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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蓝风筝》剧照

我发现妈妈这个人，总是同别人想得不一样。同时，她好像不是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人，事事别出心裁，然而又处处碰壁。不过她从来不因此懊丧。她生气的时候，就倒在床上看书，从枕头下拽出一本《格林童话》或是《伊索寓言》什么的，看着看着，她会“扑哧”一声笑起来。我问妈妈你笑什么呀？她还笑个不停，她说来来来，过来，妈妈给你讲个故事。她就讲《幸福的汉斯》、讲《狐狸和猫》给我听。讲完以后要是问她，妈妈你刚才为什么生气，她笑嘻嘻眨着眼睛说，哎呀刚才我是生气了吗？你看，连我都忘了那是为什么……

那时妈妈学校的墙上，已经出现了许多大字报。我知道那叫“大鸣大放”。我每天都在那些大字报底下钻来钻去，和小朋友捉迷藏。但是妈妈很少在那些大字报下停留。她走过墙根时，步子总是匆匆忙忙又慌慌张张的。

天空乌云密布，一场更大的暴风雨，席卷着棍棒刃剑倾泻而下。一九五六年的“肃反”运动刚刚过去不久，反右运动又开始了。

那些日子妈妈的右眼总是跳个不停，她觉得一场灾难又要降临了。就学校的这些老师来说，她大概可以算是唯一一个“三位一体”的“人选”了。--她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父亲是个被判过刑的“伪镇长”；她的丈夫是个劳改刚回来不久的“历史反革命”；而她自己，历史上曾经被捕，一九五六年再次确定的审干结论上，还是认为她有“自首行为”，没把她打成“叛徒”，已是万幸的了。就她这样的政治状况，只要说错一个字、一句话，都将跌落万丈深渊，万劫不复。她是一只地地道道的瓦锅，且已是遍体裂纹、伤痕累累。不要说有只铜锅来撞她，就是漂来另一只瓦锅，不经意地一碰，顷刻间土崩瓦解的，只能是她。

那段时间，妈妈整日里沉默寡言，连故事也不给我讲了。

就在“大鸣大放”最热闹那会儿，有一天妈妈低头经过大字报前，她知道大字报的内容，大多都是反映有关知识分子待遇的，比如教师的宿舍太拥挤、教学条件太简陋、学校党支部有官僚主义作风等等。妈妈虽然心里赞成这些意见，但她却不愿也不敢出头露面。因此当有一天，同一个教研室的老师拦住她请她签名时，她有些迟疑不决。她明知道自己不该签名，但不签又觉得对不住同事。她把自己的名字写得潦草至极，潦草得几乎看不出是谁。

……

开始有人检举揭发朱小玲的反党言论了。

所谓的“反党”言论，是说她曾经穿过一件银灰色的海孚绒大衣，上班时对×××说，你看这大衣还是我结婚时，父亲送给我的，那时也不贵，现在怕是再也买不起了。

明摆着，她这不是在散布“今不如昔”，又是什么呢？

又说她认识一个叫刘季野的人，那人是杭一中的语文教师，一九五五年被打成“胡风分子”。她同他有过来往，应当老实交代她和他之间的反动言论。

还有人说她想让女儿学弹钢琴。带女儿去看戏，从来不看现代戏，看的都是什么外国歌剧或是莎士比亚的话剧；给女儿买的书，几乎没有几本是中国书，她这不是培养女儿走白专道路，又是什么？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她的资产阶级思想何等严重……

同一个学校的老师中，那些出身好的、那些丈夫是军人或是干部的、那些刚从师范毕业的、那些历史清白的……都像是压在妈妈头上的砖块，一层层越垒越高、越砌越悬，一块块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可她却有口难辩，连解释的可能都没有，唯恐言多有失。

