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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转身的工夫，原本西装革履的王士平就变身为色彩斑斓的小丑——蓬乱卷曲的粉红色假发罩在头上；五颜六色的花衣服是在城隍庙买的劣质品，有些地方脱了丝；挂在脖子上的蓝色布袋里，塞满五颜六色的长条状气球。

11月6日下午五点，连串的路灯像是一根根点燃的火柴，王士平一天的“工作”在上海静安区这一寸土寸金的街头开始了。他从蓝色布袋里掏出一个气球，鼓起腮帮子仰面一吹，气球“嗖”地在空中划出一道弧度。再拧、转几下，一朵花在指缝间长了出来。路过的小女孩死死盯着花，王士平俯下身，把花戴在她的头上。

他的“同事”——殷铠，就坐在他旁边捧着吉他动情歌唱，外人亲切地称他“铠子”。和其他街头艺人不同的是，王士平和铠子面前摆着一张杂志大小的证书，塑着封，上面用隶书写着，“上海街头艺人节目审核许可证”，由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颁发。

作为首批“持证上岗”的街头艺人，“王士平们”有了合法身份，不再是从前那个和城管玩“猫和老鼠”游戏的流浪者了。王士平的另外七位同事中，甚至还有从瑞士留学回来的“海归”。

外面的世界

华灯下，刚下班的白领们或穿着西装衬衣，或短裙黑丝，步履匆匆，对王士平的表演目不斜视。三米开外，一个裹着暗红色夹克的中年男人，钉子般杵在台阶上，像是这个巴掌大的小舞台上最忠实的观众。一首歌毕，“钉子”挪到铠子身旁，“以后天气凉了，遇到刮风下雨，就不用出来了。”他一边说着，一边递去一张表格。后者接过来，签上名字。

“钉子”姓朱，上海人，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从其他剧场聘请而来，被街头艺人们尊称为“朱老师”。街头艺人试点启动后，老朱负责和艺人们联系，和他们一样在街角“上班”。五点开始，七点结束。“每天过来陪陪他们，有什么事帮忙协调。”老朱跺了下站得有些僵硬的脚。

签完字，铠子从一旁的电动自行车上摘下水壶，喝了一口，沙哑低沉的歌声再次穿透湿润的空气，“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外面的世界”曾经是王士平对美好生活的全部寄托。

2002年冬天，19岁的王士平带着弟弟王路平离开山西老家，想要去“大城市”。彼时最“火”的特区深圳是他们的首选。母亲用手抠了整整八包、每包120斤的玉米粒，卖了几百块钱给他俩当路费。到了郑州火车站，王士平把攥得湿乎乎的钱递给售票员。“有边防证吗？”王士平蒙了，得到的答复是没边防证不能去。

兄弟俩傻眼了，近在咫尺的大城市变得遥不可及。这时，广播里开始播报，开往上海的某某次列车即将发车。

“上海是大城市吗？”王士平问售票员。“是呀！”对方很肯定。

“比深圳还大吗？”王士平追问，“大呀！”售票员不屑一顾。再一问票价，只有64块，兄弟俩乐了，到深圳一张票要200多呢。他们立马决定到上海。

那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第二年。有着“东方巴黎”美誉的上海在新形势下更是大步发展着，愈发迤逦耀眼。对很多打工者来说，这意味着更多机遇和触手可及的好日子。

到上海的头一天，兄弟俩就花去50块钱的住宿费。王士平心疼坏了，“一包玉米就这么没了？这就是大城市？不公平啊！”他心里恨恨的。当天下午，他们就去上海“最好玩、最繁华、最高级”的东方明珠找工作。

出了陆家嘴地铁站，兄弟俩被震住了，再也不想走了。那天的上海刮着六级大风。正逢白领们下班，衣着光鲜亮丽的女孩子们挂着吊牌，迎着风，“像鱼缸里的小金鱼一样游来游去，漂亮极了。”当天晚上，兄弟俩走上了杨浦大桥，桥下的上海冷艳颓靡、华光流彩。

彼时的兄弟俩不知道之后会以怎样的方式和这座灯火璀璨的城市发生联系。站在杨浦大桥上，他们无论如何想不到，若干年后，自己会以“持证艺人”的身份出现在街头。

给街头艺术贴“标签”

在王士平看来，“街头”更多地意味着一种“向下的人生”。

最早在上海看到那些衣衫褴褛的卖艺者时，王士平脑子里冒出三个字——“煞风景”。他和那些光鲜亮丽的白领们一样，绕着路匆匆走开。心情好时走过去扔下三五块钱，弟弟在旁边一个劲儿抱怨他“充大款”。

