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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更斯先生没死的时候,他的那些连载小说、鬼怪故事和探案传奇,还有那九百二十八个他凭空虚设的人物角色,以及悲天悯人怀着一颗“同情的心”,愿意同一切卑微、弱小和被压迫者站在一起的他本人,似乎都魔力十足,没谁遇上而不神魂颠倒——上到女王、首相,下至仆从、婢女,无论大人、小孩,好像不读他的书,生活就没了乐趣;莫洛亚的《狄更斯传》讲到他逝世时,消息遍及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澳洲的每一个有儿童的人家;传说有一个小孩子问道:“狄更斯先生死了吗,那么圣诞老人是不是也要死掉呢?” 不用说,那是一八七〇年的事。在那之前的三四十年,狄更斯无疑是英国人最宠爱的作家;如今,他的声名似乎依然没有任何动摇。英国从去年就说,纪念这位地位仅次于莎士比亚的小说家,庆祝他的二百周年诞辰,活动要持续一整年——二月七日,是狄更斯的生日。 狄更斯那些年的红火,已非一般言辞可以形容。在他以前,从来没有谁,能靠了写小说,可以化身人见人爱的大明星,虽然在维多利亚时代,按照特罗洛普的说法,英国人“成了一个读小说的民族”。在英国和欧洲大陆毋庸赘言,他只要动动鹅毛笔,写的无论是什么,必定是“洛阳纸贵”;就是在遥远的澳洲和北美,书上只要印有狄更斯的名字,自然瞬间一纸难求——去码头接船的纽约居民,也不忘牵记“未完待续”的《老古玩店》,会迫不及待地冲着停泊未稳的英国邮轮打听:“小耐儿死了吗?” 同时代的作家乔治•亨利•路易斯是个可信的见证人,他在一八三七年谈起“博兹”(狄更斯笔名),更是感慨万端: 多少年来,还没有哪个人像博兹那样走红。他的那些令人心醉的作品不限于贵族、法官、商人的帮办等男女老少的读书人;也不论是严肃的、轻佻的、技巧的、有才智的、崇尚道德的,还是没有头脑的。城乡普通百姓都为之倾倒。我们常常看见肉铺的小伙计肩上掮着托盘,两眼贪婪地读着最近一期的《匹克威克》。那些听差——他们的虚荣心在博兹笔下披露无遗,还有女佣和扫烟囱的,总之一句话,各个阶层都读博兹。 路易斯的话,在比小狄更斯一百多岁的伊夫林•沃的小说,那部写于一九三四年的《一抔土》里,得到进一步的印证:一个英国绅士遭遇土着落难成囚,奉命效劳酋长,竟是每天为他朗读狄更斯的小说。 狄更斯有超人写作天赋,自然很会编故事——但最关键的,是他知道“看菜下饭”,明白谁是“衣食父母”,他最懂哪些人不能开罪,哪些人尽可随便调侃。在给助手的一封信里,他说“不要保留任何横扫一切、不必要地冒犯中产阶级的东西”;他也清楚,人们会喜爱他的故事,是因为作品里崇尚的热爱家庭的价值观念。一八五一年,有批评家列举了狄更斯大受欢迎的原因,指出“最重要的,是他十分尊重家庭的神圣性,热情崇拜家庭之神”。 最能看穿狄更斯“骑墙”作派,又真切懂得狄更斯的是奥威尔。在他看来,狄更斯从根本上说没有立场,无论谁是弱者,谁受迫害,他都会给予同情和支持——在《双城记》里,农民被压迫,他就和农民站在一起;而当贵族受到农民镇压,他又转而同情贵族。但是,狄更斯作为通俗小说家,奥威尔看出了他成功的秘诀:“他之所以在他那个时代,以及在我们这个时代还为大众所欢迎,主要是他能用一种滑稽、简单因而是大家能记住的形式,描绘普通人的天生的正派体面、合乎礼仪的行径。很重要的是从这一观点出发,很不相同的各色各样的人物,都能描写成‘普通人’。” 奥威尔说得没错。如果不迷信教条,不当他作“现代英国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中的一个,不认为他们“对资产阶级的各个阶层,从‘最高尚的’食利者和认为从事任何工作都是庸俗不堪的资本家到小商贩和律师事务所的小职员,都进行了剖析”(马克思《英国的中产阶级》),狄更斯就会换上一副新面孔,会变得可爱、有趣、迷人,如同写冒险漂流鲁滨逊的笛福,如同写精灵古怪大人国小人国历险记的斯威夫特。 