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学的文化选择

>>>  民初歷史變遷觀察  >>> 簡體     傳統


      1
  在写下五四新文学开山之作《狂人日记》的1918年,鲁迅描述了中国人的两种“大恐惧”:“许多人所怕的,是‘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注:鲁迅:《热风·随感录三十六》。)
  “大恐惧”化作焦灼的探寻。何为救国之根本与强国之起点?鲁迅说:“一国当衰弊之际,总有两种不同意见的人。一种是民气论者,侧重于国民的气概,一是民力论者,专重国民的实力。”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文化人物,包括鲁迅在内,大多曾是“民气论者。”而文学作家即使是“民力论者”,他本人所作的努力也只能是在“民气”方面。
  “大恐惧”引发出两条相悖的救国思路。
  有一个溯因寻源的演绎模式:中国的积弱与落后,有诸种表征和原因。所有的直接原因,都是“根本”原因——国民性造成。而国民性的形成,则源于传统文化与民族基因。从这个演绎模式导出了曾经得到广泛认同的推理逻辑:倘若不变革中国的文化模式,不重建民族的文化心理,一切改革都将流于浮面。文化先驱们不无偏颇地确定了文化变革在近现代历史过程中的根本地位和突破口意义。
  事实上,自20世纪初年以来,每当变革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斗争、军事斗争遭失败、受挫折的时候,总有一些知识分子从精神的方面、从文化的方面,从“民心”、“民气”、“民智”,从民族的历史负累去找原因。这方面的原因又极易找到。郭沫若后来曾追述这一思想模式的形成过程:“中国的积弱,在往年的一般人认为是没有近代的国家形体,没有近代的产业,所以在我们的幼年时代,才有变法维新、富国强兵的口号。就在那种口号之下闹了几十年,中国在形式上算是形成了新式的共和国,然而产业仍然不能够振兴,国家仍然不能够富强,而且愈趋愈下,于是大家的解释又趋向到唯心主义方面,便是说中国民族堕落了,自私自利的心太重,法制观念、国家观念太薄弱。因而拯救的法门也就趋重在这一方面。”(注:郭沫若:《创造十年》。)每当中国知识分子把拯救中国的“法门”趋重在精神的方面、思想的方面、文化的方面,他们便对文学怀着殷切的期望:期望文学为变民心、振民气、开民智出力,期望文学成为民族复兴和社会变革的先导。1917年初,当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呼唤“文学革命”,正是沿用了20世纪初年以来中国启蒙先驱们一以贯之的思想模式,将文学与“救国”、与社会进步事业紧密结合起来。他认为:“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其原因之小部分,则为三次革命,皆虎头蛇尾,未能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污;其大部分,则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并此虎头蛇尾之革命而未有焉。此单独政治革命所以于吾之社会,不生若何变化,不生若何效果也。”进而,他有“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注: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的论断。
  五四时期站在“文学革命”旗帜下为先驱者助阵的傅斯年,将“文学启蒙”——“文学救国”的逻辑表述得十分清晰:“到了现在,大家应该有一种根本的觉悟了:形式的革新——就是政治的革新——是不中用的了,须得有精神上的革新——就是运用政治的思想的革新——去支配一切。物质的革命失败了,政治的革命失败了,正在有思想革命的萌芽了。”“想把这思想革命运用成功,必须以新思想夹在新文学里,刺激大家,感动大家,因而使大家恍然大悟。”(注:傅斯年:《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胡适也是把文学看作“新思想新精神的运输品”,他首先着眼于文学语言的“改良”,则是因为“认定文学革命须有先后的程序”(注:胡适:《尝试集·自序》。)。
