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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柏青/文
　　　　
　　核心价值
　　　　
　　61年前的一天，一群娃娃排起队，腰杆上栓个搪瓷碗，从金堂县城走到广汉的三水镇，他们此行前往修建广汉机场。人拉肩扛，当时全球最大的重型轰炸机B—29机场，竟出自10万川西农民的原始手工劳动，而且仅用了半年时间。流沙河先生在接受我采访时说，“我这辈子也没有做什么，回忆我所做过的事情，称得上伟大二字者，只有修机场这件事，我写的这些书都不足道。”
　　　　
　　核心人物
　　　　
　　流沙河，原名余勋坦，成都人，当代着名诗人、作家、学者。1931年生于成都，4岁迁返老家金堂县城。少年时亲历日机对成都大轰炸、修建广汉飞机场等事件。
　　　　
　　采访手记
　　（2005年8月5日 成都）
　　　　
　　电话里约流沙河先生做个访谈，他欣然允诺，而且要我定时间、地点。
　　　　
　　我说，“明天上午吧，在您附近的茶楼？”先生赶紧声明：“夏天我吹不得空调。”我说，“那叫茶楼把空调关了。”“人家还要吹（空调）嘛。”我潜意识里茶楼可以关照沙河先生，没想先生考虑的是别人，抑或他本不喜欢茶楼的热闹。先生提议：还是到对面大慈寺茶铺，那儿早上清静，凉快。
　　　　
　　第二天，我提前10分钟到，在门口静候先生出现。10点正，他提了一把折扇、一把雨伞和一只布包来了，依然那么精瘦。见面他就说，“今天一大早就起来赶稿子，写完一看时间，九点四十，刚好来得及。”他边说边从布包里取出文稿在门口小店复印，500字的大稿笺纸四五张，隽秀的沙河体小楷。他说是一篇古代天文学纠错的稿子，给《文汇报》写的专栏，“写这种稿子很累，没有写完心头是抓起的，莫法接受你采访。”
　　　　
　　过了马路就是大慈寺，这是沙河先生和一群文人每周二喝茶的地方。进了门满大慈寺是香客，茶铺也坐满了。先生喊遭了：今天不晓得是初一还是十五！我们只好在茶铺外面的一个棚子里找地方坐下，棚里也满是茶客，要了三碗茶，三块钱一碗。采访就在竹椅嘎吱，语声嗡嗡中开始。

　　　　
　　但是，祸不单行，盛夏多风雨。录音笔显示，采访进行到31分钟，外面开始刮风、下雨，我们就不断把桌椅向棚子中间移。到第66分钟时，外面大雨如注，狂风又起，棚内人群骚动，采访停止。幸好先生来时带了一把雨伞，撑开，于是三人就躲在那把伞下，动不敢动。十多分钟后，沙河先生夫人吴茂华女士送伞来了（她以为先生没有带伞），看到我们那个狼狈相，建议我们转移到茶铺旁的食堂里去，采访才得以继续。
　　　　
　　整个采访时间109分钟，完全是在人声嘈杂，风雨折腾中进行，但先生的兴致丝毫未受影响，我知道完全是因为抗战这个话题。今天他滔滔不绝，时而神情凝重，时而语言深沉，我几乎没有打断他，谈高兴了他还唱了几首60年前的抗日歌谣。采访完了，我倒担心先生因为这番风雨着凉，心里十分不安。
　　　　
　　先生晚年以行文喜好调侃，识见与众不同蜚声海内外。但做人低调自洁，会少开，面少露，热闹的地方不去挤。今天，他深情谈抗战，谈对他影响至深的民族危难的时代，甚至把他13岁在广汉修机场的经历，用“伟大”二字来形容，我看到了另一个流沙河，非常动感情的流沙河。
　　
　　对话
　　
　　抗战影响了我一生
　　
　　A、成都人抗战
　　少城公园开“献金大会”，金戒子捐了一箩篼
　　
　　本报记者：沙河先生，今天请您谈谈抗战时期的老成都，您当年亲历的事和所见所闻。
　　
　　流沙河：抗战这个题目和我关系很深。我是抗战爆发第二年上小学的，当时我已搬回老家金堂县城，就是现在的成都青白江区城厢镇。我一上学就知道抗战开始了，那个时候不说抗日战争，说“打抗战”，而且知道，这回要跟日本人拼命了。老师讲，如果不拼命，中国从此就亡国了，亡国就要当亡国奴，悲惨得很。老师举例，朝鲜人就是亡国奴，日本人喊他们跪下他就跪下，喊他们爬倒他们就爬倒，日本军人踏着他们的背跨上马。