第一次让他觉得街头卖艺也可以成为“风景”，是在陆家嘴的一个广场上。一个衣着利落干净的男人，抱着吉他安静地弹唱着。王士平走过去听完，客客气气地把钱放在他面前，“他会让你觉得，听完付费是一种尊重，是很骄傲的事。”回到家，他突然有种冲动，“要是哪天我可以像他一样就好了。”

在王士平还在用“煞风景”和“风景”给街头表演贴着标签时，时任上海市人大代表的罗怀臻已经关注街头艺人很久了。他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时不时会念叨起上海曾经的街头艺术，“那个年月，以豫园为中心的老城，整个就是民间艺术的大卖场。”

豫园一带的街头艺术，自明末清初日渐繁荣，耍蛇、杂技、戏曲、说唱，应有尽有。最风靡的当属滑稽戏鼻祖——“小热昏”。演唱者一个人站在板凳上，旁边竹子支架上放着一只装着梨膏糖的木箱。艺人敲小锣和竹板进行演唱，并以此来兜售止咳梨膏糖。内容大多是滑稽的小段或新闻、故事，时常讥刺时弊，讽喻世道，倒也幽默泼辣。最受欢迎的是丑角王无能，南腔北调什么方言都通晓，又说又唱，台下的观众时而捧腹，时而掌声四起。

上世纪50年代以后，这些从弄堂里长出来的艺术逐渐枯萎。在“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下，更是彻底消失了。

“文革后，文艺的各个方面开始复苏，但街头艺术没有复苏。”游走在国外，罗怀臻总会被生动的街头艺术打动。一条小街上会有人拉提琴，有人扮成中世纪绅士，有人为游客画像。“我们欣赏过后，心甘情愿给地给钱，一点儿没有施舍者居高临下的姿态。”这条不起眼的小街也因这些街头艺人的点缀，变得很有人情味。

在中国，由于街头艺术中断太久，中国的城市慢慢地拒绝了这一表演形式，如今在街头看到的所谓表演也往往伴随着乞讨、伤残、疾病、灾难。

“现代艺术的精英化、剧场化使表演艺术缺乏原生态的活力和创造力，”罗怀臻说起来总带着遗憾，“北京的天桥也一样，昔日的天桥是一个自由天地，现在只是一个文化设施。”

2004年，罗怀臻以上海市人大代表的身份提出议案，希望从立法上给有较高表演水平的街头艺人以“名分”。

“猫和老鼠”的游戏

王士平兄弟成为“街头艺人”是被逼的。

由于没念过多少书，初到上海，兄弟俩能找到的工作基本是餐馆、酒店等。“在那种地方上班，迟到几分钟一天的工资可能就扣没了。”若干年后，王路平还带着些许怨念。最落魄的一年，他平均每月只花50块钱——20块钱买轮渡月票，剩下的买了10包方便面、一包豆奶和一包奶粉。

2009年，王路平偶然看到酒店里有人用气球布置会场，他觉得那些做气球的人“很自由”。他回到家告诉哥哥，兄弟俩找来些视频看了看，决定学习扎气球。

他们兴高采烈地从城隍庙买来魔术气球，18块钱一包，100个。为了把气球吹起来，王士平足足练了三个月俯卧撑。苦学几个月后，他们可以做出十五六个造型了。每个造型卖10块钱，一包能挣150多块钱，近十倍的利润。兄弟俩又买了两件钓鱼用的披挂，浑身是兜。把气球、水笔和其他工具揣进去，站在街头，一个人就是一个公司。

“那感觉，有点儿像卖艺，也有点儿像卖东西的小贩。”多年后，王士平还是无法界定自己的身份。无论以哪种身份，没有任何证件地站在街头兜售商品，都意味着要和城管斗智斗勇。

“这多少钱一个？”某天，一个其貌不扬的男人走到王士平旁边。“10块。”王士平头都不抬。来人口气很大，“我都要了！”满心欢喜地以为遇到了金主，结果对方拿完东西，转身就走。王士平在后面紧追着要钱，结果对方亮出了城管的身份。

这之后，王士平长了记性，也跟其他商贩学着和城管打起了游击。在同一座城市的另一个角落，歌手铠子也和城管打着游击。“一般都是等他们下班之后我再去，或者趁他们吃饭的时候唱。”铠子轻描淡写地描述那段“猫和老鼠”的日子。

