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直辖朝气蓬勃 巴渝的变化翻天覆地(图)

>>>  小城故事吳儂軟語溫婉人心的力量  >>> 簡體     傳統

阳光下,重庆朝气蓬勃第二次直辖

1950年8月,重庆市人民政府第一次全体委员会合影

阳光下,重庆朝气蓬勃第二次直辖

1949年12月,解放军二野重庆入城式。

阳光下,重庆朝气蓬勃第二次直辖

第二次直辖时的重庆蒸蒸日上。

■1939年,血火中重庆第一次直辖。

■重庆的第二次直辖,是在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直接领导下诞生的,为领导重庆和西南地区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巩固和发展新生的人民政权,恢复破败凋敝的国民经济,建设和发展人民的新重庆,实施新中国的经济建设计划,和平解放西藏等,发挥了巨大作用。

■重庆的第二次直辖,是在百业待兴的历史时期进行的。它充满朝气和活力,它使巴渝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时,上等白米0.14元/公斤,鸡蛋一两分钱1个,新鲜猪肉四五角钱1公斤,人民沐浴在新中国的阳光下,无论是成渝铁路的修建还是地标性建筑的耸立,都成了一代重庆人心中永远的纪念。


记忆1949:青年们想大干一场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这一天,对进军重庆的二野三兵团将士来说,值得纪念,“我父亲是三兵团12军老战士,当天傍晚,他随部队从海棠溪渡过长江,直插市区。”军事史专家李意志清楚记得,从童年起,父亲李植生就给他讲解放重庆的故事,“重庆,对他们那一代来自北方的将士来说,很有吸引力。毕竟,从湖南常德起,三兵团将士在穿越千里湘川山地途中,没见过一座像样城市。当时的重庆,曾繁华一时,忝列全国大城市第三位呢!”

1949年11月1日,我军发起西南(入川)战役,以二野三兵团11军、12军和四野47军为主力,向重庆进攻,一路所向披靡,至“30日凌晨,蒋介石飞离重庆;上午,杨森市长乘吉普车巡视市区。”12月1日的《大公报》记载,“杨氏面容颓丧,深知解放军已兵临城下,巡视后既抽身逃遁。”进军重庆的人民解放军士气高昂。李植生和战友们30日傍晚渡江时,眼中的重庆“万家灯火,楼宇连云,好一座漂亮的山城!”

时年18岁的上海姑娘陈虹(后任市顾委办公室主任)、小伙子徐雄(后任市委副秘书长)对重庆的第一印象并不佳,“我们是随西南服务团进驻的。老实说,当时重庆虽然也叫中央直辖市,但和上海没法比,可以说是电话不灵、电灯不明、到处泥泞……”但他们与更多的青年一样,充满朝阳般的激情,时年25岁的重庆大学计统专业毕业生纪杏鸾,很快在市军管会找到了工作,“我想起当年夏天毕业典礼上,大家心情灰暗,我的老师、中国北极探险第一人冯简教授,送给我们六个字:要忍耐,要等待。没想几个月后,天就亮了!”时年24岁的冯三义,是1948级重庆大学理学院高材生,经历失业后,也在城建系统找到了工作,“大家铆足了劲,要为新重庆大干一场!”

直辖家底:全市公交车仅14辆

天亮后的重庆啥模样?采访中,文史专家杨耀健这样描述,“全市面积300平方公里,人口110万,地居水陆总汇,有工厂600余家,失业工人十余万。”

这就是重庆二次直辖时的家底?

市档案局局长卢大钺指出,重庆第二次直辖时行政格局沿袭的是旧制,“因为当时我军推进太快,在行政划分上还来不及作出与新政权一致的调整。”市档案局研究员唐润明称,“在我市现存档案中,虽然找不到中央人民政府颁布重庆直辖的记载,但有1954年6月19日,中央关于将重庆等11个中央直辖市改为省辖市的决定,这足以证明当时重庆是直辖市。”

党史专家艾新全的研究从另一层面更接近真相:重庆的第二次直辖,是在刘、邓、贺首长直接领导下诞生的,“建国初期,中央政府为巩固政权,将全国划为六个大区,其中北方分东北、华北和西北,南方分华东、中南和西南。每个大区都有隶属中央的直辖市,如东北4个,即沈阳、旅大、长春和哈尔滨;华北是北京和天津;西北是西安;华东是上海、南京、青岛;中南是武汉、广州;整个西南,只有重庆!”