  五四新文学诞生于中国近现代民主革命的历史洪流中,诞生于中国知识分子前仆后继地探寻民族出路的艰难行程中。发难者们尽管力薄势单,却有意识有组织地发动了一场文学运动。五四文学变革所呈现出的规模、所显示出的力量也使它足以称得上“运动”。五四文学运动的倡导者把文学当作解决中国问题的突破口,他们在“文学革命”与“政治革命”之间,设置了一个特别强大的中介:道德革命。于是,“伦理”和“文学”成为时代的中心议题,“道德革命”与“文学革命”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并立着的两面旗帜。“新文学的提倡差不多成为五四的主要口号。”(注:茅盾:《读〈倪焕之〉》,《文学周报》第8卷第 20号,1929年5月12日出版。)“文学, 充当了思想革命的第一线的冲锋队”(注:茅盾:《五四运动的检讨》,《前哨·文学导报》第1卷第2期,1931年8月出版。), 它比当时的政治生活更深刻地表现了时代的灵魂。
  与此同时,怀着另一种“大恐惧”,即怕“‘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的人们也整理出另一条“救国”的思路。
  李涵秋的章回小说《还娇记》里,一位老先生为儿子讲诗时说:“中华国的国粹仅仅剩此一脉。”(第一回)中国诗文向来是维系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因素,在五四之前民国与帝制交替的那几年里,在一片“人心日非,世衰道丧”的慨叹声中,诗文及其它文学形式成为挽回传统文化沉沦厄运的最后希望之所寄。在这种希望中,仍然包含着以文学与国运相联系的思路。一位持守旧立场的作者在题为《文学与国家关系》的文章中写道:
  我国开化最早,文学卓着,腾踔全球。今举四千年独得之薪传任其摧残,不事匡救,是人不亡我,而我自亡之矣。可不痛哉,可不痛哉。然则如之何而后可,曰必先根本解决。晓然文学与国家关系之密切犹之布帛米粟,不可一日无,锐意持维,共同拥护。文学一日存在即国家一日存在,发挥其精理,会通其真诠,将见磨砚观感,通国向风,安知菁英之化不复倡于神州旧壤也哉。(注:慕韩:《文学与国家关系》,《学艺杂志》第1期,1912年11月出版。)
  这位作者得出的结论是:“保全文学以存国粹者,诚为今日之急务矣。”他与稍后胡适、陈独秀等呼唤文学革新的立场正相反对,而其将文学与国家命运相联系的谋求“根本解决”的思路却是一致的。
  在五四前夕,社会的动荡正造成价值尺度的迷失,社会制度转型期的实力政治正使中国传统文化的适应性受到最严厉的检验,一代文人处于试图重建价值信心的困惑和焦虑中。不但遗老们执拗地维护着古典文学的经验,许多曾经“新”过的人们也表现出复古的趋向。与追恋古风的道德选择相关联,他们格外迷恋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以倔强的努力维持着传统文学最后的香火。
  林纾1916年发表《送大学文科毕业诸学士序》,他慨叹道:“呜呼,古文之敝久矣!”“欧风既东渐,然尚不为吾文之累。敝在俗士以古文为朽败,后生争袭其说,遂轻蔑左马韩欧之作,谓之陈秽,文始辗转曰趣于敝,遂使中国数千年文学光气,一旦àn@①然而@②,斯则事之至可悲者也。”他向“诸学士”表示了自己的希望:“世变方滋,文字固无济于实用,苟天心厌乱,终有清平之一日,则诸君力延古文之一线,使不至于颠坠,未始非吾华文章也。”当以林纾为代表的一批文人站到五四新文学的对立面上,以“或@③@④而不理予兮,予仍敖异而无疑”(注:林纾:《畏庐续集·感秋赋》。)的心态卫护着传统文化及其表达形式的价值,他们也是把文学视作了关系民族命运的“根本”。
  两种“大恐惧”所引发出的两条相悖的探寻“根本”的思路其实同样出于对文化问题的极度重视,也由此决定了五四新文学的文化批判性格和反对者们对传统文化的护卫姿态。
      2
