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新星，名噪一时】

1884年，薛福成以浙江宁绍台道的职衔正式进入官场。宁绍台道所辖乃浙江海防要地，其时又恰值中法战争，法舰屡犯东南沿海，并以偷袭的方式摧毁了马尾福建水师。但在薛福成负责防守的镇海，法舰以绝对优势窥视四十五天，屡战屡败，直至中法议和。镇海防守之固号称一时之最。稍后，1885年，薛福成刊布了自己关于国防建设尤其是海防建设的重要意见书《筹洋刍议》。

与1874年的应诏陈言一样，《筹洋刍议》也名噪一时，薛氏也由此成为颇具知名度的洋务新星。但在薛氏自己看来，《筹洋刍议》中的内容远非定论，“此特一时之私论，大端所宜发挥者，十未得一二”。薛氏曾如此言及自己撰写《筹洋刍议》的目的：“余愚以为应之得其道，敌虽强不足虑；不得其道，则无事而有事，后患且不可言”——只有透彻了解敌人，才能用正确的方法应对敌人。故而，薛福成希望能够得到机会，继续深入了解西方国家。而深入了解西方的最佳机会，则莫过于出使西方。

1872年、1878年、1884年，薛福成曾三次有机会出使西方，但都因各种缘由失之交臂。1889年，在人生倒计时不足五年之际，出使欧洲深入接触西方世界的机会才终于来到。

【由巴黎至伦教，始信郭嵩焘之说】

出洋之前，薛福成是一个专注于坚持中国传统经世之学和倡导学习西方技术文明的标准洋务派。但到欧洲之后，其观念遭受了很大冲击，发生了巨大变化。光绪十六年（1890）三月十三日日记记载：

“昔郭筠仙侍郎，每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至为清议之士所抵排，余亦稍讶其言之过当。以询之陈荔秋中丞、黎莼斋观察，皆谓其说不诬。此次来游欧洲，由巴黎至伦教，始信侍郎之说，当于议院、学堂、监狱、医院、街道证之。”

郭筠仙，即郭嵩焘。1876年，郭氏作为“天朝上国”向西方派出的第一位驻外公使出使英国。然而，未出国门，郭氏已经引致人神共愤，出国之后，郭氏又屡言中国三代之政不如西方民主政治，更使其成了国内士大夫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同行的副使刘锡鸿甚至称其为“此京师所同指目为汉奸之人”。（详见《转型中国1876：国粹主义大潮浩浩荡荡吞噬晚晴改革》）

薛福成也曾经是怀疑郭嵩焘言过其词的国内士大夫中的一员。直至其亲自抵达欧洲，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方才相信郭氏所言不虚。譬如议院——薛氏曾于光绪十六年（1890）七月前往英国议会亲身体会，后又多方搜集资料，十八年（1892）二月十八日日记记载：

“泰西诸大国，自俄罗斯而外，无不有议院。……议院者，所以通君民之情者也。凡议政事，以协民心为本。大约下议院之权，与上议院相维制，上下议院之权与君权、相权相维制。”——对西方国家上、下议院互相牵制、议院与君权互相牵制的情形，已有充分的认知。

再如学堂——薛在海外目睹了西方国家教育的鼎盛，尤其是义务教育、女子教育：

“凡男女八岁以上不入学堂者，罪其父母；男固无人不学，女亦无人不学；即残废聋瞽喑哑之人亦无不有学；其贫穷无力及幼孤无父母，皆有义塾以收教之。”（光绪十七年正月初三日记）

学堂对孩子们无微不至的照料——“有厨房、有书库、有浴室、有饭厅……”——更让薛福成感慨万千：“於戏！至矣尽矣，毫发无遗憾矣！吾不意古圣先王慈幼之道、保赤之经，乃于海外遇之也”（光绪十八年七月十八日记）

1872年，薛福成送陈兰彬携幼童赴美时，曾将洋人形容为“朋淫、腥膻”的异类，认为留学生到了国外，必须坚持温习“三纲五常”，否则难免“沦于异族”。20余年后，薛氏自己置身欧风美雨当中，终于承认：西方文明是一种确确实实的文明。

【呼吁朝廷实施经济体制改革】

探究西方富强的本原，是薛福成出使欧洲期间考察的最重要的命题。1874年那次应诏陈言已经对此有所思考。薛氏认为，求富是致强的前提，而要求富，则须“体恤商情，曲加调护”，譬如：洋商船只在内河来去自如，华商船只报税过关反而还要遭遇多方勒索留难，此类情形绝对不可再有。薛氏甚至乐观地认为：若国家摒弃重农轻商的落后观念，保护工商业，那么，投资造船的商人将络绎不绝，假以时日，中国商船必能驶往西洋各国港口，反夺洋人之利。1885年的《筹洋刍议》，则明确表述：“西人之谋富强者，以工商为先”。