这时的重庆百业凋敝、敌特猖獗、物价飞涨,“困难如山啊,举个小例子吧。”市建委离休干部冯三义说,“当时全市公交车只有14辆,要么烧柴油,要么烧煤炭,熄火后还要人推。这叫直辖市吗?”

干部配备:整个西南重庆最强

“对重庆的困难,中央是有预见的。”艾新全说,“早在进军大西南之前,重庆的组织机构就在南京搭建了;1949年7月17日,中央决定成立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的中共西南局;同年12月3日,重庆市军管会成立。”

市委办公厅离休干部陶维全,刚一解放就在市委机关工作,是当年的活见证,“重庆市军管会配备的干部是最强的。”成员包括张际春(二野副政委,后任中宣部副部长和国务院文教办主任)、陈锡联(二野三兵团司令员,后任炮兵司令员)、张霖之(二野五兵团副政委,后任煤炭部部长)、谢富治(二野三兵团政委,后任公安部部长和国务院副总理)、曹荻秋(后任上海市市长)、段君毅(后任铁道部部长)、阎红彦(后任云南省书记)、王近山(三兵团12军军长,后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王蕴瑞(后任南京军区参谋长)、任白戈(后任重庆市委书记、市长)、罗士高(后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刘明辉(后任云南省省长)等。

这些干部,几乎全是拿枪杆子的军人,虽战功卓着,但在重庆,他们面临全新课题:怎样巩固新生政权,怎样“建设人民的生产的新重庆(刘伯承语)?”


巩固政权:在严厉打击中注重策略

刚解放的重庆市情复杂。在110万人口中,散兵游勇有9000多,潜伏敌特6000多,杨森留下的“保民军”2万多,流氓、扒手1万多,妓女1万多,加上亟待改造人员,“这是一个接近10万人的庞大数字,新政权受到严重威胁。”陶维全说,“有一次,陈锡联从枇杷山驻地下来,还挨了特务黑枪。”

为保卫新生政权,在西南局统一指挥下,解放军和公安部队开展了大规模行动,分别于1950年1月18日和1951年3月13日采取集中行动,共计逮捕各种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6000余名,从严审判、枪毙320名,“重庆的社会秩序迅速好转。”

历史往往具有特殊性。譬如,对重庆的袍哥怎么办?袍哥是清代形成于川渝地区的民间帮会组织,由于重庆是个庞大的水码头,加入袍哥的不少人来自社会底层,“当时,市军管会的有关领导主张坚决打击。”这时,谙熟悉四川历史和人脉的邓小平出来说话了,“我在市军管委驻地蜀楼(现市儿童医院),亲耳聆听了邓小平对袍哥问题的处理意见。”陶维全说,“小平同志抽着烟对大家说,同志们,你们大多数来自北方,对袍哥不了解。袍哥问题‘提起千斤重,放下四两轻’,它很复杂,必须一分为二:对袍哥中的反革命、造谣者,要坚决打击,但对大多数,不要轻易动,否则打击面就太大了,不利于团结大批底层民众。”

重庆的稳定,为整个西南区的解放和稳定奠定了基础。

恢复生产:总值占西南区三分之一

巩固政权的同时,当务之急是恢复和发展生产。艾新全说,“作为中央直辖市,如果不把生产搞上去,就没有发言权。邓小平主政西南不到三年,重庆经济就超过抗战最鼎盛时期,可以说是一个奇迹。”

