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顾亭林致潘次耕书礼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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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顾亭林致潘次耕书礼考证

案结案之后不久,即康熙七年十一月十日后的一段日子里。在信中,尽管顾炎武以“顾惟鄙劣,不足以裨助高深”,而“未敢便诺”潘耒的“从游之示”,但是无疑已为潘耒的“好学之笃”所感动,所以才在信中道破自己的苦衷:“则平生一得之愚,亦安得不欲传之其人,而望后人之昌明其业者乎?凡今之所以为学者,为利而已,……而为文辞着书一切可传之事者,为名而已。”顾炎武坚决反对这种治学为文惟名利是瞻的学术时尚,积极倡导“君子之为学也,非利己而已也,有明道淑人之心。有拨乱反正之事,知天下之势之何以流极而至于此,则思起而有以救之”的经世学风。潘耒时年二十三岁,涉世未深,志趣可塑,因此写信“先告之志以立其本。”事实上,顾炎武不仅要求别人这样做以挽世风,而且自己率先垂范。他抱定“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① 的坚定信念,时刻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并终生为之奔走呼号。顾炎武为学更是主张通经致用。他编撰《日知录》,“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②其纂辑《音学五书》,标举“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③,实寓“治音韵为通经之钥,而通经为明道之资,明道即所以救世”④之旨。平生撰着,“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⑤顾炎武高尚的人格和笃实的学风,已于此信揭出。

①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3,《病起与蓟门当事书》②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6,《与杨雪臣》③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4.《答李子”④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四

⑤ 顾步 文集》卷 4,《与人

,183,

旗抗令。此一方之隐忧,而庙堂之上或未之深悉也。"①就在逝

广业大厦一

世前夕的康熙二十年八月,他在病中仍念念不忘民生疾苦。十月、病势稍减,即致书朝中友人,提出“请举秦民之夏麦秋米及豆草,一切征其本色,贮之官仓,至来年青黄不接之时而卖之”的建议。他认为:"救民水火,莫先于此。”②

顾类武一生,始终以“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③ 为怀,早年奔走国事,中年图谋匡复,暮年独居北国,依旧念念不忘“东土饥荒”,“江南水旱”。直到逝世前夕,病魔缠身,仍然以“救民水火”为己任。他主张:“天生豪杰,必有所任。……今日者,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仁以为已任,死而后已。”④这样的忧国忧民襟怀,固然有其特定的阶级内容,但是对一个地主阶级思想家和学者来说,实在是难能可贵的。面对明清更迭的现实,顾炎武从历史反思中得出结论:“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⑤ 这样的亡国与亡天下之辨,尽管有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其中的封建正统意识和大民族主义观念,无疑应予以批判。但是,一个旧时代的学者和思想家,能如此地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为之奔走呼号,则是应当历史地予以实事求是评价的。后世学者将他的这一思想归纳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的一个

①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 6,《答徐甥公肃书》。② 同上书卷3,《病起与蓟门当事书》。

③ 顾炎武:《亭林佚文辑补》不分卷,《与黄太冲书》。④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 3,《病起与蓟门当事书》。国 顾炎武:《日知录》卷13,《正始》。,250,

旷世大驾--顾炎武

顾炎武是从科举制度桎梏中挣脱出来的人。他在青少年时代,角逐科场,也曾经置身于文士之列,“注虫鱼,吟风月”,①“为雕虫篆刻之计”@然而,身历明清更迭的社会大动荡,当他弃绝科举帖括之学后,便断然一改旧习,以“能文不为文人,能讲不为讲师”③ 自誓,力倡:“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④ 树立了文以经世的文学观。

顾炎武的文学观,体现在他的文章写作上,便是“文须有益于天下”主张的提出。他说:“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⑤ 这一主张,正是顾炎武经世致用思想在文学领域的集中反映,也是他中年以后从事文学活动的立足点。由此出发,顾炎武服膺唐代着名文学家白居易关于“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把文章的写作视为一种救世的手段。他指出:“救民以事,此达而在上位者之责也;救民以言,此亦穷而在下位者之责也。”⑥因而顾炎武对自己的文章要求极高,“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⑦

① 顾炎武:《亭林佚文辑补·与黄太冲书》。② 顾炎武:《亭林余集·与陆桴亭札》。

③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4,《与人书二十三》④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 4.《与人书二十五》⑤ 顾炎武:《日知录》卷 19,《文须有益于天下》。⑥ 顾炎武:《日知录》卷 19,《直言》。

⑦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 4.《与人书三》。·262,

-第十三章 不朽的学术巨着《日知录》

顾炎武力倡:“文不贵多而在精”的观点,反对追逐浮名虚誉、急功近利的做法,主张为文严谨,精益求精。他说:“二汉文人所着绝少,史于其传末每云,所着凡若干篇。惟董仲舒至百三十篇,而其余不过五六十篇,或十数篇,或三四篇。史之录其数,盖称之,非少之也。乃今人着作,则以多为富。夫多则必不能工,即工亦必不皆有用于世,其不传宜矣。①

顾炎武认为,“速于成书,躁于求名”,是学者的大忌。他就此总结说:“宋人书,如司马温公《资治通鉴》、马贵与《文献通考》,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而其中小有舛漏,尚亦不免。若后人之书,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传。所以然者,其视成书太易,而急于求名故也。”②

难能可贵的是,顾炎武既是如此说,也是如此去做的。在他留存的文集中,不惟“乙酉四论”以及《郡县论》、《生员论》、《钱粮论》等,都是切中时弊,早有定评的优秀篇章。而且诸如《吴同初行状》、《书吴潘二子事》等叙事文章,乃至《病起与蓟门当事书》等短篇书札,也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历史的真实。他的这些文章,文字淳朴,不事雕琢,于知人论世大有裨益,完全可以作为史料来运用。读顾炎武的文集,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个很有个性的特点。同当时的许多学者不一样,他极少去写那些为死者称颂功德的应酬文字。他曾经说过:“《宋史》言,刘忠肃每戒子弟曰:'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仆自一读此言,便绝应酬文字。所以养器识而不堕于文人也。”①陕西周至学者李颙,是顾炎武北游以后结识的友人,他们一见如

① 顾炎武:《日知录》卷 19,《文不贵多》。② 顾炎武:《日知录》卷 19,《着书之难》。③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 4,《与人书十八》。

·263,

旷世大偶--顾英武-

相投之人可引为同调的。另外,顾炎武从关中士大夫行三年之丧的风习中,亦看到推行礼教的可能性。他指出:“增三年之丧为三十六月,起于唐弘文馆直学士王元感,已为张柬之所驳,而今关中士大夫皆行之。……虽然,吾见今之人略不以丧纪为意,而此邦犹以相沿之旧,不敢遽变,是风俗之厚也。若乃致其情而去其文,则君子为教于乡者之事也。”①至于关中地理位置之独特顾炎武曾指出:“华阴绾毂关、河之口,虽足不出户,而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一旦有警,人山守险,不过十里之遥;若志在四方,则一出关门,亦有建瓴之便。”② 不仅如此,关中还有他省所无的屏障,顾炎武指出:“愚谓与汉羌烽火但隔一山彼谓三十年来在在筑堡,一县之境,多至千余,人自为守,敌难遍攻。此他省之所无,即天下有变而秦独完矣。”③ 由上述所论我们不难看出,顾炎武之选择关中,是有其苦心所在的。虽然客观效果并非如顾炎武预想的那样,但他勇于实践的精神,还是颇值得称道的。

总之,顾炎武不仅于礼学深有研究,其思想走在同时代之前列,开一代之风气,而且,还把其思想运用于现实中去,以保天下为念,尽其“匹夫之贱与有责”的历史责任。

二、顾炎武礼学思想在当世的反响

顾炎武一生不尚讲学,所收门徒亦只潘耒等少数几人。然其往来南北,足迹所至,却颇多良朋挚友。

①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3,《与友人论服制书》。②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 4,《与三侄书》。③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 3,《与李星来书》·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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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入侵,给美丽安谧的江南带来了灾难。昆山古城,曾经是那样的富庶,现在却变得满目疮痍……

读书人总是习惯于用自己手中的笔,控诉侵略者的血腥暴行。可是面对铁骑悍将,只有拿起武器,才能夺回失去的安宁啊!

料理完嗣母的丧事,怀着一腔仇恨的顾炎武毅然离开语濂泾,前往太湖一带,去参加反清义军和复社的秘密活动。

在太湖山区,顾炎武不剃发,不改装,一边隐蔽在乡民中读书,一边与当地的反清力量联系,共同抗清。他手执白色鹅毛扇,活跃在五湖三泖,穿梭于各支义军之间。鹅毛扇几乎成了他与各支义军联络的标志。义军将士远远地看到船头上站立着一个手执白羽扇的人,就知道是他们的军师顾炎武来了。

这,有点儿当年诸葛亮的风范呢。但,形势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

早在清顺治元年(1644)五月,多尔衮进入北京后,即颁布剃发令,因为遭到老百姓的强烈反对,被迫停止。顺治二年(1645)五月,清兵进入南京,南明弘光政权灭亡,清廷觉得时机已到,在六月份再次颁布剃发令,规定所有官民都要剃发,衣冠服饰也要遵从清制,违抗者杀无赦。 .

按照满族的习惯,男子的头发四周剃光,中间只留铜钱大的一块,一大束头发编成一根长辫子拖在背后。清政府宣布每一个男子都必须剃发,束一条长辫。剃发还是留发,是归顺还是叛逆清王朝的重要标志。所以,清军每攻占一个地区,就派了许多士兵挑着剃头担放在大街上,到处拉人剃发。不管是谁,都必须剃头,要是拒绝,就要把人的头颅砍下来,挂在剃头担的旗杆上,算是杀鸡儆猴。

侵吞顾家的田产啊!

