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没落与自我拯救的限度（25）
附谈：战争规模逐级提高，从氏族纷争到世界大战。（战争规模升级与人类文明升级之间具有最明确的正相关关系。先知者先绝望：欧洲七年战争时，歌德感叹：“谢天谢地，在那样一个彻底完蛋的世界里我并不年轻了。”二战期间，茨威格夫妇对西方文明失望赴巴西自杀。近年来，有学者如史蒂芬·霍金等人不断催促，希望人类尽快向外星移民或殖民，以为地球人灭绝之后留种，但，如前所述，这样做恐怕只会加速地球资源环境的破坏，甚至因此而加剧战争危机，却丝毫无助于包括外星移民在内的人类之长远生存和延续。）
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实乃“天下无义战”，不义也罢，还要斩尽杀绝、同归于尽不成？（因为一切战争都是不同人群之间资源争夺的最激烈形式而已，相互争抢既然是生物与“人物”之天性，有何“义”与“不义”之别？倘若一定要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生物之争似乎尚可维系生物种群的非退化生存，而人世之争却势将导致整个人类的整体毁灭，如此而已。）
Ⅴ．由科学技术引发的与文明并行的系统性危机。［a.科技的每一步发展都是对人类的戕害，我们前面所谈到的各类危机说到底都是科技危机，或者说是人类的智能增进危机；b.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就是它的正面效应本身，且始终呈现出指数递增的趋势（举例从略，可参考《知鱼之乐》一书中的《富贵病：马尔萨斯的失误》一文以及我的其他有关讲座或讲演录）；c.眼下只看方兴未艾的生命科学之成果：且不说专门制造基因武器，即便是最简单的基因重组，如普遍进行的单细胞或亚细胞生物工程实验，作为非自然菌类与人造病毒，会使亿万年进化而来的机体免疫系统陡然失效，从而可能酿成无法控制的灾难性甚至绝灭性大瘟疫。］
以上所述无一不是文明发展和进步的结果，这里还只呈现了最尖锐或最刺眼的部分，就像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那样。［即是说，除了上面的宏大叙事而外，文明危化趋势其实在每一个细节上无不表达，也无不加剧。仍以水资源为例：原始农业犁锄兼用，“深耕易耨”（耨nu，就是经常锄地），松土保墒，《孟子·梁惠王上》：“王如施仁政于民，……深耕易耨……”魏晋贾思勰《齐民要术》：“锄不厌数，勿以无草而中辍”。现代农业是机耕、电灌、除草剂，甚至采用免耕法，导致地表蒸发量剧增，此乃江河与地下失水量最大的环节（加之腐殖质有机肥具有保墒作用，而化肥造成土地板结等等）。仅中国“灌溉革命”造就8.6万座水库、几百万座塘坝、300多万公里引水河渠、百万座提灌站、220万眼动力机井，这般大肆调用有限水源，却无视也无力解决农不保墒之类的细事末节，如何得了？据孟凡贵（苏拉密）统计，因放弃“松土保墒”加大的田间腾发总量每年为：3556亿m3×1/4=889亿m3，接近一条黄河再加两条海河的天然水量。］
人类的没落与自我拯救的限度（26）
严峻的现状与温和的趋势之反差：由于这种现状眼下还可以忍受，甚至有望在某些方面予以补救，唯其如此，这个趋势才显得是温和的、隐蔽的或自欺的。但，趋势决定着未来，它的引申含义是：文明本身即是衰亡的指征！而且它的动向乃是不可变易的。
至此引出的问题是：生存能力的提高为什么反而造成生存效果的全面败坏呢？（理论总结可参考《物演通论》第五十五章前后各有关章节。）
这个问题关乎人类的生死存亡！因而不能不引起我们的特别关注。
历史证明，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只会积累和加剧人类生存的危机因素，而不可能成为化解危机的力量或手段。
这里深藏着某种自发的、不可遏止的趋势性规定，发人深省。（“趋势性规定”即“原理”部分的论证请参阅《物演通论》全书；亦可参考本讲座《人类文明的趋势与危机》第二部分或其讲演录文稿。对于阅此单行本的读者，可以转而先看后面的论文《递弱演化的自然律纲要》，然后再返回来接着读下面的文字，庶几也能起到些许补缺的作用。）
再看“人类文明”的表面差异与汇合趋势：（重点在“汇合趋势”。因为“文明的差异”是受诸多非主导因素影响的结果，如地理地貌、气温雨量、物候条件，以及光照时间对当地人种的生物钟和生殖力之影响等等，而且，这些非主导因素的作用效果仅在文明初期比较明显，随着文明动势不可阻遏地演进，或者更准确地说，随着生存效价无可抑制地衰减，这些外部因素对于人类文明的影响力必将逐渐削弱。参阅《物演通论》第一百三十四章。也就是说，人类文明的总体发展趋势是被某种宇宙物演法则所注定的，一般短视距的人文历史现象描述只能起到遮蔽主因和蒙蔽智慧的作用。）
西方文明的特质。（总是处于“代偿期待”的少年型缺憾状态：环地中海文明，原始农耕条件不足，商业交流与竞争的补缺态，逻辑模型的缜密与破绽，封建社会的分权态，自由民主的分化态，等，处处表达着快速代偿的失稳格局，但却演成近代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和“现代化”潮流的引导力量。）
人类的没落与自我拯救的限度（27）
东方文明的特质。［相对处于“代偿延缓”的早熟型圆满状态：东亚封闭地形，黄土农耕与高密人口所致的人际关系紧张与社稷关怀，象形文字与具象思维的技术化和非逻辑倾向，大一统的自然因素与专制社会的人文整合，等（可参阅我的《国学大体》讲座及其讲演录）。但假使没有西方入侵，东方文明就一定不会导向目前的危机吗？我看它大约会稍迟若许年，不过最终表现可能更恶劣。］
“全球化”趋势早已呈现，目前只是恶化发展而已。（“全球化”动势早在人类问世以来就萌动不止，百万年前的直立人、9万年前的现代智人，足迹遍布除南极洲以外的世界各地；再看15世纪的“蓝色文明”启动之前，从亚历山大大帝远征至南亚印度、汉武帝驱赶匈奴与西罗马帝国灭亡、张骞出使西域与丝绸之路、四大发明传西方、成吉思汗贯通欧亚大陆桥、马可·波罗东方行、郑和下西洋等皆为先兆；近现代的全球化运动，至多不过是把最病态的文明形态和最严峻的生存危机以最快捷的方式传染给全人类而已。可以说，“全球化趋势”是“危机化趋势”的正反馈效应，且呈互为表里的关系。）
人类是地老天荒的产物，而西方文明又是“老夫聊发少年狂”的造作。由此注定了整个人类文明的危机趋势。［人类历来自视过高，这与人类的自然生存处境恰好相反。谈“地老天荒”的概念；谈人类文明像一个立不住的陀螺；谈“天幕之舞”与“天人合一”的现代注解；谈生物社会的自然动势早已决定了人类社会的演进法则和运动方向（请参阅《物演通论》卷一和卷三各有关章节）］。
总之，晚级文明社会的发展结果只能是：依存条件愈繁，依存难度愈大；结构体系愈密，破绽之处愈多。而十分不幸的是，此刻的“智性物种”其生物生存度已趋近于零，他们必须时刻仰赖社会结构的有序运转才能苟存，可偏偏此一结构体系也已走到了自然代偿演运的尽头，亦即社会结构的脆弱程度业已发展到一触即溃的地步，此正所谓“靠山山崩，依水水涸”。谁能保证，“社会”这个寄存着人间最多厚望的宝贝，恰好不是一个宇宙间最幽深的陷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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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人类文明史上的三次浪潮与两次祸殃。［第一次农牧业文明浪潮在世界各地分别引发了一场持续的社会动荡：中国的商周到先秦时期（秦汉以后停滞下来也相对平静下来）；西方的古埃及、巴比伦、古希腊直到古罗马的动荡期（至所谓“黑暗的中世纪”才稍微平静一些）。第二次工业文明浪潮引发了另一场更大的连锁性全球化灾难：欧洲内部的原始积累罪恶（其中包括贩奴黑潮）、阶级矛盾激化（马克思主义由此兴起）、社会动荡加剧（英法德民间起义、1848年欧洲革命，直到1871年巴黎公社）；同时出现世界性的殖民主义狂潮和民族解放运动（美洲土着灭绝、列强瓜分非洲、印度殖民灾难、中国鸦片战争，等）。然后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临近毁灭的全球冷战。它的倾向性特点是：危机爆发速度越来越加快，危机爆发程度越来越猛烈，危机波及范围越来越扩大，危机发生类别越来越繁杂，而且，可以预见，危机间隔时间也一定会越来越缩短，譬如信息文明浪潮或生物文明浪潮所可能造成的危机一定会很快来临，甚至现在已经紧接着工业文明尚未休止的灾难而初露端倪，即正呈现出无间歇发作的终末失控之局。］
从整个自然物演进程上看，后衍者的时度更短就意味着某种加速度的存在，而现代文明的运动状态，恰恰就像从缓坡下滑突然跌入深渊，呈垂直下落的加速赴死态势。（自然史150亿年，愈后衍的物态，其衍存时效愈短；生物史38亿年，愈进化的物种，其绝灭速率愈高；此两点已在本书卷一第十二章提及。再看文明史：以新石器时代为开端，农牧业文明约1万年；从两河楔形文字和古埃及象形文字计起，信史文明约5000年；理性化的哲思约2600年；以哥白尼为标志的科学纪元不足500年；依次推算，整个文明期只相当于300万年人种衍生期的三百分之一乃至六千分之一，倘若换算成一个耄耋老者的福寿，则相当于他弥留期的最后几个月甚或最后几天而已。）
而且，人类的现代“进步”观念和现实“竞争”格局，都还在竭力为这个并不美妙的进程加速。这就仿佛一位耄耋老者还在继续服用加快发育和加强代谢的兴奋剂一样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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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早衰症”（又名“哈钦森—吉尔福特综合征”）为例，患儿7岁像中年人，12岁像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一般活不过16～17岁。它的病理特征就是“超速发育”，相当于如今人文社会“快速发展”的冲动。
大体看来，人类文明很可能终将被划分为三期：上升期即青少年期、忧患期即中年期、衰微期即暮年期。人文危机也可以相应地被划分为三个阶段：危机潜行期即文明初期或中古前期、危机显化期即文明中期或近现代期、危机延缓期即文明晚期或未来的文明形态再造期。（仅看近一个世纪的人寰景象，以两次世界大战为标志，先是核武危机浮现，紧随其后的便是，20世纪60年代环境危机浮现，70年代资源危机浮现，80年代生态危机浮现，90年代气候危机浮现，进入21世纪第一个十年，则又见恐怖主义危机浮现。再往后，还会有信息系统危机、生物科技危机、社会动荡危机以及人种存亡危机等等接踵而来。总之，一个前所未有的大灾难变局或大危机时代正在轰然降临。）
一言以蔽之：眼下的文明形态难以为继，人类已经到了不得不改变自身生存方式的时候了！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得改变观念，甚至得改变整个宇宙观、知识论、社会学和人生观。［这就是我要深入探讨基础理论的初衷。我知道人们更关心的是如何操作，但它作为一个问题得以提出，正是基于此种理论推导。并且，对实际操作而言，就各类选项来看，它也更需要事先进行缜密的构思、设计和逻辑推演。（如果后人能够进行类似于沙盘推演那样的更具体也更细密的事前检验，则我强烈建议如是而为。不过，只怕任何形式的预先推演都不是万全之计。故，我随后给出的理想逻辑之推演和检验未可轻觑。）］
自我拯救的原则：
讨论这个题目有相当大的风险，风险来自于两个方面：