从数据看,当时整个西南区五省(川、黔、滇、康、藏)共有七千万人口,重庆仅110万,但创造的生产总值占全区三分之一强,占四川省的70%以上,“解放后,重庆人民的创造热情和生产积极性极大提高,工业品源源供给西南五省区,譬如当时的成都,连火柴、牙膏、皮鞋都要从重庆进呢。重庆还为当时的抗美援朝生产了大量军工产品。”

正是基于强大的工业能力,即使1954年7月重庆划归四川管辖后,“中央仍分别于1958年、1965年和1983年,三次对重庆计划单列,目的就是要让重庆能有更快的发展。据1957年底的统计,在四川省内,钢及钢材只有重庆才能生产,发电量、水泥、机床、硫酸、棉布等主要工业品分别占全省的73%至95%,这奠定了重庆作为新中国内陆工业基地的基础。”

“重庆50年代生产总值占西南区三分之一,这个数据我们至今还没达到!”李意志分析认为,哪怕是2006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486亿,财政收入达到529亿,“但同期四川省国内生产总值突破8000亿大关,财政突破千亿大关;云南省突破4000亿大关,贵州省突破2300亿大关,三省相加达到1.5万亿。兄弟省市的进步是好事,但就直辖十年的新重庆来说,我们还有奋起直追的空间啊!”

担当责任:为和平解放西藏作贡献

解放西藏,实现祖国大陆的统一,是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央的战略决定。最初,党中央和毛泽东把解放西藏的任务交给中共西北局负责,“1950年1月初,毛泽东在前往莫斯科途中,经再三考虑,将这一重任改交西南局,在重庆的邓小平成为解放西藏的总指挥,重庆也成为解放西藏的大本营。”杨耀健对这段历史作过认真研究。

为坚决执行中央指示,邓小平还专门给进军西藏的二野18军题词:“接受与完成党所给予的最艰苦的任务,是每个共产党员、革命军人无上的光荣。”并亲自修订了与西藏上层谈判的《十项条件》,经中央批准后,邓指示将《十项条件》全文译成藏文,要求进藏部队认真执行,“还有,我18军进藏的全部物资,几乎全是重庆提供的,包括我军发起昌都战役的武器弹药,爬雪山的大衣鞋袜、进藏的物资装备等,可以说重庆为和平解放西藏、维护祖国统一作出了重大贡献。”杨耀健说。


成渝铁路:邓小平三招说动毛泽东

1949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日),在邓小平主持的西南局常委会上,搁置半个世纪的成渝铁路被提上议程。作为川人,邓小平对引发辛亥革命的四川保路运动太清楚了,清政府和国民政府修不好的成渝铁路,共产党能不能修好?“这考验执政党,也考验重庆人。”

时值建国初,百废待举,单就铁路来说,至少有两条亟待开工,一是刚成立的海军提出修从山东蓝村到烟台和浙江萧山的铁路,以备海防;二是新疆的王震将军给中央打了四五次报告,请求加快宝兰、兰新铁路修建,以巩固西北边防,“这都是迫在眉睫的任务。因此,当邓小平赴京向毛泽东请示时,毛回答,你能说服我,我就鼎力相助;若说不服,那就暂时搁置。”

面对雄才大略的毛泽东,睿智的邓小平用了三招,“第一招,邓对毛说,四川交通闭塞,政令不畅,古人云: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四川作为西南首省,不修铁路不利于政令畅通。此其一。”杨耀健说。

“其二,重庆、成都是西南中心城市,如修铁路,不仅可以带动四川乃至西南百业兴旺,还可向全国提供优质大米、猪肉、禽蛋和副食品,互通有无。此其二。第三,中国人还从未自行设计、自行施工修建铁路,如果成渝铁路率先修成,既可提高我国际声望,也可使大大小小的工厂订货充足,加快工业发展,有百益而无一害焉。”

这三招让毛泽东下定决心:“修成渝铁路,先期启动资金拨2000万公斤小米工价。”1950年6月15日,铁路开工;1952年7月1日,全长505公里的“新中国第一路建成通车了,成渝两地欢声雷动,”冯三义回忆说,“通车那天,我作为交通口代表上了火车,一直开到永川,真让人激动!修成渝路还带动了重钢的生产,它的钢轨就用在了这条路上。”

