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要有丰富的文化构成

任何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对公众负有责任的作家，在面对人民群众发言的时候，在发表自己作品的时候，要有自己的文化修养。这种文化修养，同时也是政治修养，是一种世界观。不仅在国境以外，也包括自己生活在其中的土地。

一个优秀的知识分子，在今天，应该在世界哪怕一两个角落，一两个国家或民族，有自己独特的观察和知识。同时在中国的土地上，又有两到三处像自己的根据地、堡垒户一样的真正基地。这样才能使自己在踏出国门，或者说放眼世界的时候，有一种大致的独立思考。这样才具备总结自己独特观点的可能性。同时当面对中国土地的时候，能从自己熟悉的、可信任的、有深刻关系的、有情感的人民群众那里，获得可靠的观点和信息。

这样的知识分子，才具备写作的基础。这不光是对一个穆斯林知识分子的要求。任何一个知识分子，都必须这样。当然我们必须说，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具备这样基础的人，是非常非常少的。当然，这跟中国过去整个教育体系存在的问题，跟和这么多年来各式各样的社会颠簸和不平静都有关系。但我想在今天，在近30年以来，当全体人民都在一味学习英语，只崇尚欧美文化的风潮下，我们提出这样一种对自己修养的要求，就更重要了。

我想再重复一遍：在世界上要对一两个——两个以上而不是“一”、因为单一的经验可能导致偏狭———民族或国家有独特的观察和了解。在国内，也要在两个以上不同文化、不同地区建立与自己的血肉关系。你了解它，它信任你，你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深刻的共同体的关系。你是能够代表这个共同体发言的知识分子。在这样丰富的文化构成基础上，一个作家才可能建立像样的观点，才可能建立起自己对世界的观察。否则，严厉地说，他是不具备写作资格的，他的作品至少是不全面的，他甚至可能在散布一种有害的观点。

必须说，今天，不光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包括世界上的知识分子，够条件的人都不见得多。欧美的知识分子，虽然他们现在拥有在世界发言的绝对强权，他们的发言覆盖世界，从政治观点到文学作品，甚至强迫世界听他们的声音，但这并不说明最终历史将证明他们是有力的和正确的。相反，最终历史很可能会判断他们的文学、观点、政论、文章、以及作品实际上是肤浅的。因为他们并不拥有一个对自己的文化与政治思想的支撑。

面对这一盘巨大的历史，由于年龄大了，又缺乏基础，尤其没有掌握当地民族语言，我只能望洋兴叹了。但我依然坚持多少学习一点梗概。而要深入了解，在这个领域做出一番事业，要靠年轻一代。

我们希望的，只是在这样的思路上，抓住根本，修正偏差，纠正中国的畸形教育造成的大片知识空白、偏见、以及认知上的愚昧。

我为什么要脱离体制

脱离体制,应该说这是被动的。换个术语：背后有无形巨大的手的拨转，才导致一切的结果。当然，也有自己体内血性的催动。

但在当时都有具体的原因。总之既是一个被动的选择，也是一个前定的使然。自己天生的血统中肯定有这样的一种基因，早晚我要走上这样的一条道路。在当时，正团级的待遇、军队里最高级别的创作人员、受宠的精英作家、全国作家协会理事等等，也不用往上爬，只消闭上嘴对太坏的事能够装作没看见———今天也就不是这样的局面，所谓物质地位等待遇也会大大不同。但是我相信，如那样我就不是我，人就不清洁了。

我们穆斯林一辈子只求要做清洁的人。心至少是清洁的。大多数人都会这么说，但不一定会这么做。但我们山东这一家人，几辈人说得到做得到，因为我们抗拒不了体内血脉的冲动。

这是回族的一种骄傲的民族基因。就像历史上，明朝的思想家李贽、明朝着名的清官海瑞，虽然他们都已没有践行穆斯林的生活方式，但他们抗拒不了肌体内这种“异端的血液”。他们有抗拒一切不洁净的冲动。所以李贽到了七十多岁，被关押拷打最后割喉而死，但在遗嘱中留下的，却是一种含混的、依稀儿时的埋葬记忆。海瑞，明清历史上再没有出过像他那样的清官，还居然敢骂皇帝。他一辈子的行为，他清洁的精神，都是由于一种伟大的血液的搏动。