说起来,顾家和叶家都是昆山望族,两家的前几代人过从甚密沾亲带故。可是,随着顾家家道中落,再也没有人当官,叶家却是连连有人考中进士,步步高升。越是富裕,越是势利,终于不惜撕下面子

千方百计地侵吞顾家的田产。

顾炎武觉察到了这一点。他再三思付,决定设法赎回这批田产。知道,叶方恒得知他的意图后,不死不活地拖延着,没有一句明确的各

复。几经交涉,仍毫无效果。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叶方恒为了达到目的,居然用重金买通了顾炎

武家的仆人陆恩。

多年来,陆恩一直在顾家当仆人,顾家上下几代人待他都不薄。吗儿想到,陆恩看见顾家家道衰落,而叶家却兴旺发达,暗暗生出了改换

门庭的念头。

为了表功,叶方恒与陆恩勾结起来,竟告发顾炎武“通海”。

这可不是普通的罪名!所谓“通海”是与东南沿海的抗清力量郑成功有勾结。清初,通海案与奏销案、哭庙案曾被合称为江南三大案。

隆武帝朱聿键被清军擒杀之前,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在高官厚禄诱惑下,投降了清朝,随即要求郑成功也跟他一起降清。但是郑成功绝不忘记自己的生母被清军辱杀的仇恨,断然拒绝父命,在家乡组织了一支武装部队,奋起抗清。

后来,郑成功以金门、厦门为根据地,在东南沿海一带发动广大渔民、农民和手工业者,组成一支声势浩大的抗清队伍,活跃在闽粤江浙等地。为了提高部队战斗力,他改编了所属的成分复杂、派别不同的队伍,重视军民关系,改变海盗气质,特别强调军纪。他下令加强操练整顿舟师,常常亲临监督,要求从难从严。为了确保根据地厦门,还命专人建筑炮台,督造军器,以增强防御力量。

顺治十二年(1655),郑成功在厦门着手建立政权机构,改厦门为“思明州”,以示不忘大明之意。他的军队,成为东南沿海最大的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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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力量,远近闻名。

顺治十六年(1659),郑成功进兵江南,得到了各地群众的支持。当时有十几个城市的官民,纷纷叛清投明,甚至有人绑缚了清政权的官吏,去迎接郑成功。这让清廷感到极大的威胁。

显然,在苏州和昆山一带的抗清浪潮逐渐平息时,“通海”便成为当时最大的一桩罪名。

顾炎武哪儿想到,自己确实是有把柄在陆恩手里。他投身抗清斗争时,与在福建的隆武帝和在舟山的鲁王政权有不少联系,家奴陆恩都悄悄地看在了眼里。有一次,顾炎武请一位僧人送信去舟山。为了提防清军搜查,他把信件夹在一本《金刚经》里,还仔细粘好。孰料,陆恩这家伙早就心存歹意,得悉后,竟花钱从僧人手里把那本《金刚经》买到了手。

陆恩恶狠狠地威胁顾炎武:“哼,《金刚经》里有什么,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本来顾炎武还想缓和与陆恩的关系,这句话,把幻想全都打破了。这天夜晚,顾炎武难以入眠,一边在北宅的灯下看书,一边思考近来遇到的事情。北宅是嗣母王氏居住的地方,小楼上,有顾炎武读书处,也是他写作的地方。

忽然,随着一阵狗吠,远处传来了杂沓的脚步声,似乎有不少人正向这里跑来。

这是怎么回事?顾炎武顿时警觉起来。他从窗户的缝隙里朝下望去,看见是一队兵丁急匆匆地出现在石板街上。难道,他们是冲着自己来的?

情急中,顾炎武“噗”地吹灭灯火,急速走向小楼后窗。咚咚咚的敲门声已经响起来了:“开门!快开门!”

“我们是县衙派来的!”“快开门,少啰唆!……”

顾炎武明白了。他没有犹豫,立刻从小楼后窗爬了出去。外面是一道围墙,围墙外,就是曲折幽静的小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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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门已经被恶狠狠的兵丁撞开了。他们似乎早已摸清底细,不顾家人阻拦,急不可耐地向楼上冲来。

当他们冲进顾炎武的读书楼时,发现早已人去楼空。熄灭的灯下有一本合拢的书。北面的窗户打开着。搭钮上,悬挂着一只鞋子。正在

风中晃晃悠悠……

顾炎武的鞋子,有一尺左右,比别人穿的要长一些。双梁双跟+黄色绸缎做成的鞋面,黑缎子沿边白布底。那一只鞋子始终被家人保管着。若干年后,顾氏后裔仿照原样做了一双,以作纪念。顾炎武的遗履,为海内外前来凭吊顾炎武墓地的学者们所瞻仰。

当然,这是后话了。

家奴陆恩居然如此歹毒,串通了官府,要来捉拿顾炎武。幸亏自己很警惕,才得以逃脱。

顾炎武心里气愤极了。他明白,自己化装成商人,往来于淮海与运河之间,参加太湖地区的反清斗争,尽管做得很隐蔽,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陆恩身为家奴,有不少事情他是知道的。据说叶方恒为了制服顾炎武,还与陆恩的女婿一起,拿了两千两银子,向昆山县令行贿。他们的这步棋,实在走得太险恶了!

何况,他们已经抢先动手了。

“此时此刻,我该怎么办?”顾炎武蹙紧眉头,左右盘算。

是啊,一旦叶方恒他们的诬告得逞,自己的身家性命也许全都完了。他想到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然而,如果真的悄悄逃跑,这不仅承认他们的诬告是有根据的,也恰恰正中他们的下怀--八百亩田产,就此会让叶方恒白白吞没。唯一的办法,就是在他们再次动手之前,抢先除掉陆恩。

他为自己生出这样的主意而惊讶。

顾炎武知道自己并非鲁莽之人。可是,眼前的局面已经十分清楚,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你不除掉他,他就要除掉你,任何心慈手软都只能让自己陷于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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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宁人是当今天下的名士,他的请验为人们所爱慕。你如果这么杀害了他,"道能把他的诗文着作一起毁灭吗?天下后世读了顾宁人的诗文,知道杀害这样的文人的,是你叶嵋初,如此名声,是美名呢还是不美?……你难道愿意做一个永世被人唾骂的人吗?……我这么说,既出于爱他,也出于爱你,望你三思!”

夜深似水,月冷似霜。

一片昏蒙的光亮,透进监房狭窄的窗棂,照在泛着潮气的地皮上。远处隐隐传来更夫单调的竹梆声,随后便是万籁俱寂。

在无眠中深思的顾炎武抬起头,遥望着窗外的无边星海,一股激昂的豪情不由在胸中涌起,潮水般澎湃着,冲击着他的心坎。

他不禁吟诵起《精卫》一诗:

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

东海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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呜呼,君不见,

西山街木众鸟多,鹘来燕去自成窠。

填海的精卫,是顾炎武平素最喜爱的形象。

精卫,相传是炎帝的小女儿,被大海吞噬了生命,她的灵魂变成了一只精卫鸟。精卫鸟锲而不舍地从西山采集石子和树枝,衔在嘴里,丢向碧波万顷的东海,不管风雨雷电,每天来回往复,永远也不知道疲倦。

顾炎武以精卫自喻。在遭受了国破家亡的巨大变故后,他一直想着要以精卫鸟衔石子填平东海的精神,去实践自己的事业,哪怕是经磨历劫,粉身碎骨。

“哐啷”一声,狱卒忽然把牢房的铁锁打开了。门扉半启处,闪进一个熟悉的身影。

顾炎武还来不及看清,那人已来到顾炎武的身边,迫不及待地抓住他的双臂,喊道:“宁人兄,你……你受苦了!”

“你,是你?!”

顾炎武怎么也没有想到,进来的竟是好友归庄!

见他深夜来访,顾炎武心里既高兴又诧异,忙说:“哦,我,我没有什么。这次被押解到松江府,原来是你在全力关注,四处奔走啊!”

归庄微微颔首说:“宁人兄,为了抗清你家破人亡,受尽磨难,付出了何等的代价!你的气节,真是令人钦佩啊!”

“不,你想想,我的嗣母,一位普通的老妪,都有一腔浩然正气,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我还有什么可以畏惧的呢?”顾炎武噙着热泪,十分感慨地说,“天下兴亡,是每一个人的职责啊!"

“是啊,你说得很对啊!”归庄点点头,深有同感地重复着他的话。昆山城被清军攻破后,归庄幸免于难,不得不落发为僧,自号普明头陀,隐居在乡下,并饱蘸血泪写下了《悲昆山》一诗。然而,听到顾炎武遭叶方恒陷害被关进私牢后,归庄再也无心诵经念佛,与孤影青灯

不久,他去了一趟南京,住在朝天宫后的顾侍郎祠中。

每次在南京,总是寓居于此,不过这次与往常不一样。在出狱以后,来到先祖的祠堂,他的心中充满了悲怆而又抑郁的情绪,不由以“拜先曾王考木主于朝天宫后祠中”为题,写下了这样的一首诗:

晋室丹杨尹,犹看古柳存。山河今异域,瞻拜独曾孙。雨静钟山闭,云深建业昏。自怜褴褛客,拭泪到都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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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从陵外的下马坊开始步行,独自行走在长长的神道上。两侧,分列着高大的石雕神象、神驼、獬豸和威武的文官、武将,他往我着这一切,不由肃然起敬。

他缓步进入四方城内。殿宇魏峨,林木萧然。在大殿前,深深地行行了一个大礼,敛神沉思,不由感慨万千。

“哦……”他真想吐出丹田之气,大声地吼叫几句,令神烈山震撼可是,什么声音都发不出来。何况,内心郁结的污浊之气,靠几句吼叫能宣泄得了吗?