一、预言本身的风险。（除非是趋势性的总体判断，预言的可信性历来是很差的，尤其是对未来事体的模型细节所作的预言。这种前瞻性的无效或盲目甚至是一种自然规定，譬如，后天获得的能力和知识不能通过基因遗传，基因的变异也不按照预定的方向发生，所以基因的突变才是随机多向的；再如，既往的经验对于指导未来几乎是完全无效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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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失当的风险。（历史上的社会变革，很少有按照一个事先设定的模型操作而居然兑现了的，即便碰巧把它做成了，一般也难免转瞬即逝，发生在上个世纪的轰轰烈烈的马克思主义共产运动就是最典型的例证。马克思只谈原则，情况还稍好一些，列宁的修正似乎还可以为其理论失当承担一些责任；恩格斯较多细节描绘，结果就有了柬埔寨波尔布特政权的暴虐照搬之自残型恶政。）
因此，我在本节中之所谈，仅限于基本原则，而且这些原则都有自发实现的倾向，故此才有讨论的意义。［这种自发实现的倾向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能够实现，其中最严酷的问题是：自发实现的恶性过程是否能够耐受？或者，人类是否还能熬到自发实现的那一天？最后，就算熬到那一天，它也不过类似于前述“大同”的局面（参阅《物演通论》第一百七十七章）。因此，必须打断或调整这个进程，同时还要具有一定的顺应性，非此不足以达成可行性。］
关于“可持续发展”问题。（目前所谓的“可持续发展”在理念上是完全错误的，或者说，是本末倒置的。它满足于局部的修修补补，满足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自慰性治标举措，故而其结果一定是“不可持续”的。“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从根本上改变现行的文明方式、文明体制和文明形态。）
人类目前的所作所为，例如节能减排、治理环境、保护生态等，还只是在个别点上采取的治标不治本的行为方式，对于造成这些不良后果的基本动能，人们非但没有约束，反而还在变本加厉。（当然，从更深层次上讲，这里所谓的“治本”，仍然仅限于代偿层面，因此，它内含着某种深刻的矛盾：代偿因变量可控吗？仅仅调控因变量有效吗？衍存自变量的人为游移度有多大？这些都是十分严峻的理论问题。因此，从严格的逻辑关系上讲，我仍然认为我在哲学专着最后一章的表述是最精当的。）
关于“治本”方面的问题，我们姑且置疑，它将会表现为某种“可行性”的困局。眼下，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找到措手的机会和方法，尽管这样做有可能带来第三重风险：逻辑失洽的风险。［这里只有两点理论上的回旋余地：1．“对于一切表达为代偿产物的存在者来说，代偿就是存在本身”（《物演通论》第四十章），“代偿过程正是存在度下倾的实现过程”（《物演通论》第三十八章）；2．人类的能动性代偿固然是定向的，但由此造成的哪怕是极其微小的弹性游移度，目前理论上无法精确计算，从人类文明史上看，这个游移缝隙或弹性空间似乎是存在的，譬如东西方文明的差异等。当然，也可以将这种反省目光及其相关操作视为一种自然规定，就像老年人会自发性地履行高龄生理保护机制如降低基础代谢率和日常活动量那样。而且，这其中理应含蓄着一个给定的衰竭态衍存时度，即便它在人类文明史上表现为某种以万年计的漫长延缓阶段，在自然史上也只是一刹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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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我们进入操作层面的讨论与分析，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有关操作问题的理论准备和逻辑推演。
总原则：减缓衰变动势，降低代偿增速。（发展就是衰变，创新就是代偿，分化就是弱化，弱化就是残化，而残弱化演运的终极归宿就是在某个最繁华的文明结构之临界点上寂灭失存。切莫幻想能够彻底扭转其代偿倾向，更莫幻想能够完全阻止其衰变动势。唯求能够明智地引导递弱代偿法则偏移于人文生存的非关键领域或非实质方面，以减轻损害罢了；唯求在现有基础上达成某种延缓型文明体制或缓和型社会结构的前瞻性设计，以抛砖引玉而已。）
从上述的学理探讨来看，我们只有两个方面的事情可做，它恰恰就是人类过去引以为自豪的两大类代偿手段，即“理性智能”和“社会构成”。（这样一来，我们下面所能做的事情，就像是要“壮士断腕”一样的为难和痛苦，这也是让我感到气馁的因素之一。）
一、抑制智能的发挥，或至少是不鼓励理性智能的过度发挥；
二、改造社会的结构，或至少是调整社会的竞争性生存格局。
由于人类的任何一种生物潜能或生物现象都只能表达在晚级实体化的社会结构之中，因此上列两类问题可以归结为一系社会操作。（下面给以具体的和理想性的讨论，关于“可行性”问题容后另议。）
前提篇：取缔国家，或国家消亡。（就其倾向性而言，“国家”正在不可避免地趋于解体和衰亡，但这一自发过程的演运方式及其导向却并非是良性的，故而有必要加以干预。参阅《物演通论》第一百七十六章等，并请留意其中给出的“国家”之定义。）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情形，前者是主动而为的，后者是被动实现的。（当然，即便取前项之态度，它的实施方式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其过渡步骤必从建立全球协调的经济架构肇始，同时辅以全球普适的伦理价值观念和兼容并蓄的社会文化形态，最后才能达成全球统一的政治治理架构。问题在于，这个过程是短时倾力合作推进的，还是长期纷争被迫妥协的；是作为人类和谐共存的改良基础和前提目标预立，还是作为各国侵夺兼并的传统结局和临终苦果接受。由此必将引出两种完全不同的前途，俨如及时就医与讳疾拖延，两者的时间差决定一切。）
它的人文理念是：由“民族主义”转为“人类主义”，由“国家主义”转为“世界主义”。（人类自古就有这种梦想，譬如孔儒师生“平天下”的淫志及其“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豪情，可惜它全然不与自然之道和人性之流相契合，到头来只演成“九州内外皆寇仇”的“乱天下”之闹剧。如今突然间又要发此感慨，莫非忘了尘世之浊与前车之鉴？）
人类的没落与自我拯救的限度（32）
前者即“取缔国家”很难做到，因为它不符合少数当权者及其相关利益集团的愿望。而且国家之间强弱失衡以及弱肉强食的局面，也使各国人民难免心存猜忌。
然而，时至今日，王尔德的一句名言已成为人类命运的咒语：“爱国主义是一种邪恶的美德”。因为，“国家”历来是人类抱团攫利的最高组织形式，也是人类之自私、贪婪、残暴和愚蠢等劣根性的最高表现形式，或者换一个更概括的说法，是截至目前的一切晚级社会之病害和文明人间之罪戾的温床与载体。此外，它还是人类集团化竞争的制高点，就像高考是中小学应试教育制度的关键点一样，故而可以再加一句评语：国家乃万恶之首。（此说的侧重点在于外向，即在于国家之间的竞争或国际纷争对人类文明社会的恶性牵制；但并不排斥马克思式的内向批判，即国家对内也是阶级压迫的罪恶工具和人际纷争的浊臭舞台。）
后者即“等待国家自发消亡”，就相当于目前全球化竞争态势的继续发展，而且一定是以越来越恶劣和强暴的方式继续发展。
若然，则任何国家、集团或个人所能采取的削弱竞争的措施必将一概无效，而且他们到底会不会真正采取这类措施都大可怀疑。
因此，这件事尽管是最难实行的，却无疑是最为必要的。如果人们不肯做，或者认定做不到，后面的其他所有举措尽可免谈，因为即便有人肯干，大抵也不过是装腔作势或枉费心机而已。
对此，我不存丝毫之乐观预期和侥幸心理。说出来，或者使人明了他们只需要做哪一点点事情，或者就任它起到浇灭幻想、清醒头脑的作用。
政治篇：建立非人格化的“普世政府”，实行“普议制”全民自治制度。（至于消除国界和一切限制性边界，裁撤所有国家体制下的政府、军队和地方权力机构，统一警力调配与监管，全面开放文化舆论系统，保持最大限度的个人自由和结社自由但限制任何政党或政团活动等等，都是伴随“取缔国家”之时必须同步采取的应有举措。）
人类的没落与自我拯救的限度（33）
全面履行“普议立法制”和“普世公权制”，并废除一切代议制和选举制，这在电脑网络化以后是一件特别简单易行的办法，所有立法程序和重大行政事宜一概交由全民动议和议决，任何人都没有任何特权。（全部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真正实行“全民普议制”，若居然有效实行之，则等于彻底消除了抽象意义上的“公权”或独立意义上的“治权”。立法的核心在于对个人权利或集体权利束的精确界定和细节落实，由此产生真正有实质性基础的“普世人权法”和“普世公权法”，它相当于制定一部“世界宪法”。其最初启动过程不得由故国或故旧集团的代理人暗箱操纵；其最终确立程序必须满足全世界人民的普遍认同；而且，任何既成之法律或法规，在执行期间一律处于继续议决的状态，一旦达到法定人数或某种更精当的表决阈限，即可随时修订或废止。）
为此，在行政和司法方面，原则上也应由“民意机器”代理执行，由民众全程监督。（这里的“民意机器”是指电脑网络系统及其相关衍生物，目前看来，它的现实前景已毋庸置疑。我对“民选代表”、“民选官员”或“民意权力组织”不抱丝毫信任态度，因为历史一再证明，任何个人或小集团都不可能克服人性的弱点。当然，“由全民体现的合众人性”并非一定可信，它仅仅是尚未真正表达过而已，至于它是否能够得到表达，以及表达的结果如何，我们只能拭目以待，倘若仍旧劣性不改，则人类真是无药可救了。但无论如何值得最后一试。顺便说一句，“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一样，并非永远是一个幻想，它的合理性在于：1．人性无可恃；2．世道无可期。即它的实现必定不是一个美好的结局，而是一个无奈的终局。）
在民法和刑法中，必须含有对科学研究和技术进步的限制条款，否则一切皆休。对任何生产和消费环节，均应严格计算环境和生态成本，并严厉追究损害赔偿责任。［若商品和货币消失，赔偿或惩罚也应以其他方式执行。难办的是，对科技研发活动是否应当全面限制？对单项科技成果究竟如何予以评估？前一个问题与后一个问题是相关联的，即“限制范围”与“项目评估”是相关联的，此外还涉及个人自由等问题（容后另议）。不待说，我的看法是明确的：任何科技创新都是戕害性质的。麻烦之处在于，某些可以借助于科技手段解决的临时性难题如何另行应对，也就是远虑与近忧的关系问题。看来，有关限制科技发展的执行力度和执行细则，将是后人所面临的最难处理的问题之一。（关于我对“科学技术”的评价，在广义上对应于我对“属性代偿”的评价，即整个《物演通论》卷一、卷二之矛头所向均是对它的深层批判，此外还可参考我的其他着述以及有关专题演讲材料。）］
人类的没落与自我拯救的限度（34）
总之，立法和管理原则均以“全人类的生存安全”为第一关注点，除非全体人类一致要求放弃“长远的安全”而追求“一时之放任”。［讨论“放任”的理由：1．约束限度和约束效益之比，这里特指“最低限度的社会约束是否能够有效延缓人类整体的生存危机”；2．约束苦楚与生存乐趣之比，这里特指“社会约束带来的痛苦是否足以泯灭人类个体的生存兴致”。第二项参数似可作为第一项中所谓“最低限度”的指标上限。尽管按照此前历史的恶劣记录以及“苦乐均衡的心理学原理”，第二项不成立。（参阅《物演通论》第一百零八章前后有关章节或《知鱼之乐》一书之“快乐公式题解”一文。）］