　　
　　一上小学，唱的有一首歌，叫《热血》，电影《夜半歌声》的插曲，唱的是“追兵来了，可奈何，可奈何！娘哟，我象小鸟儿回不了窝。我愿做黄河里的鱼儿，不愿做亡国奴，亡国奴是不能自由的哟，鱼儿还可以作浪兴波，掀翻那鬼子们的船，不让他们渡黄河。”
　　
　　我上小学的时候，母亲用旧布给我缝了一个书包，父亲写了核桃那么大的8个字：“抗战到底，抗战必胜”，母亲就用红布把字剪下来，缝到我的书包上，有些同学的书包也有类似的标语。一个小学生，背起这样的书包上学放学，就表示每天都不忘记。
　　
　　记者：四川是大后方，老百姓是咋个来抗战的？
　　
　　流沙河：出钱出力嘛。成都人在少城公园开“献金大会”，不象现在这样捐，还要留个名字，那时侯根本就不留名，开会的台子底下放些箩篼，然后大家就朝里头丢钱丢首饰。听大人说，金戒子丢了一箩篼。你看得到成都人的脾气，这个做不到假的。
　　
　　小学生咋个办？我就把跟母亲要的钱存起，当时用的是大的铜元，学校喊捐的时候，我一次就捐了10个铜元，相当于现在的10块钱。那是小学一年级，老师在操场上向全校同学特别提到我的名字，我就很不好意思。我小时侯见不得世面，胆子小（笑）。
　　
　　抗战期间，我印象很深的还有派壮丁。我们槐树街出去有一个川祖庙，庙子里住满了壮丁，一批有两三百人，就在庙子里集训。我上学每天走那儿过，看到他们操正步、喊口令，还要跑步、唱抗日歌，一批壮丁操练两三个月就开赴前线去了，新的一批又来了。城里这种壮丁兵营就有好几个。四川是壮丁大省，抗战时期，四川是百万壮丁上战场。
　　
　　记者：这些壮丁怎么来的，是电影《抓壮丁》里面那样拉来的吗？
　　
　　流沙河：四川壮丁99.9%是自愿的。我几次在会上讲，那个戏并不真实，是“革命的功利主义”，当时的人不是王保长那个样子的，不是那么丑陋。四川的壮丁，主要是在农民中间摊派，当时政策叫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去了就有安家费，一般是发给黄谷两三担，当兵自己有一份粮，还要给家里一份粮。但是这种摊派也要取决人家的自愿。“拉壮丁”的事有没有？有，我亲自看见过一次，有个保长，完不成任务就拉了一个木匠。那个木匠说，你们凭什么派我，我是独子。结果乡绅主持公道，第二天就把他放了。这是我见到的唯一一次，还没有抓成（笑）。
　　
　　川祖庙里一批批开走不下数千人，这些壮丁怎么可能是强迫拉来的？拉来他很容易就跑了，那个庙子四面都是空的。这些壮丁都是农民，非常苦、非常惨，这中间我没有看见过逃兵。还有一些农民，没有派到他，他主动来，当时的民气是什么，是打抗战。所有的老百姓都晓得，当兵苦？但亡了国才真正苦。
　　
　　B、轰炸成都
　　昨日繁华地，今日瓦砾场
　　
　　记者：您见证过日本飞机对成都的大轰炸，当时的感觉是什么？
　　
　　流沙河：非常恐惧。第一次轰炸是1939年6月，我读二年级。那天警报响了，我们家的人都在院坝的古槐树下，并没有慌乱，因为金堂县城在成都正东，相距36公里，日本飞机炸成都，一般都是从金堂上空过，我们看到日本飞机从东边飞过来，飞机每3架一组，排成品字，一共27架， 9个品字，排成一个W型。我九姨爹是中央大学毕业的，他说是一个飞行大队。飞机飞到我们槐树顶上，天摇地动，声音恐怖，整个家中的长辈、亲戚、数十男男女女，脸色卡白，儿童吓得打抖。飞机隆隆隆过了头顶，再往西飞，就是成都方向，W就变成了M，忽然又排成一字。九姨爹说，马上要投弹了！隔了两三分钟，就听到咚咚咚爆炸声，在金堂能感到地面震动。
　　
　　第二次大轰炸，那天刚吃完夜饭，响起警报，母亲带我们几个娃娃跑警报，躲到西门外乡下。日本飞机来了，在成都方向丢了照明弹，把西天照得雪亮，这次看不见飞机，只听到爆炸声。成都那边很快燃起大火，映红了半边天，火光也映红了金堂的冬水田，那个景象让人难忘。

