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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跃辉访谈录

受访者：甫跃辉

访问人：严彬

访问时间：2014年12月19日

鲁迅先生的一句话，“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我非常喜欢这句话。它告诉我，没有一个人是独立于这世界的，他是这世界的一部分，世界也是他的一部分。但鲁迅先生没告诉我，“有关”是怎么个“有关”的。我最近一直在想这个。

——甫跃辉

身份

·这多少让我有些压力，怕自己写不好，给王老师丢脸啊。

·优秀作家需要具备的特质太多了。我说两点吧，一个是平常心，一个是耐心。

·我自己觉得，小说里呈现的“我”，才是更真实的“我”吧。

·我在那儿生活的十九年，简单又精彩，贫苦又富足，足够我怀想九十年的。

·学中国历史，就觉得那些事儿，怎么都和我们没关啊？

·这户口对那位上海老阿姨来说，真是比对我还重要。这不仅关乎利益，更关乎身份。

文学青年周刊：作为已经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文学名刊编辑，你是复旦大学首届文学写作专业研究生，师从知名作家王安忆。这一个学习经历给了你什么样的文学训练？对你的创作和编辑生活有何影响？

甫：媒体对我的访谈，基本都会问到这事。媒体老问，我就意识到，原来大家挺在意这个的。大概一年多前，我和李敬泽老师聊天，李老师也说，估计很长时间，大家看到我都会提到王老师。这多少让我有些压力，怕自己写不好，给王老师丢脸啊。这事也为我提供了一些隐形的方便，比如，有些跟王老师关系不错的长辈见到我，就会对我格外照顾一些吧。去年和中国作协去台湾，回来后，台湾朋友跟我说，接待我们的吕正惠老师知道我是王老师的学生，就说应该对我好一些。哈哈，他们本来对我就挺好了。另外，对我做编辑也有好处，有些长辈因为王老师的缘故，会比较愿意把稿子给我吧。

这段经历对我最大的影响则是，让我对自己的写作更认真了。我是2005年底开始写小说的，陆续发表了一些东西。正式跟王安忆老师读书是2008年，我研究生二年级的时候。王老师对我的写作提出过很多批评和建议，真是让我受益匪浅。我很感激她，但我每次见到她都很紧张，从未开口对她表达过感激。在此谢谢王老师！

文学青年周刊：很多人认为，你是一个成长很顺利的作家，你有你独特的故乡经验和异乡生活，有端端正正的科班出身，受到过很好的教育和扶持，你的写作也很刻苦，走的是很正的纯文学的路。大概很多青年作家会羡慕你。作家之路本身是很残酷的，大多数写作者和作家都成为时代的炮灰，被传播和认可并留下来的总是极少数。你如何看待一个作家的长材之路？有经验可循吗？一个优秀的作家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特质？

甫：我自己现在也没“成材”啊，所以没什么“经验”可谈。写作确实太残酷了。有个事儿给我很大的触动：研究生期间，我在《收获》杂志实习，恰逢《收获》要做五十周年作品精选。我就去翻看这五十年的杂志目录，让我吃惊的是，很多作家很多作品，我压根就没听说过。这可是《收获》啊，中国最顶级的文学刊物了，而我是中文系的学生，平时读当代文学不少。这才多少年，很多人很多作品就已经不为人知了。所以，发表啊，出版啊，很多时候真的不能太当回事儿。唐朝三百年，我们熟知的文人和作品又有多少呢？我们现在那么多作家作品，绝大多数肯定都是炮灰。没准儿，我也是炮灰。但炮灰不炮灰，不是我有必要去考虑的。我想写，写出来，这才是最重要的。

优秀作家需要具备的特质太多了。我说两点吧，一个是平常心，一个是耐心。平常心包括很多，比如刚才说的，别老觉得自己牛逼，别太把发表出版当回事儿；比如不能老觉得自己是个作家，老端着，其实就是个普通人，也不用特意去“体验生活”，因为自己是普通人，每天都在生活。还有就是耐心，这个太重要了。不少刚起步的写作者很着急把一个东西写完，着急发表，着急出版，这样肯定不行啊。

