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导斌：给韩寒同学改改作业

簡體傳統

韩寒最近接连发表的三篇博文《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在网络上引发了一场大讨论，某些人士已经指出这三文中的错误，不过，读后仍嫌不足。三文中有些错误不仅作者没有意识到，可能许多公众也没注意到，如果任其传播，也许以讹传讹。
在《谈革命》一文中，韩寒说：“在社会构成越复杂的国家，尤其是东方国家，革命的最终收获者一定是心狠手辣者。”没有哪个国家的社会构成不复杂！“革命的最终收获者一定是心狠手辣者”不是什么历史规律，不符合历史事实。人类的许多革命都不一定是心狠手辣者上台，西方的英国革命，美国革命，都带有暴力革命的性质，最后都没有心狠手辣者上台。东方国家，20世纪捷克和波兰的革命成功后，上台的哈维尔、瓦文萨等不是心狠手辣者，刚刚结束的利比亚暴力革命，革命后组阁的临时政府也未见军事政治强人。韩寒的“东方国家”显然指向中国的历史经验。但中国历史上的革命经验也不全是心狠手辣者上台，比如中国革命的发端商汤和周武革命，通过“陈桥兵变”获得政权的宋太祖，上台者都没有表现出心狠手辣的特点。韩寒写作此文时的视角也许不自觉地被自我设定在20世纪，这种从20世纪之一国的历史得出的结论，别说不适用于拿来作全称判断，就是是否适合于21世纪之后的中国未来，都是个未知数。
韩寒还说：“革命需要有一个诉求，诉求一般总是以反腐败为开始。但这个诉求坚持不了多远。”显而易见的是，共产党当年革命的诉求就不是以反腐败开始，反腐败只是个副题，中心诉求是建立共产党主义制度，这个诉求至少曾经取得成功并被坚持了62年，怎么走不远？
韩寒又说：“‘自由’或者‘公正’又是没有市场的，因为除了一些文艺和新闻的从业者，你走上街去问大部分人，你自由么，他们普遍觉得自由。问他们需要公正么，他们普遍认为不公正的事情只要别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就可以了”，中国现在还没有中立的社会调查机构，不知道韩寒在哪条街上问过哪些大部分人？我的质疑是，韩寒多半是在电脑前头脑里制造出来的“大部分人”。我敢说，如果韩寒在哪个大街上问过那些“大部分人”，他也一定是绕开了所有历次群体事件的参与者。
韩寒又说：“民主带来的结果往往是不自由。因为大部分国人眼中的自由，与出版，新闻，文艺，言论，选举，政治都没有关系”，这里的“大部分国人”仍然是虚拟的，随后的议论带有浓厚的中国人是劣种人的色彩。中国人对自由是否“有着自己独特的定义”，自由在中国是否“最没有感染力”，我想，韩寒先生不必坐在电脑里虚构，最好的例子就在眼前，去问问香港和台湾人吧，他们都是中国人。听听这些中国人对自由的理解，然后再来讨论中国人的自由，也许更有说服力。
中国人素质不高是《谈革命》和《说民主》两文隐含的中心假设，但韩寒充其量只是个缺乏历史常识的素质论者，并且还是个“中国人素质格外低”的素质论者，并且还是个素质与数量拎不清的素质论者。但是，韩寒对中国人素质的这些描述实在令人不敢苟同！以某些中国人只顾眼前蝇头小利的极端自私自利，推断所有中国人都是如此，居然受到以爱国主义自我标榜的胡锡进们掌控的《环球时报》的推举，从中就可以看出这些爱国贼们的所谓爱国主义是些什么货色了。韩寒走遍中国没遇到一个仁人志士，那大约只是因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缘故。自从有史记载以来，中国从来就不缺为民为国赴死犯难的烈士。只不过，这样的烈士不同于只靠俏皮话哗众取宠的“秀士”，大多是不屑于挂在嘴巴上炫示于人的，他们往往只是在特定事件中忽拉一下子就冲上去了，就冒出来了。历史上，革命从来就不曾是全民的事，武王姬发革商王受的命，只是“我有乱臣十人”——十人团结同心于政治，美国革命发端于五个人，蒙古和满清征服中国都只凭几十万人，中国共产党革命成功，开始的党员只有区区百把个，1949年夺得江山时，全国的党员也不过才百万人多一点，比之四亿同胞，可谓极少数。历史上的革命，从来就是激烈的极少数的事。
《说民主》一文中很多问题过于敏感，不便于作为辩驳的话题，但常识性错误是必须加以指出的。韩寒说：“我认为极其强大的一党制其实就等于是无党制，因为党组织庞大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是人民本身，而人民就是体制本身”，这显然是缺乏最基本政治常识的奇谈怪论，混淆了执政与在野的关系。不否认共产党员是人民，但党组织与单个的共产党员是有区别的，执政与在野更是区别大得很，如果执政与在野没有区别，那又何必执政？一个政党无论庞大到多大的程度，只要它仍然是个党，就不能与人民划等号。
相比之下，《要自由》一文由于断定的东西相对较少，从切身体会谈的内容较多，错误倒不是那么突出。不过，文章开头就有个十分明显的错误。韩寒断言“每个人要的自由是不一样的”。确实，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殊性，但每个人的特殊性否定不了《联合国人权公约》的普遍适用性。人的自由，有些是特殊的，但也有许多共同的，不能用特殊性否定或贬低共通的内容。
由于不读书，韩寒同学的思维就免不了肤浅，硬伤，三文带有十分明显的学生作业的特点。韩寒三文存在一个他也许是不自觉的，然而却是共同的预设是“混淆阶级意识”。靠迷信阶级斗争发家的共产党的媒体如今力挺韩寒这个信号，是一道数典忘祖的怪异的风景。三文还把现行体制的支持者，或不反对者泛指向不确定的“绝大部分人”，令人不自觉地联想起萨达姆的100%票当选。幸好韩寒同学这些天没去朝鲜调研，如果去那儿，绝对可以得出结论：整个朝鲜无人——还不仅仅只是“绝大部分人”——不崇敬金正日，无人不支持金正恩，当然，韩寒同学访问不到，也不会去调查逃北者，更不会去理会同是朝鲜族人的韩国的绝大部分人。韩寒三文之所以得到官方媒体的掌声，（也许还有大把的钞票），原因应该是，贬低书房革命的价值，把沉默的大多数指认为支持阵营，与执政党面临大多数知识分子批评后的宣传策略如合符节。此外，韩寒对“书房革命”的轻视性叙事也犯了偷换主语的错误。如果中国的书生们面临的，只是在书房革命与街头革命之间选择前者，对之予以轻视不无道理，但如果是只能在书房革命与牢房革命之间二选一，对此仍然把书生作为指责、轻视的对象，就难免有配合宣传之讽了。
当然，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视角看问题。“革命”、“民主”、“自由”堪称当今中国的核心敏感词，由于历史和“不争论”等原因，相信有许多人士在这些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些领域如果不能在国民间达成最起码的共识，就有可能由潜在而显性地撕裂中国社会。韩寒在岁末以这三个中心敏感词为话题，挑起一场公共讨论，不论观点对错，总体而言，有益的价值要高于不利之处。不过，对韩寒的勇气和独立思考加以肯定，不代表对其文中存在的显着错误必须加以容忍，对这些错误的批评，也是经由公共辩论进而寻求全民共识的内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