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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晓光：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教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内容提要：2013年7月27日是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署60周年。60年前发生在朝鲜半岛的这一场战争，对于战后的中国、美国等当事国家，对于东北亚以及整个亚太地区的国际形势，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至今仍然是研究新中国外交史、战后中美关系史、中苏关系史和亚太地区国际关系史的热点问题之一。中国对朝鲜战争的研究已逐步从单纯的战史研究转向中国外交史、国际关系史的研究，取得了显着的学术成就，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学术影响。

相对而言，学界对朝鲜战争爆发及其发展过程的研究较多，而对战争结束问题的研究较少。其实朝鲜战争的结束与其发生一样，给人们留下了许多费解的疑团，尤其是苏、中、朝各方有关停战谈判的决策过程，是相当重要、但以往研究幷不充分的课题之一。本文拟利用近年来逐渐解密的苏联政府档案，就朝鲜停战的有关问题，主要是苏、中、朝、美各方的政策方针和决策过程，以及相互协调与意见分歧做一简略的分析，尝试着解明何以战争“边谈边打”以致于如此难以结束的有关问题。

关键词：朝鲜战争 停战谈判 国家利益的博弈

2013年7月27日是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署60周年。60年前发生在朝鲜半岛的这一场战争，对于战后的中国、美国等当事国家，对于东北亚以及整个亚太地区的国际形势，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因而至今仍然是研究新中国外交史、战后中美关系史、中苏关系史和亚太地区国际关系史的热点问题之一。尽管进入了后冷战时期，但朝鲜战争的研究还是受到中国学术界和国际学术界高度重视的课题。中国对朝鲜战争的研究已逐步从单纯的战史研究转向中国外交史、国际关系史的研究，取得了显着的学术成就，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学术影响。

相对而言，学界对朝鲜战争爆发及其发展过程的研究较多，而对战争结束问题的研究较少。其实朝鲜战争的结束与其发生一样，给人们留下了许多费解的疑团，尤其是苏、中、朝各方有关停战谈判的决策过程，是相当重要、但以往研究幷不充分的课题之一。国际问题学者伊克莱曾对此曾感到大惑不解：“为何战争如此轻易地爆发，却如此难以结束？”以往的研究成果，尤其是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大多将是战、是停、是打，还是和的责任和原因完全归结于中国，毋庸讳言，在抗美援朝的战争进程和谈判进程中，中方领导层的许多决策未必都是最优选项，有不少值得商榷反思之处，尤其是失去了一些很关键的达成停战的机会。但苏联和朝鲜的作用事实上也是无可否认的，尤其是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和中苏同盟主导方的苏联因素更是不能低估。

本文拟利用近年来逐渐解密的苏联政府档案，就朝鲜停战的有关问题，主要是苏、中、朝、美各方的政策方针和决策过程，以及相互协调与意见分歧做一简略的分析，尝试着解明何以战争“边谈边打”以致于如此难以结束的有关问题。

20世纪90年代，随着前苏联政府档案的公开，关于朝鲜战争的研究取得了很多进展，主要的研究成果有：陈兼：《中国参与朝鲜战争：中美冲突的形成》（纽约，1994），沈志华：《朝鲜战争揭密》（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谢尔盖·冈察洛夫，约翰·刘易斯，薛力台：《不确定的伙伴：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斯坦福，1993），金澈凡：《朝鲜战争真相：40年后的证言》（汉城，1991），李海文：〈中共中央究竟何时决定志愿军出国作战〉载《党的文献》1993年第5期，雷英夫：〈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载《党的文献》1993年第6期，郝雨凡、翟志海：〈中国决定介入朝鲜战争：对历史的再考察〉载《中国季刊》第121期，1990年3月，威瑟斯比·凯瑟琳：〈进攻还是不进攻？斯大林、金日成与战争序幕〉载《冷战国际史专刊》第5期(1995年春季号)，熊华源：《抗美援朝战争前夕周恩来秘密访苏》载《党的文献》1994年第3期，朴文洙：〈斯大林的对外政策与朝鲜战争：对历史的修正〉（载《朝鲜观察员》第25卷第3期，1994年秋季号），青石：〈解放台湾计划搁浅的幕后〉载《百年潮》1997年第1期，青石：〈斯大林力主中国出兵援助朝鲜〉载《百年潮》1997年第2期；朱建荣：《毛泽东的朝鲜战争》岩波书店，1991年；平松茂雄：《中国与朝鲜战争》劲草书房1988年；沈阳军区百科编审室：《抗美援朝战争论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齐德学：《朝鲜战争决策内幕》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沈志华：《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华庆昭：《从雅尔塔到板门店──美国与中、苏、英：1945-195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徐焰：《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回顾与反思》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柴成文、赵勇田：《抗美援朝纪实》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军事科学院军事研究部编：《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以及老将军的回忆录，如：杜平：《在志愿军总部》，洪学智：《抗美援朝战争回忆》，杨得志：《为了和平》，伍修权：《回忆与怀念》等；还有日本陆战史研究会编：《朝鲜战争》（原书房1973年）和美国将军李奇微，克拉克的回忆录等。均可以参照。关于朝鲜战争如何结束的研究有：青石：〈朝鲜停战内幕〉载《百年潮》1997年第3期；沈志华：《抗美援朝战争决策中的苏联因素》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柴成文、赵勇田：《板门店谈判》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僖田昭治郎：《中国和朝鲜战争─围绕停战谈判》，载《亚洲研究》第39卷第3号，1993年6月；安田淳：《中国的朝鲜战争第一次、第二次战役─三八线和停战协议》，载《庆应法学研究》第68卷第2号，1995年2月。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另外，还有沈志华编辑的有关朝鲜战争的档案文献，主要包括：《关于朝鲜战争的档案文献》，军事科学院历史研究部第二研究室编印，1996年；《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档案》，三卷本，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第48辑，台北，2003年。