抵达欧洲之后，“工商强国”这一观念不断得到强化。薛氏观察到：

“西洋各国之所以致富强者，以工商诸务之振兴也，工商诸务之无阻，以各项公司之易集也。凡事，独立则难支，众擎则易举，势孤则气馁，助多则智周。西洋公司资本之雄，动以数千百万计，断非一人一家之财力所能就。然苟有当办之事、可兴之利，则风声一播而富商立集，股票一出而巨款立致。盖其规画之精，风俗之纯，章程之善，有使人深信不疑者矣。”（光绪十八年闰六月十四日记）

尽管这一观察有过分美化的嫌疑，但仍不失其敏锐。稍后，光绪十八年（1892）闰六月初六，薛氏在日记中写道：

“西人尝谓，谋国之要有三，曰安民，曰养民，曰教民。所谓养民者，何也？……一曰造机器以便制造，二曰筑铁路以省运费，三曰设邮政局、日报馆以通消息，四曰立和约通商以广商权，五曰增领事衙门以保商旅……”

——此种言论，显然是对《筹洋刍议》中“工商强国”观点的具体和细化。薛氏列举了二十一条“养民”措施，归结起来，其实是同一个意思：必须充分利用西方近代技术文明成果为中国的工商业服务，这些成果包括各种制造业机器、铁路、电报等等；此外，与工商业发展相配套的近代关税体系、近代银行体系以及相应的管理机构（商务局）等，也应及时筹备。这是薛福成在详细考察了西方的工商业体系之后所得出的结论。

薛氏由此转而成为洋务运动的批判者——“……知西国所以坐致富强者，全在养民教民上用功。而世之侈谈西法者，仅曰：‘精制造、利军火、广船械’，抑亦末矣！”（光绪十九年六月十四日记）——在薛氏看来，洋务运动已然误入歧途，中国求强之路与求富之路是一体两面的事情，求富才能求强，而求富的前提是“养民教民”，而“养民教民”的方式，则要求帝国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摒弃“以农立国”，向“工商立国”转型。

帝国传统职业序列中，“商”本居末位，薛福成将其提升到“四民之纲”的高度，对传统经济体制批判之激烈，在当时是很鲜见的——洋务大佬如李鸿章、张之洞，搞了一辈子企业，结果全部搞成国企，洋务企业虽多，工商业的境遇和地位却没有多少改善。薛福成的认知高度，早已远远超出了洋务派。

【君主制好还是民主制好】

出洋给薛福成带来的真正蜕变，是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 出国之前，薛氏的政论文章几乎不涉及政治体制问题，其《筹洋刍议》，通篇谈论工商、矿业、火车、兵制……毫不涉及政治体制问题。自从来到了欧洲，对郭嵩焘当年所谓的“君民兼主国政”的民主政体有了切身的提验，潜移默化之下，观念与以前大有不同。

光绪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薛福成在日记中谈论自己眼中的君主政体与民主政体间的优劣。薛氏认为：

民主之国的长处在于用人行政可以集思广益，顺应民情，君主不能肆虐民众以满足一己之私欲；亦能防止官员仗势欺人贪污腐化；其弊端则在于“朋党角立，互相争胜”，不能团结一致，甚至可能因私人恩怨而伤害国家利益。

君主之国的长处在于：权力集于一人之手，倘若得到圣贤之主，“其功德岂有涯哉！”其弊端则在于：权力上重下轻，劳役民众有如牛马，民情不通，公论难伸，君主一人不能周到全国，误事不可胜数。

薛氏最后总结说：君主制与民主制互有利弊，关键取决于“得人”：“得人，则无不便，不得人，则无或便。”这种结论显然有和稀泥的嫌疑，但考虑到日记最终需提交给朝廷，薛氏不得不作如此总结，也是可以理解的。

三天之后，薛氏在日记中进一步深入讨论“中国究竟该实行民主制还是君主制”的问题。薛氏认为：中国在尧舜时代及其以前，所行的都是民主制。直到秦始皇以武力征服经营天下，才开启了君主制。秦汉之后，全部都是君主制。夏、商、周那时候，虽然君位世袭，但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念还深入民心，犹如今日之英国、意大利等国的“君民共主政体”。

最后，薛福成得出结论：君民共主政体“无君主、民主偏重之弊，最为斟酌得中；所以三代之隆，几及三千年之久，为旷古所未有也。”薛将中国历史上的夏、商、周三代解读为“君民共主政体”，既有规避政治风险的目的，亦自有其“托古改制”的良苦用心；所谓“君民共主”，其实就是英国式的君主立宪。