我们作为穆斯林，身怀这样一种血性我觉得自豪。今天看来，当你抛弃了一部分东西时，也在收获另外一部分东西。至于到底丢掉的多，还是收获的多，因人而异见解不同。1989年我离开海军时，当时相熟的作家中，今天没有一个不是少将军衔。但是究竟谁真正得到的多、谁更受到命运之神的宠爱?比比学到的真知，比比与人民的关系，我觉得我得到的最多，而不是他们。

我感谢前定，我感谢当年的勇气，更感谢安拉在我的背上推了一把的无形之手。因为那一步，我既对得起作家的名字，也对得起穆斯林的称号。否则我也可能会是一个庸俗的人，因为体制有最强烈的腐蚀性。我没有莫名其妙的清高，我相信如果还在体制内，腐蚀一样会来到自己身上。但是，1989年自己从那个台阶上跳了下来，现在看来一切都顺理成章。

那以后，我必须作为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就像农民工到北京打工一样解决生存的需求。在作协开会时，一个维族作家弄不懂我的方式，我告诉他：“你没看见维族人在卖葡萄干吗?我和他一样。不同的是，他卖葡萄干，我卖散文。

1989年我只有41岁，到今天我已经67岁。这么多年，我不仅没有穷困潦倒，而且在精神上也包括物质上，我富足而快乐。不仅没有被缺少差旅费等束缚，而且整个中国乃至世界，只要兴之所至，只要想去学习，我们就能自费前往。包括这次在马来西亚，人们在猜是谁接待，而你很清楚我们坚持自费。我愈来愈看清楚了：一切都是预定——安拉不让我当可笑的暴发户，但却一文不少地给了我吃饱穿暖、走遍天涯、帮助穷人的给养。

这一切，通过我们对身边所有发生事情的认知，表述有信仰的中国作家并不都是金钱的顺奴;我还进行了以《心灵史》珍藏版收入援助巴勒斯坦难民的天课行动。我和妻子以及最亲密的战友，在约旦的巴勒斯坦难民营把自己着作收入的十万美元，按照古兰经关于施散者更要谦虚的教导，把它们手递手地、谦卑而真心地放到了476户亲人的手里，那是我对金钱的一次畅快的论述：金钱，当它不以私有为第一原则的时候，人会获得真正富足的感觉。而且那一刻，钱才实现了它的最大价值，当你手递手地把它送给巴勒斯坦亲人时，你会觉得这钱很可爱!

就这样，由于从体制内挣脱而出，我不仅没有穷困潦倒，而且在时时感受着富有。当然，这种深刻的富裕感，是一种穆斯林的幸福。在这过程中，我接触到了体制外的含义。

1989年之后，我站到了体制之外，似乎体制也在对我孤立，什么学会、学报、出国、进修、评奖、“国家津贴”，各式各样的便宜，都清除得干干净净。

那以后我凭借的东西只有一样：文章的水平。如果不管因什么原因水平降低，我就会失败而且招致嘲笑。如果失败，以前一切清洁的选择就似乎变成否定，因为这个社会唯以成败论英雄。

我不愿让自己的生命被嘲笑，我绝不能在最后让人觉得：他多么可怜啊，穷困潦倒，连拉面都吃不起。我在和流行天下的价值观，作一生的比试。我可以公开我的诀窍：我只有一条路，就是以学习保持水平。

世界上良知还是存在的，当你经过奋斗(jihad)完成了你的提高，写出领先的作品时，不仅学术与文学的地位得以保障，而且面包也会有，牛奶也会有。我们要吃得温饱、过得富足、还要拿出一部分钱财帮助他人———这种全面的富裕，这种体制之外的幸福，千金不换。

如果要我对年轻的回族知识分子说一句什么，我想说的唯一就是这一句：

作为自古就在体制外的回族群体的一员，警惕你对体制的梦想!有人说，体制是最大的“设立壳”、是最大的以物配主。从体制高层脱离的我，感到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当你的手指摸着键盘时，要记住最危险的就是歪着嘴摹仿体制内的腔调。靠取悦别人、学别人的腔调，获得的所谓话语权可悲至极。它注定要失败，因为，削尖脑袋往体制里钻的过程，常常也是对伊斯兰背离的一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