文学青年周刊：从坊间传闻及与你的交往中，感觉你开朗，好酒，而作家通常有孤独的一年，你是个内心保有阴郁甚至变态（这一特征在你作品的人物中有体现）的人吗？你的性格与你的文学创作有何关系？

甫：很多时候是吧。

在复旦读本科时，我就认识青年评论家金理了，经常一块儿吃饭喝酒，他知道我写小说，但我从来没给他看过。认识很久了，有一次他跟我说，让我把小说发给他看看，看后他跟我说，我的小说和我这人不大像。原话我记不住了，意思大概是这个。我自己觉得，小说里呈现的“我”，才是更真实的“我”吧。

说到性格，我原来也完全不是现在这性格。大三以前，我非常非常内向。去年我回老家，参加高中同学聚会，聊了没多久，他们就说，你怎么变得这么开朗了啊？你以前都不跟女生说话的。怎么会有如此大转变呢？这跟我大三时候在《萌芽》杂志的实习有关。那是学校分配的小实习。我在《萌芽》待了两个多月，跟办公室的同事们说过的话大概不到十句。写实习鉴定时，带我的周佩红老师说，你以后这样可不行，得跟人交流啊。其实，我也想跟人交流，可实在是紧张，觉得说什么都是错的。那两个多月，我过得太痛苦了。读研究生时，经张业松老师推荐，我得以到《收获》实习。我就想，反正他们又不认识我，那我就从此变个人好了。就很主动地跟办公室里的老师们交流。慢慢地，我的性格就变了。但不管外在的性格怎么变，内在的那个自己并没变吧。因为这样一个内向的内在自我，我才会在小说里比较重视人物的内心，有些小说甚至写得也比较阴郁。

喝酒跟性格也一样，我研究生前喝酒很少的，这一两年喝得多。这不是好事，以后还是得节制。不然，小说没写出来，先成酒鬼了。

文学青年周刊：和许多作家一样，你的作品中有一部分带有明显的成长小说特点。人人或多或少在创作中曾穿上过青少年时期的衣服。你来自云南，那是一片美丽而富有生命气息而相对纯净的土地，说说你的故乡经验吧，它们给了你什么文学上的滋养？

甫：我是个特别喜欢回忆的人，对画面有非常好的记忆力--当然，得是我感兴趣的画面。我常常会跟朋友说起故乡的事儿，一个个画面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太鲜活了，而我的表达太苍白。不记得在哪儿看到的了，南京师范大学的何平老师说，我有一个“强大的故乡”。也不是那儿特别美--我老家在云南省保山市施甸县，施甸并不是有名的风景区。很多人不知道这地方，我只好跟人说，就是腾冲旁边的一个县。我在那儿生活的十九年，简单又精彩，贫苦又富足，足够我怀想九十年的。

我以故乡为背景的小说不少，比如2013年文汇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刻舟记》。但我没有直接说这是云南，这是保山，这是施甸。直接说出名字和虚构一个名字是很不一样的。2014年，我在《长江文艺》上发表过一个短篇《母亲的旗帜》，第一次在小说中直接用了老家的地名松山。对，着名的松山战役就发生在保山。

文学青年周刊：很多作家写作，以及作品，都存在一个外来者和异乡人的身份。你自云南乡村进入中国内地最为国际化的城市上海，这个城市和你原来的故土，分别对你的写作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甫：人会本能地把自己和自己所待的地方当成中心吧。小时候，我还以为保山就是世界的中心呢。有一阵子，我看天气预报都看北京的，以为北京什么天气，保山就什么天气。长大了才知道，对整个中国来说，保山实实在在是“边城”。保山的历史，影响到中国的很少。学中国历史，就觉得那些事儿，怎么都和我们没关啊？

