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隱：所之唯至田舍，文章獨以自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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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04年，陶渊明在彭泽令任上在官八十余日后毅然辞去。辞官之后，他虽然怀着欣喜而释然的心情写下《归去来兮辞》，但他的归去只是离开仕途，并没有真正归隐。他回到南山园田居真正成为一名隐士乃十多年以后的事。

文 | 三书

归去以后，陶渊明的心情很快就由欣喜转为沉重。一方面家中遭火灾，房屋焚毁殆尽，又庄稼歉收衣食难保，常常空对菊花无酒可饮；另一方面家事潦草，儿子们皆不好诗书，他的妻子似乎对他弃官而使孩子们陷于饥寒颇有微词。虽然没有仕途烦恼，然而居家生活也很寂寥。

为此，公元410年，陶渊明把家搬到了一个叫“南村”的地方。这是他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迁居，目的和孟母三迁一样，也是里仁为美。从迁居这一目的性很强的举措来看，陶渊明虽然归去了，但并不是归隐，他仍然生活在当时的文化圈子里，且与当时的文化名流颜延之、高僧慧远交情甚好。

南村不是一个普通的村庄，陶渊明之所以要移居到那里，因为当时南村住着一个文士群，那里有志同道合之人。他为这件事写了两首《移居》，其一曰：

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

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

怀此颇有年，今日从兹役。

敝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

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文化领袖颜延之便是这样的素心人。陶渊明搬到南村之后，便与颜延之结为芳邻，二人志同道合，交情甚笃。颜延之比陶渊明小十几岁，他也是少时孤贫，住在陋室中以读书为乐。刘宋代晋之后，他一度受到刘裕的重用，但和陶渊明一样，他也是个隐士一流的人物，视名利如浮云。他的儿子颜峻后来权倾朝野，但他非但不接受儿子的供奉，且对儿子说：“平生不喜见要人，今不幸见汝。”

颜延之也喜欢喝酒、读书作诗。今天陶渊明大名鼎鼎，但在当时颜延之的诗名却是陶渊明难以企及的。他和山水诗的开山祖师谢灵运被当时的诗坛并称为“颜谢”。陶渊明去世后，颜延之专门为他写了一篇悼念的文章，叫《陶征士诔》，文中他连用数个“呜呼哀哉”，悲痛之情千载之下犹如闻焉。

“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邻曲时不时来访，抗言即高言，谈历史谈往古之事，还一起欣赏奇文，一起讨论疑义。这个南村俨然是一个文化沙龙，作为一个大诗人，陶渊明需要这样的精神生活，对此他渴望了好几年了。

关于南村的具体生活，《移居》其二曰：

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

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

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

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

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

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

南村也并非只是文化沙龙，而是一个亦耕亦读的社会。春秋佳日则登高赋诗，有农务则各自归去，闲暇则聚会喝酒。想找个可以交谈的朋友，则披衣而往，言笑无厌。这样的朋友，除了颜延之，还有周续之、刘遗民。他们三人因为都拒绝出去做官，而在当时的文化圈被称为“浔阳三隐”。

陶渊明在浔阳的另一个知己，比颜延之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更为重要，他就是东晋的高僧慧远。渊明二十多岁时便认识慧远，他们二人是真正的“君子和而不同”。公元402年，慧远与浔阳当地的一百二十多人在庐山结白莲社，并发愿专修“净土”之法，以期死后往生“西方”。慧远因此被净土宗尊为祖师。“三隐”中的刘遗民、周续之二人当时都加入了白莲社。慧远多次邀请渊明入社，都被渊明拒绝。但是渊明依然是慧远法师的座上宾。因为慧远德高望重，当时去庐山东林寺拜访他的人很多，相传他送客从来不过虎溪，有一次却因为送渊明与另一位朋友，竟不知不觉过了虎溪，结果虎啸，三人相视大笑。

历史上有些隐士，比如汉代传说在成都市上算卦的严君平，他每日只算几卦，所得的收入只要够衣食之需，他便早早收摊。他收摊之后，则义务为当地一些好学的后生讲授《老子》，西汉大文学家杨雄就是当时在坐下听讲的学生之一。不仅如此，严君平还依照老子、庄子之旨，写成了一部十多万字的书，叫《老子指归》，据说这本书中所重点讨论的人作为认识主体与世界的相互关系比法国思想家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要早1600年。

与严君平不同的是，陶渊明虽然留下了这些诗文，但他当时没有立言以不朽的想法，正如他在《五柳先生传》中所说，他只是“着文章以自娱”。就算是写作意识很强的一组《饮酒》诗，他在序文中说，也不过是酒酣之余，为了打发漫漫长夜，所以“题数句自娱”。陶渊明读书写作完全出于审美的需要，他连儒家最后一层功利即“立言以不朽”也超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