一、朝鲜战争：战局进展与国际斡旋

朝鲜战争就过程及其阶段性特点而言大体上可以分为二个阶段：从1950年6月25日战争爆发，到1951年6月10日是作战双方争夺战场主动权的第一阶段；1951年6月11日以后，战线基本上稳定在三八线附近，此后直到1953年7月27日停战协定签字，在2年另1个多月的时间里，朝鲜战争处于停停打打、打打谈谈、边打边谈的第二阶段。关于朝鲜战争停战问题的研究主要是考察第二阶段中与停战谈判相关的决策及过程等问题。而朝鲜战争爆发后的种种关于停战谈判的建议和斡旋，可以视为正式停战谈判的“前史”，简单地加以回顾将有助于对正式停战谈判的缘起和过程加深了解。

1、联合国的停战斡旋

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国际社会就开始谋求停战和平的努力。但战火方兴，交战双方都不愿罢手，停战和谈的努力自然很难取得成果。1950年7月初，英国提出了关于朝鲜停战的第一个方案，建议由包括新中国政府在内的五大国代表参加的联合国安理会讨论朝鲜的停战与和平问题。由于这一方案涉及到在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问题，所以尽管得到了苏联的支持，仍被顽固反对中国的美国所拒绝。考虑到当时朝鲜人民军节节进攻、势如破竹，战局发展对朝鲜极为有利的情况，停战的条件实际上幷不成熟，即使美国同意，该提案恐怕也不会得到朝方的首肯。8月4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提出和平提案：1，讨论朝鲜问题时有必要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参加，幷听取朝鲜人民代表的意见；2，停止朝鲜境内的敌对行为，同时撤出外国军队。8月20日，周恩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支持苏联提案，要求停止在朝鲜的军事行动，自朝鲜撤退外国军队。3中苏两国在此问题上的互相配合、政策协调，显而易见。但美国政府正调兵遣将、准备扩大介入朝鲜战争，对苏、中的和平提案毫不理会。

9月15日，美军在朝鲜半岛蜂腰部的仁川登陆，随即攻占汉城，战局急转直下。由于美韩军队越过三八线逼近中朝边境，中国政府认为自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遂决定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0月19日赴朝参战。中朝军队首战获胜，将美韩军队击退数十公里。国际上再次开始了停战谈判的试探活动。11月23日，印度驻中国大使潘尼迦（K. M. Panikkar）向中国副外长章汉夫提出：英国政府承认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利益，幷拟在中国代表团到达联合国总部后，向安理会提出讨论朝鲜问题的建议。他强调：“中国必须参加安理会会议，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讨论朝鲜问题。”幷建议以英国方案作为“非正式协议的开端”。但当时中朝军队全力以赴准备进行第2次战役，美韩军为发动“圣诞节攻势”从11月6日开始对朝鲜北方进行大规模轰炸，浴血奋战的双方对停战谈判建议都不感兴趣。