在此后的数年中,顾炎武侨居在南京神烈山(钟山)南山脚下,继续用“蒋山佣”的名字从事各种各样的活动。他的《蒋山佣诗集》《花山佣残稿》等等,也特意自署这个名字。这,意味着他始终不忘是明朝皇帝的忠实仆人。

故地重游,更勾起顾炎武胸中对故国故土的无限眷恋之情。

薄海哀思结,遗臣涕泪稠。礼应求草野,心可对玄幽寥落存王事,依稀奉月游。尚余歌颂在,长此侑春秋。

(顾炎武《闰五月十日恭谒孝陵》)

无论是凭吊兵部侍郎祠,还是拜谒明孝陵,顾炎武含泪写下的诗文,每一篇无不寄托着遗民眷念故园的情怀。在写作书稿之余,他时时不能忘却的,是推翻清朝的统治,匡复明室。尽管让这样的理想成为现实已越来越渺茫,可是他矢志不渝。

作为一个身临“天崩地解”之境的知识分子,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职责。既然不能运筹帷幄,指挥百万大军,那么就用手中的笔为武器,透彻地解剖这“天崩地解”。

作为明朝遗民,还能有什么更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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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皇帝,年号“弘光”。于是很多人把恢复故国山河、拯救苦难的希望,寄托于弘光政权。

顺治二年(1645)是乙酉年,那年春天,顾炎武出任南京弘光小朝王的兵部司马。他心头有说不出来的兴奋,觉得自己可以为明朝的复兴干点儿事了,于是和堂房叔父穆庵一起,从昆山去往南京。他暂且放下了正在写作中的两部着作《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专心准备“乙酉四论”--《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但愿弘光小朝廷能采纳自己的意见,使自己能有用武之地。

在“乙酉四论”中,顾炎武结合多年来研习《二十一史》、郡县志书和公文奏疏的体会,总结了在南京建都的历朝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认为立国江南的政权,历来是以江北为防线的,凡是凭借长江防线苟安江南的政权,总是国势日下。他分析了南方的地理条件以后,提出了袭取荆襄并以此为中心,东联徐泗,西接巴蜀,形成对峙局面的用兵之术。他认为,只有通过整军练兵、开辟军屯、经营徐泗、用兵荆襄等政策的推行,方能达到巩固统治、图谋恢复的目的。

与此同时,他又提出了恢复农业、整顿财政、发展社会经济等一系列措施。他说,恢复农业的途径是组织农民垦田。国家“唯务农积谷为要道”,以此蓄积足可底定天下的雄厚经济实力。南京政权建立之初,财政困难,伪钱泛滥,物价飞涨,市场混乱,这一切无疑直接影响社会的安定。此后,“物日重,钱日轻,盗铸云起”的混乱局面没有得到有效遏制,所以整顿财政刻不容缓,回收货币是当务之急。

血气方刚的顾炎武,为南京政权设想了一整套解难之计,重点在于吸取明朝灭亡的教训,锐意进取,重振朝纲。他认为,尽管拯危解难的方略很多,但是“之,之甚难”,本一条,是通过改革,谋求振兴。

“乙酉四论”的字里行间,腾跃着他的一颗拳拳报国之心。

可是,方略虽好,却过于理想化。在复杂多变的时势中,“乙酉四论”写得头头是道,又有什么用呢?马士英、阮大铖之流当权的明朝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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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小朝廷内部混乱,软弱无力,顾炎武苦心孤诣准备的那些兴复大计怎么能发挥作用?

面对严酷的现实,他的希望不能不落空。

在南京,也不能说全无收获,至少他结识了很多朋友。

王潢,是他交往最多的一个。王潢比顾炎武年长十四岁,明崇祯九年举人。明亡后,隐居不仕。他与顾炎武有很多共同见解,曾一起拜谒明孝陵,共同流过悲痛的泪水。

记得有一天,王潢在南京城西栅洪桥下举办聚会,款待远方来的客人,顾炎武被他邀请来作陪。五六位客人中,有两位身穿袈裟,一副借人打扮,引人瞩目。

交谈后才知道,年长者熊开元,是湖北嘉鱼人,曾任隆武金都御史、东阁大学士。熊开元家世代奉佛,他自小就结识了僧人天如。天如读到了他的文章,不由赞叹道:“掀天揭地男子也!”觉得他从小就很有雄心大志。熊开元登进士第以后,被任命为崇明知县。赴任前,他向天如请教何以应世。天如告诉他说:“你还没有认真学道,犹如操刀却不安刀柄,怎么能切割东西呢?”熊开元闭门一月,潜心读《楞严经)终于有了很多感悟。这,恐怕也是明亡后他遁入空门,在苏州灵岩寺做和尚的缘由。

年少者刘石溪,释名髡残,是湖南常德人。他很早就出家了,明亡后云游四方,一度寓居在南京燕子矶禅院。但他总是很积极地参与抗清复明的斗争。髡残自幼爱好绘画,在焚香诵经之余,登山选胜,提笔写生,绘成了《溪山无尽图》。他的画作,笔法浑厚凝重,繁复严密,部茂而不壅塞,平凡中见幽深。

席间,顾炎武与刚刚结识的他们,以当前战局和明永历政权的存亡为话题,忽而慷慨陈词,意气激昂,忽而涕泪沾衣,黯然神伤。尽管相聚的时间不长,彼此却很有共同语言。每个人都觉得,无论如何要为兴复故国,做出最大的努力。

这期间,值得一提的朋友是潘柽章

燕子矶

那一天,潘柽章特地从吴江赶到南京来拜访顾炎武。潘柽章说,他与吴炎正准备合撰《明史记》。两人做了分工,由潘柽章负责本纪,诸志部分,吴炎负责世家、列传部分。这部书将以实录的方式,博采文集、奏疏,以反映一代王朝的兴衰。几经反复,他们已经拟定纲领,拜访顾炎武,是为了得到他的支持。

潘柽章邀请顾炎武一起合作,完成《明史记》。顾炎武满口答应。他本来也有撰修泰昌、天启、崇祯这三朝史书的念头,与潘柽章、吴炎合作,做这件有价值的事,还能承继嗣祖蠡源公的意愿呢。

嗣祖蠡源公生前很注意晚明史料的收集,曾经把多年的《邸报》资料分门别类地抄录,辑成二十五帙。后来病倒在床,才不再继续。所幸,兵荒马乱之际,这些资料存放在千墩老家,居然没有散失,如今正好可以让它们派上用场。

跟顾炎武关系最密切的,还有万寿祺。

万寿祺是徐州人。清兵入侵时,他曾与陈子龙等人各举义旗抵抗,失败后出家为僧,法号慧寿,也称明志道人,后来移居淮安。他和顾炎武相互仰慕对方的气节,然而一直没有机会相识,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南京见面,两人都有相见恨晚之感,从此结为至交。

这一年秋天,顾炎武以商人的身份,从常熟语濂泾去往淮安一带,特地拜访了万寿祺。万寿祺发现顾炎武有了不少变化,竟然“割发变容像”“布为商贾”,甚至跟下层社会的豪杰们交朋友,觉得很不理解不免嘀咕了几句。顾炎武知道他是误会了,跟他再三做了解释,才使他恍然大悟,那不过是一种策略。

临别时,万寿祺画了一幅《秋江别思图》相赠,顾炎武则写了一首诗作为回礼。万寿祺说:“这一别,不知何时再能相见。但愿下次见面,你不是现在的这个模样……”

顾炎武抱拳道:“兄长的深意,宁人心领了!”

与万寿祺相识于南京,与很多朋友相交于南京,南京是横使tc的情结。他多么希望能在南京住下去,做更多想做的事啊。然面,"

如今,他必须离开南京。他明白,尽管南京有不少朋友。但很多时候目己是孤身一人,不是叶方恒之流的对手。何况,自己往往是站在明处,而叶方恒他们却躲在暗处,伺机进攻,让人防不胜防。咳,天南地解之际、死一个顾炎武何足惜?令人惋惜的是自己要做的学间还只做了一半,好端端的事业毁在这种末流鼠辈手中,未免太冤枉,太不值。既然不愿与他们纠缠不清,不如避开,这才是明智之举。更何况,眼下的局势对于抗清复明的斗争,越来越不利……

他丢不开自己的学问,丢不开正在编纂中的《日知录》和《天下那国利病书》。在南京总是提心吊胆,须时刻防备叶方恒之流的暗害,不能安心地做学问。他也不想回家乡昆山,那儿虽是生他养他的鱼米之乡,但除了归庄,没有更多朋友,不适合做学问。

他决定离开江南,远走高飞,去往一个能够结交朋友、寻访典籍探究学问的地方。

“我愿平东海,身沉志不改。”

那么,心怀东海之志的顾炎武该去哪儿,又能去哪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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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从小就受蠡源公教导读《兵家孙子》《吴子》以及《左传》《国语》《史记》。后来,又读《资治通鉴》当时,不少人都读朱熹编的《通鉴纲目》,蠡源公却坚持要让他读《资治通鉴》原本。

