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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神树 河姆渡文化中的鸟头柄 良渚文化中的玉鸟 屈家岭文化中的玉鸟 三星堆文化中的青铜鸟首

青铜大立人

只有走进三星堆遗址，认真对它进行一番观察和分析，才能拉近我们与三星堆文明的距离；才能透过深邃的时间和广袤的空间，与悠远的历史对话。

历史虽然不能重演，但历史是可以认识的。

四川广汉三星堆，这里地势平坦，气候湿润，雨量充沛，村舍零落，一派川西田园风光。

村里有三个凸起的大土堆，在平原上显得格外醒目，它们和临近的一块月牙形的较大台地遥相呼应。从空中俯瞰，似有一中轴线，由南而北的是三个土堆、月牙形的台地。

不知是哪朝哪代的文人墨客，见景生情，给它们起了一个很有诗意的名称——三星伴月。三星，就是三星堆，月，就是月亮湾。

古蜀国的一个都城，中轴线上，从南向北分布三星堆、月亮湾、真武宫、西泉坎等四处遗址，文化堆积丰富的台地。

神殿为商代最大的单体建筑之一，疑似为双层结构。

起名的古人一定从三星堆和月亮湾这一奇特的地形中看出些什么端倪，他们是在用这样一个富有诗意的名称来提醒后来者。

有着悠远历史的地方，一定会释放出悠远的历史信息。即使是不经意之间，寻常的举动也常常会触动上苍的神秘节点，真可谓是意料之外而又情理之中。

正面律的存在，体积感和透视感的欠缺，表明了三星堆青铜造型工艺还没有从较原始的状态中脱离出来。

三星堆紫铜书

三星堆青铜太阳形器 

三星堆文化中的青铜鸟 青铜鸟首 牙璋鸟纹 鸟头柄

射鱼鸟纹

双鸟朝阳，纹象牙蝶形器，正面中间阴刻五个大小不等的同心圆，外圆上端刻有熊熊的火焰纹，象征太阳的光芒，两侧各有一只引昂钩喙鸷鸟拥着太阳，器物边缘还锥刻着羽状纹。

整件器物图像布局严谨、雕刻技术娴熟、形象逼真传神、寓意耐人寻味，是河姆渡原始艺术中的精品。

鸟、太阳，飞鸟环拥太阳的图案

三星堆的鸟崇拜，似乎与东部的文化有上密切的联系。

饕餮纹是一种抽象化的装饰纹饰，一双炯炯有神的巨目，露森列的齿牙，一副狰狞可怖的模样，却有着强烈的精神震撼力。

超常的体量，营造庄严的效果，精神威慑力。

殷商青铜器是用狰狞的美来体现王权的霸道和威严，体现君权神授的凛然和不可侵犯。

然而，三星堆青铜器无一例外，嘴角边都有隐隐的微笑，仿佛具有一种能穿透人内心的目光。

超越人类世界的、蕴含着绝对力量的眼光注视着我们，充满着从容不迫的优越感。

这种神态与后来的佛像如出一辙：含蓄但让人感到摄人心魄，亲近但又让人感到不可亵渎。

宗教的感染力、征服力。

五花八门的形象，光怪陆离，构成一个威严、阴森、肃穆、凝重的视觉空间。

群巫之长的形象。脚站法台，手捧法器，头戴冠帽，华丽袍服，上承神意、下达民众。

众神威而不怒的场景和氛围，宗教活动所追求的理想境界。

三星堆守护神，青铜纵目戟耳面具。

神树和金杖

这是一个清晨，太阳刚刚从地平线上升起，鱼肚白的天空上晨星还在闪烁。

神殿顶部挂着太阳神器，恍若白昼，到处点缀铜眼睛和铜眼泡，犹如满天繁星。如若身临其境，不免有清冽严冷之感。

鹰翔高空，鱼潜深渊，能通达天地，交通人神，以王者的身份宣誓，承诺对神的忠诚。

大巫师肃穆而又威严，在他身上，王权和神权如此和谐地合二为一。

凝重、威严、神秘、诡异。

有的人认为，这两个坑是亡国宝器掩埋坑，是古蜀王朝更替的结果——鱼凫王被杜宇所灭，其祖先众神像、礼器、权杖皆被打碎、烧毁后埋藏。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成都平原上的八个古城，可谓是城址林立。传递给人们一个多元社会的信息。