经济篇：消灭私有制，福利人均化，摈弃“进取主义”与“消费主义”的增长挥霍型经济理念。（当代经济体系及其与之相呼应的经济理论，一致呈现出某种过度昂扬的濒危疯狂状态，就像临近败亡的竹木藤草反倒呈现出花籽异常繁盛的濒死疯长状态一样。一味地追逐经济增长，然后去刺激消费挥霍，如此达成当代经济结构的循环式扩张平衡。其社会图景：一端是资源浪费，一端是人情浇薄；一端是过劳疲敝，一端是失业愁苦；一端是豪富流油，一端是赤贫血泪。其最终结果：增长的是自然代偿量，挥霍的是人寰存在度。）
不要指望什么“新生阶级革命”，来者尽是祸水；但也不能等待“资本收益趋零化”，因为还等不到那一天，大家早已在竞争激化的浊流中同归于尽了。所以，必须找见一个达成公有制的别样改良出路。［这个“别样改良”的基础，可能恰恰在于“阶级”本身的分化消亡（参阅《物演通论》第一百七十章），然则同样存在“等待”之危；犹如“资本收益趋零化”是现行经济体制动荡化的必然结果，故而它才最有可能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走向衰亡的直接动因。又，此处所谓的“公有制”绝非“国有制”，因为历来为极少数人所盘踞的“国”已遭取缔，更因为“国有制”是最极端的复古版私有制，或是最粗暴的资源垄断肥私体制。这个“公有制”是“自然所有制”，即把人和物都归还给自然界，但它不是伊甸园，因为伊甸园里还有动物领地占有制。它是真正社会化的经济民主，规定任何资源的使用权益和财富的产出效益都必须归全社会所有。它的掌控权在全民，它的调度权或公平分配权能也在普议制的法统保障下由民意机器精确执行。我承认，它有可能滋长懒惰，降低效率，但这恰好是未来所必要的，须知闲散是好事，勤奋出麻烦，正是“高效率”缔造了“加速度”的文明危亡态势。
人类的没落与自我拯救的限度（35）
我倒更担心，它能否抵消现行经济秩序之下失业率递增所造成的被动怠惰率，何况“无聊的心理基态”和“自我实现的高层需求”很可能会促成马克思所谓的“劳动是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局面（参阅《物演通论》第一百零八章和第一百七十八章）。总之，不可避免地，现行的商品生产系统和市场配置体系倾向解体或变型。全社会对超常贡献者的唯一奖励（假如在某些特殊情形下还需要奖励的话），就是自发形成的“荣誉”，这倒有点类似于中世纪的贵族精神——即让倾向于追求“优越认可”（福山语汇）的劣质人性，变态为一种无特权的高贵精神。］
不要等待“物质生产极大丰富”，因为再丰富也抵不过贪欲的膨胀；所以，不要指望什么“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梦幻，只要能做到“福利人均化”就应算是达到了“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最高幸福境界。［“各尽所能”仍有促进生产力发展之意，“各取所需”仍有激励消费欲膨胀之嫌，从本质上看，它完全是“进取主义”与“消费主义”的继续。换一个思路，如果能够在“按劳分配”、“按人分配”（即“人均分配”）与“按需分配”之间建构灵活恰当的调节机制，加上既成的过剩产能、拉平的贫富补差和后述之人口减少等系统配套，相信社会财富的人均享有量只会有所增高。实际上，只要不落于生理需求的生存底线之下，只要不撩起贫富不均的攀比嫉妒之心，“幸福”就是一种纯主观的心理感受或心理适度震荡感受。在正常生物界，超生理的“物欲”原本即无由形成，在合理布局的人文生态或理想社会之中（“理想”词义见后注），真实的超生理享受无疑全在文化生活领域，那里尽可因个性自由分化而让每个人都产生某种“不同凡响的自豪”与“不失平等的优越”之快感。（关于人类秉有“向上配位”的心理天赋及其成因，请参阅《物演通论》第一百零四章至第一百一十二章的“意志论”部分。另外，特别提请读者注意，我所谓的“理想”，仅指某种“纯理性思想方式”或“纯逻辑预设方法”，而不含有通俗意义上的“超现实愿景寄托”或“乌托邦空幻遐想”之成分，可参考《物演通论》第九十八章及前后有关章节。）］
概括言之，变革经济结构或重建“生产与分配体制”的关键在于，必须彻底破除近现代以来甚嚣尘上的各类增长挥霍型经济平衡理论，并破解“效率与公平”问题的陈旧思想死结。（即，不是要既保持效率又追求公平，反而恰恰是希冀通过公平分配来降低生产效率，以求达到减缓发展速度的目的。唯有如此，才可望给行将就木的人类留出苟延残喘的最后一线生机。
人类的没落与自我拯救的限度（36）
另，澄清一下，北欧西欧之社民党或左翼工党等所主张的废除“私有制”和所实行的“福利化”社会改良，理念上仍属于“科学与资本结构”或其变态强势延续，跟我在此处所谈的“后科学时代”暨“后资本时代”的危态弱势延续，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文化篇：修正“智慧”之含义，改变教育方针和方式，文化创意多元化，并取缔“知识产权”。
修正“智慧”之含义。［从哲学上澄清智慧、理性和科学的非真性、无效性和戕害性。实际上，目前西方的后现代哲学就有这种倾向，如所谓的“语言论转向”、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及“科学崇拜主义”（亦可谓之“科学教”）等，可惜未能深入而系统地加以论证。此类问题请参阅我的哲学着述。］
改变教育方针和方式。［批判当前教育的科学主义、逻辑主义和知识主义等不良倾向，更要批判它对儿童的生活、身体以及社会人格的损害和扭曲。不爱读书是好事，也是人类更普遍的素性，试问谁见过作为人类先祖的任一动物读书来着？重新探讨未来的德（自主型法制意识）、智（自制性守拙修养）、体（自然态原生健身）、美（自娱式审美创意）的教育方针新内涵，其中，“德”应指向“对全人类生存的终极关怀”，“智”应指向“为缓解人文危机的自觉转型”，“体”和“美”则是未来文化生活的重心与中轴，而它的基本导向是返璞归真和悠游欢乐的。批判“栋梁之材”和“献身社会”的非人化教育目的，抛弃“统一刻板、外部强加、优选应试、拔苗助长”的虐待狂教育体制，强调人各有志，天性不同，确立“每个人都是天才的孤本”之自信与自爱，着重落实教育制度的自由化、兴趣化以及无定向、全选修的自学辅导体系，使之既有利于适应不可避免的社会分化前景，又有利于创建诗意和审美的娴雅生活方式。］
文化创意多元化。（这里所谓的“文化创意”，是指“轻科技，重人文；薄知识，厚审美；降逻辑，升直观；减信息，增愉悦”的全新文化生活方式。它并不是要退回到古代东方文化的“小视野、浅水准、低分化、散逻辑”的原始文化生态之中，而是要建立某种分化程度更高的、多元化的甚至是完全个性化的文化创意活动平台，从而使人类的文化生活倾向于无限丰富，也只有这样才能改变为谋生而削尖脑袋钻营知识的所谓“知识经济”之现状。总而言之，它的基本目标是：摆脱“文化求存”的高压竞争状态，达致“文化享受”的精神安抚境界。）
取缔“知识产权”。（与消灭私有制相吻合。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抑制科学技术的发明冲动”和“减缓智质性状的危化发展”。此外，在不能粗暴压制“科学兴趣”与“学术自由”的情况下，至少应立法限制科学实验的不良影响和技术创新的实际运用。）
人类的没落与自我拯救的限度（37）
这是一个深刻的思想文化再造工程，它的素质决定着人们的生活素质，同时，它的文化取向，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人类的生存趋向。
生态篇：减少人口数量，或降低人口增长率。［影响生态问题的因素固然很多，但人口数量显然是第一要素，属“自然道统”，或者说，属“宇宙物演质量梯度”之天限（参阅《物演通论》第十二章）；其他因素或可在上下文所议的对应性“人文法统”或“晚级社会文明进度”的改良过程中加以消解。］
前者是主动采取的，后者是被动自发的。（尽管它看起来像是一个自然学或生物学问题，但二者之间的效应差别肯定不亚于上述任何一项社会学动作，因而值得特别关注。）
前者当然得采用现代避孕技术，但我只能在这个基础上说话（重申倒退是不可能也是不可取的）。所谓“减少人口”，是指在世界范围内，全人类共同自愿地努力进行，而且要把地球上的人口数量减至10亿甚至5亿以下才算初见成效，因为这是农业文明时代的最高人口负载。［公元1600年前后，全球人口数量约为4亿。而那时的自然资源紧张程度已足以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并造成相当程度的生态环境破坏。故，最佳的人口数量，当然还应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下调，即应该将近现代文明发展所致的人均资源消耗增加量，换算成相应的人口削减量，如此才有望使这颗极其稀缺的太阳系行星之人居条件保持相对稳定。（听起来此说似乎有些过分，但不妨回顾一下，在地球的陆生生物史上，何曾有过某种大型脊椎动物或哺乳动物能够以亿万巨量保持长久生存的？更何况，一个文明人的资源消耗量及其环境破坏率岂是数百头大型动物可以比拟的？）］
后者会造成如下结果：随着人口数量逐渐逼近极限，以及生存竞争压力的继续提高，加之家庭结构分化解体，必将造成育后愿望急遽减缩，甚至由于污染中毒、紧张焦虑等人间生态的持续恶化而导致人类生育力衰竭，这些因素近期就可能降低人口增长率，远期则不排除弄成“人荒”或“人种灭绝”之虞。［有人认为，农业科技的无限量发展足以维持地球人口的无限制增长，这纯属痴人说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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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论暂时还无法给出精确参数的自然物演质量梯度（参阅《物演通论》卷一），亦不论生物史上养育后代的时度和难度始终呈递增态势（参阅《知鱼之乐》篇八），此两项自然制约均不支持人类超量繁殖；仅是由于消费攀升激励值与生存进取紧张度的自发性增高倾向，就足以压瘪人们的生物性育后乐趣并导致人类生育峰值的拐点很快出现（不妨比较一下养育孩子的古今费用之差）。此外，还有一个恶性循环机制来充当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那就是，人口过量增殖所致的种内竞争加剧，必令上述各项社会改革变得越发难办或越发不可能，由此引出一系列更严重的生育生理上的畸变和衰竭之恶果：譬如英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男子精子数下降50%；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城市男子正常精子数量减少40%左右。如此以往，人类将很快坠入作为物种绝灭前兆的雄性不育之深渊。］
计算一下，如果所有家庭平均只要一个孩子的话，那么不出200年就可达标。目前可预见的另类困扰是：达标之后的人类繁育能否维系在一个合理稳定的水平上。（计算按30年一代，并留出早期的青年基数翘尾时段。有趣的是，“妇女解放运动”与“生存成本抬升”互为因果，即妇女也被卷入社会物质生产，而不像过去那样只承担生育生产和家庭内务，它表征着妇女责任的叠加化倾向和女性生活的紧张化情势，也表征着人类繁育本性的社会化干扰和心理化衰竭，但却反而造成女性普遍的鼓舞和欣喜感受，此正所谓“时代蒙蔽效应”或“自戕欣快效应”是也。）
生活篇：改变人生追求，满足于恬淡唯美、贴近自然、诗意栖居的生活方式。
在上述社会改良的基础上，形成如下生活氛围：
一、由于政治体制扁平化，导致人们政治情结疏淡，结社热情下降，社会愤懑情绪趋于平和；
二、由于经济体制非竞争化，追逐财富的紧张感得以舒缓，五花八门的物质贪欲倾向淡泊；