2003年，铠子因为各种原因辞去了白领的工作，和几个朋友玩起了吉他，也在易趣上开网店卖二手乐器挣点儿钱。几年里，一起玩吉他的朋友或回了老家，或重新找到工作。2007年，铠子背着吉他，扛着改装音箱，接了电瓶，站到人民广场。那是他第一次在街头卖唱，挣了27块钱，来回打车花掉五六十。“就图个爽。”铠子说。这之后，他几乎完全靠当街头艺人为生。

唯一的交通工具是一辆自行车，车子后座上驮着音箱和吉他。每次自行车一坏在半路，他心里就特难过，觉得人生真TMD凄凉。有两次半路遇上下雨，他跑到胡同里，找个屋檐避雨。雨下了一夜，他就在屋檐下蜷了一夜。街头艺人的微薄收入，仅够他支付每月的房租和伙食费。他也想出去走走，但为了省钱，除去演唱，只能宅着。

卖唱一两年后，铠子吃完了之前攒下的“老本”，甚至找父亲要钱付了三个月房租。而此时，2008年，罗怀臻的议案——《上海市城市街头艺人管理条例》获表决通过。不过，这一条例并没有影响到王士平兄弟和铠子。在街头卖唱的七年，被收过两三次设备后，铠子学会了一项“特殊技能”——“唱歌时眼睛瞄着点儿，城管来了赶紧跑。”

和很多街头艺人不同的是，铠子不想回避自己是在卖唱，“唱歌获取报酬不就是卖唱吗？刘德华开演唱会卖票是不是卖唱？这是一个中性词。如果不好意思承认，你自己心态就不对了。”然而，他却不愿让街坊邻居甚至房东知道他的工作性质，“知道了怪烦的，一个劲儿打听。”对于每次往琴盒里扔一两个硬币的路人他也显得不以为然，“扔硬币的大部分会觉得我是乞丐，可怜我同情我，我不需要可怜。我的歌不止值一两块钱。”

被欣赏是艺术，被可怜是乞讨

被可怜和被欣赏，在罗怀臻看来，是乞讨和街头艺术的主要区别。前者以展示伤残、疾病、冤屈为手段，博得同情和施舍；后者则以较高水平的表演获得路人的欣赏，让他们心甘情愿地为艺术埋单，和大城市显然更为匹配。不过，他没想到的是，已经通过的议案从孵化到落地，足足又用了六年。

有一年，罗怀臻所在的人大代表团开小组会，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参加讨论。会上，罗怀臻再次提到街头艺人合法化的事。俞正声都觉得困惑，“罗代表，我不理解，这么好的一件事为什么这么难做？”如今，罗怀臻提及此事仍会感慨，“这个议案通过后，我参加的听证会，有时涉及不下十个厅局级部门参加，不是只有文化部门、城管部门就可以做起来。要做调研，要在区县做试点，把可能出现的负面效应都想到了。”

艺人铠子并不清楚这个复杂的过程。这六年，为了生计，他扛着吉他和音箱，在这座城市里那些人流如织的角落，自顾自地唱着。与之前不同的是，自行车已经换成了电动车。对他来说，做街头艺人更多是一种不得已，他崇尚自由，“挣钱多的工作，人家不会要我。挣得少还会被领导管，我也不愿意去做”。

在其他流浪者眼中，扎着随性的马尾辫，戴着黑框眼镜的铠子，就算和他们一样在卖艺，也像个艺术家的样子，比别人洋气许多。有段时间，上海马戏团附近一位大叔，吹着笛子在路边讨饭。每次看到铠子过去唱歌，总要给铠子挪出地方。时间久了，铠子觉得不好意思，大叔反倒宽慰他，“没事儿，你生意大，带的东西也多。”

有一次，在中山公园，衣衫褴褛的跛脚乞丐老吴往铠子的琴盒里放了五元钱，“喜欢听你唱歌，付你钱是应该”。这是老吴第二次给铠子钱，这一次，铠子没有强行把钱还回去，他从老吴的眼睛里看到对方需要的尊严和认同。

在街头，碰到真正唱得好、拉得也好的卖艺者，铠子也会给钱。他至今记得，几年前，华师大附近的一个老婆婆，河南坠子唱得杠杠的，“我给了她20块钱，还给她买了点儿吃的。当然，我没有告诉她我是干什么的”。

为生活所迫，37岁的铠子开始有了打道回府的计划。徐州老家年迈的父母也隔三差五地喊他回去娶媳妇，在老人家看来，街头卖艺就是混混，哪里算得是什么工作。

“实在不行，再熬两年就回老家，”铠子自我安慰，“这种生活经历过，也就不后悔了。”