  五四新文学的文化批判性格集中体现于鲁迅的作品,以《狂人日记》为开端的《呐喊》和《彷徨》表现出极其强大的文化批判力量。鲁迅将自己无法忍受祖国屈辱地位的“大恐惧”化做了对民族病态性格的批判。他“举起了投枪”,这“投枪”首先是射向传统的。鲁迅对旧道德、旧文化和整个旧世界的批判所达到的深度,超过了当时以至迄今中国一切革命家、思想家。在五四文学青年们高张着“个性解放”的旗帜,热衷于自我表现与心灵探讨的时候,陈独秀等先驱者所提出的“改造国民性”的主题,其实只有鲁迅在孜孜地表现着。与其他五四作者相比,鲁迅对自我生命有更深刻的体悟,对人类处境有更犀利的洞察,然而,他仍然以最大的热忱去关切民族的命运。
  鲁迅后来说:“我那时对于‘文学革命’,其实并没有怎样的热情。”(注:鲁迅:《自选集·自序》。)这是因为在经历了“寂寞的悲哀”之后,鲁迅已不再相信文学运动就能具有那样强大的改变民族命运的力量。当然,希望“是不能抹杀的”,助威是义不容辞的,然而,鲁迅比谁都知道改造中国和振兴中国的艰难,他的勇猛的战士姿态中依然包含着悲壮的寂寞感,因为既是“抱着启蒙主义”,“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者的注意”(注:鲁迅:《呐喊·自序》。),却又明明知道,能够被“启蒙”、去“注意”的不过是中国人的整数中须四舍五入的小数。鲁迅的“呐喊”不可能为他所深切地“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华老栓们、闰土们所理解,哪怕能有些微的理解,他们也早就不是华老栓和闰土了。鲁迅的伟大和鲁迅思想的深刻性无庸置疑,然而,如果把鲁迅思想对于中国现代民族生活的影响作过于夸大的估计,实际是无视了中国国民的实际构成。五四新文学的文化批判本以改革文化——改革社会为职志,然而,最为体现批判——改革的成效的,却并不是文化与社会,而是文学本身。
  从五四新文学的发难者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论证文学与国民性之间“互为因果”的关系,到鲁迅以杂文和小说明若观火地批判着国民性中的弱点,“改造国民性”的时代主题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在五四之前、五四之后,曾有几代人为“国民性”这样一个说不尽的话题耗竭心力。甚至可以说,20世纪中国人文方面的杰出人物几乎无不是在对这个问题的展开中显示出自己的杰出。不容回避的是,这一话题之引起那么多杰出人物的关注,不但因为它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气论”一脉相承,也是受了高鼻碧眼的外国人的启发。说起来,“中国国民性”这一话题,首先并不是由中国人提出的。自19世纪中叶,中国的大门被西方的大炮轰开之后,来华的外国人便开始讨论中国国民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中国国民性》一书,搜集了英国人亨利·查尔斯·萨(Henry charles Sirr)的《中国和中国人》(1849)、库克(Cooke,Georgo Wingrove )的《诱人的课题——中国国民性》(1858),法国人古伯察(Regis — Evariste )的《中华帝国随想》(1854),德国人利希霍芬(F.F.Riehth ofen)的《独立种族》 (1877),美国人约翰逊(Johnson,Sanuel)的《东方崇教》以及史密斯(A.H.Smith)的《中国人的气质》(1894)等。其中《中国人的气质》是鲁迅多次提到过的。我们很容易理解在上一世纪来华的外国人眼里,中国人会是怎样古怪——仿佛是与他们简直不属同一类生物的怪物;也容易理解五四先驱由“大恐惧”引发的对民族境遇与民族性格独特性的关注。
  谁都无法否认民族与民族文化的独特性,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个历史积淀十分深厚,又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民族来说。同时应该顾及的是生活在同一星球的人类各民族毕竟走着大体相似的社会发展的路途,在精神领域也存在包含有内在规律的相似性。大于民族性的人性,小于民族性的个性,其重要都并不亚于民族属性。而五四新文化人物对民族性格独特性的关注,正是出于“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的“大恐惧”,因而,反思“国民性”,是为了改造国民性,以与世界各民族共同生存、共同进步。