到12月下旬，第2次战役结束，中朝军队取得了重大胜利，不仅夺回平壤，而且将战线重新推回到三八线附近。为了向国际社会表明解决朝鲜和远东问题的政策方针和基本立场，中国政府于10月23日正式表明：接受联合国的邀请，派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安理会。11月24日，以伍修权为特别代表的中国代表团抵达纽约。11月28日，伍修权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表了长达2个多小时的演说，提出缓和远东地区紧张局势的3点主张：1，联合国公开谴责美国政府武装侵略台湾和干涉朝鲜的罪行，幷采取具体的制裁措施；2，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使美国政府从台湾撤出其武装力量；3，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使美国军队和其他外国军队从朝鲜撤退，朝鲜的内政由南北朝鲜人民自己处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5把台湾问题和朝鲜问题相联系，反映了中国政府意图通过联合国外交解决美国在东南、东北两个方向上对中国安全构成的威胁，并挂钩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12月7日，中国副外长章汉夫会见潘尼迦，潘向章转交了印度等13个亚非国家准备提交联合国的有关朝鲜问题的提案，建议：“首先应在三八线停战，然后实施协议”，并通报说：“印度政府将在几天之内向安理会提交该提案。”但中方并不准备立即停战。12月8日，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陈家康约见印度大使馆参赞卡吾鲁，不赞成要求在三八线停火的印度等13国提案。73天后，周恩来会见潘尼迦解释说：“问题的关键在美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美国或联合国提出的希望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具体意见”，“因为美国已经越过三八线，三八线被麦克阿瑟破坏，已经不存在了。”并强调“朝鲜问题与东方问题是不可分的。”由于此时朝鲜战场的军事形势对中朝军队明显有利，中国领导人已经决定越过三八线作战，继续打击美韩军，以实现将美军驱逐出朝鲜半岛的战略目标，所以坚持把朝鲜问题与远东问题相挂钩的基本立场，不接受国际社会以在三八线停火和不涉及远东地区和台湾问题为主要内容的外交斡旋。12月12日，印度等13国向联合国大会提请设立关于朝鲜问题的联合国三人委员会（印度、伊朗、加拿大）。14日，联合国大会以51票赞成的多数通过停火案，幷委托三人委员会斡旋朝鲜问题，确定有关各方对于朝鲜停战的条件。15日，三人委员会根据联合国大会决议，通过中国驻联合国特别代表伍修权向周恩来递交照会，就朝鲜停战问题试探中国政府的反应。

2、朝鲜战争有关各方的停战方案

美国政府也提出了停战方案。1950年12月12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向国防部长马歇尔提交一份关于朝鲜停战条件的备忘录，幷由美国驻联合国代表转交给三人委员会。主要内容有：1，所有有关政府及当局，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北朝鲜当局，应发布命令，停止在朝鲜的一切武力行动，幷予以执行；此项停火应适用于全朝鲜。2，建立一条横贯朝鲜纵深约20英里的非军事区，其南界大致沿三八线走向。3，所有地面部队，应留在原地或撤至后方；在非军事区内或越过非军事区的部队，包括游击队在内，应移至非军事区的后方；敌对双方的空军应尊重非军事区及该区以外的地区；敌对双方的海军应尊重与双方部队所占领的陆地毗连的距离海岸三英里以内的水面。4，应由一个联合国委员会监督停火，委员会委员和指定的观察员应保证停火条件得到完全遵守；他们应可以自由地与无限制地出入全朝鲜；所有政府及当局均应在停火委员会及其指定的观察员执行任务时予以合作。5，所有政府与当局应迅速停止以任何方式把增援或换防的部队或人员，包括志愿军在内，运入朝鲜，幷停止增运军事装备和物资；此项装备与物资幷不包括维持健康福利所必需的供应品及停火委员会所和准的其他供应品。6，在朝鲜问题最后解决前，应在一对一的基础上交换战俘。7，在停火协议中，应适当规定步骤保证：部队的安全；难民的迁移；处理由停火而引起的其他特殊问题，包括非军事区内的民政和警察权力的问题。8，停火协议应提请大会确认，在由联合国批准的进一步办法予以替代之前，该协议应继续有效。这一方案的内容主要涉及朝鲜战争的军事问题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善后安排问题，既未谈及政治解决路径，更未超出朝鲜半岛的地理空间范围，说明美国政府只想解决单纯的军事问题，以扭转朝鲜战场的不利局面，幷不想一揽子解决中国关注的、与朝鲜相关的地区安全和国际局势问题。