三、由于文化谋生的压力减低，知识结构从高深变为平易，文化取向从求知转为享乐。
生活方式随之发生根本改变，生活形态大致如下：（以下六者之中，五项皆属生物素性的原生态焕发，唯有第三项为别种动物所不及，但它无疑也是人文现象中最接近于人性基层的东西。）
1．回归自然；（由于人口稀少，加之社会联系相对疏朗，人们彻底告别鸡笼般的城市高楼寓所，从此尽可散居于江河湖海之畔、山林泉石之间，仰望日月星，结伴动植物，照拂天下众生。）
人类的没落与自我拯救的限度（39）
2．强身健体；（由于贴近自然，当然无需再到健身房里借助各种伤人的器械释放多余的体能，登山、游泳、走路、跑步和跳跃这五种动物原生态运动成为日常必有之活动，“锻炼”之说成为笑谈。）
3．审美文化；（审美与文化，二者的内容都极其宽泛，它不仅包括一般意义上的人文修养，还包括智力和情愫调动的感性愉悦，其中琴棋书画、歌舞音乐、文学影视、各色游戏、精致肴馔、美丽服饰等等纯生活要素，构成主流。）4．率真社交；（唯有“无功利社交”才富于乐趣，唯有“无目的交际”才识得朋友，各人之间率性往还、情真意切、直言快语、豪放无忌，是乃“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之春秋情境。）
5．男欢女爱；（“家庭结构松散化”是对“社会结构致密化”的反动，如果社会改良能够降低其对人性的结构性压抑，则无论人们结伴生活的形式如何，男欢女爱的生物天性才能真正得以开放。)
6．天伦之乐。（血缘亲情在未来的非家庭结构中如何表达不得而知，也许它将被某种“广谱基因族系学说”取而代之，但它最好能够有所维系，并令人牵肠挂肚，因为这种动物本性的失离程度标定着人类本身的失存程度。）
建立“闲适唯美，甘于淡泊”的生活方式。［消除竞争才有“闲适”，湮灭学智才能“唯美”，知足常乐才可“淡泊”，所谓“诗意的栖居”舍此何谈？（注：海德格尔援引荷尔德林的诗句“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荷尔德林怀有某种宗教情结，并强调“纯真”，诗的开头为：“在柔媚的湛蓝中，教堂钟楼盛开金属尖顶”。足见海德格尔是随意引用，以附会他的哲理：由“人的存在”——此在——入手研究哲学，后期从现代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中看到人有日渐物化而丧失自身的危险——提出“烦、畏、向死”的人生三态，于是冀望寻找一种达到“在的澄明”的途径。显而易见，两人的意趣，以及他们使用这个诗境的局限，与我“危化求存”之系统题旨虽相去甚远却两端暗合。）］
实际上，情感化和审美化的生理要素都聚集在更稳定的下中枢，因此它构成人性坚实的基层，也构成艺术永恒的魅力。［越原始的基层存在越具稳定性和恒久性，正如原始的生活方式构成人体健康的坚实基础一样。（详见《人体哲理》与《哲学纵横》等讲座或讲演录。）］
附谈：歧义性问题与变通操作。
人类的没落与自我拯救的限度（40）
关于公有制，理论上有两种实现方式：（1）也可以视为是全部经济资源的平均细分化，且不可转让也不可继承，此即仅限于经济层面的低级落实形态；（2）如果能够真正实行彻底的普议制民主，则全社会所有制或曰“全民所有制”即告直接实现，此乃在政治层面上的高级落实形态。前者是公有制的原胚或私有制的前身，自有其导向私有制的天然倾向；后者是私有制的衰变或公有制的成体，自成其不得不如此的逼迫格局。
关于“抑制科技发展”是否会导致无力抵御外星人侵扰，我以为其概率几等于零。因为距离太阳系最近的恒星系，即位于半人马座的比邻星尚在4.2光年以远；而且更重要的是，天外生物或宇宙中的任何智质存在，都不可能逃脱递弱代偿法则的制约，亦即根据地球人的现状推测，智质代偿的极限显然不能克服星际侵扰的距离和速度屏障。
再者，可用“智力游戏”或“科技锦标赛”的方式来替代科技创新，以满足人类天性中追逐高级智力活动的需求，就像用“体育竞技”替代和发泄战争行为和黩武本性一样。而且还可以在电脑中虚拟仿真实现，并就其危害效应作出近似精确的评估和打分。如经测评发现其危害有限，甚至可以在限定局域（如沙漠、深山、外星等）建造可监控样品以供人娱乐。
诸如此类的歧义或问题，并不构成对上述各项原则的颠覆，因为这些原则是自然律的推衍结果，而歧义性问题仅属人性应有的困惑。
一切变通操作，均以“止损制害”为第一原则，万不可因开变通之蚁穴，而终致防护文明的千里堤坝崩溃于瞬间。
附谈：上述原则略显类似马克思主义的缘由。［两大原因：1．尽管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纯属幻想，所提供的进步理念和进取方法也一无是处，但它所揭示的社会运动前景表象却很有可能是不容选择的；2．仔细分析它的社会构成，尤其是借鉴已然实验过了的共产主义运动，我们发现它可能恰好起到了上述两项抑制作用（即在其体制内对“经济竞争”和“科技创新”的压抑）。这当然不是马克思的自觉和初衷，它倒反而是马克思主义与东方滞后传统暗合的又一佐证。注意：我的意思不是说东方的就是良性的，更不是说可以朝落后的方向倒退，而是说当前主宰形态的西方文明，其前景表观与后向运动略有相似之处，但这正是一般所谓“螺旋式上升”的现象化误判，就像人衰老之后自然倾向于减缩体能与智能消耗，却并非返老还童，更非永寿无疆一样。请回顾我对“大同”境界的实质性剖析，即可领会我的一贯性语义，以及该语义中所给定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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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我与马克思主义的表面类同点仅仅在于：A.批判当前的主流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在我这里，还包括冠之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名号的所有苏东式“国家资本主义”在内）；B.超越此前人类的所有文明形态或文明取向（此“超越”相当于无可选择的继续或必将选择的变革，而非马恩式的“决裂”）。我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不同点一目了然：a.非阶级斗争论（代之以“进行性分化论”）；b.非生产力论（代之以“属性代偿论”）；c.非科技论（代之以“无效代偿论”或“代偿指标负向论”）；d.非进步观（代之以“递弱演化论”）；e.非理想论（代之以“濒危求存论”）。即“后资本时代”或“后科学时代”的思想核心在于“人文危存主义”（对照“存在主义”哲学的朦胧含混）。］
我与马克思主义有三点根本区别：（1）理论上的区别，包括宇宙观、社会观、历史观、人生观，无一相通。（2）实践上的区别，包括政治操作、经济操作、文化操作，甚至人情操作，无一雷同。（3）预期上的区别，包括悲观预期、濒危强迫、改良可疑，等等，均与之恰恰相反。（与作为马克思主义“修正派”分支的伯恩施坦之北欧社会民主主义的区别在于：寄望于自然增长性改良或“缓进妥协型改良”，其结果就等于保留现在的文明趋势不改。何况福利性国家早已面临国际竞争的压力，不“取缔国家”自身难保，谈何前途？谈何仿效？）
一切学者的理论、人类的意志，以及不断变形的美好理想，说到底都不过是自然意志或自然物演进程的开路之斧罢了。（人间有太多的迷惑，这既是人智的缺陷，也是人情的缺陷，此乃被弱存之苦难锁定的人类永远不能摆脱的挣扎和空想。）
附谈：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与“最后之人”。［福山其人似乎也可算得是一个对“终极形态的未来社会”有所构想的思者，但他的出发点是对西方现行文明体制和社会形态的高度赞扬和过度确认，因而他展望未来的视域不免被完全遮蔽，其似是而非的学说之所以广为传播，是由于他最完美地迎合了正在弥漫全球且还看不到退潮迹象的主流人文史观。我的评价难免令人不快，就像我那不合时宜的学说讨人嫌一样：1．他的“历史终结论”实在太幼稚，幼稚到不值一驳的程度，仿佛远古的昏君坚信他的王朝法统终将常驻人间、万世不绝那样，又仿佛一个不懂人生的壮年汉在其意气风发之际就凭空断言，说他当下的生理和心理状况必定永续于未来之余生。2．他对“最后之人”将会不求进取的描述倒有点贴切，但他不必为此担忧，更不必为英雄主义的“最初之人”重新复出而枉费心思，因为人文历史绝不会循环轮回，就像一位风烛残年的老者断不会突发豪迈的进取意气，也不会死而复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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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他拾黑格尔“恶的历史”之唾余加以发挥的“追求平等认可”之说，颇像是“阶级斗争论”的温情主义翻版，不过，单凭阶级斗争不可能带动社会结构变革，就像单凭生物的种内竞争不可能引发生物进化或生物社群结构进化一样。试看中国帝制时代，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困斗两千余年，黎庶暴动风起云涌，起义成功史载不绝，然而何曾看到中国社会的体制结构或“平等认可”获得丝毫改进？4．他的“科学技术动力论”颇像是“生产力论”的主观主义翻版，我也承认，从表观现象上看，此说似乎成立，但问题是，人类的智能与科技为什么会无休止地增进？其他生物物种的“生产力”（也就是“求存行为能力”）为什么是相对稳定且世代不变的（除非物种本身发生系统变迁）？更重要的是，人类的智能科技提升或生产力变革究竟是怎样影响了生物晚级社会的结构繁化进程？搞不清这些问题，只做表面文章，然后还要评说人类的命运和文明史的未来，岂能不谬？（请参阅《物演通论》第五十一章至第五十三章，第八十九章至九十八章，第一百四十四章、第一百四十五章与第一百六十四章等。）5．作为其社会演运的两大基本动源，他的上述“社会观”和“知识论”恰好堕入我所谓的“无功代偿”之陷阱，此乃既往的西方哲人和近代的东方学人一概未能超脱的老旧思绪之继续，这标志着当今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已经走到了僵化呆滞、山穷水尽的地步。］