陈独秀等在号召爱国主义的同时,已经在倡言世界主义。五四新文学的发难起自先驱者们的国家危亡感,但是,在新文学运动的进程中,作者们“因为对于褊隘的国家主义的反动,大抵养成一种‘世界民’的态度”(注:周作人:《〈旧梦〉序》,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他们逐渐淡化着国家观念,以“人”的概念将个体生命与人类直接联系了起来。“文学应该以人类为观察点”,中国文学作者破天荒地渴望反映“全体人们的精神”,而“不是一国,一民族的”(注:西谛(郑振铎):《新旧文学的调和》,《文学旬刊》第4号。)。 在五四之后的中国,从事文学工作的人们十分注意与其它国家的文学联系,却也不再持有五四时期的“世界民”的态度。
  正是基于“人类的运命是同一的”信念,五四作家认为“只能说时代,不能分中外”(注:周作人:《人的文学》。),于是有了“文学的统一观”的介绍:“世界的文学就是世界人类的精神与情绪的反映;虽因地域的差别,其派别,其色彩,略有浓淡与疏密的不同。然其不同之程度,固远不如其相同之程度。”(注:郑振铎:《文学的统一观》,《小说月报》13卷8号。 )于是在五四时期东西方文化问题的大论战中,新文学作者们从文学这一特定角度表现了自己鲜明的态度。
      3
  中西文化究竟是各具特色的平行关系,还是中优西劣或者西优中劣,还是在近几个世纪以来存在着一个时间差——西方先进,中国落后了?这样一个说简单便简单得直截了当,说繁复便繁复得包罗万象的问题自20世纪初起就困扰着中国人。以“文化”为切入角度的运思方式,支配着、主宰着20世纪中国人的理论思维和艺术思维。围绕着“传统与现代”、“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民族化与欧化”这些沉重的、似乎永远写不完的题目,中国人已经做了一个世纪文章,并且,看来还将不厌重复地做下去;已经有过好几场极热闹的争论,并且,只要社会气候适宜,还会不烦不腻地争论下去。
  从尚未更名为《新青年》的《青年杂志》创刊,便开始了以陈独秀为一方,以《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为另一方的东西文化论争,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论战规模不断扩大,有各类代表人物参加,成为20世纪中国最激烈的一场文化大辩论。
  在东西文化论争的热烈景观中,五四新文学无可回避地作出了文化选择。
  胡适与陈独秀发表于1917年的《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中都有对漫长文学历史较为系统的回顾。胡适疏理“文之进化”的过程,“有尚书之文,有先秦诸子之文,有司马迁班固之文,有韩柳欧苏之文,有语录之文,有施耐庵曹雪芹之文”,很明显,对于自上古至唐宋“文”的发展变化过程,胡适与既往以及当时持守古典立场的学者并无多大分歧,只是说到唐宋之下,他依照另立“正宗”即以白话为“正宗”的宗旨,以“施耐庵曹雪芹之文”直接与从“尚书”开始的“文”之传统相承接。陈独秀简略勾勒中国文学发展历史是从《国风》、《楚辞》开始,对两汉、魏晋、齐梁、唐各代文学,有贬有褒,而将韩柳元白视为一次大的转折。对于此后的文学,陈独秀作了各趋极端的评价:以元明剧本、明清小说为“近代文学之粲然可观者”而以“明之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之归、方、刘、姚”为“妖魔”。胡适与陈独秀并非全盘否定古典文学,而是通过对文学发展历史的重新整合,从中挑选自己所需要的师从对象。
  而新文学的发难者在以既往“模范的白话文学”作尺度以外,毕竟已开始使用另外的尺度。陈独秀发表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时在胡文篇末写道:“余所最服膺者,为东篱。词隽意远,又复雄富。余尝称为‘中国之沙克士比亚’。”在中国文学史上重新选择师承对象并重新认定正宗的同时,陈独秀开始了以西方文学作尺度的横向比较。称马致远为中国的莎士比亚绝不同于林纾谓外国小说“得古文家义法”(注:陈独秀:《〈黑奴吁天录〉例言》。),因为陈独秀一个月后便在《文学革命论》中宣称:“以至今日中国之文学,委琐陈腐,远不能与欧洲比肩。”也就是说,陈独秀认为,自元代以降的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之间已经有了一个时间差,因而陈独秀热情呼唤“中国之虞哥、左喇、桂特郝、卜特曼、狄铿士、王尔德”。