三座地标:见证一个光荣时代

除生产发展外,第二次直辖还至少给重庆留下三座地标,至今厚泽市民。

第一座:市人民大会堂。工程于1951年9月动土,由西南军政委员会组织修建,造价600万元,于1954年3月竣工,至今仍是我市最重要的大型集会场所,并成为全国着名人文景观。

陈虹说,“当时西南局的领导真有气魄,敢把大礼堂修那么大!”于是有了这样一个小插曲:时任新华社记者的纪希晨,写了一篇报道叫《豪华的大礼堂,花钱的无底洞》,“据说周恩来总理看了很生气,提出了批评。”陶维全说,“其实,修大礼堂占用的是荒山、乱坟岗,没拆迁一间民房。”据陈虹回忆,1956年周总理来重庆时,“我跟着陪他从人民支路的石梯坎往大礼堂去,总理对大礼堂的风格很赞赏嘛!”此后纪希晨表示后悔,认为报道欠妥。

第二座:大田湾体育场。纪杏鸾清楚记得,大田湾体育场是由她所在的市城建局下的计划。1951年4月底宣告落成,成为我市大型集会和活动的主要场所,也是重庆建国后第一个城标性建筑,“后来的体育馆等设施是在贺龙主持下于1956年全面建成的。几十年来,它给多少重庆人留下了欢乐的记忆啊!”

第三座: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家住七星岗的工程师李清华是50一代,“我认为文化宫也是一座地标,不但因文化宫大门那几个字是邓小平提的,更在于,它在我们那一代人的青春期里,给我们传播了文化的种子,譬如它的露天电影,几十年来,有多少万青少年接受过它的教益?至今同学们聚会,说起文化宫的露天电影,无不满怀深情啊!”

文化宫于1952年8月建成,至今已55年。


前辈的负重与努力值得敬重

上世纪50年代初的第二次直辖,在许多重庆人心中正淡去,“但那时的物价,很多人却记忆深刻。”杨耀健说,“如上等白米0.14元/公斤,鸡蛋一两分钱1个,新鲜猪肉四五角钱1公斤,市民沐浴着新中国的幸福阳光。”

相对于1939年的第一次直辖,第二次直辖似乎复杂许多。何故?体制。在记者采访的所有当事人中,无论老干部还是专家学者,对重庆给四川作出的贡献并不讳言,“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应该对此有合理评价。”专家们提供的数据是,自1954年重庆划为省辖市后,重庆上缴省里的利润,50年代是60%,60年代50%,七八十年代是30~40%。重庆人顾全大局,但有时也很郁闷,以至在60年代的贵州会议上,时任市委书记的任白戈作出关于“炮舰政策”的发言,一时语惊四座。那是重庆憋了很久的。

记者采访到的,比能写出来的要多10倍。无论政治诉求还是情感诉求,我们按惯例只能遵循为尊者讳、为逝者讳的传统;因此,我们只能努力并谨慎地接近真相。能说的是,早在邓小平调北京前,他就考虑过重庆的出路,甚至给中央打过报告,拟将四川省划分为东川省和西川省,分别以重庆和成都为中心,各自独立发展。后来考虑到东川省干部太强,西川省相对较弱,加上其他诸因素,方案放弃了。但邓小平对重庆的历史地位、对重庆在西部的特殊区位优势和经济上的巨大影响,一直非常重视,以至坊间盛传的重庆第三次直辖是小平同志的遗愿,是有依据的。

往事已矣。前辈的负重与努力,值得敬重;扪心自问,你我,还能为第三次直辖的新重庆做些什么?

记者 张卫 富治平 实习生 赵珊珊


网载 2015-08-25 16:34:53

[新一篇] 臺灣女人感慨不已:大陸已不是從前的大陸

[舊一篇] 蔡文姬——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才女和文學家
回頂部
寫評論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稱謂:

内容:

驗證: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