附谈：东方返璞型社会理想的别致梦幻。（与西方的乌托邦主义或空想社会主义一味向前超越的情调和路径大相径庭，在中国传统思想体系里，对美好社会的憧憬——即其“理想社会”或“社会理想”——却历来是朝后看的。譬如，孔子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所描述和向往的，不是未来，而是唐尧虞舜之往事（汉语之“向往”一词原本就不是指向眼前而是指向身后的）；老子对“小国寡民”的盛赞，更遥遥影射着原始氏族社会的虚静恬淡；即便是最富想象力的诗人陶渊明所虚构的世外“桃花源”，也仍然只是彩绘了一幅“往来种作”的原始农耕图景，“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间没有官府、没有不公、没有战乱、没有奢华，自然也没有文化（狭义），惟其没有这些高度文明化的糟粕，故足以构成“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返璞型人间天堂。可惜的是，无论在茫茫宇宙之中，或是在惶惶红尘之内，从来就没有一条可供后退的路，“单向度演动”或“单向度衰变”的法则像铁律一样支配着一切，也支配着中国人和中国社会。尽管由于这种后视的眼光和反动的思绪，曾使中国的“皇权农夫型”社会形态长久保持超稳定格局，以至于让抱以典型进步观的马克思惊叹为“停滞社会”的罕见标本，然而，它终究得追补该段亏欠的路程，这就是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个半世纪有余，中国社会为什么如此动荡不宁、如此急切转型，又如此高速发展的原因，且迄未补课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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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谈：目前情况下中国追求快速发展的有限合理性。（除上列因素外，它还涉及博弈论上的“囚徒困境”问题，也就是国际竞争形势下的强迫格局，因此谈不上支持或反对。顺便讨论中国古代社会数千年不见大发展本属好事、何以倒霉的问题，从而说明这个问题不是一国可解的难题，而是一个全人类、全世界必须通力合作的事业。由此引出那个老生常谈的“国际主义”（其实应该是“无国别主义”）路线问题，即此前任何时代，人类的所有重大问题都只能首先在某个集团范畴内寻求解决之道，而从如今到往后，人世间已没有哪件事情是可以局限于某一集团内解决的了。未来若要能够真正做到长远的领先，就必须在有安全保障的前提下率先改良文明形态，而这个安全保障对于所有核大国来说都是具备的。所以，它的处理方法，不是先解除核武，而是先共商取缔国家。）
未来“大国崛起”的方针：不在于一国图强，而在于建立新的普世社会模式和统一文明生态，由以引领人类走出濒死危机的阴影。（这里所谓的“普世”和“统一”，绝非重蹈中原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武力争霸、兼并天下的老路，尽管目下之世界政治格局颇与其有雷同之处，但，物换星移，时过境迁，昔为坦途，今成断崖；这里所谓的“社会模式”和“文明生态”，即以上列各论为原则。这是一个舍身求生的“凤凰涅盘”过程。）
至此可以明确地说，我的“救世原则”其实就是又拿出了一个别样的“大同”版本。（这样一来，思想界至少就有了三种“大同”版本：第一种是“东方式倒退型理想版本”，它包括老子的“小国寡民”、孔子的“天下为公”、以及陶渊明的“世外桃源”等；第二种是“西方式激进型理想版本”，它包括莫尔的“乌托邦”、圣西门的“实业制度”、以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等；此两类显然都属于不可能落实的妄想或空想。第三种就是我现在提出的这个“迫近于眼前的现实版本”，它必有两个实现形式：一乃人为努力的“濒危求存形式”；一乃自发演成的“死灭临界形式”；说到底，它实质上不过是两个略有操作时效分别的同一系社会终末运动形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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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政治上首先取缔国家：战争自然消失，武器自然禁绝，人类进行集团竞争的制高点被抹平，整个社会的结构紧张度下降。
生态上严格控制人口数量：留出大量荒地以恢复自然生态和自然环境，加上其他有关非进取型的人类生存方式之改革，前述各类危及人寰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气候异常等问题将有望持续好转。
经济上必须消灭私有制：经济竞争自然消解，生产积极性自然下降，能耗、资源等问题自然缓解。至于产出减少，正好纠正了当前的消费主义恶潮，何况人均产出未必一定减少。
文化上彻底转变世界观：还包括文化理念、教育方式和制度层面的非科学化，由此带来生活方式的审美化，这种做法本身就阻断了加速代偿的进程，再加上非竞争的外部环境，这就近乎于达到了某种根治效果。
这个社会形态绝不是天堂和乐园，但它至少比前行“奔天堂”要来得安全，而又比倒退“复乐园”要显得可行。它难免会让少数强人感到不够畅快，但万莫忘记，正是这少数“天才”或“伟人”构成了人类文明史上的灾星。
由于每一个人都有天赋的上进心，亦即每个人都是潜在的天才、强人或伟人，从某种意义上讲，上述所谓的“系统性危机”其实就是人性汇流的必然结果。于是，这种近乎于悖逆人性的变革能否实现以及如何实现，就成为一系列必须探究的严峻课题。
因此，我们有必要继续深入检讨其“可行性的内在矛盾和障碍问题”。
自我拯救的限度：
不难看出，上述设想与此前不断变换身段的各种空想社会主义何其相似乃尔，这不免令人失望，而我所凭借的唯一根据就是由危亡形势造成的生存压力。可是，这个压力要增大到什么程度才能产生质变效果？以及，哪怕这个压力增大到人种绝灭的边缘是否能够真正产生效果？——这还都是疑问。
人类的没落与自我拯救的限度（45）
况且，从导向上看，我所希冀和勾勒的，实属一场史无前例的看似“反向”或“反动”的社会变革，它比既往任何一种空想的或科学的乌托邦都还要显得极端。试想，低矮的丘陵尚且未可翻越，谈何登临苍山之绝顶？
而纵观人类文明史，任何社会变革都不免陷入两重灾难：一是随机的动乱或动荡，成与不成，皆属瞎折腾；二是侥幸变革成功，则立刻进入下一轮更大的灾难，那就是愈发失稳也愈发紧张的社会晋级。（第一种情况如东亚各国历史上不断重复的农民起义，或如西欧近代迭次发生的市民动乱；第二种情况如奴隶制变革的春秋战国，或如资产阶级革命后的欧洲动荡和持续性社会紧张等。此外，哪怕是那些悄无声息的革命，譬如科技革命、产业革命、信息革命等，其结果也与后一种情形别无二致。）
再则从逻辑上讲，我原本就不相信具有扭转这种危机趋势的任何可能（因为如果它要是可以任意改动或人为变通的，则说明它根本就不是一个既定的趋势或自然的律令。《物演通论》之末章即为此意的概述），我甚至怀疑所能采取的任何变革或改良措施最终被证明是戕害更深的荼毒（因为“演动加速度”也同样是一个既定趋势和自然律令），这种情形早已被自然史和文明史所证实，而以上的构想，倒像是更为激进的演变、一步到位的衰竭，甚至像是直达宇宙物演最后终结的一幕。
因此，以下的讨论是极严肃的，也是极严峻的，它才是最需要人类予以深刻自省和深长思虑的致命性难题。
先看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其理论设计的关系，有如下五种情形：
（1）不作任何前瞻性逻辑设计，只关注于回顾性旧制继承，结果造成原型迁延，停滞不进，如中国先秦思想与中国帝制时代的吻合辅助关系。
（2）一相情愿的设计者，如首创者柏拉图之《理想国》和“哲学王”，以及莫尔等乌托邦主义者，由于未能迎合社会结构演进的历史动势，故全然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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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思虑深远的设计者，前瞻性规划周密而缓和，如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洛克、约翰·密尔、亚当·斯密和伯恩施坦等，结果就是西方近现代社会构型，如自由民主形态的美国和福利民主形态的北欧诸国等，即加剧当代文明危机的欧美策源地。
（4）激进、激烈而激情的设计者，回顾肤浅，前瞻勇猛，如卢梭、尼采和马克思、恩格斯等，结果是短命的和灾难性的法国大革命、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和前苏东共产主义运动等。
（5）不作任何前瞻性逻辑设计，也不关注回顾性继承原则，顺势而行，利益驱动，如荷兰近代社会转型（尼德兰革命）与英国的光荣革命。
显而易见，第一种和第五种情形最为类似，站在未来的立场上看，结果也最好或最容易被接受。（这里再度印证了用智的危害性，如（2）、（3）、（4）三种。当然，（1）、（5）两项之远期后果亦非良善，但它毕竟属于天道灾害，即毕竟减少了一重人祸。）
故此，较之前述的建设性论证，我倒宁愿更充分地探讨上列各项改良原则的内在障碍，即其可行性或不可行性的问题。
首先必须说明，即便我们今天绞尽脑汁，极尽设计，未来的人们也努力实践，恪尽所能，预料仍然不外乎出现如下三种结果或三条路线：
第一路线：一切照旧，无可变通，于是终将呈现预料中的人寰危亡景象。
即前述马克思主义的表象前景出现，它很可能不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力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达到极限（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表述本身就与历史不符），而是由于发生巨灾之后不得不如此。（巨灾之后，自然形成我前述的原则后果，如：5亿以下人口甚或人体全面畸形乃至临近绝灭；国家消亡甚或任何形式的社会组织瞬间解体；对科技危害的认识已达恐惧状态；私有制变得毫无意义；商品生产难以为继；等等。只可惜，届时“诗意的栖居”注定会变成“悲苦的苟延残喘”或“恐怖的等待死灭”状态。）
第二路线：“改良”未果，反成“改恶”，于是越发加速衰变之危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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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半吊子变形可能更糟糕，就像今日之中国，即使还在危机化文明的老路上走，也走出了一个最坏的结局，即：经济上的近代西方资本结构与政治上的中古东方专制体制，它使得表达人类劣根性的“金”、“权”两个魔头都足以发挥到协调作恶的极致。（结果导致全社会从上到下的普遍糜烂：官场贿赂贪渎成风，民间假冒伪劣横行，以至于连最起码的“政治大体清廉”和“食品基本安全”都不能维持，于是就有了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卖官鬻爵、行政寻租、税务敲诈、司法黑幕；以及，面粉吊白、鸭蛋红心、蔬菜残药、牛奶掺毒、肉注污水、酒含甲醇等等，不一而足，罄竹难书，然后还美其名曰“中国特色”。）
第三路线：改良居然成功，危机趋势缓解，然则那个“美好的结果”一定多少有些令人憋闷。（譬如，哈耶克对计划经济的批判、理性知识的精神需求饥渴难耐，以及人性中无可压抑的自由要求等等。除非面临生死存亡，否则这种近似于“摧残人性”的末世制度根本无从落实。故，必须强调：这三条路线都不是天堂或美德，而是堆积在地狱门口的罪孽。）
而且，从难度上看，这三条路线或三种结局得以实现的概率一定是倾向于逐次减低的，即第一路线可能性最大，第二路线可能性次大，第三路线可能性最小。（从时间排序上看，又极有可能是依次发生的，即首先运行在第一路线上，其次运行在第二路线上，及至第三路线浮现之时，人类已跨入“大同地狱”的门槛。然则等于运行在递弱代偿法则的铁律上。）
照此推算，由于走通第二路线的可能性大于第三路线，故而人为地操作结果，总体看来是弊大于利。（文明化的作为历来是有害的，“人祸置换天灾”是文明进步的特征和常例。）
于是，我们面临这样一种困局：“无所作为”相当于等死，“有所作为”又可能死得更快。（仿佛陷入密闭的塌方坑道之中，而又绝无外力的援救可以指望，不自救则必将窒息，自救则可能增加氧耗，提前窒息。）
借助这个比喻，答案是不言自明的，那就是，即便希望渺茫，也不能束手待毙。（好在这一次的设计和作为是企图阻滞文明的，但愿它也能得出反常的结果。）
人类的没落与自我拯救的限度（48）