仿佛能窥见：众多的城堡之间，人们熙来攘往，商贩正忙于交易；城堡里的男女老少都忙于生计。

只有三星堆遗址和鱼凫村古城，成为唯一的中心城邑。

七个古城废墟寂寞着，无言地叙述着昔日热闹的场景。

有着辉煌灿烂文明的古蜀王者。

商周时代的十二桥遗址，春秋时代的羊子山土台遗址，战国时代的商业街巴蜀船棺遗址等。

一种朦胧的预感。

过于谨慎，缺乏想象与推断，是不可取的。

要知道，上天有时在不经意之间，会释放出一些远古的文化信息：它偶尔会撩起笼罩在远古文化上神秘的面纱，尽管转瞬即逝，却给我们一种警示。

出神入化

战争、掠夺，使用暴力便能获得财富，获得女人。为此而形成的暴力机构，尝到甜头，便会在血与火之中壮大。为了抵御暴力侵犯，修筑城堡自保就是许多部落、族群必然的选择。

城堡的建筑，并非族群生活的一种简单变化。生活于城堡中的人们从此过上了与之前完全不太一样的社会生活。

新的生活模式随之出现：祭祀，礼仪，文字，建筑，阶层社会，国王酋邦领袖，官吏，工商业，社群管理，刑罚，等等。

城市革命。

被赋予了神性的玉琮，是中华文明的标志性器物。

如果这个看法不谬，传统的看法将发知颠覆性的变化——我国最早的文字，不是3000多年前进入文字成熟期的甲骨文，而是良渚先民5000年前的刻画文字。

众星拱月的聚落格局，起着拱卫中心聚落的作用。

中华文明起源满天星斗说

中原的河洛集团、东边的海岱集团、南边的江汉集团

中原的华夏、东部的东夷、江汉的三苗

历史研究者，除能高瞻远瞩之外，常能窥见精微之处，如此方为国学大师。

古城外发现有陶器作坊、玉器作坊，还有码头。良渚是一个商业和手工业都相当发达的古国。

这些文明的因子犹如几缕曙光，照亮了文明前的夜空。

在江汉地区，彼时文明的因子犹如星星之火，只要机缘适当，一定会燎原。

《韩非子 十过》尧禅天下，虞舜受之，作为食器，斩山木而财之，削锯修其迹，流漆墨其上，输之于宫，以为食器。

陶寺古城观象天文台想象图

经过多次测试，天文学家发现从夯土墙特意留出的几道缝隙东望，恰为春分、秋分、夏至、冬至时太阳从遗址以东塔山升起的位置。

观象授时

《尚书 尧典》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

陶寺文化的上层统治者已于陶寺文化中期末抛弃陶寺古城和部分陶唐氏平民，沿着汾河，顺流而下，南迁进入了风云际会的河洛地区。

河南郑州附近的大河村遗址属于河南龙山文化时期的地层，出土有彩绘陶器——红陶黑彩、白衣彩陶。彩陶片上还绘有各种天文图像，如太阳纹、月亮纹、星座纹，日珥纹等。

禹部族的融入，给正在转型的华夏文化带来了变化。这种变化是逐步达到量变的。

山西陶寺文化的强势进入并占据上层地位，这个逐步融合的文化，内部已经发生量变，再加上内部西来的大禹势力强势崛起，悄然形成了一个崭新意义上的民族——华夏民族。

大禹登天子之位，并以自己的封国夏为天下之号，宣告夏朝正式建立。

4000多年前，中华大地上的第一个王朝（沿用历史说法，实际上夏朝应是次于虞朝的第二个王朝）建立，中华文明进入一个全盛时期。

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上古时期中原逐鹿活动的结束——鹿死在华夏族之手。

《山海经》郭璞注：昔尧以天下让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杀之，有苗之民叛入南海，为三苗国。

华夏族信仰的是天地、山川和祖宗等神灵，三苗集团宗教意识还是原始宗教阶段，信仰万物有灵论，热衷法术。

《史记 太史公自序》维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际，德流苗裔。

舜征讨三苗，葬于苍梧之野。

最早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伟大创建者——苏美尔人，似乎既不是印欧人的一支，也不是闪米特人的一支，这一点很奇怪。