1951年1月13日，联合国政治委员会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决议案（1，立即停火；2，举行政治会议以谈论恢复和平的问题；3，外国军队分阶段撤出朝鲜；4，为统一和管理朝鲜作出安排，使朝鲜人民能自由选举政府；5，召开中苏美英四大国代表参加的会议，讨论解决包括台湾地位和中国的联合国代表权等问题在内的远东问题。）正式提交中国政府。由于当时美军在朝鲜战场正处于节节败退的不利地位，该决议案又将美国政府不愿意讨论的台湾地位和中国的联合国代表权问题包括在内，因此在付诸表决之前几个小时才得到通知的美国政府陷入了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同意，将可能会“失去朝鲜人的信任，并引起国会和舆论界的愤怒”；不同意，又可能会“失去我们在联合国中的多数支持”；基于“政治正确”和“国际舆论”的考虑，美国国务院不得不决定支持这一决议案，但同时“热切地希望并相信，中国人会拒绝这个决议案”。

当时中方也有相当一部分领导人主张暂时停战，使部队得到休整和补充，以利再战。1950年12月8日，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电告中共中央军委，由于部队连续作战疲惫不堪，粮食和弹药供应不足，减员甚多，冻伤减员人数甚至超过战斗减员人数，故拟在三八线以北数十里处，停止进军，待来年春季再战。13时任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的聂荣臻也认为，经过两个多月的连续作战，部队非常疲劳，物资装备损耗很大，亟须休整补充，所以向毛泽东建议把下一次战役的发动时间推迟两个月。由于中国政府当时奉行“对苏一边倒”的对外政策总方针，出兵朝鲜的决策又是在苏联的鼓励和支持下作出的，因此苏联的作用和影响都是不容忽视的，在事关社会主义阵营战略全局的朝鲜战争的每一个进、退、打、停的关键时刻，中方都不能不把对于战局的看法和下一步的想法事先通报苏联征求意见。12月5日，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曾与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会谈，探询美国在朝鲜战局的现状之下是否会提出停火建议，以及“从政治角度看，中国军队──是否应该越过三八线”等问题。葛罗米柯说，目前美国方面尚无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鉴于当前朝鲜的形势，提出‘趁热打铁’这句古老的谚语是十分恰当的。”显然苏联幷不想在这个时候停止战争。虽然葛罗米柯声明这只是一己之见，但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外交决策机制告诉我们，在如此重大的战略性问题上，即使是外交部长的个人意见也不会不反映出最高决策者斯大林的政策倾向。

不过，中方从政治外交的策略方针着眼，还是希望能首先提出停战条件，以便在停战和谈的问题上保持主动。12月7日凌晨3时，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紧急召见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表示：鉴于近来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和印度、英国、瑞典的代表多次就朝鲜停战问题探询中方意见。为掌握政治和外交的主动，中国政府拟提出“朝鲜的军事行动将在下列条件下停止：1，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2，美国军队撤出台湾岛和台湾海峡；3，朝鲜问题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4，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参加联合国幷从联合国驱逐蒋介石的代表；5，召开四大国外长会议准备对日和约。如上述5项停止军事行动的条件被采纳，五大国即可派出自己的代表，以召开签订停战条件的会议。”幷向苏方正式转交了有关5项停战条件的书面文件。中方停战条件在外国军队撤出朝鲜，朝鲜人民自主解决朝鲜问题和召开国际会议以解决远东问题等方面与联合国的立场基本一致，但明确要求讨论台湾问题、中国的联合国代表权和对日媾和等问题，而联合国只是准备通过国际会议加以讨论。其实只要能在国际会议上讨论这些事关中国重大利益的问题，就是中国外交的一大进步。不过中方停战条件幷未言及停火问题，而联合国方案的第一项就是“立即停火”。这显然是双方最大的分歧所在：是先停火，再逐步实现各项停战条件，还是先满足停战条件以后，再实现停火，成为一个能否实现停火的关键问题。

尽管中方对于朝鲜停战表现出相当积极的意愿，但在“对苏一边倒”的外交总方针之下，对于战与和这样重大的战略问题，不能不正式征求苏联的明确意见。所以周恩来强调：“在有关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的现有条件送达伍修权之前，中国政府想同苏联政府商量，幷请苏联政府就这一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希望当天就能得到苏方答复。苏方当天即回电说：斯大林“完全同意”中方所提5项条件，但强调“不满足这些条件，军事行动就不可能停止”，明确要求把满足5项条件作为停火的必要前提，认为“在汉城尚未解放之前，还不到中国亮出自己所有底牌的时候。”对中国提出停战方案的时机选择提出了具体要求。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幷向驻联合国代表团发出指示：目前的所谓停战提议，多半只是美国为了改变美军在朝鲜战场上的失败局面而采取的缓兵之计。关于停止朝鲜军事行动的建议是不正确的，应在苏方提案中加上中方条件中的第1和第3条。苏方认为停战建议是错误的，即使提出也只是外交上与对手虚与委蛇的策略。接苏方电报后，周恩来于12月8日致电中国驻联合国特别代表伍修权和顾问乔冠华，转达苏方意见，要求在停战问题上“应采取他急我不急的态度”。缓和了中方对于停战的积极态度。12月20日，周恩来又以外交部长名义发表声明：“我们坚持以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及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为和平调处朝鲜问题的谈判基础。”这2点即是前述中方5项条件中的第1点和第3点，也就是苏共中央电令驻联合国代表团补充加入苏联方案中的2点。从苏联的全球战略看，这2点显然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边际利益相关，但与中方重大关切的台湾、对日媾和以及联合国代表权问题无关。苏联对集团利益予以关注不足为奇，而中方接受苏联政策方针则说明，中方在朝鲜停战问题上把与苏联的战略协调和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放在了优先的位序上。