绿水红栏,烟雨江南。

水,犹如一条银练,联结起无数古镇,垂挂在太湖流域广袤丰沃的土地上。

“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江南古镇,历来是人才辈出的地方。旖旎的水乡风光。安定的生活环境,良好的文化氛围,吸引了许多文人雅士来到这里。他们在江南古镇留下了无数历史遗迹,也使古镇形成了稻米莲歌、耕桑读律、科名相继的传统。这种崇文重教的传统,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从未衰落。至于那些在官场或商场混了大半辈子,口袋里有了许多银子,心里却感到很失意的人,也觉得回到水乡古镇修筑院宅和花园,莳草弄花,吟诗作画,是寄托清高、寻求安逸的最佳选择。

他们让古镇变得繁华而又闲适,也让古镇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或

的祖与嗣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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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有人准备把一块田卖给顾同应。旁人悄悄告诉他:这户人家被诬陷,陷入了很大的困境,急需要钱用,你不妨慢些答应他出的价格,过几天,他肯定会降价的。听到这种情况,顾同应却是另一种想法,居然将拿到手的地契又送还那户人家,不仅不要他还钱,还陪他去见县官,为他申冤。

顾同应有一个叔叔蠡源公,在顾绦出生时,已经五十一岁了。前些年,独生子同吉不幸天折,留下定亲后未过门的儿媳妇王氏,如今也已经二十八岁了,膝下没有一子一女。燕源公感到非常寂寞,更为自己家庭后继无人而忧伤。就在这时候,听说侄子同应家添了一个男孩,立即生出了将顾绦抱抚为孙的念头。

他怕自己开口太冒失,托人上门婉转地说了自己的意思。

同应历来敬重叔叔的为人,知道叔叔学识渊博,觉得把儿子交给他培育,或许比自己培育更好,便爽快地答应了。

一个简单的立嗣仪式,悄然改变了小顾绦的人生轨迹。从此,他就在嗣祖蠡源公、嗣母王氏的悉心教育下成长。

千墩镇历史悠久。相传,古时候为了防备海寇的劫掠,人们在吴淞江沿岸修筑了无数土墩,作为了望烽火台,以警报来自东海的敌情。小镇恰好在第一千个土墩处,所以得名“千墩”。到了春秋时期,吴王寿梦曾在墩上修建烽火楼,以防御敌寇。随着岁月流逝,作为烽火楼的土墩逐渐荒圮,长满了茂盛的茜草,小镇又得名茜墩。

更名千灯,则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事了。

在千墩的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抬起头来,都能见到风姿绰约、亭亭玉立的秦峰塔。这座古塔,位于延福禅寺院内。梁天监二年(503),僧人们在修建寺庙的同时造塔,北宋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重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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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在秦始皇南巡至千墩登高观海祭海“秦望山”遗址之阳,所以称秦峰塔。登上四十米高的七级浮屠,古镇风光一览无遗。

秦峰塔下的延福寺多年来一直佛道并存,寺内有一雌一雄两棵郁能葱葱、几个人伸手才能围抱的银杏树。树旁,还有一座玉皇宝殿。宝殿巍峨雄伟,殿顶覆以黄色琉璃瓦,重檐飞翘,雕梁画栋。殿内供奉着玉皇大帝及诸神佛偶像,威严庄重,栩栩如生。侧厅内摆设着数以百计的各式神佛像,神态万千。

这里是长辈们带顾绦前来烧香拜佛的地方。顾氏南宅、面临宽阔的尚书浦。

明洪武末年,作为太湖水入海通道的吴淞江下游严重淤塞,致使浙西连年遭受涝灾。永乐初年,因为吴淞江和黄浦下游壅塞,又致使苏州、松江府一带大水成灾。吴淞江流经昆山城以东的一段,为下界浦明初时到入海口一百三十余里已淤塞成平陆,无法泄水。显然,导吴湘以入黄浦,则海潮不能遽入于江,可免淀淤之患。

朝廷十分重视水患治理,专门委派户部尚书夏元吉来到江南,筹划根治事宜。夏元吉,字维喆,先祖为江西德兴人,后来迁湖广湘阴。明成祖时任户部尚书。他不仅主持财政二十七年,还担纲治水重任,被倚为朝廷砥柱

夏元吉采取了“掣淞入浏”“掣淞入浦”的方案,一方面疏浚下界浦,将吴淞江上游引入娄江(浏河),直接出海,以纾解淤塞之急;方面采用本地诸生叶宗行的建议,开凿范家浜,使黄浦之水截过吴淞江,北流直接入海。

当时,永乐皇帝批准他役工十余万。夏元吉布衣徒步,日夜经画,“盛暑不张盖”,不辞辛劳地指导施工。他说:“民劳,吾何忍独适。身先士卒,风餐露宿,终于大功告成,太湖、淀山湖和浙西之水顺畅入

海,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水患。

辅助夏元吉治水的叶宗行,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被提拔为钱塘县知县。他们当时设置测量水位的石标,名曰“忧欢石”--水位正常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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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水位上涨为忧。这不仅是水文测量的设施,也蕴含了人文色彩。夏元吉引下界浦入娄江(浏河)以分水势,得以通畅,从此下界浦被改名为“夏驾河”,在古镇千墩的那一段,原名千墩浦,老百姓将它称作“尚书浦”。多少年来,始终沿用着。

夏元吉治水的功劳,不可估量。由于吴淞江上游水源分泄江海,下游(吴淞)江(黄)浦合流,浩荡的黄浦江水直达东海,河床被冲刷得越来越深广,而且处在控江襟海的有利位置上。黄浦江全长一百一十四公里,被誉为上海的母亲河。河床被冲刷深广,致使上海开埠后,外洋轮船可以停泊至黄浦江码头。这样,就为上海在若干年后成为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和工商业城市奠定了基础。黄浦江与吴淞江相交的格局,也促使上海形成更完善的内河网络,连接更广阔的腹地--苏、锡、常、杭、嘉、湖这片中国最富庶的地区……

尚书浦上,架有四座宏伟的石拱桥,分别是永福侨、种福桥、吴家桥和陶家桥。在古镇区的内河上则建有木瓜桥、香花桥、鼋渡桥等多座石桥。顾氏南宅东南,有一座凝熏桥。桥为顾炎武先生的叔祖顾绍芬所建,原名证愿桥。他以这座桥证明,自己完成了父亲顾章志生前未竟之愿,所以取名“证愿”。

古镇千墩历来有很浓厚的读书风气。顾绦的嗣祖蠡源公,便是一位充满正义感的读书人,享誉乡里。他不但擅长诗文书法,熟悉史地典故,还很关心时事政治。当时的《邸报》,蠡源公几乎天天都要阅读,见到重要的章节,他还用工工整整的楷书抄录下来,或者改写成提要。他摘录了明万历四十八年以后十六年的《邸报》,足足装订成二十五帙。直到古稀之年,眼睛不济事了,他仍然不愿放弃这份工作。这二十五帙手抄的《邸报》,成了一份独特的传家宝。

顾绦的童年,是在蠡源公顾绍芾的教导下成长的。

顾绦与别的孩子一样,天真幼稚,活泼好动。除了喜欢读书,似乎没什么过人之处,更不能说天生异禀。只是偶尔的,会显得有些老成,思考某些稀奇古怪的问题,跟他的年龄不太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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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的立场、向主政者提出治水方略。

他的主张无疑是正确的。

明隆庆三年(1569),海瑞巡抚应天十府。他数次冒雨外出察看水灾,很快明白,滔滔不绝的洪水是由太湖泛滥造成的。遭受灾害最严重的要数苏州以东和松江地区。正是因为吴淞江长期不修,淤泥阻塞了通道,太湖泄水不能畅通,才酿成了灾害。

海瑞坐在灯下,认真读了归有光的《水利论》《论三区赋役水利书》和《水利后论》,发现这位文学家是含泪带血地陈述着真知灼见,从内心接受了归有光的建议,随即向朝廷呈报了关于疏浚吴淞江的奏疏,并给工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理河漕的朱镇山写信,申述观点。与此同时,他夜以继日地筹划着吴淞江疏浚工程的具体安排。

在海瑞的主持下,官府采取了“以工代赈”的办法,吸引苏州、松江一带的灾民共同来上工修江,使吴淞江疏浚工程很快就得以完成,而且大见成效。

蠡源公所讲述的一切,年幼的顾绦未必都能听懂。但是蓝源公的意图很清楚,作为一个读书人,必须有宽阔的胸怀,为天下老百姓着想,要敢于说出自己的真知灼见。他相信随着顾绦渐渐长大,什么都会理解的,也会做得很好。

正值明朝中国充满动乱的年代,资本主义萌芽从封建经济关系中破土而出,各种社会矛盾日趋复杂,阶级斗争不断激化。在顾绦出生前,苏州爆发了以葛成为首领的织工反对矿监税吏敲诈勒索的斗争,一把火烧毁了税署。顾绦四岁那年,松江、上海、青浦等地万余民众,抄了华亭大地主董其昌的家,烧毁了他的房屋。不久,代表江南地主阶级及知识分子的东林党,以无锡为中心掀起了一次反对以魏忠贤为代表的阉党专政的斗争。而在苏州,则爆发了一场轰动全国的反对宦官专政的市民运动,五位义士壮烈牺牲。

蠡源公顾绍芾在少年时期,就跟随当官的父亲顾章志,周游各地,接触各种各样的人物,阅历非常丰富。他与公安派诗人袁宏道志趣相

投、互有书信来往。他还写得一手好字,连着名书画家董其昌都说:见德甫笔墨,令人有退舍之想。”到了晚年,虽说住在水乡古镇,很少外出,但是他对天下十分关心,对苏州一带所发生的事情了解得清清楚楚。听到山东白莲教起义、后金攻占沈阳等消息,他日夜坐卧不宁,心里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预感。

蠡源公常常手捧《邸报》,边阅读边沉思着在屋子里来回踱步。虽然千墩地偏一隅,可是《邸报》会传递来很多消息,让一位关心天下大事的老人不断思索。

这一天,他正在读《邸报》,看到山东白莲教首领徐鸿儒和贵州士司安邦彦相继起事的消息,心里有说不清的忧愁。蹦蹦跳跳的顾绦走来了,也许是闻到了厨房里飘溢的香气,嘴巴里叫嚷着要吃红烧肉。对于顾家,红烧肉并非稀罕之物,年幼的孩子想吃红烧肉,也在情理中。然而,老人发觉年幼的他根本不懂酸甜苦辣,不由指着庭院里的杂草,神色严肃地说:“以后,你要是能吃上这东西,就算是幸运的了!"