好了，让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上展开讨论：把问题摆出来，不管它有多么尖锐，直面它、研究它，以便最终在某种程度上克服它或延缓它。（以下逐项推求之）
“取缔国家”的问题。（此乃关乎“人类物种整体生机的社会化重组”问题，亦即“社会结构”之枢纽问题或“大政治”问题。）
这是一个眼下看来不可能解决的问题，而且危机越加剧，国家的内向凝聚力一时反而可能越加大，故，它滑行在第一路线上几成定局。（尽管现行“国家”的各种主权正趋向于逐步瓦解，继续维持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封闭发展已无可能，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迄今仍然是全球人类意识形态的主旋律，它非但没有降低调门的迹象，反而愈来愈声嘶力竭。各国之间无一不在强化其局部利益的攫取能力，军备升级从未消停；犹太复国、科索沃独立、库尔德人建国要求等，全都不惜诉诸武力，搅得满世界不得安宁；联合国里的国家或地区组织数目逐年增加，当然也许这正是国家趋于解体的一种方式。无论如何，按目前形势看，且不要说“取缔国家”，连“国家消亡”的第一步也迈不出去，这表明，人类竞争自残的更大灾难还在酝酿发展之中。话说回来，作为自然选择最基本单元的基因都是自私的和竞争性存在的，你想让完全被基因支配的人类个体或个体放大集团为公共利益而放弃竞争，难！）
随着危亡压力的加大，当它造成的损害值大于任何个人、社团乃至国家在现有结构下所能获取的最大利益值时，机会才可能出现。由于此刻尚处在临界状态，任何跨界波动都可能造成首鼠两端的反悔行为，故，它将来很可能先行滑入第二路线所预料的情状。［国家常设机构及其管制功能的摇摆，势必造成极其严重的社会动荡。仿佛临界高血压的早期间断治疗，其所引发的血压波动性损害远大于当初血压持续性增高之损害；或如二战之后的联合国，不仅形同虚设，而且成为大国或强势力量操纵的工具，如朝鲜战争（斯大林游戏与联合国军）、海湾战争（小布什的反恐站队声明与伊拉克问题）、巴以争端（大国庇护以色列导致阿拉伯恐怖主义抬头）等，此外还有联合国内部的种种问题，它只在鸡毛蒜皮的琐事上显示其存在。而这还仅是拿一个虚设机构作比喻，相对于筹建一个实质性的“普世政府”而言，未来面临的复杂情形必定更糟。］
随着危亡压力的继续加大，当其损益值固定在不利的一端时，第三路线才有望实现。我们唯一的指望是，人类届时还没有灭绝。（请试想一下，生活在这么个绝望的弥留境遇里是一种什么滋味？但唯因如此，事态才不会反弹，人类才不会旧病复发，可见弗朗西斯·福山有关“最初之人”复归的担忧是在一个伪命题里瞎担忧。）
人类的没落与自我拯救的限度（49）
但，这样一来，其结果完全等于把第一路线贯彻到底。
“社会政治制度和管理层面”的基本问题。（a.这是一个从“集体无意识”到“集体有意识”的动进过程；b.但它们归根结底是同质的。即是说，人类的行为方式越来越理性化、逻辑化和预设化的倾向是不可遏制的，亦即“预先计划”或“预先谋划”的人类行为模式注定呈扩展态势，从个人行为的动机预设，到企业内部的计划生产，再到全社会的计划经济，此乃晚级生物社会之理性代偿逐级增益的必然结果。但，这个看似主观的人为动作本身正是某种自然意志的表达和贯彻，因而它并不能改变或扭转固有社会运动的向度。）
哈耶克在抨击“计划经济”时对这个问题的论证是浅层的和有误的，他称之为“自发的、目标不明的和不自觉的扩展秩序”，其失误之处在于对“社会逻辑建构倾向”和“社会管理智能倾向”的否认，其政治合理性在于维护自由。他的理论价值在于对“自发”、“扩展”和“不自觉”的强调。
由此引出两个问题：
一、“社会结构致密度的自发扩展”与“人类或人工智能的增长进度”之匹配问题，即“社会结构复杂程度的跃升”与“人类驾驭或调控社会系统运行能力的进展”之间能否相互匹配的问题。
二、“自由”与“控制发展”的矛盾问题。（此话题容后专论）
先看第一项问题。它涉及：
a.“自发扩展”能否控制；（“社会结构扩展”必致“社会结构脆弱”。故，不能控制则一切皆休。但根据上述，难乎其难！）
b.“人类或人工智能”能否达成管理匹配；（问题是，“人类智能扩展”又必致“社会结构扩展”。何况，此前苏联、东欧和中国对其相对简单低下的社会经济结构尚不能进行有效的计划管理，遑论未来必将面临更复杂的局面。）
c.“扩展”控制的关键就是“智能”控制，故形成内在的循环矛盾。（根据a项，“自发扩展”必须抑制；根据b项，“管控智能”还得提高；然而，抑制社会结构扩展的关键就在于抑制智能扩展，二者是正反馈循环机制，由此形成根本性矛盾。）
看来，这个问题很可能会纠缠成一个解不开的死结。
人类的没落与自我拯救的限度（50）
而且，就“普议制”来看，还涉及一个更麻烦的问题：所谓“社会结构扩展”的前提是“社会单元分化”，“社会单元分化”的极致就是“社会个员分化”，即一般所谓的“个性分化”或“个性解放”。分化过程就是差异化过程，它既是未来“普议制”的基础，也是其难题之所在。［“普议制”要求表决的简易性和一致性，因为逢事必议，议则必决，倘若人各有志，志各有识，那么如何才能达成“动议”的简要便捷和“决议”的顺畅通过？再问，倘若“提议”变得无穷之多，而“议决”变得无限之难，“普议制”岂非立刻变成了“提而不议制”或“议而不决制”？“社会管理体系”岂非全然变成了“社会瘫痪僵局”？说起来，“效率”低下也许是一桩好事，但，按照分化律，社会问题或社会事件只会沿着几何级数的线性趋势剧增（所以我曾说，所谓“文明”就是把事情越解决越多也越解决越糟的历史进程），一方是问题的疾速堆积，一方是效率的陡然跌落，这又会纠缠成一个解不开的死结。顺便多说一句，人类的行事效率之所以一直倾向于变得越来越高，大约实在是迫于某种由不得人的自然规定。］
“消灭私有制”的问题。（“凝结在社会实体中的人类分子”之经济纲领。）
这个问题格外困难，它面临两个几乎无法克服的难点：
一、以国家消亡为前提。（因为如果国家存在，消灭“私有制”的结果只能是“国有制”，而“国有制”是最坏的放大了的私有制，它让整个社会经济资源垄断在极少数人的手中，并最终不免使全民都变成奴隶。由此可见，假使国家消亡，“统一社会”的自由民主体制必须更健全，故谈“普议制”。）
二、以人性扭曲为前提。［人性导源于物性和兽性。所有后生动物都必须是自私的、私自占有性的，否则就无法在生存竞争中活下来，此乃生物性之规定；但反过来，以单细胞生物为界标，此前的所有无机物性都无所谓自私不自私，因为它们的衍存稳定性极高，用不着从本位出发展开竞存；可见“消灭私有制”违反人性的近端，却要求恢复到人性的远端（指作为生物源头的非生命界之“物性”），这种倒行逆施的作为何其难哉！］
人类的没落与自我拯救的限度（51）
上列问题还可以进行更深入的分析讨论：
a.自然物演的依存关系倾向于越来越繁复，由此注定了贪欲高涨、物欲横流的人性特质，这就是“人性”与“兽性”或“物性”的唯一区别及其统一关系；（如前所述，“商品”是智质性状高度分化的产物，“价值”是依存紧张度日益增高的产物，于是必须人为创造出价值符号“货币”作为交换媒介。既然如此，未来的经济形态一定要符合这样的趋势：“商品”或“产品”的种类愈加细分，从而导致交换的环节和难度进一步增加；物品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都倾向于越来越高，从而要求更复杂也更脆弱的交换媒介出现；而交换的前提是私人占有或拥有，且随着生存紧张度的提升，私人占有欲倾向增强。）
b.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愈发展，社会结构的级差分化愈加剧，生存紧张感和物资匮乏感相应也就愈严重，由此导致经济生活的焦虑化倾向日益加剧；［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人们放弃私人占有物，简直无异于谋财害命。试看人类文明化过程中经济分配形式的演进路径：按需分配（如动物般成幼雄雌有序配享）→按人分配（原始氏族公社中后期之唯恐不公平反而造成与需求量脱节的划一配给性不公）→按劳分配（氏族公社后期至部落联盟早期能力强者多劳多得由此开启私有制之门）→按权分配（部落联盟中后期至邦国形态初期之阶级分化出现强权占有和剥削制度成型）→按资分配（国家体制中后期之商品经济与资本运营蓬勃发展的产物），在这个序列里，愈晚近、愈高级的社会历史阶段，其贫富悬殊、分配不公的程度愈严峻，迄今已演成“1人富敌6国；首富500人的财富量大于4亿穷人之总和；全球2%的人拥有50%财富，另有50%的人却只拥有1%财富”之困局（联合国下属研究机构2006年报告）。如此大势所趋，怎能指望它突然之间转轨奔向公正大同的天堂？］
c.而与此同时，社会结构的稳定度又愈来愈低，动荡度愈来愈高，人们很难依靠它来达成自保。（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人们信赖全社会公有制，简直无异于缘木求鱼。且公有制必引出“计划经济”，一如前述，问题更多。）
人类的没落与自我拯救的限度（52）
总之，消灭私有制的改革很像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妄想和企求，因此，在一般情况下，人类只能继续滑行在第一路线上。（这也是我一直将马克思归类于“反动派”的原因。注意，这是赞赏之词，与老子同列，可重申思想家的反动与深刻，以及思想家因此必遭曲解与曲用之宿命。）
除非经济动荡和生存紧张达到崩溃点，即资本收益趋近于零或动辄陷于盈亏负值，此外包括两极不公分化导致绝大多数人不能忍受，以至由此引发的社会动乱严重危及原有生产结构中少数获利者的财产安全乃至人身安全，第二路线的尝试和第三路线的问世才有可能。（它相当于某种衰竭性散架及其弥留态重构，如此延伸而来的“第二路线”和“第三路线”会糟糕到什么程度，目前还无法想象它。谈代偿位相与逻辑变革的滞后关系，故“无法想象”是正常的，而“想象”通常是离谱的。）
至于“福利人均化”或“级差化”的问题，还会带来很多弊端。［在目前社会条件下，前者可能造成奖懒罚勤乃至无人工作、社会贫困乃至人性贫乏的苍白难耐之局；后者又会重新刺激竞争化和私有化。这两种情况在东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以及北欧社会民主主义国家中早成事实，毋庸细述。此外，无论从自然史或人文史哪个方面看，“均质”或“均等”现象一概仅见于最原始的低级阶段，也就是说，“异质化”（异质分化）和“级差化”（级差分化）是物演分化律的必然结果，所以，我曾说，追求平等和平均属于“反社会倾向”，它的一般后果是助推其社会结构分化进一步加剧，除非陷于某种非常态或终极态。（参阅《物演通论》第一百三十章、第一百六十九章、第一百七十五章和第一百七十七章等。）］
结果如前，即它完全等于把第一路线贯彻到底；而且，如果是自发形成的所谓“第三路线”，则无论它的实现形态如何，都只能是固有不良趋势的变态继续和恶化加剧。
“思想与文化变革”问题（涉及“信息增量与信息混乱的自然终末形态”）。
知识是满足贪欲的工具，是性情飘忽不定如“浮士德”的人类所特别宠爱的魔鬼“靡非斯特”，贪欲飞升，则知识高扬，知识累进，则贪欲叠加，二者相辅相成，共谋大业，可谁能抑制其中之一呢？（低端神学逻辑还知道敬畏自然；高端科学逻辑是最实用、最苛毒，也最能调动贪欲的思维方式。“贪欲”和“求知欲”均乃人之本性，前者是维系人类物质能量依存的原动力，后者是维系人类精神属性依存的原动力，这两个轮子眼下正并驾齐驱地行驶在最陡峭的坡道上，岂能戛然而止？）
人类的没落与自我拯救的限度（53）
一、贪欲的根性与渊源。（谈贪、烦、畏（参阅《知鱼之乐》“人性之根：贪、烦、畏”）。海德格尔只说“烦与畏”，似乎“诗意的栖居”为人人所企盼，殊不知“诗意”比起“贪念”，就像斑驳悦目的秋叶遭遇铺天盖地的北风一样，轻飘飘而无根，荡悠悠而失魂。）