综上可知，对于朝鲜战争中的重大战略问题，中方实际上有操作权，甚至有掌控权，但幷没有最终决策权。尽管中方为了掌握政治外交的主动权而准备了停战条件，但为了与苏联保持国际战略和对外政策的一致性，还是遵从苏方意见未首先提出停战条件，并按照斯大林的要求，坚持先撤军、后停火的强硬立场，拒绝了联合国的停火提案。周恩来1951年1月17日致电联合国，认为“先停止后谈判的原则，只便利于美国维持侵略和扩大侵略，绝不能导致真正的和平，因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不能予以同意。”幷提出了包括美军撤出台湾海峡，在中国境内召开7国（中、苏、美、英、法、印度、埃及）会议讨论和解决远东问题等四项内容的提案。

对于中国来说，接受联合国停火提案是实现朝鲜战争停战的一次绝好机会，无论在政治、外交，还是在军事上，都对中国极为有利。政治上，北朝鲜政权得以完整地保留；斯大林所担心的可能引起美苏直接冲突的远东危机也将烟消云散；中国既履行了为社会主义阵营所承担的责任和国际主义义务，得到了斯大林的信任，又有朝鲜作为战略缓冲区，毛泽东对中国安全和主权受到美国威胁的担忧也可以大为减轻。外交上，中国可以取得主动权并分化对方阵营，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都可以付诸讨论，并有可能得到对中国较为有利的解决。军事上，不仅可以把停火线置于汉城以南的三七线，而且可以使部队得到充分的休整补充时间，让一部分部队用刚刚运到的比较现代化的苏式装备武装起来。但由于苏联在联大发言反对联合国提案，实际上划定了政策红线，从而极大地限制了中国领导人的政策选择余地，因为在何时和如何提出停战条件的问题上，苏联的态度、斯大林的意见几乎是决定性的。如果没有苏联在联合国的配合与支持，中国无法解决和谈问题，而志愿军把战争进行下去也离不开苏联的军事援助。一旦拒绝联合国的停火提案，中国不仅很难通过提出停火条件以掌握政治外交和国际战略的主动权，而且失去了在政治、外交和军事形势都有利的情况下实现朝鲜停战，以及讨论有关台湾地位和联合国席位问题的大好时机。

3、战争的惯性：越过三八线

当然，中国政府之所以拒绝联合国的停火方案，主观原因是中苏领导人对朝鲜战局的发展较为乐观。作为中苏两国最高领导人和决策者的毛泽东、斯大林为朝鲜战争确定的战略目标是，把美国军队全部驱逐出朝鲜半岛。231950年12月初，毛泽东对访华的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分析朝鲜战局时认为：朝鲜战争虽然有迅速解决的可能性，但也有延长的可能性，所以我们至少要准备打上一年，敌人也许会要求停战。美帝国主义承认从朝鲜撤军，而且必须首先撤退到三八线以南，我们才能考虑停战谈判。现在志愿军首先歼灭韩国军队，这对于促使美军撤退是有效的。美帝国主义如果承认撤军，联合国大概也会同意在中苏参加的条件下，全体朝鲜人民在联合国的监督下选出自己政府的主张。24毛泽东提出的通过军事打击，迫使美军撤退到三八线以南，幷承认最终撤出朝鲜半岛，实际上成为中方的作战目标和停战条件，他认为：“美英──为政治宣传，企图把我方诱入停战。”25所以应尽量避免陷入美英主导下的停战谈判，以掌握战略和政治外交的主动权。他于12月13日致电彭德怀指出：“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果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26他命令志愿军向三八线以南进军，继续打击敌人，而且坚信“主导权在我方”。27尤其是二次战役后，中朝军队取得了重大军事胜利，战场形势对我方确实较为有利。