他们的语言与汉语相似，这说明他们的原籍可能是东方某地。

在河西走廊，来自西亚古文明的苏美尔人，为后来兴趣的三星堆青铜文明涂抹上了一层浓厚的异域色彩。

《后汉书 西羌传》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徒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

尚书 尧典：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

孟子 滕文公上：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

总之，昔日三星堆古国联盟崩溃，古国内的居民就像流云一般各自四散开去。留在三星堆古城里的鱼凫氏，并没有生活长久，就遇到了大的麻烦。这个麻烦，或许来自更大的洪水，或许来自成都附近的杜宇部族。

清人李元：《蜀水经》沫水亦名铜江，在古为青衣水，蚕丛氏青衣劝农，子孙遂为青衣国。

史记 三代世表：蜀王，黄帝后世也，至今在汉西南五千里，常来朝降，输献于汉。

中原的文化因素。

三星堆神殿由一个神兽作基座，这个神兽的形状、纹饰与殷商青铜器有些相类。其神树基座由几何形纹、云目纹、窃曲纹兽面纹等组成，这些纹饰大多是中原青铜器上常见的纹饰。

不过，三星堆先民似乎更愿意接受来自西亚的宗教形式。也许，他们在接受西亚传来的青铜制造工艺的同时，也一并接受了古西亚人的宗教观念。

如果我们怀疑三星堆人与西亚人文化交流传播的能力，那么我们的视野就会变得局促，难免一叶障目，思维也会像鸟翼被束上了黄金一般。

因此，我们不能作茧自缚，而是要开阔眼界，让思维像自由的鸟儿一样飞翔。

现在，罩在三星堆宗教上的面纱已经揭开了。

三星堆先民的宗教其实是西亚苏美尔宗教和流行于中亚、小亚细亚和我国北方的萨满教的混合类型，是一个“涵化”了的民族宗教。

这种宗教和我国其他地区同时期的宗教大不相同。它有自己的宗教场所--神殿。它有祭祀的场所--神坛。

它有崇拜的神物--太阳、龙、鸟和眼睛(铜眼睛和铜眼泡)。

它有自己的保护神--“纵目”的“蚕丛”等。

它有自己的诸神--各位与族人同形的神像(青铜人头像)。

它有自己的通神用物--神树和金杖。

它有自己的献祭供物--象牙、兽骨。我们不妨来设想一下当时的祭祀场景:

这是一个清晨，太阳刚刚从地平线上升起，鱼肚白的天空上晨星还在闪烁。

三星堆的神殿显得格外肃穆庄严

神殿是多层的亭阁式建筑，殿顶部是四面坡形，清晨的阳光给它涂抹上一层亮色。

神殿的顶部内收成方台，台上有下身着裙、腰间系带、赤足跪坐的人。他们双手执握着玉璋，神色凝重。

神殿悬挂着太阳形器，恍若白昼;到处点缀着铜眼睛和铜眼泡，犹如满天繁星。如若身临其境，不免有清冽严冷之感。

神殿内设置着一个神坛。神坛由兽形座、立人座、山形座、顶座四层组成。立人座、顶座上都有事神的祭师，他们头戴冠帽，身着华丽的袍服，双手相握，肃穆站立。环绕着神坛排列的是那些与族人同形的诸神偶像:全族人的守护神--双目柱形凸起、双耳鸟翼形伸展的青铜面像悬挂在正上方;两旁悬挂的是青铜人像面具;下面正中是头戴金面罩的青铜人头像柱，两旁是一般的青铜人头像柱。

身形伟岸的大巫师头戴花状冠帽，身着华丽的袍服，双手怀抱器物(疑是龙柱形法器)。在众巫师的齐呼声中赤足走进神殿，站在法台上，面对着神坛。两边是两座青铜

三星堆文化中的青铜龙

神树。 柱形法器

身旁跪立的小巫师手捧着金杖、玉璋，或头顶做法术用的器皿、以供大巫师做法术时使用。

还有些单腿跪侍的侍从。

大巫师对着通天地、通上神的神树，口中念念有词，然后两手晃动着通神用的法器，最后举起金杖--金杖上有着鹰与鱼的图案:鹰翔高空，鱼潜深渊，能通达天地，交通人神--以王者的身份宣誓，承诺对神的忠诚。