顾绦很是诧异:“你说……草?"

蠡源公点点头,感慨道:“这天下变得越来越不太平,过日子不客易啊!……"

当时,顾绦只有十来岁,当然不明白嗣祖话语中包含的深意。

“孩子,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现在外面十分动荡,谁也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你可不能光想着红烧肉!"

顾氏家道虽然中落,但根基还在,依靠祖传的田产,衣食总是无忧。从来没有忍饥挨饿经历的顾绦,看到嗣祖充满忧虑的神情,联想到嗣祖平时点点滴滴所讲的天下大事,心里渐渐感到沉重起来,不由敛住笑容,默默地点点头。

顾炎武从小就受蠡源公教导读《兵家孙子》《吴子》以及《左传》《国语》《史记》。后来,又读《资治通鉴》。当时,不少人都读朱熹编的《通鉴纲目》,蠡源公却坚持要让他读《资治通鉴》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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氛用。元代末年,文学家颜阿瑛在阳澄湖畔,绰墩山下修筑了一片。区,称之为玉山佳处。他轻财结客,常常邀请江南一带的书画家。家、伶人前来吟诗度曲,将乡间流传的南曲加工成委婉动听的昆后来,顾坚、魏良辅、梁辰鱼等人又将昆山腔全面革新,使之变成事细腻糯软、曲折悠扬的水磨腔。于是,昆山成了百戏之祖民曲的为地。尤其是梁辰鱼的传奇《浣纱记》,更是开创了用昆曲演唱传有先河。

也许正是这样的氛围,吸引汤显祖流寓于昆山片玉坊,写下了《丹亭》。堪称“明文第一”的散文家归有光、着名理学家魏校等,更

成为昆山读书人的楷模。

说来也真是有趣,当顾绦满周岁的时候,家里的长辈们像对其他子一样,给他做抓周礼。先是给他穿上红衣红裤,一派喜气洋详。然祭神拜祖,祈求先祖们保佑孩子健康成长。

祭拜后,在神桌前备了一只米筛,里面放了十几件项物品,有日章、笔墨、算盘、钱币、鸡腿、猪肉、尺、葱、芹菜、蒜、稻草、刀剑,等等。这些物品各有各的含义,让长辈们费了一番心思。

顾绦被嗣母王氏抱起,放在了米筛中央。

看见旁边琳琅满目地摆满了东西,顾绦乌溜溜的眼睛里闪烁着欢乐的神采。他的一双小手开始挥舞,很想抓住一点什么。

所有的人都屏住呼吸,想看看顾绦究竟会抓哪样物品。这可以预到他将来会选择什么样的行当,有怎样的命运。

顾绦开始抓了。他先是抓住了一枚青田石印章,可是看了看这滑清溜的东西,没有兴趣,丢到了一旁。接着又抓住算盘,用稚嫩的小手挨拉几下,算盘珠发出的声响,让他咯咯笑了。可是,很快又放下了。

米筛里有一把葱、一把蒜。葱,象征着聪明;蒜,象征着长于计算顾绦左手拿葱,右手拿蒜,使劲地摇晃几下。或许是这两种绿色的植物颜色特别鲜艳,让他喜欢。然而,一会儿他又扔下了。

这孩子对米筛里的东西都不特别中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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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蠡源公若有所悟,拿来一份《邸报》,摆在了米筛里。顾绦看见了,立即拿在手里,竟怎么也不肯放下。

蠡源公的脸上不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呵呵,这孩子真是与众不同啊。”

也许正是从抓周开始,顾绦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

昆山历来有良好的读书风气,明代正统年间的昆山人叶盛,便是江南着名的藏书家,一生藏书四千六百余册,共二万二千七百多卷。他很想建造菉竹堂作为藏书楼,最终却因为清贫未能建成,但是写下了《菉竹堂书目》留传后世。随着年龄的增长,顾绦越来越对读书产生浓厚兴趣,凡是昆山能够搜罗到的书,他都千方百计地借来看,以至整个昆山城里没有什么书是没看过的。他不由摇头感慨:“昆山无书,昆山无书!"

显然是自幼受到蠡源公的影响,他对于读书有极高的兴趣、良好的习惯,也不断确立读书的目标。成年以后,顾炎武常常手不释卷,把读书作为自己每天的要事,以至“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成为他的名言,也成为人们的典范。

他的万卷书,究竟是泛指读得很多,还是有一个确数呢?

近年来有学者做了研究,认为古代以卷、轴、册、函等来给书籍计数。到了顾炎武的那个时代,纸本代替了简牍,卷与册被广泛运用。那么,一卷究竟是多少?统计表明,明《永乐大典》有 11095 册 22877 卷,平均每一册 2.06 卷。清《四库全书》有 36300 册 79337 卷 99700 万字,平均每一册 2.19 卷,每一卷 12566 字。清《古今图书集成》有 5020 册10000 卷、目录 40 卷,平均每一册 2 卷。

顾炎武所说的“读万卷书”,可以用读一部《古今图书集成》的文字量来比拟。这部万卷大书,足足有一亿字。如果每天读书六千字,两天便可读一卷,一年读一百八十卷,大约五十五年能读完,这差不多就是一生的时光了。何况,很多书顾炎武还是在四处漂泊的状态下,坚持不懈地读完的。

博览群书,使顾绦对中国的五千年历史和自己所处的时代,有了起来越深的了解。

然而,年少的顾绦毕竟还难以理解,昆山这个人杰地灵,名人辈!的地方、读书人为何大多仕途多舛?宋代以来,不少人考中了状元、接花、进士,在江南一带屈指可数,为何他们去京城当了官,最后的结局仍然颇不如意?

嗣祖蠡源公常常告诫他说:“世界上的学间很多,但有些东西未必有用。我们应该讲究实学,那些和国计民生有关的天文、地理、兵农水土,以及一代兴革之故,才是读书人应该关心的啊!”

顾绦默默地点了点头。他听懂了蠡源公这些话的含义。这些话他记在了心中,对以后确立“经世致用”“引古筹今”的治学方针,产生了

很大的作用。

昆山是昆曲的发源地,很多人家让孩子在十五六岁就开始学唱,作为谋生之术。直到清末和民国初年,经历了“花雅之争”后,昆曲渐渐走向衰落,昆山仍活跃着民间戏班-一堂名,继承着昆曲的香火。但,所有的史料都表明,顾炎武一辈子潜心学问,不屑于昆曲。对于萌生于家乡故土的兰花,他从未显现出什么兴趣,倒是对那些不务正业的官吏,在文章中颇多微词。

无疑,对于人生,他有着更深层次的要求。

在昆曲全盛时期,江南一带从士大夫到老百姓,宴饮侑酒、迎神赛会、结社聚会等等,往往都少不了昆曲。当时的士大夫,尤其痴迷曲,任何时候都不愿意丢开。哪怕是在情势危急之中,比如南京城被;兵占领,有些官员不得不仓皇逃亡杭州,他们却仍然随行带着家班,旦安顿下来,又开始在厅堂里演戏。当清军气势汹汹地进逼时,才高会蹇的文化人张岱竟然在家里宴请被拥立监国的明鲁王,大演《占花魁》这或许是最典型的一例了。

当时,很多官员以优伶为性命,遭到指责以后,仍然振振有词地说自己并不是以此为乐。但是,顾炎武对此不屑一顾。他批评明清时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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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不大,然而他的脸却像螃蜞。皋陶是尧帝时代的一位贤臣,做过许么开天辟地的大事,他的脸却像削瓜。商代的名臣伊尹,脸上没有一根胡子和眉毛,看起来真有些吓人。再说那个治水的功臣大禹,他是一个淘子,只能一跳一跳地走路,由于长年在外日晒雨淋,他的脸黑如木炭。

可是,脸相并没有妨碍他们名垂青史。而恰恰由于他们缺乏外貌上的优势,才促使他们发愤努力,进而成为一代圣贤。

顾绦不仅相貌怪异,他的性格更加怪异。

他绝非天生愚笨,但读了几年县学,十四岁中了秀才之后,连年应岁试科举,却始终没有通过乡试,也就是说,他不能成为举人。这对年轻的读书人不可谓不是沉重打击。在这种情况下,顾绦并不像别的读书人那样,抱定宗旨死啃八股文应试,一而再、再而三,非达到金榜题名的目的誓不罢休,而是改变方向,和许多复社的朋友一起,认真探究起有关国计民生的学问来。

他也发愤读书,然而读的不是那些之乎者也的八股文。国家正处在多事之秋,一个有抱负的读书人,必须以真才实学来为国家、为百姓做事。所谓真才实学,不是为了应付科举,也不是盲目地追随潮流,而是能揭示国家衰败原因和提供挽救良策的学问。

读书不为金榜题名,不为功名利禄,而是追求博古通今,专攻所谓的“实学”,逆潮流而动。对于那些追名逐利的人来说,顾绦的行为不正是奇哉怪哉吗?