美国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在视察朝鲜战场后，也认为美军不可能组织起有效防御长期阻止中朝军队的进攻，故向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作好撤军准备。参联会遂秘密指示麦克阿瑟：一旦战线不守，务必将美军安全撤出朝鲜。28毛泽东得到这一情报后即转给彭德怀，幷据此判断美军不可能长期留在朝鲜半岛。他于12月21日致电彭德怀指出：“如果将韩国军队全部或大部歼灭，美军被孤立，就不可能长期停留在朝鲜。如果再歼灭美军几个师，朝鲜问题的解决也就更容易了。”29他估计美军或是“进行微弱的抵抗，然后撤出朝鲜”，或是“在釜山─大丘地区进行顽抗，一直到确信抵抗徒劳无益为止，此后将撤出南朝鲜”，对“全朝鲜的早日解放”持乐观看法30。

这也是苏朝两方的看法。彭德怀提到：“两次大胜之后，

速胜和盲目乐观情绪在各方面都有增长。苏联大使说美军将速逃，要我军速进，朝方也有如此要求。”31由于中朝苏各方均对战局持乐观看法，因而把停战建议视为美国的缓兵之计，拒绝停火继续作战，直到把美军赶出朝鲜半岛，夺取彻底胜利，就成为合乎逻辑的政策选择了。彭德怀从军事行动上有利与否来考虑，曾于12月8日电告毛泽东建议：“暂时不越过三八线作战，进行充分的准备，来年春再展开战斗。”32但基于“军事必须服从政治”的原则，他还是于12月15日晚22时命令志愿军各部“为了粉碎敌人以三八线为界，整顿残余部队，准备重新开战的阴谋，按照毛泽东主席的命令继续向三八线以南前进，决心在汉城、原州、平昌一线以北地区歼灭一部分美韩军队”。33第三次战役由此开始。

不过，作为前线指挥官，彭德怀考虑到志愿军在战场上的实际情况，决定暂停进攻，部队进行休整。1951年1月3日彭德怀电告金日成：敌人在防线被突破后迅速逃跑，故战果不大，只俘虏3000余人。如敌继续南逃，即跟踪追击至水原待命。此役以占领汉城、仁川、水原、利川等地以后即停止前进，准备休整补充。如敌以重兵防守汉城，则我暂不强攻，因各种条件均不成熟，且“敌阴谋诱我深入到洛东江的早已设好的坚固阵地，并诱我攻坚”，彭德怀于1月8日命令部队停止进攻，全军休整。毛泽东也把这一决定转告了斯大林。

苏、朝似乎对中方的决定都很不以为然。金日成鉴于人民军前期作战失败的教训，曾同意越过三八线后休整两个月的部署，只是提出不同意见时比较策略，总把新任苏联大使拉祖瓦耶夫和朴宪永推到前台，其实内心深处是主张速胜的。就在停止进攻的当天，金日成向柴成文表示，部队休整不宜过长，有一个月足矣；若时间过久，河川及稻田化冰后，将增加部队运动困难，且敌人企图拖长时间，以利补充装备和部队喘息。彭将金的意见电告毛泽东，但坚持部队必需休整补充。苏联军事顾问扎哈罗夫得知中朝部队已经停止前进后也表示不满地说，世界上哪有打胜仗的军队不追击敌人、不发展胜利成果的呢？这将给敌人以喘息机会，犯下丧失战机的错误。虽经代总参谋长聂荣臻耐心解释，他仍然坚持己见。

1月10日晚，柴成文陪同金日成来到志愿军司令部与彭德怀会谈。彭在分析了敌我实际情况后强调，我军必须休整，经过充分准备以求在下一战役消灭更多敌人。金虽同意休整，但提出时间要尽量缩短，可先出动3个军南进，其余休整一个月。彭认为，现在出动可能压迫敌人再放弃几个地方，但过早将敌主力压缩到釜山狭小地区，不利于分割围歼。金争辩说，即使不能消灭敌人，扩大领土也很重要。彭说，扩大领土不如首先消灭敌人。消灭了敌军，自然就得到了领土。金坚持认为，目前多占领土，增加人口，才有利和平解决后的选举。彭认为不必多考虑这些，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多打胜仗，消灭敌人。金声称，他谈的不是个人意见，而是劳动党政治局的集体意见，当即打电话叫朴宪永即刻赶来。当日，彭、金、朴进行了更加激烈的争论。朴宪永列举新闻报道和苏方提供的情报，说美军一定会退出朝鲜，但我军不追击就不会退出，因为美国要找借口。彭德怀反驳说，我不追击，美国可以自动退出，这就是很好的借口。朴回答，不追击就不会退出，应该利用美国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彭说，只有再消灭美军几个师才会加深这种矛盾，这一因素才会成为有利条件，而志愿军只有休整后才能再战。金则重提在半个月内志愿军应有3个军继续南进，其他部队休整一个月后再进攻的主张。彭德怀提高嗓门激动地说：你们的看法是错误的，都是从愿望出发。你们过去说美国一定不会出兵，从不设想如果美国出兵怎么办，现在又说美军一定会退出朝鲜，不考虑如果美军不退出怎么办。你们指望速胜又不作具体准备，结果只会延长战争。你们把战争胜利寄于侥幸，把人民的事业拿来赌博，只会把战争再次引向失败。志愿军休整补充需要两个月，一天也不能少，没有相当的准备，一个师也不能南进。我坚决反对你们这种轻敌的错误意见。你们认为我彭德怀不称职，可以撤职审判。斯大林得知中朝在军事问题上的争论后，在一封电报中说，“中国志愿军的领导是正确的”，“毫无疑义，真理在彭德怀同志手里”，称赞彭以那样劣势的装备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是当代天才的军事家。斯大林还批评苏联大使不懂军事，不准他再干扰彭德怀的指挥。