大巫师肃穆而又威严，在他身上，王权和神权如此和谐地合二为一。

三星堆文化中的头顶祭器的青铜小跪人 三星堆文化中的单腿跪坐的青铜小人

三星堆先民的宗教祭祀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场景?我在脑海做过多种设想，无论怎样设想，都不外乎是这样的感觉:凝重、威严、神秘、诡异。

帝尧者……乃命羲、和，敬顺昊天，数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分命羲仲，居郁夷，曰旸谷。敬道日出，便程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中春。其民析，鸟兽字微。申命羲叔，居南交。便程南为，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中夏。其民因，鸟兽希革。申命和仲，居西土，曰昧谷。敬道日入，便程西成。夜中，星虚，以正中秋。其民夷易，鸟兽毛毯。申命和叔，居北方，曰幽都。便在伏物。日短，星昴，以正中冬。其民燠，鸟兽毹毛。岁三百六十六日，以闰月正四时。信饬百官，众功皆兴。

《尚书·尧典》中也有类似记载:尧命令羲氏、和氏根据日月星辰的运行情况制定历法，然后颁布天下，使农业生产有所依循。尧派羲仲到东方海滨叫旸谷的地方，观察日出的情况，以昼夜平分的那天作为春分，并参考鸟星的位置来校正;派羲叔到南方叫明都的地方，观察太阳由北向南移动的情况，以白昼最长的那天为夏至，并参考火星的位置来校正;派和仲到西方叫昧谷的地方，观察日落的情况，以昼夜平分的那天作为秋分，并参考虚星的位置来校正;派和叔到北方叫幽都的地方，观察太阳由南向北移动的情况，以白昼最短的那天作为冬至，并参考昴星的位置来校正。

相传尧还以366日为一年，每三年置一闰月，用闰月调整历法和四季的关系，使每年的农时正确，不出差误。

依据古籍记载，就能知道帝尧时期是天文历法取得飞跃进步的时代。但尧注重天文历法的文献还需要与考古发现相印证，才有说服力。要确定陶寺文化与尧是否相关联，必须从天文历法来

史记 五帝本纪

据文献记载，禹的父亲叫鲧，鲧的五世祖叫颛顼，颛顼的父亲叫昌意，昌意是黄帝与嫘祖的次子。禹的父亲鲧被封在汶山石纽地区(今四川北川)，母亲是有莘氏之女，名叫女志，也叫女嬉。禹出生于石纽。所以，中国文献历来都有“禹生西羌”之说。

也有人根据考古出土的青海喇家遗址，说禹是甘肃与青海交界处的人。

大禹手持耒耜治水图 无论怎样说，禹出生于西

部，应该是不争的事实。

禹本是古蜀先人，因帝喾继位，帝位大权旁落，无奈只能和父亲鲧离开故土，混迹于周边西羌之中。后来随父亲鲧东迁，来到中原。鲧被帝尧封于崇(即中岳嵩山)。帝尧时，中原洪水泛滥，造成水患灾祸，百姓愁苦不堪。帝尧命令鲧治水，鲧受命治理洪水水患。鲧用障水法，在岸边设置河堤来挡水，但水却越淹越高，历时九年未能平息洪水灾祸。尧大怒，将鲧处死于羽山，命鲧的儿子禹继任治水之事。

禹视察河道，总结了其父治水失败的教训，改以疏导为主。他利用水向低处流的自然趋势，疏通了九河。禹治水，亲力亲为，率领老百姓风餐露宿，整天泡在泥水里疏通河道，把平地的积水导入江河，流入大海。

禹坚韧不拔，勇于开拓，经过十三年的治理，终于消除了中

原洪水泛滥的灾祸。这在当时绝对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大禹整治黄河水患有功，而且居功至伟，受舜禅让继帝位。