  在五四新文学的行进中,它很快放弃了倡导者在发难初期树立的元人戏曲、明清小说等“模范”样本,真诚地以西方近代文学为榜样,因而便有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紧迫的与长远的计划(注:沈雁冰:《小说新潮栏宣言》,《小说月报》11卷1号。),有“‘人化’即欧化, 欧化即‘人化’”(注: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226页,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的提倡, 有将“西洋文学进化途中所已演过的主义”也来“演一过”(注:沈雁冰:《答周赞襄》,《小说月报》13卷2号。)的主张。
  “演一过”的主张出自五四时期唯一堪称文学理论“家”的沈雁冰。他是一位介绍型的理论家,他工作的重点即在介绍,他当时说:“我以为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在将西洋的东西一毫不变的介绍过来。”(《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他努力寻找文学发展的历史线索,希望能够“探本穷源”。60年后,沈雁冰回忆起当时“大家有这样的想法;既要借鉴于西洋,就必须穷本溯源,不能尝一脔而辄止。我从前治中国文学,就曾穷本溯源一番过来,现在既然把线装书束之高阁了,转而借鉴于欧洲,自当从希腊、罗马开始,横贯19世纪,直到世纪末。”(注:茅盾:《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生活之二》,《新文学史料》第2辑。 )沈雁冰以“古典——浪漫——写实——新浪漫”的公式来勾勒欧洲以至人类文学的发展轮廓,他特别重视欧洲文学思潮的演变过程,把这个过程看成直线向前的由低向高的进步:“翻开西洋的文学史来看,见他由古典——浪漫——写实——新浪漫……这样一连串的变迁,每进一步,便把文学的定义修改了一下,便把文学和人生的关系束紧了一些,并且把文学的使命也重新估定了一个价值。”(注:沈雁冰:《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小说月报》12卷2号。 )这样的观点其实不是沈雁冰本人发明的,而是祖述欧洲学者的意见,“包含这些‘理论’的这些书是欧洲学者以‘欧洲即世界’的观点来写的。”(注:茅盾:《夜读偶记》第2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 )这是以欧洲为本位的“探本穷源”。
  “现在的世界文学必要影响到中国将来的新文学——换言之,就是中国的新文学一定要加入世界文学的路上”(注:沈雁冰:《答周赞襄》,《小说月报》13卷2号。),这是理论家沈雁冰所得出的结论, 也几乎成为五四新文学作者的共识,虽然五四新文学作者很少直接对当时正激烈进行着的文化问题论争表态,但是他们实际上以为中国新文学所作的文化选择参与了这场论争。当东西文化之争与传统/现代之争、文言/白话之争交织在一起,五四新文学作者真诚地以西方近代文学为榜样,建立起新的文学信念和人生信念,表现出与既往民族传统不同的艺术追求和文学作派,从而实现着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变革。
      4