“瓦锅”心里明白，她必须在自己那易碎的外壳上，设法裹上一层防护的布、油毡、三合板或是别的什么，哪怕是一根稻草。她不能就此任人摆布、由人宰割。她只有自己来救自己。而且应在校领导作出最后的决定之前，反守为攻、转移目标，先把自己从火力的中心解脱出来。

很多年以后，妈妈又一次对我讲述了这件事。她讲得坦率而平静，但她说她永远不能原谅自己。除了贾起之死，她一生中似乎没有太多懊悔或愧疚的事情，而这却是其中的一件。

“你想那个时候，我这么一个从不关心政治、不求上进的人，还能有什么锦囊妙计呢？”妈妈自嘲地说，“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抛出别人、保护自己--检举揭发别的老师。我们教研室有个女教师，据说也有历史问题，领导把她列为重点。我就揭发她说：‘她平日在办公室，举止行为十分诡秘，写了什么东西，就搓成一团，收藏在她抽屉里的一只布袋中。这只布袋子非常可疑，它究竟有什么不可告人之处，应该将其公开在光天化日之下……’在我揭发的当天，校领导就命令她把那只袋子打开，她一边解袋口的绳，一边手都颤抖了。但结果大出意外，那里面是些废纸，还有粉笔头、用坏了的别针等等杂物，什么名堂也没有。我愣了，满脸通红。领导把那只袋子拿走了，说还要研究研究，并且表扬我警惕性高，是好事。当时我恨不得钻到地下去。幸亏她后来倒没有因此而被打成右派，只是把她下放到郊区的中学去了。她临走时收拾办公桌，悄悄对我说：‘你不知道，我是个基督徒，有洁癖，一点点脏东西都从来不乱扔的，就准备了那只布袋……’我这才明白了那只布袋的来历，心里很难过，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听完了这个故事，我同样也说不出话来。

似乎是有一点失望，对于我所尊敬的妈妈。

失望之余，又有一种悲哀渐渐升起，为周围所有的人。这些年里，其实我也同样体验了这种“你死我活”的人生哲学。作为一个生活在上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的中国人，恐怕几乎没有一个能幸免被人所整而又整人的悲剧。然而由妈妈亲口对我述说的这件往事，就有了一种更为辛酸的含义。

“文革”开始后，我妈妈最后一点对于童心的依赖，也彻底破灭了。

红色的汪洋大海，红旗、红星、红袖章、红宝书、红五类……铺天盖地，无边无际。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只要你睁开眼，万物都沐浴着、浸润着红彤彤的光芒，就好像在自己的瞳孔里面，刷上了一层红颜色。

天空也是会燃烧的吗？好像有人放了把火。

每天太阳西沉的时候，整个城市都笼罩在一种诡谲而刺眼的红光之下。天空像是烧红的，湖水像是染红的，就连门前的树叶，也如涂了一层红漆。从我家的窗户那儿，能望见远远的保傲塔尖顶。晚霞中，那挺拔的塔尖，萦绕着妖艳的深紫和玫瑰红，余光灼灼逼人。

天色暗下来了。往日的这个时间，妈妈早该回家了。

西边的残阳经久不散。利剑似的塔顶，犹如刃血的刀尖，冷冷地威震全城。血影在暮色中缓缓移动，与我们刚刚刷好的红墙遥相呼应。又渐渐模糊为一片黑红色，隐退成夜色沉重的背景。

有一种突然袭来的恐怖，牢牢攫住了我。

妈妈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每天她回来的时候，老远老远，我们就能听见她踢蹋踢蹋的脚步声。

我带着妹妹到巷口的路灯下去等妈妈。望得眼睛都酸了，还是没有妈妈的人影。妹妹说我的肚子都咕咕叫了，你听听！过了一会儿爸爸也来找我们了。爸爸轻声对我说：“你们先回去吃饭吧。吃了饭，我到妈妈学校去看看。”

吃完了饭，我对爸爸说：“还是让我去吧！”