尧禅让政权给舜，是因为舜的美德。舜禅让政权给画，是因为禹的功劳。较之舜，禹付出的要多得多。或许，这就是尧舜、禹分别来自不同的部族而亲疏有别的缘故。

舜将王位禅让给帝尧的叔伯兄弟禹，很可能是迫不得已的事。因为禹的功劳太大了，功高盖主

舜是一个天性良善、品德高尚之人，面对来自庶族但有能力的人，他会怎么办?别无选择，他只能是谦让。

这场禅让的仪式，也是相当隆重的:“舜禅天下而传之于禹，禹作为祭器，墨漆其外而朱画其内……觞酌有彩而樽俎为饰。”(《韩非子·十过》)

禹逐步接手并非自己原来族群的部落联盟领导权，并在此基础上率众构建起华夏族。这一历史过程仅仅依靠历史记载来推测，略显证据不足。如果能从考古发现中得到线索，将更有说服力。

何况，禹成为华夏联盟的最高领袖，接掌华夏部落联盟大权，就不可能不在中原的黄河、洛水等流域留下考古踪迹。我们试着来寻觅。

龙山时代，也就是距今4100多年的时候。

在河南的伊洛-郑州地区，遗址出土的陶器群的组合，出现了有意思的变化。考古学家发现，东干沟、花地嘴、稍柴、二里头等遗址，虽然还有浓厚的王湾三期文化遗风，如陶器流行平底器、有少量的三足器和圜底器、竖形和斜形拍印的篮纹仍然较多，但是陶器的器类组合已经发生变化，鼎进一步减少，乳状足

今天的两广地区，是泛灵论即万物有灵论盛行的地方。而盛行乏灵论的族群，不会有通天地传达神谕的行为，更不会事事听他于巫师。故史籍记载说“三苗弗用灵”。所谓灵，即巫《张化“”字下面是个巫字。许慎《说文解字》释:“灵，巫也。”段玉裁注:“楚人名巫为灵。”)，即三苗不信巫师，也不用占卜。

从华夏族的祭祀与占卜来看，他们信仰的是天地、山川和租宗等神灵，而三苗集团的宗教意识还处于很低级的原始宗教阶段;从石家河文化遗址的情况来看，苗蛮信仰万物有灵论，热表的是法术，宗教意识还很淡薄。他们对偶像宗教还不怎么认同。这对于厌恶“三苗弗用灵”、执掌华夏族话语权的华夏巫师和酋邦领袖来说，一定会很不爽，他们很难容忍南边这些异教徒;何况东边的海岱民族实力强大，向东扩张易受阻，江汉三苗部落众多但分散，实力不太强，向南扩张相对容易。

总之，根据历史记载，华夏族与三苗族之间有过两次大的冲突。

第一次是在尧、舜时期，尧向华夏族各部及盟友部落发出了声讨三苗族的檄文:

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我无辜，爰始淫为劓、取、豚、黥。越兹丽刑并制，罔差有辞。民兴胥渐，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诅盟。虐威庶戮，方告无辜于上。上帝监民，罔有馨香德，刑发闻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群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鳏寡无盖。(《尚书·吕刑》)

只是鄂西地区被华夏族同化了的苗蛮族。他们还不能与正宗的华夏族平起平坐，被归入夏后氏支庶姒姓之中。我们将他们称为旁支夏人。

虽然胜利了，但尧、舜对苗蛮的激烈反抗仍然心有余悸。舜为了防止江汉地区另外的苗蛮族造反，向尧建议将鄂西未被同化的苗蛮族迁移到西北的三危山。

我们从文献中可以看出这个浩大工程的始末:

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獾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史记·五帝本纪》)

这个计划，在今天看来似乎不可思议。一则所涉及的民族不少，牵扯的人力、物力太多;二则迁徙的路途似乎太过遥远。尤其是三苗的长途迁徙。舜是否有些异想天开?是否难以执行?