事实上,最早看狄更斯的那些近代和民国时期的中国人,比如翻译狄更斯的林纾,以及他弟子辈的巴金和钱钟书,他们喜爱狄更斯,也主要是为了他故事讲得有趣,读来开心能解闷,能得到别处找不来的娱乐。 林纾译“西士文字”四十年,唯独对狄更斯评价最高。他说,“其间有高厉者,清虚者,绵婉者,雄伟者,悲梗者,淫冶者;要皆归本于性情之正,彰瘅之严,此万世之公理,中外不能僭越。而独未若却而司•迭更司文字之奇特”;又说“余尝谓古文中序事,惟序家常平淡之事为最难着笔。……今迭更司则专意为家常之言,而又专写下等社会家常之事,用意着笔为尤难”;不过他翻译狄更斯,也别有用心在焉——“使吾中国人观之,但实力加以教育,则社会亦足改良,不必心醉西风,谓欧人尽胜于亚,似皆生知良能之彦,则鄙人之译是书,为不负矣”。 “读了林译而增加学习外国语文的兴趣”的钱钟书也说: 商务印书馆发行的那两小箱《林译小说丛书》是我十一二岁时的大发现,带领我进了一个新天地,一个在《水浒》、《西游记》和《聊斋志异》以外另辟的世界。我事先也看过梁启超译的《十五小豪杰》、周桂笙译的侦探小说等,都觉得沉闷乏味。接触了林译,我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么迷人。我把林译哈葛德、狄更司、欧文、司各德、斯威佛特的作品反复不厌地阅读。假如我当时学习英语有什么自己意识到的动机,其中之一就是有一天能够痛痛快快地读一遍哈葛德以及旁人的探险小说。四十年前,在我故乡那个县城里,小孩子既无野兽片电影可看,又无动物园可逛,只能见到“走江湖”的人耍猴儿把戏或者牵一头疥骆驼卖药。后来孩子们看野兽片、逛动物园所获得的娱乐,我只能向冒险小说里去寻找。 无论林纾、钱钟书,还是说从小喜欢狄更斯却认为只有雨果、罗曼•罗兰和左拉影响了自己写作的巴金,他们都没有从狄更斯的小说里面,看到“揭露资本主义黑暗弊端”的一面。他们不像后来完整翻译狄更斯的那批进步的左翼文学翻译家,如许天虹、蒋天佐,受到苏联文艺界对狄更斯认识的影响,会赞同批评家A.亚尼克斯德的评价:“在这社会主义社会中,正在建设一种狄更司只能加以想象的生活。许多他反对的罪恶已在这儿消灭了,其余的也在迅速地逐渐消灭。这位伟大的写实主义者的作品,使我们的读者回想到了过去的情形——记忆着这些情形,才能更坚定地建设现在和未来。” 遗憾的是,从上世纪四十代末期来后的四十多年,中国人热爱狄更斯,翻译狄更斯的小说,都是念念不忘狄更斯的所谓“批判精神”。据说,如今中小学生必须阅读《匹克威克外传》,不仅仅因为它是狄更斯的成名作,更是因为小说“描写了匹克威克先生等人游历的见闻,反映了英国十九世纪广阔的社会生活,解剖了贵族,地主,军人与上层人物的丑恶生活和肮脏灵魂,抨击了资本主义的法律、司法和监狱等上层建筑的虚伪和腐朽”。 莫洛亚说,世界各地的儿童喜爱狄更斯,莫不是因为《圣诞欢歌》的功劳;但这个一百多年来搬上过二十七次银幕,改编过无数次节日舞台剧和无线电广播剧的儿童文学名着,在中国远远没有《雾都孤儿》有名,喜欢它的中国孩子,也似乎少而又少。 两百年了,狄更斯还是“各阶层都读的”那个狄更斯;而我们在中国纪念他,也期望更多人喜欢那个没有被“误解”的狄更斯,那个奥威尔所说的狄更斯——“这个人是十九世纪自由主义者,一个毫无拘束的有智慧的人,是被现在正在争夺我们的灵魂的、一切腐臭的、渺小的正统观念和正统做法所同样忿恨的那种类型的人”。 《人如其读》/赵武平/中华书局/2013-2
凤凰读书 2015-08-23 08:4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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