上海呢，又是中国特别中心的地方。

保山和上海，这反差就太大了。从我上海的视角去看保山，从保山的视角来看上海，都是特别有意思的事儿。不少写作者都想通过写作找到归属感，能够让内心安稳。我现在这样子，离开保山了，不大可能再回去长期生活了，算是新上海人，但对上海也不熟悉，没有本土上海人对上海的那种感情。两边不靠，很难在某个确定的地方找到归属感，也就没有安全感。或许只有写作，才能让我重建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

文学青年周刊：关于乡土经验的写作，上世纪八十年代后的作家，路遥、贾平凹、陈忠实，以及莫言、苏童、马原等，都写出了各自非常成功的作品，甚至形成了各自的文学场。近二十余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乡村的人流向城市，城市的器物与习惯蔓延至乡村，传统和风俗日益退却。你如何看待乡土小说--假设这一类型存在的合理性--在当下和当代文学中的地位？

甫：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稍微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乡土小说在其间占据了怎样巨大的空间。有人甚至说，中国到现在都没有真正的城市小说。这么说当然比较离谱。假如用写的什么地方来区分小说管用，所谓城市小说，就是写到城市的小说而已。没那么玄乎。城市也不是非得像纽约那样才叫城市。上海是城市，昆明是城市，我老家保山市的市区也是城市。不管写的大城市还是小城市，只要能写出城市里生活的人的生存状态的就是城市小说。生活在城市--不管大城市还是小城市里的人，他们的生存状态是有不少共同之处的。从外在的物质状况来说，每个城市都有商店啊酒吧啊KTV啊酒店啊，这些场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城市人的性格。同样的，山林、野地、田亩、江河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乡村人的性格。这也是所谓“乡土小说”和“城市小说”这样的分类方法得以长期存在的原因之一吧。

当下，中国城乡结构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中国人--不管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他们的生活、心态等等也随之发生巨大的变化。

先说个城市的事儿，我租住在上海的一栋筒子楼里。那儿住的，要么是外地人，要么是生活相对贫苦的上海人。有一次，一位江西过来打工的中年女人和我聊到她小孩上学的事儿，问我有没有上海户口，我说有，又说，不过这也没什么的，没准儿过几年户籍制度就取消了。这时候，一旁洗衣服的上海老阿姨不答应了，说上海户口怎么能取消呢？取消了还得了……我想，这户口对那位上海老阿姨来说，真是比对我还重要。这不仅关乎利益，更关乎身份。

再说农村的一件小事。我老家农村，这几年很多人家都在盖新房子，钢筋混泥土的那种，有点儿像上海的别墅。盖了房子要请客吃饭啊，两年前我发现了一个小细节，吃饭时每个人面前放了一张卫生纸。这是从未有过的。这证明大家日子过得好了，开始像“城里人”一样讲卫生了。

作家与作品

文学青年周刊：在你刚刚发表作品不久，就得到了着名评论家李敬泽“郁达夫的转世灵童”这样高而意图精确的赞誉，也有一些评论认为，在同代人里，你的创作是绕不过去的，你以一种不讨好普通读者的方式在写作，你小说中的“性”别有味道，有一股青年80年代作家缺少的狠劲。几年过去了，你怎么看李敬泽这种赞誉？

甫：我非常感谢李老师对我的鼓励。那句话是2012年评第二届郁达夫小说奖的时候，李老师开玩笑说的。差不多可以说，正是李老师这句话，让我得了这个奖。他这句话不止让我吃惊，也让其他评委老师很吃惊。我认识的一位评委老师见到我，开玩笑说，小甫你是不是贿赂过李敬泽啊？我说我都不认识李老师啊。在这次评奖后，我才跟李老师建立起联系。过了几个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决定给我出短篇小说集《动物园》，我脑袋一热，就给李老师发了条短信，问能不能给我这本书写个序，李老师一口就答应了。我当时身在东莞，把这事儿跟塞壬一说，塞壬说你真是太过分了，她认识李老师那么多年，都不敢提这种要求！又过了几个月，李老师真把序写好了。在序里，李老师又提到了这句话。很长时间，大家都拿这话开玩笑。几天前，在第三届郁达夫小说奖颁奖典礼上见到毕飞宇老师，毕老师还说，别人得奖也就得了，我得奖还得了个标签。