实际上舜的计划并不太难实现，仔细分析，除了三苗是部族和部落，共工、獾兜、鲧都是古代部落的首领或重要人物。处理他们，就是将他们的亲属和家人流放而已。鲧是禹的父亲，因治水失败被殛于羽山，既然已经杀死他，还称之为“以变东夷”，显然，将其与三苗、共工、獾兜并列，纯粹是司马迁为了拼凑“四罪”而玩的文字游戏。

不过，将三苗迁往三危山，却是真实的历史事件。此举透出了尧、舜的精明之处:让那些不太驯服的三苗族人远离中原，天长日久，“以变西戎”，断了他们返回江汉的念头，华夏族就可以免去三苗的侵扰，一劳永逸了。而且，三危山距离青海湖不次大规模战争开始了。

这次战争发生的原因，文献上有记载，说三苗为政不善，致使禹兴兵讨伐。

吴起对曰:“河山之险，信不足保也;是伯王之业，不从此也。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北，而衡山在其南。恃其险也，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战国策·魏策·魏武侯与诸大夫浮于西河》)

作为禅让制度的受益人，继承舜所禅让帝位的禹，成为华夏各部族的共主，理所当然地要继承尧、舜统一天下的遗志。

由于此次是与江汉地区苗蛮集团进行大决战，事关重大，禹必须全力以赴。

禹下定决心，召集华夏各个部落及其姻亲部落--来自山东的有缗氏、有仍氏，秣马厉兵，准备决战。

盟誓之时，禹发表了重要的讲话:

济济有众，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

禹用简洁有力的话语，向华夏族及盟友、姻亲部落发出了向苗蛮集团宣战的号令。这就是中国上古史上非常有名的一篇宣言--《尚书·禹誓》。

公元前2070年，时机一到，禹亲率大军，征伐三苗族。

当时战斗的情形异常惨烈，双方打得天昏地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墨子·非攻下》记载了这次冲突:

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高阳乃命玄官，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电诱祗，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侍，扼矢有苗之样。苗师大乱，后乃遂几。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为山川，别物上下，卿制大极，而神民不违，天下乃静。则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

处于松散联盟的三苗族哪里是久经炎黄战争考验的华夏族的对手?

终于，三苗族大败，溃乱四散了。

三苗族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我们从古代的一些史籍中能够看到这次战争带给三苗族近乎覆灭性的创伤:

黎、苗之王，下及夏、商之季，上不象天，而下不仪地，中不和民，而方不顺时，不共神只，而蔑弃五则，是以人夷其宗庙，而火焚其彝器，子孙为隶。(《国语·周语下》)

华夏族与三苗的两次大战争，均以三苗的大败和崩溃而告结束。

苏美尔有与人同形的诸神像。苏美尔人的圆雕像很可能用于宗教目的。赠像身体呈圆柱形，双手捧于胸前，姿势虔诚，面部表情平静划一，眼睛瞪得很大，流露出纯真、朴实、专注的表情。三星堆也有与族人同形的诸神像。三星堆铜人像也是将双手捧于胸前，面部表情平静划一，双目垂敛，呈专注的神态。

苏美尔有“至高至远”的守护神“安努”和半人半兽的拟人神，三星堆也有超凡的“无往不届，无处不听”的“千里眼”“顺风耳”的守护神“蚕丛”和拟人化的青铜兽面。

苏美尔有“帕特西”，既是一国之主，又是祭神的祭司，握有代表通神和权力的青铜杖;三星堆有“蚕丛”“柏

灌”“鱼凫”，既是一国之主，又是事 疑似三星堆文化的石雕像

神的“群巫之长”，握有代表通神和权力的金杖。

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还崇拜太阳，他们所信奉的神鸟图被称为“沙玛什”，意为“太阳”。恰巧，三星堆也出土有神鸟。这些神鸟从造型和所处的神树及神坛上的位置来看，应该是象征守护太阳的“金乌”。车轮形的青铜制太阳形器也比比皆是。

美索不达米亚的乌尔王陵出土有黄金神树，上有带翅的山羊;安那托利亚出土的青铜神树上也有各种青铜人物和动物的小

鱼凫氏最终也放弃成都平原，迁居到成都平原的山前地带《华阳国志·蜀志》记载了这段历史:“鱼凫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时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源，宇悦之，纳以为妃。移治郫邑，或治瞿上。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郫。”

记载虽然简略，甚至有些隐晦，但不妨碍我们对这段历史的解读。鱼凫氏最后由三星堆古城撤离到金沙遗址，受杜宇部族的挤压，迁徙到彭州天彭阙附近的湔山。湔山是他们的先辈由岷江上游向成都平原迁徙的过渡地。鱼凫王死在那里，所谓“忽得仙道”，是作者常璩“为尊者讳”的说法。

