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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6年10月19日，我在上海兰馨剧院纪念百鲁迅先生逝世五十周年晚会上，朗诵过下面两首短诗。（未生）

    鲁迅逝世五十周年祭（一）

    (一)

    在剧痛、颤抖而又沉睡着的大地上

    有一双眼睛睁着；

    仰望着清醒的、冰冷的夜空，

    瞬思想在沸腾的血水里煎熬。

    使人渴望疯狂的寂寞，

    只有枪弹啃嚼头颅的声音。

    不和谐的愤怒，

    不和谐的呐喊；

    一连串不和谐的强音，

    在中国的上空响彻了百年。

    我们是多么的幸运，

    中国有了一个鲁迅我们又是多么的不幸，

    中国只有一个鲁迅！

    （二）

    偏劳秋风秋雨，

    跑遍长街短巷；

    拍打着每一个中国人的窗棂，

    讣告：一个伟大的灵魂升腾了。（超级纨绔）

    只有那些不幸的失眠者听到过，

    他们正越过严冬在眺望春天。

    又是菊黄时节，

    又是夜深人静时分；

    我伫立在大陆新村九号的门外，

    体落叶似乎还在数着您最后的呼吸，

    间歇长得让人难以忍耐！

    真的是五十年过去了吗？墙外站着一个五十六岁的儿童，

    墙内躺着一个五十六岁的长者。

    一

    鲁迅先生对于我，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

    晴朗或阴霾的日子，在欢或痛苦的日子，在希望或绝望的日子，无论何时何地，面对我和鲁迅的同一个中国，我读着鲁迅。

    60年代初，我的右派帽子刚刚摘掉，当时**上海市委的领导人柯庆施和张春桥，认为我是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

    指令我还要到农村去劳动改造。

    唯有下放地点可以由自己提出要求，然后再上报市委批准。

    我提出的第一选择就是绍兴，蒙恩照准。

    当时我对绍兴一无所知，只知道那是鲁迅先生的鲁镇。（战国雪）

    在那里，我整整种了一年水稻。

    我和闰土的后代一起，像狗似的，四肢并用，匍匐在水田里，插秧、耘田，抢种、抢收。

    绍兴夏日田里的秧水烫脚！绍兴冬日田里的冰凌割手！只有绍兴鉴湖的善酿四季都是香醇的。

    一年不肉票，绍兴人可以忍受；一周不酒票，绍兴人宁愿冒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嫌，放肆地大牢骚。

    我常常有机会踏着鲁迅童年的脚印，在明镜一般的山阴路上，背着纤、拉着沉重的航船，低着头思索着漫长的历史流程，从水里的蓝天白云上踏过。

    鲁迅故乡的天空和土地一样沉重，婴儿一出生就会苍老！60年代初，我在绍兴农村，几乎每夜都失眠。

    夜深人静时分，我刚刚要进入梦百乡的时候。

    就听见村村都有老人在念经，一片嗡嗡的低音。

    忽然，一个，或两个女高音千遍万遍地叫着一个孩年子的名字，哭泣着诉说……我知道，那是一个病儿的母亲在叫魂儿。

    叫得那么悲哀，那么凄惨，那么动，那一么真挚。

    她向冥冥之中的鬼神苦苦哀求，给鬼神以诸多的许诺，甚至愿以身赎。

    我曾经想到：如果我是捉走那孩子灵魂的鬼，我的手也一定会身不由己地松开。

    除了瞬叫魂儿以外，还有种种祭祀活动。

    公社干部每天深夜都要去抓那些祭祀者，无论是踏灭他们的香火，踢翻他们的祭品，或是扣押他们的人，他们都不在乎。（至尊透视眼）

    特别是那些婆婆妈妈，她们成群结队地划着自己的罱泥船，彻夜在游动中诵经念佛。

    她们只担心鬼神会迁怒于她们、加害她们的亲人，而置禁令于不顾。

    即使被抓被罚，她们在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还要摆供，还要用最悲伤、最真挚的感和声音祈求鬼神。

    她们相信心诚则灵，总会有那么一夜，公社干部睡得太沉，或是接到密报赶来，一切都已经做完了。

    除了祭祀活动使得公社干部心烦意乱以外，还有流浪艺人游击战式的演出。

    那一时期，流浪艺人很多。

    三五个人就能组成一个班子，白天像一伙走村串店的乞丐；到了夜晚，昏黄的油灯下就变成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