我真正写到“性”的小说并不多，到现在，主要就那么三四篇吧，中篇《亲爱的》、《弯曲的影子》，短篇《坼裂》和《普通话》。《动物园》里也有，很少。两性关系是人类关系中极其重要的一环，把这个写好了，是非常牛的事儿。我以后肯定还会有不少篇目写到这个。希望我能真的做到你说的“狠”。我现在写得还不算“狠”，仅仅是尽量真切而已。写作的时候，最大的禁锢不是外面给的，而是我们自己给的。当内心自由了，才能坦然地写作。不管写性，还是写别的，写作都需要来自内心的勇气。

文学青年周刊：这两年你一口气出了五本书，短篇小说集有《少年游》、《动物园》、《散佚的族谱》，中篇集有《鱼王》，长篇小说《刻舟记》。刚刚，又在台湾出了短篇小说集《狐狸序曲》，这已经是第六本了。据我观察，被人谈得较多的是你的短篇小说集《动物园》，尤其是其中顾零洲系列的几篇。如此立体的写作，你是如何安排自己的创作精力和动机？你本人有更为看重的体例和作品吗？

甫：我现在写作的时间太不规律的。基本是晚上写，写得很慢。很多人对我的印象都是特别勤快，写得特别多。但我真是挺懒的，写得也不多。比如今年吧，我到现在就写了三个短篇一个中篇，加起来就四万字。那个中篇还没修改。大概是我刚写作那几年写得多，积攒了不少东西，有的朋友就觉得我写得快写得多吧。

我写短篇比较多。我平时也很喜欢读短篇。这也有个私心，因为写长篇是个大工程，一旦失手，很划不来。所以，写长篇得慎重。

文学青年周刊：你较近的短篇小说集《动物园》是一部风格和作品背景差异较大的书。最有辨识度的，我认为同样是“动物园”系列，紧张而细腻，为2010-2012年间的作品；《晚宴》结束了你对顾零洲这个人物的塑造，时间回溯到2009年前的创作，题材以乡土和城乡结合部为主，有《旧城》、《老街》等，最后一篇《苏州夜》是单纯的都市生活，写一个初次招妓的年轻人。你也说过，希望作多种尝试。那么到目前为止，是否有自己确立或希望成为的风格？

甫：每个重要的作家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吧。我当然也想确立属于自己的风格。但不能为了确立而确立，那样太刻意。我试图写各种各样的东西，但这些东西终究是我写的，说得不好听一点儿，再怎么七十二变，终究还是那个猴子。我现在仍然没有找到，或者说建立起那个属于自己的具有强大辨识度的风格。因为我还没能穷尽自己。我相信，在穷尽自己的路上，所为的风格，会自然形成的。

文学青年周刊：就我所见，“动物园/顾零洲”系列是你的作品中被谈论最多的。你如何看这一系列？它们似乎也体现了你一些希望建筑属于自己的文学场域的野心，不少作家都有这样的成功经验，比如高密之于莫言，枫杨树村之于苏童。

甫：我在《动物园》后记里有一段话：“曾经有记者采访我，说很多作家都会为自己的写作找一个‘根据地’，福克纳有约克纳帕塔法，鲁迅有鲁镇，莫言有高密东北乡，苏童有枫杨树乡和香椿树街。现在的很多七零后八零后作家还在不断建构这样的‘根据地’。我是不是也要给自己弄一块呢？我说，不，坚决不！这样的‘根据地’已经太多太多了，我再增加一块，无非是鹦鹉学舌，多我这一块儿少我这一块儿区别也大不到哪儿去。”