但这并不等于斯大林赞同中方暂停进攻的部署。斯大林来电建议，为避免国际上对中国的责难，可由志愿军控制三八线以北及其两侧海岸，而人民军继续南进追击。综合中朝的意见搞了个折中。毛泽东随即将此电转发彭德怀。针对金日成主张缩短休整时间的主张，毛依据斯大林来电于1月11日致电彭德怀提出：人民军一、二、三、五军团均可置于汉江以南之第一线，志愿军撤至仁川及汉江以北休整两个月至三个月，并担任仁川、汉城及三八线以北之守备。人民军应将现在东北训练的新兵加以补充，如金日成认为不必补充休整就可前进，亦可同意人民军前进击敌，并由朝鲜自己直接指挥。彭德怀跟据冒得电报提出：由仁川至襄阳线以北，全部海岸警戒和后方维持交通，由志愿军负责。人民军4个军团约12万人已有两个月休息，归你们自己指挥，照你们的愿望继续向南前进。美军果如你们想象的那样退出朝鲜，我当庆祝朝鲜解放万岁，如美军不退走，志愿军按预定计划南进作战。金日成只得表示，人民军还没有准备好，元气也未恢复，不能单独前进，承认确有速胜情绪，并勉强同意志愿军休整两个月。双方决定召开两军高级干部联席会议，交流经验，统一思想。

毛泽东也致电金日成表示，在敌人准备继续抵抗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进行充分的准备，才能继续作战。不然，我们就会重犯朝鲜军队1950年6月至9月所犯过的错误”。“中朝两国同志必须耐下心来，进行必要的准备”。金日成1951年1月16－18日再次与彭德怀会晤时，表示朝鲜人民军单独南进是带有冒险性的，朝鲜劳动党政治局经过讨论，认为中方提出的为了今后更好地实施进攻，必须利用两个月时间进行休整的建议是正确的。然而，金日成心中的不满是可以想象的。从军事角度讲，彭德怀的主张当然是实事求是和有充分依据的，而朝鲜领导人的一厢情愿，显然是国内政治考虑优先的结果。不过，这只是军事策略方面的不同主张，而在总的战略目标上，北京同平壤、莫斯科是一致的，都主张通过军事手段或军事压力把联合国军队赶出朝鲜半岛，以彻底解决朝鲜问题。而这一军事目标的确定，不可避免的左右了对于停战谈判的时机选择和条件、内容的认定。

为在政治外交上表明斗争到底、绝不妥协的决心，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于1950年12月22日发表声明宣布：中国不会上联合国所谓停火方案的当，除非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美军撤出台湾海峡，中国在联合国获得合法席位，否则绝不停止战斗。1951年1月17日，周恩来致电联合国政治委员会，明确拒绝了联合国三人委员会的停火方案。尽管印度等国家认为中国的停火条件与联合国的停火方案幷非毫无接近之处，因而再一次提出关于朝鲜停火问题的修正案。但美国政府趁机攻击中国的“战争狂热”，幷迅速向联合国提出了谴责“中国侵略朝鲜”的提案。2月1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这一提案，使中国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政治外交的被动局面。中方拒绝联合国的停火提案后，美军迅速地实施了大规模反攻，中朝军队处境危急，不得不全线撤退了100多公里，不仅放弃了刚刚夺取不久的汉城和仁川，而且损失了5万多人，重新回到了三八线以北地区。第四、第五两次战役后，战线在三八线附近逐渐固定化。朝鲜战场的军事形势也开始转为胶着的状态。