　 说到当年轰炸成都，流沙河先生双眉紧蹙　
　　
记者：几次大轰炸成都人死伤多少，城市被破坏到什么程度？
　　
　　流沙河：我当时不在成都。听家里的长辈、族兄讲了成都炸后的种种惨状，真是昨日繁华地，今日瓦砾场。成都街巷都是木结构，炸后大火蔓延，很多条街被毁，遗体烧成炭黑。后来我查阅民国史料，8年抗战，日本飞机轰炸成都22次，成都人死伤3400多人。最大的一次轰炸在1941年7月27日，称“7.27惨案”，日本出动了108架飞机。
　　
　　但是从第一次轰炸起，成都就有很多民间义士自动组织起来，救死扶伤，没有任何代价。华大、中大、金大一些学生和市民组织防护团，不等日机停炸就去抢救伤员，自己被炸伤，甚至炸死。天主教徒，文殊院的和尚都组织了救护队。当时的报纸，并没有一一表扬这些义士，说明这属于正常。大轰炸中也看得到当时成都人的道德水准。
　　
　　记者：日本飞机为什么要频频轰炸成都？
　　
　　流沙河：成都是大后方，当时支撑中国抗战的人力物力全靠成都平原，日本人大概感到成都之可怕。重庆虽然是陪都，但是粮食少呀，成都这边是川西平原，这么多粮食，这么多壮丁。原来说8年抗战，四川贡献大，这个说法可能不确切。因为中国几乎都让日本占领了，完整的就只有四川、贵州、云南，还有甘肃、新疆，这些地方与四川没有可比性，当时中国唯一的一个很富庶，人力资源丰富、物力资源丰富的地方，就是四川。所以我说，四川就是当时中国最可靠的民族复兴基地，如果没有四川，没有成都平原，中国可能早就完了（笑）。
　　
　　C、我修机场
　　全球最大的机场，竟出自10万川西农民之手
　　
　　记者：看了您写的《老成都》，一群中学生去修轰炸机场，感觉很英勇，也很神圣。
　　
　　流沙河：那是工期最紧的时候，把我们中学生也征用了。1944年，为了配合盟军反攻，四川要赶修4个机场，在广汉、新津、邛崃、梁平，广汉是重型轰炸机场，铁定6月份完工，我们是5月份去支援了7天。一群娃娃排起队，穿着童子军装，腰杆上栓个搪瓷碗，我们从金堂县城走到广汉的三水镇。
　　
　　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大的场面，几公里的跑道上，昼夜赶工，人就象一大群蚂蚁。修广汉机场是10万民工，川西平原10个县，每县出上万民工，这里全部是手工劳动，人拉肩扛，没有任何施工器械，连洋铁锹都没有，只有锄头，而且是农民自己带来的。我们跟所有大人一样劳动。一样吃的是糙米饭，米汤是红颜色有霉味的，一样是八个人一桌，只有一碗盐拌萝卜丝，连熟油海椒都没有。就这样修了一个星期机场。这些娃娃怎样想的呢？再不出力国家就要亡了。
　　

　　分给我们娃娃的是很短一截跑道，在上面垒一层人头石，灌黄泥浆、河沙，一共垒三层，厚一米，才能承受轰炸机的降落。我瘦小，担不动石头，就垒石头，蹲久了就跪在地下垒，那时侯学生穿的是短裤，膝盖跪破了，发炎流脓。我们城里的娃娃，虽然说不上娇生惯养，但毕竟没有做过这些。5月份的太阳，中午带个草帽还可以，下午三四点，草帽遮不到，叫穿腰太阳，晒得脱一层皮。一个星期后回去，家里的狗认不出我了，又瘦又黑。但是那7天我终身难忘。
　　
　　记者： 是什么让您终身难忘？
　　
　　流沙河：当时机场已经基本完工，美国空军进来了，机场停了很多架翅膀很大的B-29。后来才知道，广汉机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重型轰炸机B-29的机场。这种飞机4个螺旋桨，载重量75吨，续航能力12个小时，能从成都平原起飞，直接轰炸日本本土，然后飞回来。更让我惊奇的是，全球最大的机场，竟出自10万川西农民的原始手工劳动，而且仅用了半年时间。
　　

　　这回让日本人害怕了。6月份机场建好，由广汉机场起飞的B-29，不断去轰炸日本人的武汉机场，当年轰炸成都的飞机就是武汉来的，现在轮到我们炸他们了，日本没有那么大的轰炸机，武汉机场不起作用了。而且，自从修建广汉机场，日本飞机的轰炸目标变了，他们只炸轰炸机场，不炸民用设施。史料记载，成都从此没有再遭日机轰炸。
