方济各会的学者否认这种可能性,并坚持理性和信仰彼此无关的时候,
中世纪观念逐渐消逝的时期就开始了。在神学领域里不再使用哲学了。
奥卡姆使信仰摆脱了与理性探索之间的一切可能的联系,由此使哲学走上重返现世主义之路。
过去曾经有过、现在也有相当数量的人,不愿意让他们的日常实践信仰干扰他们的宗教信仰。
而反过来看,的确也只有通过这种方式,宗教才能保护自己免受怀疑的袭击。
因为如果神学投入辩证法的战场,那它就必须遵守理性讨论的规则。
因为信仰原就不该和理性发生冲突。
既然这里的冲突是发生在理性论证的范围内,所以必须让步的就总是宗教了。
不过,以此为条件,让步后的宗教立场仍然是明确而独特的。
在一个关心上帝和来世于关心尘世问题的年代,经验的研究成果之不受重视,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文艺复兴的思想家再次将人抬高到中心位置。
正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之下,人的行动才因其自身的目的而受到重视,科学研究也因而取得了新的巨大进展。
在过去的三四百年间,一种行动的伦理终于将西方和世界的其他地方区别开来了。
当西方技术征服了世界的时候,与技术相伴随的行动的伦理,也有了某种程度的新的影响力。
三位一体的本质,一个持续多年的经院哲学问题。
2022-12-08 18:5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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