二、朝鲜战争停战谈判的开始

面对战争的僵局，交战双方都很难再军事上取得重大胜利，都不得不开始考虑停战和谈的问题。美国政府判断，在军事上不可能取得全面胜利，因而决定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在此基础上谋求停战，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朝鲜问题。

1、现实：无法用军事手段解决朝鲜问题

1951年2月6日，美国国务院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卢思克认为：解决朝鲜问题的最稳妥方案是“稳定战线，使敌方确信要取得胜利将付出高昂的代价。如此才有可能实现停战，最低限度在1950年6月状态的基础上寻求朝鲜问题的解决。”国务卿艾奇逊翌日致电美国驻韩国大使指出,“要遵循美国政府战后有关统一朝鲜的政治立场来解决朝鲜问题，即韩国在三八线以南地区确立幷维持其政权，使联合国军最终可以撤离朝鲜”，但只有“联合国军能在三八线附近稳固战线，才能通过寻求停战达到这一目的”2月13日，美国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研究朝鲜问题，卢思克强调：由于共产党方面尚无停火的表示，美国需要继续为之战斗的目标应该有2个，一是实现停战，二是在事实上达成一项恢复到1950年6月以前状态的协议。参联会主席布莱德利上将指出：从军事的角度看，三八线没有任何价值，是否越过三八线取决于美国在朝鲜的政治目标。国务院依据三个机构研究讨论的结果，就朝鲜问题拟订了提交总统杜鲁门的备忘录，认为联合国与美国的政治目标是建立“一个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因此联合国军的军事目标是“打退北朝鲜的侵略幷重建这一地区的国际和平与安全。不能接受任何低于恢复到1950年6月25日以前状态的条件。”国防部长马歇尔3月1日指出：“必须承认试图仅仅通过军事手段来解决有关朝鲜的政治问题是不对的。”

美国政府已经认识到，无法用军事手段解决朝鲜问题，也不愿长期陷入朝鲜战争；但由于战线变化较大、战局还不稳定，如果首先提出停战谈判，又恐怕中苏会在台湾和中国的联合国席位问题上要求补偿，使美国在政治和外交上陷入被动；因此不愿意立刻以三八线作为军事分界线实现停战。马歇尔认为：“恢复战争前的状态，会使共产党军队在三八线以北公开或秘密地集结，在现在或将来，这种军事力量的集中将使美国和联合国军陷入危险。”参联会提出：“恢复1950年6月25日以前的状态不仅在政治上不能被接受，从免于军事冒险的角度看，也完全无法接受。”美国驻韩国大使穆西奥（Muccio）致电卢思克提议：最理想的是使联合国军移动到平壤和汉城之间易于防御的地段建立防线，这种防线可使联合国军用最少的兵力支持韩国军队，使之强大到足以与北朝鲜军队对抗幷自主承担防卫任务。因此当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之后，美国政府认为军事和政治形势对其有利，遂开始积极谋求停战谈判。3月19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国防部长马歇尔参加的参联会会议，根据当时的朝鲜战争局势，提出了关于停战条件的新备忘录。与1950年12月12日的备忘录相比，新增加或修改的内容有：1，设立停战委员会监督停战条款的具体实施，该委员会隶属于联合国大会设立的和平委员会，可在朝鲜全境不受限制地自由活动；如有必要，该委员会应有一定数量的由中国和（或）北朝鲜军队派遣的观察家协助工作；停战委员会有权监督所有在朝鲜的包括游击队在内的武装部队执行停战协定的各项条款；应向该委员会提供数量充足的有能力的军事观察员，以保证其职能的施行；停战委员会组成并准备开始行使其职权之后，可履行该委员会的各项条款，并及时向联合国大会报告所有违反停战协定的情况。2，非军事区应以三八线为中线或在三八线以南，纵深二十英里；非军事区的确切位置应由停战委员会根据敌对双方地面部队当时的战斗位置而定。3，停战协定不应妨碍战地指挥官保证其部队、供应和设备的安全，但非军事区内不允许存在用于以上目的的安全部队。后因认为第3条可能会被中朝用来增加兵力而加以删除。上述2点新内容反映了美国政府不得不承认军事上的失利而把军事分界线南移，从“以三八线为南界”改为“以三八线为中线或在三八线以南”，以及试图组成联合国下属的停战委员会作为监督机构，确保停战协议得以实施，幷逐步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朝鲜问题的政策意图。

4月5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对朝鲜战局进行研究后得出结论：“单靠军事行动是无法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谋求解决朝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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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南园爱思想 林晓光 2015-08-23 08:49: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