【政改是经改的前提】

薛福成呼吁君主专制之国大清作政治体制转型走向“君民共主政体”，与其出洋探求国家富强本原的目的是一致的。光绪十九年六月十四日，薛氏再次总结西洋富强的本原，一共总结了“五大端”。但与此前多次同主题论述有所不同，这一次，“工商立国”被放置到了末位，众多与政治体制改革有关的内容被提到了前面。

原文如下（西国富强之源……约有五大端）：

一曰通民气：用乡举里选以设上下议院，遇事昌言无忌；凡不便于民者，必设法以更张之；实查户版生死婚嫁，靡弗详记，无一夫不得其所，则上下之情通矣。

二曰保民生：凡人身家、田产、器用、财贿，绝无意外之虞；告退官员，赡以半俸；老病弁兵，养之终身；老幼废疾、阵亡子息，皆设局教育之，则居官无贪墨、临阵无退缩矣。

三曰牖民衷：年甫孩提，教以认字；稍长，教以文义；量其材质，分习算、绘、气、化各学，或专一艺，终身无一废学者；何也？有新报之流传，社会之宣讲也。

四曰养民耻：西国无残忍之刑，罪止于绞及远戍、苦工，其余监禁、罚款而已；监狱清洁无比，又教以诵读，课以工艺，济以医药，无拘挛，无鞭挞，而人皆知畏刑，不敢犯法，几于道不拾遗；父母不怒责其子，家主不呵叱其仆，雍然秩然；男女杂坐，谈笑而不及淫乱，皆养耻之效也。

五曰阜民财：其藏富于民者三要，一、尽地力，谓讲水利、种植、气、化之学；二、.尽人力，各擅专门，通工易事，济以机器，时省工倍；三、尽财力，有公司及银号，而锱铢之积，均得入股生息，汇成大工大贾，有钞票及金银钱以便转运，则一可抵十矣。

“阜民财”，相当于薛福成未出国前所倡导的凭“工商立国”以“养民”。然而前四条“通民气”、“保民生”、“牖民衷”、“养民耻”，已经很广泛地涉及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方面面，譬如自由选举、议会制度、言论自由、社会保障、公民财产权、公民的受教育权等等。同为“西国富强之源”，他们被放置在“阜民财”一条之前，薛氏主张政体体制改革先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乃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前提的观点，是显而易见的。

【经改是政改的保障】

“工商强国”与“君民共主”是薛福成政治思想中的一体两面。在薛氏看来，君民共主政体是工商强国的保证（如上文所述），但另一方面，工商强国又可以巩固君民共主政体。光绪十八年五月十三日的日记有着薛福成关于这方面的认识的记载。日记说：

“西洋各国议院员绅由民推选，大抵皆取器识明练、才辩锋生者，而尤以家道殷实为第一要义，群谓之‘体面人’，……盖视此为扬名成业之具，而非为养身肥家计也。议员中资深望重者，可举为宰相及各部尚书，或为伯理玺天德（总统），或有稍玷其声誉者，则终身无再选之理。故近来欧洲之官，以贪墨着者尚少。”

薛福成认为家道殷实的“体面人”依靠民主体制进入议会乃至成为国家领导人，有助于防止贪污腐化，对国家的政治清明大有益处，因为这些人追求的不是财富而是名誉。光绪十九年四月十六日，薛福成在日记中批判了中国传统社会鄙视富人的痼疾：

“中国用人以富者为嫌，西俗用人以富者为贤，其道有相反者。夫登垄断以左右望而罔利市者，谓之‘贱丈夫’，中国数千年来，无愚智皆知贱之，……贬之曰‘铜臭’斥之曰‘守财奴’，中国之习俗然也。泰西各国最重议绅，议绅之被推选者，必在殷富之家。……至其选为各部大臣及宰相者，非殷实之世爵，即富厚之名人，其意以为彼皆不忧衣食，专顾体面，未有不竭诚谋国者。”

薛如此推崇“富民”在议会政治中的作用，显然是想将其“工商立国”理念与“君民共主”思想融合起来，达成一致。这种高度推崇“富民”的观念放在今天，仍不免引起许多争议，但考之历史，西方国家确实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自“精英民主”向“大众民主”过渡的过程；晚清之维新、立宪，论及民主，同样也带有这种推崇“富人”的倾向——譬如规定家产达到多少才有资格进入地方咨议局。薛福成在1890年代将个人的财富、地位与代议民主政治联系到一起，不是“反动”，而是一种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