二、求知欲的根性与渊源。（谈感知代偿的理性化、逻辑化、歧异化、暴烈化与依存关系紧张化的对应关系（参阅《物演通论》卷二）；据此说明未来达成统一认识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也据此说明西方后现代哲学反“逻各斯中心主义”只是一种情绪化的反应。）
而且，文明化进程只能导致生存结构日趋复杂和生存紧张日益加剧，从而对知识的功利进取作用提出愈来愈高的要求，这就是今天所谓“知识经济”的本质内涵，也是第一路线的自发驱动力。
鉴于目前生存紧张与危机加剧的双向冲突，以及科学的深层危害正显现出大于其表面收益的趋势，预计人类“后科学时代”会很快来临，它将不免表现出进退失据的摇摆情状，各种观点混战不休，所以第二路线的文化面孔会很难看，一副“脸红脖子粗”的样子。
除非全人类都陷入濒危衰竭境地，就像行将就木的老者无知无欲那样。不过此刻的“第三路线”已算不得什么自救措施，而只是垂死的征兆罢了。
再看“自由”问题。仅是“自由”这一项问题，就足以难倒一切智慧，击垮任何意志。因为说到底，“智慧”、“意志”与“自由”是同一条藤上的三枚苦瓜。［智慧乃“感”，意志乃“应”，自由就是“感应”的实现形态。“感应属性增益”则“自由动量扩张”，“生存效价递弱”则“自由意志递强”，无论从哪个角度审视，“自由”都是沉淀在人性乃至动物天性中的基层禀赋，且永远升华不止。换言之，自由度的代偿性增高是一种必然，其意义在于更充分地调动人性深层潜涵的全部属性与能力，借以维系递弱化之存续。因此越原始、越稳定的社会，压抑性越强，越进化、越失稳的社会，自由度越高。（参阅《物演通论》第一百零四章至第一百二十章，以及第一百六十八章等。）］
于是，很麻烦，上列各项基本问题都不能解决，而且形成互为因果或互相掣肘的复杂格局：要抑制发展就必须管控社会和抑制智能，要抑制智能就无法管控社会，而管控社会和抑制智能都不免损害自由，但伤害了自由就等于从根本上伤害了人类，从而使上述一切努力都失去了意义。
这个系列问题若不能化解，第一路线就将成为无可选择的唯一选项。
人类的没落与自我拯救的限度（54）
假若给“自由”留出余地，而且假定民众的绝大多数也自愿放弃第一路线，则必须给意见相左的少数人设置若干实行别样生活方式的飞地，否则即属“多数人暴政”。若然，结果不外乎如下三种：
一、飞地社会丰富多彩的生活很可能诱使多数人重新返回第一路线，就像冷战时代的共产者艳羡资本社会一样，这种反悔相当于彻底埋葬改良理想，宛如20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反而彻底毁灭了人类的千年梦想；
二、即便多数人不反悔，由于飞地少数人尽可继续暴采资源、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甚至制造武器，使多数人成为自缚手脚的牺牲品，改良化为泡影，甚至令多数人沦为少数人的奴隶；以上两种结果即第二路线景象。
三、少数人后来“自愿”从飞地回归多数人的改良社会，造成这个结局只会出于两种缘由：
a.多数人变相强迫少数人回归，然则等于暴政再现，因为任何人都随时可能变成某种意见的少数派，这种情形还不如现行民主社会的第一路线，因此可视为第二路线的变种；
b.濒危压力已达极限，没有任何人还会产生勃勃富有生气的欲望和梦想，这倒的确是第三路线得以实现的充分条件，但它与“将第一路线走到尽头”的情景没有区别。
后人有办法解决这些在今天看来几乎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吗？我都有些怀疑我们是在帮助他们，还是在为难他们，甚至是在搅扰他们。（就像现代医学长于诊断而拙于治疗，结果适足以吓死病人一样。）
“人口问题”的难点。（虽说这关乎“人类物种”与“物演质量递减梯度”之铁律，但，“透支自然生态环境”与“透支人体生理储备”可能是在此“人间末世”艰难求存的必需吧。）
如前所述，这个问题比较简单而直白：随着家庭失稳解体、养育紧张度增高和不孕不育症流行，预料人口数量很快就会呈现下降走势。它的极端状况反而是“人丁稀疏”乃至“人类灭亡”的问题。这是第一路线的终极景象。
人类的没落与自我拯救的限度（55）
因此，它必将逼迫人类不得不采取第二路线。（譬如，环境污染导致基因工程人（如抗核辐射人、抗宇宙射线人、抗各类化学污染的人种变塑等）、智力竞争导致生物芯片人，此外还有机器人替代生物人问题等等，不一而足。总之，届时自然生育成为不可能，工厂化造人不再是科幻电影，由此酿成的各种问题不堪设想。接着还要受制于“后衍者的质量和时度递减法则”，即不得不继续表演“一代不如一代”以及“死灭层层加速”的畸化衰变闹剧，直至“随生即死”为临界终点。它有点类似于“莫尔定律”与“达维多定律”的普世化变态运作。）
而且，只要国家还存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人口数量不太可能减低到保持生态相对稳定的级别，甚至促生人口或人造人口数量还会在国际关系紧张的逼迫下大幅上升，就像战前的军备竞赛一样。（反过来它又会进一步加剧各方面的社会人文危机，也会进一步加剧繁衍和养育危机在未来爆发的烈度。即是说，人口问题的不利状况在第一路线和第二路线上都不可能得到有效缓解。）
第三路线就是“计划生育”，而且必须在国家消亡的前提下，它才可能真正实现达标。（这里所谓的“达标”是指达到严格的生态平衡。这里所谓的“计划生育”，未必是强加于个体或家庭的，但却必须限定总量，因此很难保证个人自由，尤其是在生存压力和经济紧张大为缓解的改良情况下，这当然是一桩十分棘手的难题。另外尚有道德伦理、宗教信仰等现实问题。再者，此处可能还暗藏着一个“福山远忧”式的悬念：假若社会改良的第三路线居然及时全面实现，人们会不会在轻松闲适的生活氛围里重新萌生发自本能的育后热情，也就是重新恢复生物固有的超量繁殖潜能？若然，则第一路线上的各种社会弊端不免转瞬间死灰复燃。）
这里仍然显示，人口问题的第三改良路线矛盾重重。
“改变生活方式和人生追求”问题。（动物不问这个问题，反而活得很自在，可是人类能不追问吗？退回动物存境显然不可能，一旦追问则必取上进奢华态势。）
人类的没落与自我拯救的限度（56）
就算问出了一个比动物还宁静质朴的结论，后果又如何？（释迦牟尼的佛教教义取苦集灭道“四圣谛”和不入轮回“涅盘观”，其修行之静甚于动物，结果古印度和古中国照样动荡，直至佛教自身衰落。第欧根尼宣扬“像狗一样活着”的犬儒主义，自己苦行如乞丐，居于木桶，半裸身体，一根木棍，半片斗篷，交媾于人前，疯癫于街市，蔑视权贵到让亚历山大大帝“让出阳光”，在希腊化时代后期和古罗马早期，曾与斯多葛派共享显哲地位，但终究挡不住西方文明的大潮滚滚而来。）
试看“人性”的内涵与形成机制：
“贪婪”是不可克服的，其中表达着分化递进和多向依存的衍存失据危机；
“上进”是不可阻挡的，其中显现着递弱代偿法则对人类意志倾向的制约；
“浮躁”是不可抑制的，其中潜藏着能动属性虚补和社会结构动荡的忧患与不安；
“奢侈”是不可遏制的，其中蕴蓄着对日益弱化的人性备加呵护的必要。
既然上述种种全都是出于身不由己的天道之规定，那么，自不待言，除非某种外部压力的强制，否则谁能受得了“宁静质朴”的折磨？
于是，前述的相关原则中就隐含着难以克服的如下矛盾：
“唯美”的生活内容能够满足人性繁华的精神需求吗？（生物进化和基因分化的结果，造成每一个人都是某种“天才”的孤本，才华源于兴趣，兴趣因人而异，如何叫人都去搞艺术？再说，“艺术追求”必致“技术追求”或“技巧追求”，而技术和技巧之进步正是人类文明危化发展的动源之一，想想看，哪个民族的原始文明不是从“艺术”发端，而最终又何曾止于“艺术”？）
“闲适”的生活方式能不滋生更加离奇的宣泄动作吗？（姑且不论悠闲懒散可能造成的供应紧张问题，假定鼓励闲散的全部条件都具备，又将如何？自古“贵族出文化”，任何文化的初期形态一定是别出心裁的异端，谁敢说装神弄鬼与宗教勃兴无关？邪思诡辩与哲学逻辑无缘？怪力淫巧与科技创新无涉？我看文人嗜书与赌徒嗜赌没有什么要紧的区别，由此造成文化多样性，也由此促成人文进步。若然，闲散生活岂不是要生出更离奇怪诞的文化魔头吗？）
人类的没落与自我拯救的限度（57）
既然如此，“甘于淡泊”就可能只是一种虚饰之词。（“饥饿出盗贼，饭饱生余事”，反正无论怎样做都不得安生。看文明史，明显是一个从节俭到奢侈的历程，与自然史是一个从简单到繁复的历程完全合拍，如何能逆向求得“淡泊”？）
所以，不用担心“无人劳动”这类问题，只怕是“劳动”的花样愈来愈多，“劳动”的产物愈来愈让人难以消受而已。（尤其是对“知识经济时代”以后的“智力劳动”而言。此乃第一路线的变态继续，甚至是生物本性的自然延伸，算不上什么“共产主义的勤劳美德”。）
总之，人类未来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一定会变，问题在于它的趋势和结果是否是缓和性的？尤其是你所采取的措施是否难免适得其反？（如此发问连连，当然还是对第二路线和第三路线深心抱以质疑态度；这般疑虑重重，实在是由于看不到丝毫可能发生根本转折的理由和迹象。）
而所有上列问题，都面临这种“事先无法预测也无法估量”的盲动危险。［“盲动”的基本规定是“盲存”，而且越理性的东西其远效越盲目（参阅《物演通论》第八十三章前后各有关章节）。］
正如歌德所说：“这个世界多么轻易地抛弃我们，使我们无助、孤独；它总像太阳、月亮和诸神那样，继续走它的路途。”
有人认为，我是决定论者，是悲苦学说，因此一定反对享乐主义，推崇老子无为和犬儒主义，此乃没有搞懂我的思想体系所造成的误解。其实，我倒认定，任何理论，如果不能普遍地张扬人性中的所有潜含要素，也就是最大限度地达成表观意义上的“享乐”和“放任”，则它注定是不能成立的。因此，我从来不对人类的“自我克制”抱有一丝一毫的幻想，我尤其反对任何形式的“强权制约”，须知我历来把“人性”视为不可抗拒的“自然物性”之赓续与集成。我只是想问，人类的“享乐”层级难道一定不能升华到“物欲”以上的高度吗？“物质消费欲望”难道不是一个较为低级的需求层次吗？但我还有一问，那个“超物欲”的高级享乐就一定不会导出更糟糕的结果吗？
未来社会势必同时具备两种素质：一方面是“自由化、宽松化以及外显的柔和化”，它会给人造成一种社会进步的良性假象；另一方面是“密构化、脆弱化以及含蓄的暴烈化”，它会给人造成进行性的和实质性的损害。前者主要表达了对人性的残弱化素质加以呵护的代偿需要，后者主要表达了对社会的结构化素质予以补缺的代偿需要。二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从而最终闹成“温水煮青蛙”的既可悲又可笑的结局。
人类的没落与自我拯救的限度（58）
如果你觉得我的学说是矛盾的话，请你留意，这其中隐藏着某种环环相扣的统一规定，而且正是这个无从破解的“统一性”，令人左右为难。
我经常听到这类批评的声音，说我只关心认知问题，却拿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我在这里算是做了一个尝试，但愿它能给后人以某种启迪和参考。
我以为，“知行合一”的时代早已过去，“知者”作为“先知”只负责建立逻辑模型，在他那个时代还不具备“行”的条件，否则他已是“后知”了；“行者”纯属后人的事业，或者说是后人不得不面对的困境，如果“先知”没有“知”错的话。
因此，“行者”之可行的条件就是他所处的困境，即所谓“逼上梁山”的困境。到时候不是肯不肯“行”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坚守住“不行”的问题。
于是，我们最终可以确信，现在看来不可能实现的设想，只要它符合逻辑，也就是符合“事实”，则将来都有实现的可能。
问题在于实现的“时机”，倘若非要等到病入膏肓、无可救药的时候才采取行动，做垂死之挣扎，我看“不行”也罢。
即是说，人类目前所面临的是这样一桩棘手的工作，他们非得在还不具备充分条件的时候就把这件事情做成，即便这是一件“拔着自己的头发就想升天”的奇事，你也最好尝试一下，反正升不了天就得入地狱。