爸爸一九六五年从果园回到杭州后，仍然没人来解决他的“问题”。他只好在街道的修建队当临时工。如果他到妈妈单位去问，说不定人家还要盘问他呢。爸爸想了想，点点头说：“那也好。你可小心啊，问清楚了赶紧回来。”

我穿过长长的小巷。那条路我很熟，上小学时，我跟着妈妈整整走了五年。月亮出来了，是半个，毛绒绒地发红，像只冻僵的耳朵。

离那所中学还挺远，我就看见一股黑烟，如一条大蟒蛇，从学校的围墙上蹿起来。火光一闪一闪，像是蟒蛇的舌头一吐一伸。我从侧门那儿溜了进去，听见有嘻嘻哈哈的笑声，从操场那个方向传过来，还有什么东西被砸碎的乒乓声。

有一个男孩恶狠狠地喊道：“×××，你给老子出来！”又喊：“×××，你到楼上去，把老子的红宝书拿来！”

×××、×××都是老师的名字。他们不再称呼老师，而是直呼其名。

我躲在一棵梧桐树后面，看见许多人围在操场上那堆火旁，正往火中一件一件地扔着漂亮的衣服。轻飘飘的丝绸在火光中飞起来，闪烁着孔雀羽毛一般绚丽的色彩。有声音喊：“这件丝绵袄不要烧了。留给老子自家穿，老子还从来没有穿过这种资产阶级的丝绵袄哩！”又是一声巨响，一只半人高的青花瓷瓶从楼上扔下来，在操场的石台上摔得粉碎，碎片崩在我的脚边。一个苍老而嘶哑的声音号啕大哭，含糊不清的哭声好像在诉说着这只花瓶的来历。

“打倒大叛徒朱小玲！”

“朱小玲不投降，就叫她灭亡！”

妈妈走过贴满标语的走廊，被几个学生推进了礼堂侧面的化妆室。门重重地关上了，身后传来铁锁的咔嗒声。她在黑暗中闭了一会儿眼睛，才勉强看清小屋里空空荡荡，连一把椅子都没有。

整整一夜，妈妈坐在化妆室冰凉的台阶上，一分钟也没有合眼。

四面是冰冷的墙壁。没有天空也没有窗户。死一般的静寂中，只有自己微弱的呼吸，如同一个遥远的回声，在云雾中飘浮……

伸出手去，一摸一手灰。尘土蓬松而厚实，像一只垫子。

有什么东西轻轻地蜇了她一下。她的手指掐到一个黏糊糊的小虫子。接着她闻到了一股异味，奇臭无比。

……墙壁、灰尘、臭虫和黑暗……令人窒息。恍惚中她觉得这个地方似曾相识，她能闻出来--失去自由的牢笼，连室内的气味都是一样的。

她这一生中，已在这种地方待过许多次了。第一次是在天目山的国民党监狱，为了她填过表申请加入共产党；第二次是解放初，在茅家埠都家花园，为了审查她蹲过国民党监狱的历史。第一次死了贾起；第二次，死了直属班里她认识和不认识的那些人--是否可以解释说：死人的事总是经常发生的。这就是理想的代价？

但这第三次呢？既非政府也非组织更非司法部门，而是一种闻所未闻的“革命群众专政”，迅雷不及掩耳，气势汹汹，野蛮而疯狂。在她周围的人中，已有一个又一个的人投水、服毒，以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那么这一次，是否该轮到她了呢？

那一夜，我的妈妈久久地独坐于阴湿的水泥地上，一动不动，几近麻木。那个关于死的念头在她脑中一次次闪现。她想着解脱自己一生苦难的时刻终于来临，甚至感到了一阵轻松和快意。晨光已透过门缝，泻在她的脚边。地上的灰尘渐渐变得苍白，在朦胧的天光中，像是一片积雪的屋顶。当太阳出来时，它们就将一滴滴化为乌有……

