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昌文：我是做假證進入三聯的薦書

簡體傳統

冒牌大学生

在上海天天奔来走去，发现住处不远有一家“民治新闻专科学校”，设有新闻电讯系，可以晚上上课。我想，还是设法去通讯社当报务员吧，于是立即报名应试，想提高一下收报速度，再去考通讯社。想不到这一来，由此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创办人是顾执中先生，上海《新闻报》的名记者。这家学校在上海有很高的名望，尤其在一九四九年以前争取民主运动中，功勋卓着。可是我之所以报考，同这些毫无关系。我只不过想由此去做报务员。

于是天天准备应考，想不到考取之后，校方告诉我，新闻电讯系不办了，因为学生太少。教务处一位先生鼓励我上别的系。我一看时间表，采访系是晚上上课的，就进了这个系。从这以后，想不到由此不再去“的达的达”地敲电键，而是变成耍笔杆的了。

每天下午五点左右，从自己打工的商店里拖着疲乏的身躯出来，在马路上买一块点心，就去上学。如是，要到晚上九点来钟才回去。尽管这么辛苦，我还是很快活-因为民治新闻专科学校给我打开了一个新的窗口，让我看到与以前迥然不同的世界。

像民治新闻专科学校这类所谓“野鸡大学”，在旧上海多的是，普遍来说声誉不太好。但这家学校不同。校长顾执中先生真是认真办学。首先，他把上海新闻界许多名流都请来教课，如陆诒、惮逸群、胡星原、笪移今、潘孑农、盛叙功、许杰、姚士彦、颜鹤鸣等等，看来比某些正规大学的阵容还要强。那里又设了一个强大的俄语课程，老师是顾先生之弟顾用中。顾用中有时自己教，有时请他的白俄朋友来教，我在那时就上过着名的白俄诗人夏清云（俄文原名别列列勋）先生的课。在所有的课程里，我读得最尽心的是摄影和俄语两门主课，其余的课程不是不努力学，而是实在跟不上。这两门，大家都从头学起，我只要努力，就可跟上，并且成绩优良。别的，以我初中二一年级程度，如何能同别人攀高低。譬如新闻写作，我努力半天，结业成绩只是五十分。六十分才及格，老师陆诰先生是让我大大出洋相了。

成绩不好是一方面，那是因为我基础实在太差。可是，许多老师的课，我实在爱听，简直终生难忘。例如，潘孑农先生讲电影时，一次批评melodrama而举美国电影Golden Boy（《千金之子》）为例来说明drama的正面功能。他说剧中Joe的父亲举着Joe的手，痛苦地讲述拳击如何毁了Joe的音乐天才。这一段警句，潘老师用英文朗诵，我听了简直毕生难忘。潘先生还常找学生去做临时演员，我最愿意参加。一次是演排队挤买黄金的群众。在拥挤不堪的人堆中奋斗了好一阵，弄得一身臭汗。最后电影厂赏我吃一碗阳春面回家。又如许杰教授，他在学界也可算名人了。他讲中国现代文学，我在这方面毫无基础，听得似懂非懂，但还是爱听。这些，都吸引我这个缺“文”少“化”的穷孩子进入文化的大门。

对我这个长期失学的年轻人来说，实在太喜欢上这样的大学了。可是，我读了一年多又交不起学费了。当时我做“仆欧”，人家给我一口饭吃已算幸运，谈不到工资。我的学费，大都靠挣“外快”所得来支付。例如侍候人赌钱所得的小费。后来，找到一个活计：为人造假帐。这事比较好办，只要晚上开些夜车，就可办到，所得也较丰富，可以付学费等开支。但不经常有这“业务”。因此，念了一年半，最后一个学期实在读不下去，只能开溜。

刚好当时解放未久，百废待兴，亟需人才，到处都在招人。我当年读三联书店的“青年自学丛书”等入迷，又在银楼里认识一些进步文化人，也常去吕班路（今重庆南路）的生活书店门市部闲逛，因此，一心想做出版。鉴于前些时候考三联书店的失败，到一九五〇年人民出版社招考，我就改变招数，化身成为一个青年知识分子，伪造了一封《学习报》社的介绍信，私刻一枚公章，说自己是这个报社的记者，完全隐瞒我的学徒、店员身份，于是考取。当年凭成绩考取并不难，只要熟读学校里教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和政治经济学等课程即可，答题是把什么事情都归结在反帝反封建名下，保管老师欣赏。

当时也有别的机会。俄语老师顾用中先生看我成绩不错，介绍我去见姜椿芳先生，保送我进刚成立的上海俄文专修学校。姜先生很同意我去。还有，当时的“革命大学”也在招生。另外，风传私立的民办大专要并入国立大学，我们以后很可能可进复旦大学（事实上没多久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就并到复旦大学了）。但是，一，切一切，我都无缘了。因为我不仅筹不起学费，还要养活母亲。我母亲年年在别人家做“娘姨”（佣人），我再也忍不下心去。因此，唯一的选择是找一职业。于是，就溜到北京来了，时在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四日。

我从此离开六年学徒生涯。但在开始讲新的生活以前，还不得不说几句闲话。

我这几年里还有一个人是很值得我感激的，那就是我的老板，或师傅，赵嵚会先生。他在六年里，平时对我疾书厉色，可是事后回想，实在仁慈异常。一九四六年我因扁桃体发炎，病倒多时，他出资让我去医院住院治病。我在工作岗位上之所以能不放弃学习，同他的宽容显然有关。更让我歉然的是，到了北京，我死硬搬用《资本论》，觉得资本家中没好人，多次向组织上表示要同他划清界线。“文革”前他坐牢多年，“文革”中夫妇投河自尽，这些虽然同我没有直接关系，但忝为共产党员，总觉得与有过焉！

《也无风雨也无晴》
沈昌文/海豚出版社/2014-08

《也无风雨也无晴》是着名出版家、文化人沈昌文迄今为止最完整的一部回忆录。该书详细地记录了沈昌文如何从上海银楼里一个初中都没有读完的“小伙计”，经过自己的不断努力和各种机遇，而一步步地成为三联书店总经理和《读书》杂志主编，以及退休后的生活与出版活动。这本书不仅记录了一个小人物的奋斗史，同时，它也可看作是中国当代出版史的一个缩影。书中披露了当代出版史上不少不为人知的细节，具有丰富的史料和研究价值。

沈昌文，1931年9月26日生于上海。1951年3月至1985年12月，在人民出版社任校对员，秘书，编辑，主任，副总编辑。1986年1月至1995年12月，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兼《读书》杂志主编。1996年1月退休。着有《阁楼人语》、《书商的旧梦》、《最后的晚餐》、《知道》，译作有《控诉法西斯》、《列宁对全世界妇女的遗教》、《阿多拉茨基选集》（部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