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新宾县)称汗,建立了金国,史称后金。三年以后,在萨尔浒之战中,明军大败。又过了三年,在广宁战役中,明军再次遭受惨败。

明天启二年(1622),中国同时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荷兰殖民主义者入侵澳门,一是以徐鸿儒为领袖的白莲教在山东起义。又过去了三年,后金迁都沈阳,不久,陕西白水县农民王二在澄城发动起义,占领县城,杀死知县,揭开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随之而来的是高迎祥称闯王,李自成和张献忠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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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这种风云变幻、动荡不安时局下的顾绦,深深地为明王朝的政治前途担忧。即使他明白,经世济时的学问对于国家来说有缓不济急之感,但一个热爱国家、渴望振兴的读书人,所能做的也只能以自己的真才实学为国家尽绵薄之力。

顾绦的想法,在很多人看来,实在有点儿奇怪,有点儿不合时宜。然而,顾绦不以为然。他知道别人说自己怪,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大声笑着回答道:"看来我是和别人有些不一样!我和归庄砥行立节,落落不苟于世,不只是怪,还有人说是狂呢!"

确实,归庄也正因为“奇”,才与顾绦志同道合,成为好朋友。

提起归庄的奇,还得说说他的曾祖父归有光。

在昆山,历来有“亭林经济,震川文章”的说法。前半句讲的是顾炎武经世致用的学问,后半句讲的是归有光作为明代着名散文家,被誉为“明文第一”。

归庄的曾祖父归有光,住在昆山县城宣化坊,靠近朝阳门。三十五岁时,他考中举人,此后却屡试不第,直到六十岁才考上进士。

归有光曾经以老举人的身份,在昆山和安亭生活了大半辈子。他读书、讲学、作文,安于淡泊,没有经历过太多的政局动乱,也没有做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但是他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散文名篇。无论是悼念亡妻王氏的《世美堂后记》,为一位陪嫁的丫头所作的墓志《寒花葬志》,还是抒发怀才不遇悲愤之情的《畏垒亭记》以及表明当官要为老百姓做好事的心志的《吴山图记》,都是于细微之中表现丰厚复杂的生活内容的名篇,开了一代新风。

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归有光经过第九次会试,终于考中进士,被任命为浙江长兴知县。当时,这个位子已经空缺了好几年,县务由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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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把持着。豪门大族勾结府衙,为非作歹,监狱里关满了无辜的老自姓。加上“长兴在湖山间,多盗而好讼”,治安情况很糟糕。

归有光上任后,努力学习两汉循吏的经验,为老百姓兴利除害。他审理案件很讲究人情味,常常允许妇女儿童观看,用吴语耐心细致地向清原委,才做出判决,不轻易将人投入狱中。过去的积案很多,他认真调查,发现有六十人被宜兴县坐指为盗,有十三户平民被乌程县(今湖州)诬为盗贼,查知实情后,移文至两县,分别为他们昭雪。

说来也是有缘,归有光来到长兴的第二年,六十七岁的吴承恩被委任为长兴县丞,当上了归有光的助手。两位作家合作共事,在文学史上成为一段佳话。

读书人晚年才当官,不知道该怎么当,都出奇地认真。他们不逢迎长官,而是以爱护百姓为宗旨,同心协力改革时弊,刷新县政。

归有光一再倡导“惠爱”精神,这成为他从政思想的核心。吴承恩主管征赋粮马等事务,也喝力惠爱百姓。一个“发愤以修先王之道”,一个“悠悠负夙心,作吏几风尘”,以爱护小民百姓为己任,二人梳理政事,关心民瘼,结下了很深的友谊。

归有光来到长兴当县令后,发现县衙年久失修,犹如乏人管理的县政。于是设法重建县衙,修缮了后宅,并将后宅题名为“梦鼎堂”,还写下一篇《梦鼎堂记》。

原来,有一天他在睡梦中看见了一只“函牛之鼎”,鼎边却有一道裂痕,连忙令人修补之。恰好在这时,长兴有三个学子在试场上考得了好成绩,人们都说是应了三足鼎立的兆头。未几,传来消息,又有一人考中,人们说这正是“补鼎”的应验。归有光自然懂得鼎这种自商周时代就有的“三代之传器”的作用以及它的象征意义,自己和吴承恩都已年逾花甲,来日不多,所有美好的梦想,只能期待后继者来变为现实,相信他们中间会出现扛鼎之材的。

隆庆元年(1567)十月十日,吴承恩将颇含深意的《梦鼎堂记》书写下来,并嘱人镌成石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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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书生在长兴兢兢业业,却得罪了地方豪宗。当小民感恩戴德时,大族咬牙切齿。隆庆二年,归有光按例进京朝觐,他早早就上路了。归有光一走,县里的政事由湖州知府派员,即所谓的“署印官”处理。谁知道,这个署印官竟在征秋粮之际枉法贪赃,甚至把县氶吴承恩也牵扯在了其中。吴承恩蒙冤入狱,县令归有光也难逃其咎。尽管按照明代制度,“进士为令,无迁伴者”。他仍然被迁往河北顺德府任马政通判,无奈地离开梦鼎堂。

马政通判是一个闲职,只是管管顺德府所辖各具送来的有关马匹。

折钱的表册。归有光空怀一腔热情,却不能不坐冷板凳,只觉得度日如年,于是参考史籍,采访掌故,修《马政志》,聊以寄托情志。后来,归有光升任南京太仆寺丞,并没有管理马政,而是留在内阁制敕房,纂修《世宗实录》。刚想大显身手,疾病却夺走了他的生命。

吴承恩的《西游记》中让孙悟空当了一回“弼马温”,正是由此产生的灵感。

性格决定命运。归有光一生的悲喜剧,显然也是由于他耿介的性格造就的。在当长兴知县时,他敢于顶撞上司,不怕削职为民;在文坛上他也以一个穷乡老儒的名义,毫不畏惧地与身居南京刑部尚书高位的王世贞抗争,敢于直斥其为“妄庸人”,认为学习古人的文章应该“有意于以神求之”,而王世贞“自谓欲追秦汉,然不过剽窃齐梁之宗”。有意思的是,他仕途坎坷,在文坛上却是个胜利者。

归有光曾经在他的文章中记载,他祖父的曾祖父为人刚毅,必行己志,不为势力所怵。高祖奇伟磊落,曾祖则是恂恂爱人长者。归有光的脉管里流淌着他们的血,继承了他们的遗传基因。

而到了归庄这一代,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不仅继承了归有光耿介的禀性,而且显得更加狂野,狂野得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他常常用一种漫不经心的游戏态度,对待科举考试。有一次,他居然拎了酒壶走进考场,一边美滋滋地喝酒,一边提笔书写考卷。“日未晡而成七义,分隶、篆、真、草书五经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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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他才思敏捷,下笔千言,甚至在试着上还潇洒地表现书法,术,但是主考官对这种与酒壶为伴的学生,怎么可能青睐呢?

名落孙山以后,归庄无意坐在冷寂的书斋里读书,便南渡钱塘,"涉江淮。他在游览名山大川时,凭古吊今,很容易动感情,总是禁不放声大哭。别人看见了,不知道这个人为什么恸哭,都说他奇怪。可是

归庄旁若无人,自管流他的眼泪。

归庄的家里清贫如洗,他满不在乎,干脆在门口书写了这样一副对联:“入其室空空如也,问其人器嚣然曰。”他家的茅草年久失修,每逢下雨便滴滴答答洞个不停,他懒得请人修。客堂内的椅子摇摇晃晃,不能坐人,他找几根绳子把它们扎紧,勉强使用,还专门写了一张题有“结绳而治”的条幅挂起来。

有一年春节,有钱的人家燃放爆竹,张灯结彩,杯觥交错,大吃大喝。归庄却自嘲似的在家门口换了一副新春联,上联是“一枪戳出穷鬼去”,下联是“双钩搭进富神来”。

看到这副春联的人,都很钦佩,觉得他很有才华,书法也好,人们便纷纷上门来请他写春联。不管求字的人是谁,他都不拒绝,且不谈谁笔。一边喝酒,一边饱蘸浓墨,挥毫疾书,博得阵阵喝彩,他的心里房到十分满足。

归庄嗜酒成性,酒能让他豪气万丈,大胆狂放,酒也是他灵感的源泉。"一日不饮,口燥唇干;二日不饮,舌本强,喉棘;三日不饮,五官不灵,肌肉死,腑脏龟坼;四五日以往,便当以所荷之锸埋于陶家之侧矣。”用一句通俗的话说,几天不喝酒,他真的要死了。

归庄擅长擘窠大字和狂草墨竹,喝得醉醺醺时挥洒,旁若无人,也确实留下了很多墨宝。

渐渐地,人们掌握了归庄的特点,要求他的字,只要送一壶酒去,无论长笺短幅,他都不会拒绝。归庄日夜挥洒笔墨,丝毫也没有倦意,所以,哪怕是走脚的贩夫、相帮的用人,都可以得到他的墨宝。他的门生中,有人模仿他的作品,盗用他的名字去应酬别人,他一笑了之,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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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不会去兴师间罪。

从归庄存世的书法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字里行间透现着忠义愤激之怀、磊落雄伟之气。

对归庄来说,酒仅仅是为了浇愁,言辞却足以表达心迹。他的言辞十分犀利,无所忌讳,直接地表达心中所想,全凭自己狂狷任行的心性,或仗义执言,或口不择言。他虽然与朱柏庐是昆山同乡,由于说话不慎而造成了龃龉,却不愿化解。