那一夜，爸爸坐在家里的灯下，一夜未眠，一言不发。凌晨时我被一阵剧烈的头痛搅醒，我喊着妈妈惊坐而起，那个瞬间我脑中闪过学校里那个跳楼的女教师。我肯定在那个时刻妈妈一定也曾有了这样的念头，我在床上缩成一团，心里充满了恐慌。

第二天，妈妈被红卫兵们从化妆室移到楼梯底下堆放杂物的一间小黑屋里。只有吃饭时，才允许出来“放风”。十几个被关押的老师，排成一行，集体押去食堂。规定不许买一毛钱以上的菜，也不许端回屋里去吃，而是在食堂门口站成一排，作吃饭表演。中午我去给妈妈送被褥和替换的衣物时，远远地看见那些“牛鬼蛇神”们，正排列在食堂外面，高声朗诵着一段最高指示：“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我朝妈妈走去，但“小将”们一把将我手里的东西抢去了，却不让我见妈妈。

这样关押了一段日子，除了写材料和“提审”，那个头发黄黄的、外号叫“黄头毛”的红卫兵，命令这些老师开始劳动改造。有一次粉刷礼堂的墙壁，墙很高，要站在一张桌子上、再站在一张凳子上才能够得着。妈妈很费力地爬上去，没想到桌子腿是瘸的，人一站上去，身子一晃，连凳子一起摔下来，跌得鼻青脸肿，申请到校医务室去上点红药水，也被红卫兵断然拒绝。一连许多天，妈妈踮着脚尖，走路一拐一拐，疼痛钻心，大汗淋漓，头发都湿透了。

过了些天，她又被命令到拱宸桥去拉煤、拉砖、拉石头。一个人拉一车，天不亮就出发，拉着空车走去，直到天黑，才能筋疲力尽地把满满一车石头拉回来。妈妈最怕过那座大关桥，桥身又高又陡，拼了命把车拉上桥，已是头晕眼花；到了下桥时，一车重载，板车往桥下死命地冲下去，她八十多斤的体重，根本就压不住车身。有一次，车子下滑时，车头却翘了起来，她被吊在车把上，整个人都已悬空，眼看就要翻车，她惊叫，脑中已是一片空白。幸亏有几个老工人闻声冲过来，用力按住车把，才算是救了她一命。她面无人色地瘫在地上，想说声“谢谢”，喉咙里却发不出一点声音。

再走，发现鞋子已经撕开了一个大口子，只好趿着，一步一趔。假如世界上真的有水晶鞋呢？她想。不过还是不要什么王子了吧，只要穿上了那双水晶鞋，变成了旋转一天都不觉累的人，就好了。她想着，脚上竟慢慢有了力气。

到校外干活毕竟能有阳光和新鲜空气。她总是安慰着自己。

劳动改造了一段时间，又是没完没了地写材料。写完了交上去，好多天也没人理睬。她发现其实红卫兵对他们写的材料并无多大兴趣，他们最热衷的是拿到材料，然后轮流出去“外调”，十天半个月不见人影。妈妈一个人被单独关在楼梯下那间小黑屋里，小屋子原来是有一扇窗户的，但窗户外面贴满了大字报，把窗缝糊得密不透风。门一关，屋子里黑得像座墓穴。一个十五瓦的电灯泡，便是她生活中唯一的光明。有一天，她突发奇想，用一根头发上的发卡，插到窗缝里，把窗外面的大字报一点一点捅破，再慢慢地挑出一条缝隙。大字报一层压一层，糊得又厚又硬，她觉得自己差不多是在挖掘一条隧道，手指都磨出了血。捅开这条只有一根发卡那么细、筷子那么长的缝隙，花费了她整整好几个晚上。

一九六八年岁末的最后几天，下了一场大雪。妈妈的隔离审查依然遥遥无期，看不出一点儿松动的迹象。那个寒冷的冬夜，城市大街小巷的上空，传扬着一个震撼世界的声音，收音机里一遍又一遍地播送着伟大领袖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和爸爸面对面坐在桌旁，听完了最新指示，谁也没有说话。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学校。那天傍晚回到家，坐下来吃晚饭的时候，我对爸爸说：“反正，上山下乡是早晚的事情，晚去不如早去。我想……”

