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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望2011，还是一如既往、大事小事不断。动车事故、校车事故、驾车肇事、煤矿事故、强征“血拆”、打击参选人、迫害上访人、黑监狱、黑砖窑……这些事件都和制度弊病有关，都是制度造成的政府滥用权力、管理不善或不作为。但是小悦悦之死折射出中国社会可能更加可怕的另一个侧面，那就是人民的道德冷漠和堕落。事实上，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道德和制度是紧密相连的共生体，道德纯洁不可能和制度腐败并存。一旦制度和道德陷入相互毒化、不可自拔的困境，那么无论是人民还是政府的行为都不受控制，整个社会将很快面临物质上的生存危机。
2011年正好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百年历程基本上可以被总结为中国在道德堕落和制度腐败的恶性循环中越陷越深。传统中国秩序建立在儒家伦理和皇权政治基础上，经历了专制统治和农民起义的周期性循环。每次起义历时不长，即便推翻原有政权，也找不到意识形态的替代品，因而新政权在儒家文化指导下复归专制。辛亥革命最终打破了这个循环，首次建立共和制度，意味着儒家传统失去了政治庇护。果然，没几年，儒家伦理就遭遇全面攻击，并最终作为“封建主义残余”遭到政治上的全面清算。共和革命阴差阳错地摧毁了社会道德基础，却既未能引进新的道德信仰作为替代品，也未能维持真正的民主共和，造成了当今制度和道德的双重贫困。
如果道德和制度是一个社会的“软件”，物质生存则是社会的“硬件”。软件一而再、再而三出毛病，最终会导致硬件崩溃;等到软件问题转化为硬件问题，就足以毁掉整台机器。到了那个时候，再修复软件已无力回天。制度出问题，就无法约束大小官员;这些人滥用权力、为非作歹，老百姓就要遭殃。“上梁不正下梁歪”，如果道德也出了问题，全体老百姓也变得唯利是图、以邻为壑，那么这个国家从固体到气体，食品、水、空气统统都会出问题。毕竟，中国还没有富到人人都能移居海外，科技也没有发达到让人类在火星或月球上繁衍;如果这片土地却不能维持生命了，可如何是好?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屡战屡败、多灾多难，但这些灾难和我们今天的危机比起来并不算什么。鸦片战争战败的后果只是把毒性不是很大的鸦片交易合法化(非法走私的数量原先就不小)，中国赔了白银、丢了香港而已;更何况有些事情未尝不是“塞翁失马”，主权旁落却造就了香港的繁荣，百年后回归还是中国自己占了便宜。即便日本侵华也只是占据了中国1/3的土地，离“亡国”相差甚远。所以《义勇军进行曲》唱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从今日中国的处境和未来趋势看，实在是夸大其词。中国本来不需要“救”，越“救”还危机越发深重，直到不可救药的地步。
1949年，曾有人宣称“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几年后他又说，如果中国不大干快上、超英赶美，将会被开除“球籍”。没想到正是他老人家大手笔策划“大跃进”和“文革”，差点把中国彻底整垮、丧失“球籍”;那时也有人忧国忧民，以为中国将要“亡党亡国”。不过好在“家国破碎河山在”，“伟大领袖”仙逝，“四人帮”垮台，中国人终于获得了改革的喘息机会。
改革三十年，朝野上下、大小官员一齐发动起来搞“发展”，原以为前途一片光明、直奔“小康社会”，结果很快实现了GDP的“大干快上”、“超英赶美”，却不曾想反而弄得山河破碎，一次次“小跃进”把一点家底都折腾光了。征地拆迁将整个中国变成一个大工地，让全国老百姓不得安宁，把有限的自然资源耗费殆尽;“毒奶粉”危害了成千上万的婴儿，受害家庭却得不到适当补偿，不得不为不幸的孩子终生买单;“毒蔬菜”、“毒大米”、“问题猪肉”每天威胁着亿万平民的身体健康，不经处理的工厂排污已经在各地造成多个“癌症村”，缺乏劳动安全保障的农民工每天暴露在“尘肺”等各种疾病和事故的风险中……讽刺的是，中国从1978年起就摆脱了饥荒的阴影，今天却深陷“相互投毒”、以邻为壑等各种短视自利主义陷阱，在大“建设”、大“发展”中史无前例地接近失去“球籍”的危机。
就和1960年代初的“大饥荒”一样，中国历史上各种看似自然产生的“灾害”、事故、悲剧实质上都是人为造成的恶果。如果这个民族的制度和道德继续腐败下去，终有一天会被开除“球籍”。只是这一次怨不得“帝国主义”或“封建残余”作祟，而纯粹是自己作孽。其实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族，确实非伊拉克等小国可比，外族想灭也灭不了。要开除中国的“球籍”，只有中国人自己有能耐和资格;同样，要拯救中国，也只有靠中国人自己。
既然道德和制度弊病最终会毁了这个社会的生存环境，现在可能是振兴道德、修复制度、维持生存的最后机会。只要河山依旧人还在，中华文明就还有复兴的机会。然而，以中国现行体制和国民性格，似乎不走到山穷水尽这一步就刹不住“发展”的步伐。但是真走到那一步，中国还有机会吗?这是每一个中国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张千帆 2012-01-29 19:5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