  英国作家韦尔斯在他那本着名的《世界史纲》里写下过这样一段话:“中国语的语法从本质上异于英语语法;它是另外的和不同的创造。……因此,从中文直接译成英文是不可能的。思想方法本身就不相同。就由于这个原因,他们的哲学至今对欧洲人来说,大体上是一本密封的书,反过来说也是这样,这是因为用来表达的方法性质不同。”(注:《世界史纲》中译本159页, 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 )韦尔斯这段话写在1918年或者1919年,他可能不知道就在他写下这段话的时候,中国人正克服着“语法”与“思想方法”的迥异,努力于打开西方这本“密封的书”,从而也改变着自己的文化与文学“密封”的状况。
  五四新文学的倡导者如周作人曾以“模仿”相号召,他把20世纪初年“小说界革命”成绩微弱的原因归结于“不肯模仿不会模仿”,因而提出“目下切要办法,也便是提倡翻译及研究外国着作”,“须得摆脱历史的因袭思想,真心的先去模仿别人,随后自能从模仿中,蜕化出独创的文学来”(注:周作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新青年》5卷1号,1918年7月出版。)。五四作家理直气壮地、 毫无遮掩地承认自己作品的仿效性。仿效性成为五四新文学的整体特征之一,通常我们谈论这一特征的时候,用的是另一个比较容易接受的词——影响。
  如果以“与外国的文学的关系”为题,对于每一个五四时期有影响的作家,都能大作一番文章。再没有另一个这样重要、这样热闹的文学时代,它的主要理论家把“译”看得与“着”同等重要,它的主要作家以不亚于创作的精力从事外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在读和译的过程中,很少人取超然的欣赏态度或冷静的借鉴态度。阅读引发的感受常常与现实生活的感受融合在一起,提供着灵感萌发的契机。对于一些作者来说,外国作品帮助他们形成重新认识民族生活的现实态度;而对于另一些作者来说,全身心地浸入外国作品之后,只会愈加感受到周围世界的隔膜和陌生。韦尔斯所指出的中国与西方“表达的方法性质不同”已经不再能阻隔心灵的交流。
  不同于后来某些知名作家对自己创作构想中曾大量吸取他人艺术营养的事实取回避态度,五四作家早就将自己接受过影响的外国作家的名单公之于众了。鲁迅所说“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注:《鲁迅书信集·致董永舒》。)可以视为五四时期一代文学作者集体性的选择。五四作家在外国作品引领下走上创作道路,外国作品不但开拓着他们的心智,滋润着他们的感受力,而且,常常借给他们一些感情模式与表述模式。五四时期的许多作品,包括一些至今为研究者所重视的作品,并非由作者自发地孕育而诞生,它们的艺术构想发轫于作者从外国作品中所得到的启迪。美国诗人惠特曼曾预言:“那些从别人的诗中蒸馏出来的诗篇可能会消失。”当然,如果仅仅是“蒸馏”出来的话。惠特曼在几十年后的中国获得了一个出色的仿效者——郭沫若。当郭沫若“彻底地”为惠特曼“那雄浑的豪放的宏朗的调子所动荡”(注:郭沫若:《我的作诗的经过》,《沫若文集》第11卷143页。 )惠特曼昂扬的精神力量奇妙地注入了郭沫若的心灵,唤醒了他深蕴着的自我和潜伏着的诗情。郭沫若的“惠特曼式”的作品,成为他诗集里最有神采的篇章。
  五四时期的许多作者都具有较强的领悟力和易感性,然而,他们尚欠缺直接从生活中获得艺术感兴的才能,他们需要以他人作品为中介,才能更好地触发、激活想象力和创作热情。同时,艺术技巧的学习和艺术手段的仿效使作者们能以前人已经实现的成就为起点。实际上,每一种技巧、每一种手段都存在着发展、扩展和革新的可能性。而且,这种可能性是无限而无尽的。五四作者处于外国前辈作家的强大影响之下,仿效不但没有抑制他们的个性,反而有助于他们发见自我,培育个性,而且,他们与各自仿效对象所达成的心灵契合与艺术认同,将成为开创新的风格流派的重要依凭。
  从读者的角度看,在未曾得见被仿效者的情况下,仿效有可能被误认作创造,被误认的可能性取决于阅读者见闻范围的宽窄,又与被仿效者作品传布情况有关;在已经有幸得见被仿效者的情况下,出色的仿效也可能给读者带来“似曾相识”的审美快感。得益于仿效之道的五四新文学在阅读——接受方面也给后世留下了诸多启示。在文化论争与文化冲突的大背景下,五四新文学作者们仿效外国作品和读者们阅读——接受的过程便成为学习西方文化以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