“顾零洲系列”没按照地名来统一，而是按照人名来统一。当然，这也新不到哪儿--文学之所以求“新”，是因为时代“新”了。要和时代相呼应，所以也就要求文学“新”。很多人都干过这样的事儿，比如高晓声就写过“陈奂生”系列。我只是觉得，这对我来说，琢磨一个人，比琢磨一个地方更有意思一些。

我挺重视“顾零洲”系列，到现在一共写了六篇，还有几篇计划要写。《小说选刊》选载这系列中的《坼裂》一篇时，我在创作谈里说过，在我的所有小说中，“顾零洲”是和我本人是最像的。我写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写我自己，那些明亮的和黑暗的东西，在他身上有，在我身上也有。当然，他又不是我。很多很多在他身上发生过的事儿，在我身上都没发生过。但如果我和他处在完全的情境中，难保那些事儿不发生，而且，我敢肯定，我也将和他一样在内心里挣扎、推让、不舍。这就是“虚构与纪实”的微妙吧。

文学青年周刊：你的小说集《鱼王》包括三个中篇小说，写的是三种动物与人类之间的寓言故事。前苏联作家阿斯塔菲耶夫也有代表作叫做《鱼王》，同样也是寓言性质的短篇小说集。越往现代走，普通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衰弱得很厉害，而在过去，甚至人类的早期，动物与人的关系十分密切，敌人般的豺狼虎豹，伴侣般的马和狗，互为依存的禽类，鱼与渔民……这些经验随着现代化，人类的进与动物的退，在迅速消亡。你是如何把握住这一层已然不明朗的关系，并且采取了寓言般超脱的方式？想传达什么？

甫：不记得是哪位朋友跟我说的了，说我写了很多以动物作为篇名的小说。他这么一说，我回头看看，还真是。除开你刚说的这三篇，还有《雀跃》、《红马》、《巨象》、《饲鼠》、《鬼雀》、《红鲤》等，还有些篇名没带动物的名字，实际也写到了动物的，比如《动物园》、《三条命》、《初岁》等。这跟我小时候生活在农村有关吧，农村有很多动物，我小时候养过不少，包括兔子、老鼠、鸟、鱼等。

我们写作，一般来说都专注于人。但人其实只是世间万物之一，单单看到人，这世界就太小了。写动物，就是想看到更广大的世界，看看我们和这世界有怎样的关系。

文学青年周刊：就我对你的阅读感受，特别深刻且十分喜欢的，是你对事物的铺陈，春笋般四处生长的对细节不厌其烦的描述，举个例子，“一列火车正朝大桥驶近。是从身后来的，汽笛尖利地响起，头顶的铁桥颤动着，有小小的水珠落下，声音越来越近，四周的黑暗也颤动着。他紧紧抱着包，紧紧压迫着心口。他的心正应和着铁桥的颤动而颤动着--他脑海里浮现出一只在大水里泅渡的墨黑的小老鼠--火车到了，铁桥被猛地一震，就要垮塌，不知哪儿来的力量，他伸出一只手，撑住铁桥。”这是你在一篇小说中队一小段场景的描写。现在的青年作家可能缺乏这种经验、想象和耐性；同样的，你的小说中有许多类似意识流的漫想。我相信，这是文学的一种魅力，它捕捉细节，甚至制造感知。你如何看待自己的这一写作特征？下面也将要谈到，可能也是由此而生发出来的，有人认为你的作品过于繁复、啰嗦。

甫：这可能跟我的记忆方式有关吧。前面说过，我会记住很多很多画面。写作的时候，我脑海里浮现的也全是画面，这些画面都是没发生过的，但它们在一瞬间就生成了，跟真实发生过的几无二致。我有强大的、用文字把这些画面描述出来的欲望，包括画面里的一丝风，一根草，一只虫子。有时候，觉得自己的描述太苍白，没有我脑海里的画面那么精彩，就会用很多文字尽力去表达。这大概就是有时候会显得啰嗦的缘故吧。嗯，应该用最简洁的文字，传达出最复杂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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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读书 2015-08-23 08:4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