这就是我在此行文中尊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缘由，即，我明知道我所说的都是不可行的，也要把它说出来，并希望它成为后人选择正确的“有所为有所不为”之第一步。
但我同时守持这样的意气：倘若改革的举措是以“牺牲个人自由”和“泯灭人性天良”为代价，则我宁可面对毁灭。
人类过于轻率和冲动的天性，曾使人们动辄陷于某种空想的迷幻或理论的泥淖之中而不能自拔，这就是我为什么会把更多的笔墨挥洒于对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任何社会改造构思或社会蓝图设计加以质疑与批判的原因。（按照愈高级的社会形态危机愈深重的趋势看，人们对其所生活的社会属境或文明时代，厌恶之情一定愈强烈，批评之声一定愈响亮。为此它反而可能加重对未来社会的期待和幻想。）
人类的没落与自我拯救的限度（59）
倘若对“社会”难以指望，则我倒不妨给个人提出一些忠告。（因为“个人的总和”就是“社会”，所以，这也可以看做是推行社会改良的基层浸渗，或者说是解构社会危机的终端落实。）
首先必须明白，“社会”是一个高于生命有机体的代偿结构，也就是一个最失稳、最脆弱的自然实体。把生命和生活的意义寄托给社会、国家或社团组织，肯定是人类的无奈之举，主动加强与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甚至积极献身于社会绞肉机之中，则属愚蠢之举。（所以，西方人自古奉行“个人主义”，乃基于他们的自然生存状态相对比较宽松；东方人自古尊崇“社会主义”，乃由于他们在农业文明初起之时的人口土地比例一开始就格外紧张所致。也所以，“隐士”是中国文人特有的偏好，他们从社会中的获益虽少，但受害也少。但注意，西方的个人主义最终反而成为社会结构运动的推动力量，又表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无可松解。）
无论如何，换一个“淡泊于社会”的生活态度对个人和社会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孟子·尽心上》：“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列子·杨朱》释曰：“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而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这种具有“反社会倾向”的东西，虽然未必管用，却不失为“防社会荼毒”或“减社会危害”的一种个体逃避型选择。）
人生原无意义，“意义”无非来自四个方面：
（Ⅰ）社会功利的需要：即主流文化的欺蒙与暗示；
（Ⅱ）自我功利的需要：即名利场上的激励与纠缠；
（Ⅲ）癫狂弄智的需要：即虚妄自命的优越与雅趣；
（Ⅳ）自然弱存的需要：即代偿求存的规定与虚拟。
只有这最后一项，既道出了“意义”的本质，也道出了“无意义”的本质。其他三项可以视为它的派生变态产物。（但也因此注定了这类追问和追求的不可取消性质，甚至注定了它的内涵膨胀趋势。）
人类的没落与自我拯救的限度（60）
如前所述，人不过是自然社会结构或生物社会系统的阶段性填充物。（讲座摘录遗漏，请参阅《物演通论》第一百二十一章至第一百二十六章等。）
生物社会的生存压力始终呈现出某种进行性置换关系：即它要么由自然外压转向为社会内压，由天灾转化为人祸，要么就是压力递增的；任何主观的改造举动均属这一自然进程的人格化继续，因而大体上一概有害无益。（社会祸福抵消律。参阅《物演通论》第一百三十四章及第一百五十二章。）
生物的种内竞争，最终以基因收益均衡而告终。（ESS.生物进化的稳定策略。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引述生态学家史密斯等人的博弈论研究成果，颇为精彩地演示了生物社群竞争的损益中性分布状况，即“竞争终极无效现象”。）
人生的社会竞争，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追求到超额的幸福。［涉及“苦乐均衡律”、“生死等位律”等。人的心理规定：“无聊基线”、“正弦波动”、“振幅振频递增”等（参阅《物演通论》第一百零八章至第一百一十二章）。援引叔本华论说心理震荡介于无聊和悲苦之间，表达了对震荡本身的不良体验；故此，安宁、舒展以及低度刺激的惬意，就是最大的快乐与幸福。］
以下，提出若干个人行为的指导意见：
一、与社会热闹适当保持距离。［在某些方面学做“隐者”，把自身从社会中边缘化。譬如，不置身于社会大潮的风口浪尖（改革者多遭殃，革命者多牺牲，参考鲁迅的《药》；“文革”中逍遥派最安全也最自在）；尽量不卷入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现代人讲究“参与”，我看还是“旁观”为好，试问演戏者与看戏者，谁辛苦谁安乐？）如庄子所问：“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
二、与创新求变适当保持距离。［譬如，不投入高新科技的初创研发（有统计表明，尖端技术的失败率最高，朝阳企业的倒闭率最高），不参与一时鼎沸的时尚博弈（炒股者多赔钱，金融衍生产品多陷阱）等。如老子所说：“不敢为天下先”。］
三、与高端产品适当保持距离。（譬如，尽量不选用新药；不吃工业化的加工食品；能走路不坐车；能户外运动就不进健身房；等等。道理何在，请参考我的《人体哲理与现代医疗批判》讲座或讲演录。）
人类的没落与自我拯救的限度（61）
四、与先进文化适当保持距离。（能用直觉就不用逻辑；能做实事就不做学问；能干艺术就不干科学；就像能收藏古董就不玩新奇一样。）
五、与激进思潮适当保持距离。（前进就是弱化，激进就是疯狂，一切躁动和浮嚣背后都是灾难。现代社会正在如此运行，小心提防，明哲自保。）
总之，迟钝才显内力，落伍才有安宁，缓行才能走稳。但愿人人如此，社会如此，这才是人类的福祉所系。（如老子言：“企而不立，跨而不行”。当然也须注意，老子学说失误颇多，并非人生与社会的可行指南。请参考我的《国学大体》讲座或讲演录。）
严格说来，让个人疏离于社会是不成立的。一切所谓的“边缘化行为”其实是社会高度分化的别样表现形式，甚至是个体极端残化的主观确认方式，须知个体分化或残化正是社会结构度趋于增高的基础。因此，应该承认，一切提供给个人的忠告或箴言一概无效，也许，它倒恰好是促进社会分化的临末诱导形态，或者反过来说也一样，它倒真正是提升社会结构的潜移默化路径。（请读者注意，如果你发现我总是在不断地否定自己前面之所谈，那就算你已经大略体会到了我的苦衷。之所以写下如此前翻后覆的篇章，其用意仅在于提醒人们：你等正行走在一条怎样危险而又难以置身度外和调头转向的不归路上。再多说一句，我与此前所有思想家的不同，就在于我对“思想”本身的实质和效应深表怀疑，因此我绝不会再干这样的蠢事：一味地鼓励人们按照自己确信不疑的某种逻辑导向或理论方针奋勇闯祸。）
结语：一路珍重
《山海经·大荒北经》：“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逮之于禺谷，将饮河而不足也，将走大泽，未至，死于此。”（上言如谶语，人类如夸父：夸父之错，首在逐日，日虽绚烂而诱人，逐之不舍则向死，疑其前途，弃其欲求，未至焦渴而先止，或者尚存一线生机；夸父执迷，一误再误，怠至饮河不足时，远望大泽路难觅，值此之际，进退维谷，日影煌煌若烈焰，浴火凤凰振翅难飞。——此千古传诵之寓言，恰与人文史迹暗合，字里行间无不喻示着“光明的不懈追求”偏巧对应着“敞开的地狱之门”！）
《道德经·第八十一章》：“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历史上的真实情形比这还糟：不仅是“美言不信”，而且是“美言成灾”，即从“最美好的理想”中不断地导出“最邪恶的现实”，如：孔儒仁恕演成吃人千年史；基督救赎缔造宗教裁判所；“民主”体制推出狂人希特勒；大同理想更是催生了极权暴政、现代文字狱乃至种族自残的极致。因此，如果我的话不是“美言”，则你应特别小心它可能正是“信言”：一种让你最终确信是无法从中超脱的困苦预言。）
人类的没落与自我拯救的限度（62）
自近代科学主义和达尔文主义兴起以来，伴随着“生物进化论”的诞生，五花八门的“社会进步论”滥调甚嚣尘上，经久不衰。然而，它的人文现实景象却是与世界大战、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气候异常、核武高悬、艾滋瘟疫、恐怖主义，以及贫富悬殊、难民流徙、消费奢靡、精神空虚、科技暴虐、金融海啸、社会动荡等等联系在一起的。
美国人类学史上两位大人物博厄斯与克鲁伯，曾提出“进步观”的三大尺度，令人错愕：（1）科学技术水平不断提高。（2）反对谋杀、奸淫和偷盗的道德伦理的发展。（3）财富、安全与舒适的增长。［首先，作为第二项的谋杀、奸淫和偷盗正是文明化的产物，且随着文明过程越来越进步而逐渐演成合法化的集团行为（如战争）或社会风尚（如政治上的窃国为侯或商业上的巧取豪夺）。身为人类学家，连这样简单的事实都看不清楚，实在有些不够资格。至于其他两项，一乃饮鸩止渴，一乃表象迷雾，正是这种浮浅的眼光和众口一词的宣示，令当代文化的“交响”演奏成“人世的挽歌”。］
一如泰戈尔所言：“我们把世界看错了，反说世界欺骗了我们。”
综上所述，足见人类今后将长期面临这样一个最基本的问题：“生存，还是毁灭？”——这个哈姆雷特式的个人疑惧，目前正在变成全人类的共同梦魇。必须明白，整个宇宙只遵循一个原则，那就是：惟求存在。整个人世也应紧扣一项守则，那就是：惟求生存。把所有多余的奢华和贪念一起抛却，把所有虚幻的侈谈和妄想全部腾空，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这才是人类唯一可行的前程。（当然，既往那种竭力谋求充分代偿甚至过度代偿的行为倾向，也同样是出于物演求存或自然衍存的规定，然而，它的趋势是递弱衰变，它的结局是死灭失存。尽管我所谓的“减缓代偿”，就其可调整度而言也许是非常有限的，但有限的操持总比无限的堕落要好一些吧。）
一言以蔽之：一切皆为存在！生存高于一切！（此乃衡量一切事物现象之迷离曲折或是非曲直的最基本的尺度，对于摇摇欲坠的未来人寰而言，尤应使之成为唯一的尺度。）
这是提交给全人类的一份关乎自身兴衰存亡的答卷。
在本文中，我只是指出了远望的方向或理论的生路，并着重标出了这条路上隐藏的陷阱和羁绊，唯有躲开陷阱、清除障碍，此路才能走通。
这需要特殊的智慧和勇气，须知此前人类的用智倾向和行为方式都是与之完全相反的，因而它很难，难到令人绝望的程度。
所以才说：一路珍重！
最后的声明：
我犹豫了很长时间，不知道该不该写这篇假想性文字，直到下笔之时，我也不认为它是真正有意义的。因为，从根本上讲，我无法推论出任何理性的谋划居然能够达成递弱代偿原理的变通，甚至，我以为，任何人为的操作反而会造成文明危机态势的进一步恶化。
但是，我又可以预见，某种变动势在必行，即便它于事无补或者于事有害也罢。因此，我决定动笔，其目的不在于说明我们能做什么、该做什么，而在于说明我们必须做什么、必然做什么，以及，做了之后也不要对它的“改善”效果抱以不切实际的幻想。
倘若有人据此要退回到“天命论”或“无为论”之旧主张，我自然无话可说，只提醒他一句：恐怕你想无为也无为不成。
此乃“未完成的篇章”，它将被后人无可规避的生存形势和生存方式予以验证和续写——当然，能否续写取决于如何续写。弄不好，它也可能成为“文明史的绝笔”。
2008年12月31日于西北大学桃园校区寓所
王东岳 2015-09-07 19:1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