  在中国历史上,也曾有过勇于吸收外族文化的“豁达宏大之风”;“遥想汉人多少宏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唐人也还不算弱,例如汉人的墓前石兽,多是羊,虎,天禄,辟邪,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着带箭的骏马,还有一匹鸵鸟,则办法简直前无古人。”(注:鲁迅:《坟·看镜有感》。)在汉朝、唐朝以及其它一些朝代,外族文化曾主要以间接的形式给中国文学以重要影响,但是,外来影响迅速被融化在当时处于先进地位的发达的汉族文化传统中,并未根本改变中国文学的精神和格局。像五四这样全面、深刻、直接地接受外来影响,是中国文学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随着五四一代作家同时爆发出远距离仿效的热情,西方文学所负载的文化观念与文化心理进入了中国文学,导引了文学思想、表现方式和审美意向的一系列变化,五四新文学作家也因此在文学史册上留下了自己作为精神开拓者和文化革新者的足迹。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五四新文学作者几乎都是在外国文学、尤其是西方近代文学照耀下开始“新”的创作道路,但并非所有作者都像发难者们那样看重新文学与传统文学之间矛盾的尖锐性。“在五四时期,能听到青年文学作者发出的对传统文化精神的呼唤:“我们的中国在哪里?我们四千年的华胄在哪里?”这后来常被研究者引征的诘问,出自闻一多批评郭沫若《女神》的论文《女神的地方色彩》。闻一多还写道:“我个人同《女神》底作者底态度不同是在:我爱中国因他是我的祖国,而尤因他是有他那种可敬爱的文化的国家。”在五四时期的新文学界,这样的表白很是独异。其实,郭沫若也没有加入五四先驱反传统的时代合唱,我们能在他和他的朋友宗白华那里,看到将新文化与古文化相连结、将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相融合的意图。如果我们比较鲁迅与郭沫若在五四时期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极容易发现其间的差别。鲁迅立足于现实社会批判传统文化,郭沫若则以审美化的态度看待传统文化,从中发现不凋零的诗意内容。”在五四新文学的行进中,正是由于作者们不断调整精神追求的角度,才在文化选择中不断开拓着新的文学表现的可能性。
河北学刊石家庄3~8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刘纳19991999在五四时期,两种“大恐惧”引发出两条相悖的探寻“根本”的思路,也由此决定了五四新文学的文化批判性格和反对者们对传统文化的护卫姿态;在东西方文化激烈论战的大背景下,新文学作者从文学这一特定角度表现了自己鲜明的态度;五四新文学作者们仿效外国作品和读者们阅读——接受的过程成为学习西方文化以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刘纳: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邮编:100732 作者:河北学刊石家庄3~8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刘纳19991999在五四时期,两种“大恐惧”引发出两条相悖的探寻“根本”的思路,也由此决定了五四新文学的文化批判性格和反对者们对传统文化的护卫姿态;在东西方文化激烈论战的大背景下,新文学作者从文学这一特定角度表现了自己鲜明的态度;五四新文学作者们仿效外国作品和读者们阅读——接受的过程成为学习西方文化以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

网载 2013-09-10 21:00:29

[新一篇] 五四新文化運動若干問題辨析

[舊一篇] 五四時期女性小說的性別認同及其局限性[*]
回頂部
寫評論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稱謂:

内容:

驗證: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