归庄的诗文,大多以反对清廷统治、宣扬民族气节为题材。有质朴明畅、直抒胸臆的,也有工整绵丽的。散文则酣畅雄恣,宣泄着强烈的感情,与归有光擅长细腻地表现亲情的文风有很大的不同。最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散曲《万古愁》,评论历代史事,悲痛明朝灭亡,斥责明朝官吏的误国,抒写自己隐居不仕的志向,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

《万古愁》规模宏大,全套共有二十二曲。从盘古开天地唱起,唱到三皇五帝,唱到周秦汉唐,唱尽历朝历代的兴亡沧桑,再从朱元璋开国唱到崇祯皇帝的煤山自缢,又唱到南明小朝廷的覆亡,真可谓洋洋洒洒,淋漓酣畅。

且看套曲的后半部分:

谁知道天地变,孽芽萌,风波闹,生几个翦毛,挟几条短刀,不提防冲破了峭岷道。望晴川枪正高,指燕云旗旌正摇,一霎时把二百七十年神京,生踹做妖狐淖。

痛,痛,痛,痛那十七年圣天子掩面向煤山吊,痛那掌上珍的小公主一剑向昭阳倒,痛那有令德的东宫生砍作血蛤蟆,痛那无罪过的二王竟做了一对开刀料,痛那受宝册坐长信的懿安后,只身儿失陷在贼窝巢。

恨只恨这些坐班官,平日里受皇恩,沾封诰,乌纱罩首,金带横腰,今日里一个个稽首贼廷,还揣着几篇儿劝进表。更有那叫作识字文人,还抄几句儿登极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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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不管事的蠢公侯,如羊如家多狎在东城奥,夹猡着追金宝,姣滴滴的女娇娆,白日里杰湿奸。俊翩翩的缙绅儿。多牵去做龙阳料。更可恨九衢万姓悲无主,三殿千官庆早朝。万斩也难饶。

没一个建义旗下井陉的张天讨,没一个驱铁骑渡黄河把贼胆摇,没一个痛哭秦庭效楚包,没一个酒泪新亭做晋导,没一个击江楫风涌怒涛高,没一个舞鸡鸣星净月痕小,没一个骂贼廷嚼舌似常山果,没一个守孤城碎首在唯阳庙,太多来鹤唳风声豫遁逃,把青、徐、兖、冀双手儿奉得早。

宫廷瓦砾抛,陵寝松楸倒,但听得忽刺刺一声胡哨,车儿上满载着琼瑶,马儿上斜驮着妖娆,打撞处处把脾儿躁。急得那砍不尽的蛮子,多一样金钱鼠绦,红缨狗帽。那不得向大鼻子把都们,便做个亲爹叫。

我如今,再不向小朝廷拜献降胡表,再不向钱神国告纳通关钞,再不向众醉乡跪进精浑醪;拔尽了鼠狼须,椎碎了陈元宝。万石君别处扰,楮先生谢绝了。俺自向长林丰草,山坳水峤,一曲伴渔樵。

遇着那老衲子,参几句禅机妙。遇着那野道士,访几处蓬莱岛。遇着那村农夫,唱几曲田家乐。遇着那小乞儿,打一套莲花落。登高山,攀绝顶,将我那爱百姓的先皇,和几行血泪也把英灵吊。将我那没祭祀的东宫,莫一碗清凉浆和麦饭也浇。将我那死忠死节的先生们,千叩首,万叩首,合掌也高声叫。

归庄的散曲,俯瞰千年史册,居高临下,直抒胸臆,充满了反语调侃语、激愤语、放肆语,每一曲都显示着他“推倒一世豪杰,开拓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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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心胸”的气魄,写得酣畅淋漓。不仅讥讽尧舜,嘲笑孔孟,还直指朝廷为“逆胡”。在他的笔下,一切卖主求荣的狐群狗党,都被扫荡得落花流水,体无完肤。

《万古愁》在当时流传开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清代着名史学家思想家全祖望为之题词:“世传《万古愁》曲子,瑰壤恣肆,于古之圣贤君相,无不诋诃,而独痛哭流涕于桑海之际,盖《离骚》《天问》一种手笔。"

据说,《万古愁》传入宫中后,连顺治帝也“大加称赏”,甚至在每天晚上用餐时由乐工演出以助兴。

归庄这种艺术魄力和跌宕恣肆的气势,在中国文学史上确实是罕见的。此后出现的孔尚任的《桃花扇》,明显受到了他的影响。

写《万古愁》的时候,归庄已经上了些年纪,历经岁月沧桑、人世坎坷的读书人,对于人世间的一切,对于自己,都已经看得非常透彻。浪迹江南时,所到名山大川,凭古吊今,他常常放声大哭。旁人感到非常奇怪,可是,有谁能体会他内心世界的跌宕起伏呢?他的散曲,看似跳脱了尘事之外,字字句句却饱含血泪。除非心中的痛楚达到极致,是绝不会涌出如此有冲击力的语言的。愁,人人都可能有,愁至“万古”却要有不凡的资历和胸怀。

归庄晚年筑室于丛冢间,与妻子在那儿隐居。萧然数椽,屋内的陈设极其简单,更没有任何朋友前来拜访,唯有他与妻子相濡以沫。

他在草堂内书写了一副对联:

两口寄安乐之窝,妻太聪明夫太怪;四邻接幽冥之宅,人何寥落鬼何多?

已经是昆山经历清兵屠城、血腥洗劫很多年之后,整个城市仍然没有恢复生气。在他看来,野鬼冤魂游荡,周遭阴气森森。“四邻接幽冥之宅,人何寥落鬼何多",既是他的内心感受,也是对现实世界的辛辣

讽刺。所谓的“安乐窝”,是反话正说。而对悲惨世界,心何安?乐何在?妻太聪明夫太怪,倒是一句实在话。

在乱世中,归庄的唯一慰藉是一位知心的妻子,夫妻两人感情越笃。他曾把内室署名为“推仔楼”,人们不解其意,问他原委。他回鲁道,把“推仔”二字拆开,不正是“才子佳人”四字吗?推仔楼,才子佳人合抱之楼也。

后来,归庄的这副对联被张学良将军借用了,并且改成“妻何聪明夫何贵,人何寥落鬼何多”。当时,张学良在台湾,看中了阳明山公墓的一处地方,他对赵四小姐提起了归庄的这副对联,并不讳言“宁与鬼住,不与人居”的心情。当然,他的含意是,我的妻子如此聪明,我却一点儿也不“贵”呢!

归庄的黑色幽默,谁堪与之相比?

但,他的晚景极其凄凉。明亡以后,他不理家产,无所作为,甚至依人取食、寄宿僧舍,贫穷潦倒而不思振作,饮酒、谈禅、赏花,甚至放浪形骸。他常常自称“头陀”,又时时以儒者自待,陷入虚无的人生境界。

同样经历了国亡家难的打击,顾绦很快从悲痛中振作起来。他选择了与归庄不同的方式,决心刻苦钻研经世致用的学问,以优秀传统文化救亡图存为己任,探究明亡之因,以资借鉴。既保持气节,又度过了充实而有价值的人生。

归奇顾怪,命运多舛。

顾绦与归庄的最大不同是在科举道路上受挫以后,他并不灰心亮气,而是勉励自己继续刻苦读书。他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由此介入对社会制度的研究。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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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然而,为了实践壮志宏愿,为了不愧对自己的生命,他觉得自己必须从荆棘中开拓出一条崎岖的道路。起步方始,遑论归来?按照他拗的性格,不达目标,是绝不会回家的。

顾炎武十九岁时就结婚了。原配王氏,是太仓人。王家本是江南名姓望族,先祖王锡爵曾于明万历十二年拜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成为宰辅。他颇有个性,一上任便奏请神宗:疏远谄媚之臣,禁止钻管求官,戒除虚浮,节约开支,广开言路。尽管这些建议很尖锐,却一被神宗采纳了。谁知,因此得罪了几个朝廷大臣。第二年,为了摆脱朝廷的是非纷扰,王锡爵找了个借口,决然回到太仓归隐,在南郊他的太师第闭门谢客,修身养性,神宗几次请他出山,他都竭力推辞。在这种状态下,他以演唱昆山腔自娱。

这里有一段插曲。当年,汤显祖的传奇《牡丹亭》刚写出来,立被梨园弟子拿去“朝歌夜舞”。王锡爵与汤显祖有师生之谊,听说汤显祖在昆山片玉坊写《牡丹亭》,马上派人暗通汤显祖的随从,窃录后拿回太仓,交给家里的乐班演出。等到汤显祖写完剧本,放在衣袖中拿去请他过目时,他笑道:“我早已熟读了!”

王氏嫁给顾炎武以后,不知是什么原因,几年来一直未有生养。顾炎武离家北上,她不便跟随,留在昆山操持家务。

三十七岁时,顾炎武曾经纳过一个妾韩氏。纳妾,主要是为了让自己有后代。韩氏是吴江县八坼镇人,相貌并不出众,却为人贤淑。婚后第二年,果然生养了一个儿子诒榖,小名林元。中年得子,顾炎武的高兴难以言喻,只盼望诒榖长大后传承自己的事业,哪儿想到,这孩子体质很差,刚满四岁就病逝了。

独生儿子的死,给顾炎武打击不小。他想,转眼间自己就是知天命的年龄了,这些年在太湖流域为抗清而四处奔走,居无定所,说是有家,却等于无家。没有儿子,无疑是人生一大缺憾。将来有谁能继承自己未竟的事业呢?