试点结束之后……

演出行业协会的“上岗证”最终留下了铠子。

2013年，一个姓周的老师打来电话，喊他去协会表演。这之前，他隐约听说过街头艺人可能要合法化的消息。铠子背着吉他去了。弹唱完，协会的人让他回去等通知。

王士平兄弟也被喊了去。因为做气球做出了些名气，2013年，他们还被马来西亚的云顶商场邀请过去，在商场里表演了两个月。随着手头接的单子越来越多，两人住进了浦东毗邻两所国际学校的中高档小区。

接到演出协会的电话，兄弟俩二话不说答应去面试，“如果要找那种接地气的感觉，只有站在街头。”王士平记得，他们总共面试了四五次，少则六七个评委，多则十几个。被喊来面试的艺人们挨个进去表演，演完后评委们嘀嘀咕咕一阵。他后来得知，其中有几个是广电局的领导。这一过程中，王士平兄弟认识了同样来面试的“80后”艺人陆昕一。

陆昕一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男孩，喜欢谈自由、谈理想，爱吃甜食，对咖啡颇有研究。和其他街头艺人不同的是，陆昕一家境优越，没那么多“苦难史”。2000年，他到瑞士上大学，学会计。回国后，放弃专业，潜心学习魔术表演。

2011年，会玩水晶球的美籍华人胡启志在《中国达人秀》上一举成名。很多人开始打听，上海有谁会玩水晶球。会玩水晶球的陆昕一却在2012年选择了去马来西亚。平时在吉隆坡做商业演出，有时间就去槟城旅行，靠街头表演挣取食宿费。在陆昕一看来，街头表演是“浪漫主义的事情，是自由意志的象征”。

2014年初，陆昕一回到上海。早在出国前，他就从报纸上看到有关街头艺人合法化的新闻。回国后，他上文广局的官网查进度，没查到太多资料。于是，陆昕一给市长信箱写信打听立法情况。不久，他接到电话回复。对方说，正式法律法规可能到2015年都出不来，但在这之前会有试点，并留了陆昕一的资料。10月初，陆昕一接到电话，找他去面试。

“他们还是花了心思的，确定的这八个人，有些有国外表演经验，有些具备民间艺术的传统背景，而且这些不制造垃圾和噪音，表演幅度和占用空间比较小。”罗怀臻分析，“另外还要考虑和上海的城市品格是不是匹配，比如耍猴这种表演就肯定不行。”

人选好后，接下来还有培训。既然持证了，就要注意形象。国外的街头艺人保罗·伯兰杰也被请来给他们介绍经验，讲如何同观众互动。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会长韦芝认为，“我们要给街头艺术一个职业的指导，规范他们的职业行为。”

“持证艺人”的演出地点最终定在嘉里中心广场附近这块闹中取静的街头。11月5日晚上5点到7点，是陆昕一和铠子的“值班”表演。“钉子”老朱也准时出现了。

陆昕一跪在地上，旁若无人地把玩着一只水晶球，黑衣和夜色融合为一体，水晶球显得更加剔透，倒映着四周璀璨的霓虹。将近七点，一个在附近上班的女孩路过，驻足看了许久，还加了陆昕一的微信。当天晚上，她发微信给陆，“我本来以为魔都的魔是魔鬼的魔，现在觉得是magic的意思。”

陆昕一把这段对话截屏贴在了朋友圈，称“夫复何求”。这个晚上，陆昕一挣到32块钱。他挺满意，除去四块钱的交通费，“还能吃碗不错的面”。

有着七年街头艺人经验的铠子也将自已的舞台从中山公园挪到嘉里中心，一到地方，他就判断生意不会太好，“人流量太少。在街头，有些环境可以让人们放松下来驻足听，有些环境人们急匆匆就会走过去，有时隔两百米差距就很大。”这天晚上，他挣到40块钱。除去周末，这已经是这些天以来不错的收入。

“先把试点期应付过去再说吧。”和其他街头艺人一样，他没指望这次“持证上岗”能挣到多少钱，但把它视为一次可能改变命运的绝佳机会——被关注，意味着“可能有很多机会找上门来”。

11月19日晚上，王士平得到了他“持证上岗”后最值得被纪念的一刻——一位外国人看过他表演后，俯下身，轻轻地把20块钱放进他面前的纸箱里，冲他竖了竖大拇指，没有拿走任何一件气球“作品”。

“是‘放’，不是‘扔’。”王士平强调。

不过，王士平被尊重的喜悦很快因着一个日期的逼近冲淡了——试点时间将在11月25日结束。五天之后，没有人知道这块舞台是否还属于他们。

Vista看天下 2015-08-23 08:42: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