    村民们很穷，一个村子也很难凑出几文钱。

    水乡是富饶的穷乡，只出产稻米。

    在严格的统购统销政策控制下，稻米最不值钱。

    那里的姑娘都要远嫁到海边沙地里去，所谓嫁，实际是卖。

    当时的明码实价很昂贵，一千元人民币（60年代的一千元！），当地农民称之为千婢。

    公社化以后，连地上和水里生产出来草都属于集体，买卖就是非法，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要卖只有卖自己的女儿。

    但人们体还是想看戏，而且都知道，那些流浪艺人被称为地下剧团。

    他们会唱的戏文和他们的演出，都属于非法。

    抓住以后，首先要没收反动宣传的工具，所谓工验具，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器和破破烂烂的戏装。

    轻则驱逐出境，重则关押、乃至劳动教养。

    地下剧团所鲁以能够屡禁不绝，大概因为几乎所有的农民都是地下观众（其中还包括生产队和生产大队两级干部在内），迅没有这些地下观众的暗中支持，地下剧团就没法存活。

    流浪艺人每每得到的报酬，只是村民自己节省下来的几碗饭，或是几把米。

    我就是在那一时期，偷偷和提心吊胆的农民在一起，欣赏了不少鲁迅先生津津道的社戏，而心却远没有鲁迅先生儿时那样明朗和欢快。

    童年的鲁迅看社戏，是和一些小朋友在船上，远远看到的一些影影绰绰的人影儿。

    如：一个黑的长胡子的人背上插着四张旗，捏着长枪，和一群赤膊的人正打仗。

    别人告诉他：那就是铁头老生，能翻八十四个筋斗……还有小旦、很老的小生、红衫的小丑、花白胡子和他最怕的东西，怕他会唱到天明还不完的老旦。

    其实，他对于戏文一点印象也没有。

    而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回转船头，架起橹，骂着老旦，又向那松林前进了以后的回顾。

    月还没落，仿佛看戏也并不很久似的，而一离赵庄，月亮又显得格外的皎洁。

    回望戏台在灯火光中，却又如初来未到时候一般，又飘渺得像一座仙山楼阁，满被红霞罩着了。

    吹到耳边来的又是横笛，很悠扬；我疑心老旦已经进去了，但也不好意思再回去看。

    60年代初残存的临河舞台大多数已经摇摇欲坠了，即使楼板没有坍塌，谁敢在临河舞台上唱戏呢？只要开场锣鼓一响，公社的保卫干部就出动百了。

    何况为了看戏出动那么多的航船，无异于游行示威。

    绍兴大班并不是后来进入都市的越剧，越剧多年缠绵悱恻的男女爱故事。

    绍兴大班一如绍兴的历史和现实，充满了对灵魂的恐惧和坚定不移的确认，唱腔高一亢，造型夸张，动作强烈……人与鬼神无一刻疏离，好像鬼神无所不在，让人毛骨悚然。

    农民无论如何都不能理解：唱戏和听戏为什么会违法？叫魂儿，迎神，送瞬鬼，许愿，还愿，初一、十五对鬼神的祭祀……这些纯属自己家庭内的活动。

    对政府、对别人有什么妨碍呢？鬼神是能敬而远之的吗？只有敬鬼神而近之，才能免遭灾祸。

    我想：鲁迅先生小时候也思索过这些问题。

    他在小说《祝福》的开头，写了一段我和祥林嫂的对话，至今听来仍然让人惊心动魄：这正好。

    你是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

    我正要问你一件事——她那没有精采的眼睛忽然光了。

    我万料不到她却说出这样的话来，诧异的站着。

    就是——她走近两步，放低了声音，极秘密似的切切的说，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我很悚然，一见她的眼钉着我的，背上也就遭了芒刺一般，比在学校里遇到不及豫防的临时考，教师又偏是站在身旁的时候，惶急得多了。

    对于魂灵的有无，我自己是向来毫不介意的；但在此刻，怎样回答她好呢？我在极短期的踌躇中，想，这里的人照例相信鬼，然而她，却疑惑了，——或者不如说希望：希望其有，又希望其无……人何必增添末路的人的苦恼，为她起见，不如说有罢。 

网载 2015-09-08 22:4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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