或许是真的想要有一个儿子,他在南京时又纳妾戴氏。戴氏本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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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秦淮女,标致自不必说。然而成亲以后,竟仍然没有生养。顾炎武难免大失所望,把戴氏安置在清江浦(今淮安 ),自己只身生活在南京。

如今,他又下决心独自北上。

他心里很清楚,人到中年,离开家乡,去往完全陌生的北方,不仅衣食住行会有很大的不便,或许还可能遇到其他不测。世事动荡,一切都难以预测。但,为了实践自己的远大志向,哪怕有再多的困难,他也等闲视之,决不后退。

既然决心已定,便无法改变。很多事是性格使然。

本来,他还想延迟几天上路,在江南看看郑成功的“江上之役”该如何成功。

顾炎武曾经在自己的诗句中,将抗清英雄郑成功比喻成翱翔千里、搏击长空的雄鹰。在秋风动凉野之际,雄鹰凌空而下,一击千里,那种姿态能令人生出多大的希望啊。

郑成功得到镇江后,如果由陆路直趋金陵(南京),一百七八十里路,至多四天可以到达。先声夺人,足令守军胆寒!意气风发的郑成功,让全军将士穿白挂孝,打算去孝陵卫祭祀明太祖,然后打过长江去。岂料,他却中了清朝两江总督的缓兵之计,居然仍然走水道,逆流而上,足足走了十天才到。这哪儿还像是行军打仗?就这样,他把北控长江、东断运河、震动苏常的良机白白丧失了。

郑成功很有智慧,很有胆略,也充满了正义感。收复台湾自然是名垂青史,但他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在“江上之役”中的表现,实在是令人大失所望!

顾炎武终于断绝了武装反清的念头。

大势已去。到了这个份上,把希望寄托在某些抗清将领身上,并不乐观,自己也不能拿起刀枪与清军血拼。那么,还不如脚踏实地做一些卓有成效的事情。经过仔细判析,他接受了几位朋友的安排,决定把山东作为自己“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第一站。

临行前,许多亲朋好友闻讯赶来,为他饯行。望着顾炎武疲惫而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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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假如不去北方各地,结交许多仁人志士和有名的学者,阅读更多珍贵典籍,怎么能继续写好这两部书呢?

好友归庄为人豪爽,在痛饮了三杯后,起身朗诵了他写的《送顾宁人北游序》:

……今日登涉名山大川,历传列国,以广其志而大其声势。焉知今日困厄,非宁人行道于天下之发轫乎?若日怨仇是寻,非贤人之志;别离是念,非良友之情。

读完,脸颊酡红,眼角已泪光闪烁。

“知我者,玄恭也!”顾炎武也深深地饮了一杯。他有一定的酒量,但是很自制,为了不误事,平时决不嗜酒。可是今天,他完全放开了。一杯酒下肚,浑身都感到热辣辣的,双眼发出光亮,分不清是酒力使然,还是被友情感染。随即,他又满满地斟上了一杯。

他心里明白,此次北游,有着错综复杂的原因,也有着多个目的,但说到底还是为了探讨学问,考察山川,了解民情,更好地着书立说。有人认为他不应该变卖田产,不给自己留一点儿后路。然而他明白,这既是表明了破釜沉舟的决心,也是为了免得叶方恒之流节外生枝。自然,这次北游的日子不会短,也需要很多盘缠。

朋友们一个个向他敬酒,祝他一路顺利。顾炎武依次回敬。眼望着朋友们一张张熟悉的脸,他心中生出无限的感慨。此次别离江南,踏上漫漫旅程,何时能随南归的大雁飞回故土,与朋友们欢晤一堂?说不尽的惆怅与拘牵……

回想少年时代,嗣祖蠡源公常常教育自己,要踏踏实实地做学问。蠡源公对于当时一些士大夫不学无术,光读几篇道学家的语录,追求利禄功名的做法十分不满,认为这种消极、空虚的学风是最不足取的。他常常告诫顾炎武说:“那些对国计民生有关的天文、地理、兵农、水士以及一代兴革之故,才是我们应该认真研读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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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住在黄坦家以后,即墨的三十几位知名文人得到消息,纷纷前来看望他,与他把手言欢,一起探讨学问,议论彼此关心的时局,都觉得有说不完的话。

这天,黄坦忽然有了一个主意,说:“嘿,我们何不一起去崂山踏雪寻梅呢?"

朋友们无不表示赞同:“好啊,和亭林先生同登崂山,这是天赐的良机啊!快去吧!”

“好啊!”

“说去就去!……”

顾炎武当然也很想去崂山看看。他读过关于崂山的许多史料,也有很多思考,觉得似乎有一些地方值得推敲,或许是前人弄错了。如果登上崂山,考察一番,肯定会有收获。

一路上,顾炎武与大家吟哦唱和,随心所欲地谈论反清复明的话题,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山东人直率豪爽、热情似火的性格,也给顾炎武很多的感染。

太清宫,是登崂山的第一站。站在太清宫门口,任海风扑面,看水天相连,但见大海一览无余,波涛汹涌,天人合一的感觉油然而生。雪后的崂山,无论奇峰深谷、寺院道观,还是北九水瀑布,更是呈现出一派绮丽的景象。

顾炎武长久生活在江南水乡,沃野平川,开门见水,却很少登临如此峻峭的山岭。他觉得不仅打开了眼界,疲惫的灵魂也得到抚慰。

从崂山返回的路上,黄坦、黄培兄弟把顾炎武拉到旁边,避开众人耳目,悄然告诉了他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山东栖霞于七兄弟,正在进行密谋反清的义举。

顾炎武惊讶地睁大眼睛:“真的?”

“真的。只等时机成熟,便亮出义旗……”兄弟俩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先生的到来,为我们送来了及时雨啊!”

“你说的于七,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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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培告诉他,于七的父亲绰号草上飞,脚力很好,行走如飞,

十个儿女。于七排行第七,上面有六个姐姐,下面有三个弟弟。于七 里

材高大,膂力过人,二十二岁时得中明末武举。但是他不求入仕,热 章

于以艺会友。重义气,性好见义勇为,武功出色,手里的一柄大刀,舞时虎虎生风,声名闻于四方。

顾炎武兴奋地说:"要是多几个于七这样的英雄,抗清复明就烽火四起啦!"

“是啊,听到于七打算起义,我们都坐不住了!"

“大明不该亡!胶东义士令人钦佩,可是也要告诉他们,一切谨性 快

从事,不可妄动……”

“亭林先生请放心……”

在游览崂山的过程中,仔细核对了景观与典籍的有关记载,顾炎武果然发现了一些差异。回到住处,他一口气写下了几首吟咏崂山的诗随即又潜心写下了《劳山考》

《劳山考》在山东的朋友中传阅,大家纷纷称赞这是一篇学术价值很高的文章。顾炎武旁征博引,穷源溯流,纠正了不少偏差。他认为,崂山原来称作劳山。名字的由来,起始于秦始皇当年慕名而登崂山,因为山路险峻,必须万人开道,千人拥挽,百官扈从,这实在是劳民伤财所以“齐人苦之,而名曰劳山”。加了山字旁的崂,是后来衍化而成的。

他最为精辟的见解,是认为司马迁的《史记》中,载有秦始皇北至“荣成山”的记述,实际上,“荣”字是“劳”字之误,“荣成”其实是劳、成二字,应该写为“北至劳、成山”。顾炎武的《劳山考》,足以为《史记》纠正两千年来从未发现的错讹。

顾炎武还应黄坦的请托,为《崂山志》撰写了序言。

《崂山志》是黄坦的父亲、明末进士黄宗昌所着,书未竟而人去世。黄坦继承父业,将书续完。有顾炎武作序,真是令人高兴。

顾炎武根据自己的分析,在《崂山志序》中再次提出了崂山之名源于秦始皇的见解。以前人们的种种考证、推测,都不如他分析得鞭辟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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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从此,崂山作为“神仙之宅、灵异之府”的美誉,由于顾炎武的文章而名扬海内,流传四方。

在造访即墨的这些日子里,顾炎武与当地名士结交、畅谈,彼此十分融洽,更有许多学术收获。这无论对于黄坦、黄培,还是对于顾炎武自己,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清顺治五年(1648),于七以栖霞县东七十里的锯齿山为根据地。揭竿而起,聚众抗清。他一方面经常率军出击骚扰清军,一方面又劫富济贫,除暴安良,打击当地豪绅地主,得到了农民群众的热烈支持,很快成为当地实力最强的一支农民起义军。

清廷对于七起义非常震惊,称之为“诸寇冠”,慌忙责令登州知府张尚贤尽速剿灭于七。张尚贤自知无法剿灭于七,只能委曲求全,采取招抚政策,授于七为栖霞县把总。

谁知道,于七当了栖霞县把总,愈加得陇进蜀,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广泛交结各阶层人士,暗中组织力量,以图大举。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于七在宁海州、即墨县和海阳县建立了三个据点,抗清的势力不断增强,给清廷带来了更大的威胁。

顺治十八年(1661)春天,清廷急令官兵抓捕于七。但是于七怎么可能乖乖就擒?十月间,在于七的领导下,各个据点同时发难,登州府属各县也纷纷举起了抗清大旗。他们攻福山,围文登,“焚劫八邑”,势如破竹,给清军以沉重的打击……

闻听喜讯,顾炎武非常高兴。但是,如果说他从即墨黄氏兄弟的介绍中,很早预感到了于七胶东起义,足以写下狂放的一笔,令天下震动,那么九年以后发生的一个重大事件--黄培文字狱,竟然被人与他的这次即墨之行牵连,陷害于他,却是万万没有想到的。


2022-12-08 19: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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