“你想什么？”爸爸的眼睛盯住我问，脸上的肌肉抽动了下。

“我想……我想报名到黑龙江去……同学说，有黑龙江建设兵团和农场的名额，是发工资的……”

我知道说出这个决定需要勇气。我不是要去浙江农村，而是去中国地图上最顶端的北大荒。我说得结结巴巴很吃力，因为我的眼前不仅坐着爸爸，还有爸爸所代表的妈妈。妈妈尚被关在牛棚，“黑龙江”这三个字对于妈妈来说，意味着一次生死未卜的长久分离。

“不行！在你妈妈回来之前，你哪儿也不能去！”爸爸斩钉截铁地答复我，扔下碗就走了开去。

自从一九六七年妈妈被隔离审查以后，一直到一九六九年六月我终于去了北大荒，在这一年多妈妈不在家的时间里，这个家，暂时是由我主持的。

学校里停课闹革命，后又复课闹革命。但革命其实没我们什么事。“一月风暴”刮过了，革委会成立了，牛鬼蛇神都专政了，工宣队也进驻了。我们这些“早晨七八点钟的太阳”，在学校里议论的，都是上山下乡这个话题。

如果我走了，爸爸和妹妹怎么办呢？

我走向那么遥远的北方，我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妈妈呢？

我在校园的小树林里长久伫立，紧紧咬着嘴唇，望着远处人声鼎沸的北大荒农场的报名站。

北大荒--一个多么遥远的地方。然而，“遥远”却是一个摆脱眼前压抑的唯一通道；是一个若隐若现的希望和期待；草绿色的棉大衣和绑腿，更是一个无法抗拒的诱惑。当那个月夜我在小巷里奔跑的时候，也许叛逆就早已被注定了，就像妈妈的十九岁。十九岁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年龄。十九年中妈妈的脐带始终如同救生圈绕着我的脖颈，输送给我天边的海市蜃楼和岸边的泡沫。然而背叛的迹象其实早就隐隐昭示，“文革”只不过是使我终于下定了决心，去咬断自己同脐带最后的那个连接点，义无反顾。

更何况，用妈妈自己的话说，她的审查是一场“持久战”啊。我等待这“战争”的结束，要等多久？

我的去意已决，锐不可当。在我和爸爸发生了多次激烈的争执之后，他知道已不可能阻挡我，便不再理睬我。我想他不会设法告诉妈妈，因为那只会让妈妈更加痛苦。于是我销户口、办手续、收拾行李，一切准备工作进行得神秘而又果断，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街上从早到晚传来一阵阵欢天喜地的锣鼓声，一辆辆卡车载着一群又一群胸口佩戴红花的知青，奔向广阔天地。高音喇叭里的最高指示，震耳欲聋……同这一切热火朝天的情形相比，妈妈显得多么渺小、多么懦弱、多么不重要啊。妈妈像一片秋天的落叶，从我心上无声地飘逝。

我决定瞒着妈妈。一直瞒到我上了火车。我还决定不去同她告别。我怕看见了妈妈，心里一难受，万一就动摇了呢？

临走的前一天，我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匆匆写道：

“亲爱的妈妈，伟大领袖教导我们，一个有出息的文学家，应该到火热的生活中去，和工农群众相结合。你也曾一直这样对我说。

“现在我就要到真正广阔的北大荒去了。你要相信党、相信群众，多多保重。”