鱼凫氏余部，有的追随蚕丛氏，向南迁徙而去。

至于杜宇，应该是三星堆文明灭亡的见证者，也是翻开古蜀历史新篇章的创始者。此时，蜀国已经成型，酋邦政体已经被君主政治所取代，杜宇成为最高执政者，他创立的国家的面积也大了许多;水灾的危害也在减小，农业生产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

有关杜宇的历史，古籍的做法很明显，有意识地将其与蚕丛氏、柏灌氏、鱼凫氏三者区分开来。事实上，考古发现也将其时代的文化与三星堆文化截然区分开来。因此，有关杜宇的事迹，与三星堆文化关联不大，所以不再赘述。

有趣的是，常璩在书里提到杜宇死时，也使用了含糊说法。他说杜宇“帝升西山隐焉”，意即仙逝。杜宇虽然继承了鱼凫氏的地盘，但后来还是因为水灾的缘故，“移治郫邑，或治瞿上”，搬迁到地势比较高的地方。

兔巴哥:

不过，已经过去一千七八百年了，依然还保留旧历法，并且宣称自己本是华人，可见他们是有意为之，是为了固守祖先的传统。他们不像是陶渊明所言的桃花源中人，只知秦汉，不知魏晋。合理的解释是，他们应该是未融入云南土着民族的商末南迁的古蜀人蚕丛氏的后裔。

奇怪的是，同时期，即唐五代时，西夏人也在使用十二月为岁首的殷历。一南一北，云南西部这些与夏人有关的蚕丛氏后裔，西北宁夏带有“夏”字的国度，均使用商代历法(殷历)，他们之间有无某种关联?

此是闲话，不加赘述。

与为据

丙篇 三星堆文明的来龙去脉

鼎氏，学界大多认为他们就是形成彝族先民的主体群体。费族形成的大体格局，可能发生在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为什么这样判断呢?因为这段时间，爨氏内部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

所有的历史变化，都有其发生的原因。所以相关论点，都必须和历史相佐证，或者相衔接。

自独霸南中，统治南中400年以来，爨氏已是汉化程度颇高的大族，才有文理通达、书法颇佳、被称为云南瑰宝的《爨龙颜碑》及《爨宝子碑》。

《爨龙颜碑》说，爨君名龙颜。字仕德，是建宁郡同乐县人。他是上古帝王少吴和颛顼的远代子孙，也是高阳氏火正祝融的后裔。他家的世系源远流长，清理起来没有遗漏的地方，也像根深蒂固的大树从未倾倒过。当夏朝盛世，他的祖先辅佐夏帝广泛施行五伦的教化，功勋传遍九州疆土。

该碑文辞藻华丽，六朝骈体风格，行文如行云流水，令人对爨氏士人的文学造诣刮目相看。

爨氏自述先祖，也流露出炫耀的意思。既是高阳氏火正祝融的后裔，又辅佐夏帝，似与夏人有关联。自然不是等闲之辈。

这不仅让我们联想起舜、禹讨伐三苗，目的之一就是在三苗居住的江汉地区恢复高阳氏火正祝融的权威，让“弗用灵”的苗蛮都奉行华夏族奉行的宗教

将自家的身世与这样的祖先联系起来，其文明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爨氏的真正来源，还难以明了。从他们自认为是少吴和颛顼的远代子孙、高阳氏火正祝融的后裔来看，似乎与江汉地区的楚人族群有关。古籍记载，战国楚派大将庄蹻入滇，经营云南，舞氏或许与楚人后裔有关联。或者他们与江汉地区的濮僚族有关，

390 三星堆:开后中华文机之门

滇文化中的青铜器

他们是彝族的上层和领导力量。

散居在云南、四川的，没有融入当地土着族群南迁的古蜀人后裔，大多成为汉族。

历时2000多年，三星堆古蜀国族群的后裔四散开来，融入西南诸多民族之中，参与和形成一些新的民族。

这些三星堆人后裔，他们传承的青铜文明，曾经辉煌过，也曾灿烂过。

不过，历史的发展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

最终，历史舞台上，三星堆文明的帷幕完全落下。

2022-12-08 18:5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