　　
　　1944年6月的一天，我还在床上，就听到震耳的隆隆声，B-29一架接一架从我们家院子上空飞过，那声音吼了一个早上，直到吃完早饭才停，我估计有上百架B-29从广汉机场起飞。下午回来编队已经是打散了，有的飞机四个螺旋桨三个都不转了，就靠一个螺旋桨飞回来，还有翅膀上被打穿的洞有桌子那么大，透过洞看得见天。小时候看见这些飞行员只觉得他们很英勇，不知道他们中还有很多人已经葬身太平洋的鱼腹了。
　　
　　后来我才知道，当天四川的4个重型轰炸机场，各起飞上百架，500架飞机轰炸了日本的钢铁重镇八幡市，摧毁了日寇的钢铁工业，使它不能再生产武器。那一天才意识到，我修机场是参与了一件很伟大的事情（大笑）。
　　

　　D、了犹未了
　　60年后，一个美国B-29飞行员委托女儿来寻流沙河
　　
　　记者：您很看重修机场这件事情？
　　
　　流沙河：我这辈子也没有做什么事情，回忆起我所做过的事情，称得上“伟大”二字者，只有修机场这件事了，我写的这些书都不足道。海峡对岸的余光中，写的好多书都提到抗战。我是越到后来越意识到，我不能忘记抗日战争，20世纪中国打了那么多仗，只有8年抗战是最光辉，最艰苦，最全民，也最伟大。
　　
　　修机场这件事情还留下一些余波。很多年后，我率中国作家代表团在菲律宾马尼拉参观，他们二战纪念馆的一面墙上，有一幅东亚巨型地图，在中国四川的方向，画出一个很大的红色箭头，向东越过整个中国、越过黄海直插日本的八幡、东京。不看英文说明，我就晓得那个图示是指B-29从成都平原起飞，就是我修过的广汉机场，我一下子眼泪出来了。
　　
　　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我写了一篇文章，叫《二战我修飞机场》。台湾的《中央日报》发表了，还加了编者按，说这篇文章可以看到抗战的艰难，连13岁的学童都动员去修飞机场，让我们看到了全民抗战的意义。这就是我想不到的。我去修了7天机场，50年后还会写这么长的文章，那么多台湾人读，还有美国人读。一个当年住在广汉的美国B-29飞行员，正在收集与B-29和广汉机场有关的资料，他看到我的文章了。
　　
　　记者：他给你来信了？
　　
　　流沙河：没有。他喊他的女儿林达（音）来找我。在反复确认了我修广汉机场的身份后，林达告诉我，她的父亲就是从广汉机场驾驶B-29去轰炸东京的飞行员，他父亲现在老了，腿出毛病了，他读了你的文章后要我采访你。她说，美国有一个B-29协会，全世界现在还有400多个B-29飞行员。美国政府送了一架B-29飞机，他们正在犹他州建一个B-29纪念碑，凡是二战期间与B-29有关的人，都有资格为纪念碑加一块砖，砖上刻上他的名字，但要自己出钱。林达说，你也有资格加一块砖。最后是她父亲出钱为我刻了一块砖，上面用英文写了“流沙河”的名字。
　　
　　记者：60年后，B-29飞行员的女儿来寻您，沙河老师有什么感慨？
　　
　　流沙河：这些都是当初一个间接参加了抗战的娃娃，他当时所意想不到的。正如佛教寺院里的那句话，“天下事了犹未了”。这叫了犹未了。干了7天，早就了了，但是还没有了，几十年后还有这些事情，包括今天你来采访我（笑）。
　　
　　记者：小时侯的这些经历，给您一生留下了什么影响？
　　
　　流沙河：就是顾炎武的那句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小老师就讲过，抗战的经历也印证了这句话，匹夫有责。这个观念就是在抗战期间形成的，影响了我的处世为人，影响了一生，老是觉得我有责任。大概这就是影响。
　　
　　（原载《成都日报》“核心访谈” 2005-8-15，B1版）

网载 2015-10-29 11:26: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