我转过身，凶神恶煞地对妹妹命令道：“等我走了，你再把这张纸条交给妈妈。”并叫她不要哭，我会来信的。

吃过晚饭我就离开了家。为了早起，那晚我住在了同学家里。那是一个初夏的清晨，阳光灿烂，红旗飘飘。火车站人头攒动，人山人海。我意气风发地登上了北去的列车，坚定无畏的脸上没有一滴眼泪。车轮缓缓离开月台的时候，我的眼前突然闪过一张悲怆而忧伤的面孔，她从千千万万的陌生人中挣脱出来，扑向车厢，温柔地低声呼唤着我的名字。那个时刻忽然一阵剧烈的头痛袭来，疼痛撕裂着我的五脏六腑，我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揉揉眼睛，面前却只有上上下下一片草绿色的军装晃动。我转过脸去，城市里破旧的房屋和街道渐渐退出了视线，迎面吹来了遥远的北方刚劲的春风……

然而我相信感应。我明白头痛是一种征兆。不久后我接到一个同学的来信，证实了我的猜测--就在我快走的那几天里，爸爸终究觉得这样重大的事情不能不让妈妈知道，他还是叫妹妹设法把我走的消息告诉了妈妈。爸爸希望妈妈能向工宣队请假，允许她回来同女儿见上一面。但工宣队拒绝了妈妈的请求。

那天后半夜，妈妈终于不顾一切地弄开了隔离室门上的锁，手里拿了一把扫帚，偷偷推开了学校虚掩的大门，想溜回家送我。她把扫帚放在大门边上，希望自己天亮以前能赶回来，万一让红卫兵发现，也可说是扫地，有个借口。可等她到家时，我早已离去，妈妈呆呆地望着我空了的床铺，顿时傻了一样。哭亦无泪，更不敢在家中久留，匆匆赶回学校去。天已微明。却偏偏就在校门口被专案组出来上厕所的人撞上。为此，全校又召开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批判会，批判她畏罪潜逃，妄图翻案，对抗运动。妈妈在台上弯腰九十度，足足站了四个小时。批判会结束时，她已不会走路，腰椎间盘脱出，大病一场。那年她四十五岁。

我知道自己罪孽深重。这是我一生中唯一对不起妈妈的一段往事。十九年来我同她相依为命，但我却在她最需要我的时候不辞而别。当时，妈妈历尽磨难的生命，已如游丝奄奄系于千钧。我的远行，在她不堪重负的劳累和无休无止的精神折磨中，犹如雪上加霜。她的痛苦不在于我下决心去边疆，而在于我恰恰是在她身陷囹圄时离她而去。要是没有爸爸和妹妹，她怎么还有勇气活下去？这是我一生中永远无法解脱的愧疚和自责--当我离家北上时，我怎么竟然会如此绝情又如此冷酷？革命的洪流，毫不费力地就把妈妈十九年里一口一口喂给我的温情、道义和童心，彻底地摧毁殆尽。我已不是妈妈的孩子了。

然而很多年以后，妈妈平静地同我谈起一九六九年的那次“叛逆”。出乎我们大家的意料，她却有与我和爸爸完全不同的看法。她说我十九岁那年选择了北大荒是一个生命的必然--既然遥远的森林和雪原曾是年轻的妈妈梦中的呼唤；当我尚在妈妈腹中时，她已将向往飞雪与冰凌的基因植入了我的体内。所以安知北大荒不是一种幻想的结果呢？或许我那次毅然决然的行动，恰恰就是她自己那种与生俱来的浪漫主义精神的延续？在她女儿身上亦无法改变。

至此，妈妈在她对世事万物的宽宥中，完成了她对自己的阐释。

但人生仍然不能没有梦。没有梦的人生，白天太苍白，黑夜太漫长。正是因着噩梦终究会醒，而好梦总也不能成真，人类才周而复始地循环着，循环着人类实现理想的那个痛苦的轨迹。

妈妈和她那个时代许许多多人一样，亲手炮制了那个美丽的梦。她的一生始终被梦魇所纠缠，她的希望湮灭在自己的梦里。

她是那个梦的结果。但她恰恰也是那个梦的原因。

摘自《我们伟大的母亲》

凤凰读书 2015-08-23 08:5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