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途之旅 何伟:沿着这道城墙穿越整个国家,多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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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寻路中国》是《纽约客》驻北京记者彼得·海斯勒的中国“纪实三部曲”之尾曲,记录了他2001年至2008年间,长达七年驾车漫游于中国的乡村与城市的所见所闻。书里有多条线索,第一条线索叙述了作者由东海之滨沿着长城一路向西,横跨中国北方的万里行程;另一条线索集中讲述了一个因中国汽车业的高速发展而发生巨变的乡村,在这里,作者特写了一个农民家庭由农而商的变化经历;最后,则是中国东南部一个工业小镇的城市生活场景。今天是国庆小长假的最后一天,此文送给对假期依依不舍却不得不踏上归途的读者们。收拾好心情,准备迎接明天。

书名:《寻路中国》

作者:彼得·海斯勒(中文名:何伟)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年:2011年
阅读指数:★★★★★

 

01 城墙


琢磨完这本地图册之后,我决定往西走


中国的很多公路仍然十分空旷,尤其在大西北的草原上,通往喜马拉雅的公路上,车辆稀少,只有漫天的北风和沙尘。即便在沿海那些发展迅猛的城镇里,也到处是空旷之路。它们连接着一个个正在建设中的工业区,在一片片梯田之间蜿蜒伸展着,而这些地方不久就将成为城市的郊区。二十多年前,这里的村民们只能步行出门。正是想到那些正在快速消失掉的空地—连接着故地的新路,以及即将被改变的景观—最终激起了我的愿望,在中国申领驾照。


为了新驾驶员的考试,周围几条街道都专门进行了封闭隔离,形成一个好似等待新生命降生的社区:


街上看不见任何机动车,自行车杳无踪迹,一个行人也没有。甚至连店铺,或者沿街随意摆放的摊位也没有。看不见负重超载的人力三轮车缓缓前行,也看不见改装的电动三轮车呼啸而过,更看不见出租车飞驰抢客。在北京,我从未见过这样平和宁静的街道。其后的几个月里,有时我甚至有些后悔,没有尽情体会那一刻的宁静。


最后,驾照上登记的是我的中文名字: 何伟。有效期六年。为了防止伪造,驾照上面印制了全息图:


一个人站在古式的马车上。那人穿着飘逸的长袍,宛如道家的大思想家老子,一只手臂高高举起,直指远方。就在那一年,稍后,我开始驾车周游中国。


在为这次旅行做准备工作时,一个北京司机向我推荐了《中国汽车司机地图册》。整个地图册把中国划分成158个小方格,琢磨完这本地图册之后,我决定往西走。翻到西部地区的页面时,道路逐渐稀少,城镇也逐渐稀少。有些页面差不多一半的纸面上全是散开的小点,用来表示一片片的沙漠。不过,西部省份涵盖的范围要广得多—仅藏北那一页就代表着整个中国十五分之一的陆地面积。地图中找不到比例尺,有时用极小的数字标出城镇之间的公里数。多数情况下,道路也没有被标示出来。高速公路用粗大的紫色线条绘制,犹如大动脉;国道用红色线条绘制,犹如连接在较大城市之间的静脉血管。省道用更细的红色线条绘制,绘制县乡道路的线条愈加细小—仿佛是在偏远山区汩汩流淌的毛细血管。


我很喜欢沿着这样的小路开车,但无名无姓的道路密如蛛网,要找出一条确切的道路横穿西部,可能性几乎为零。不过另一个符号倒不那么令人迷惑。这个标志出现在东北部的海滨城市山海关,自东向西横贯河北省,一路穿越山西省、陕西省,以及内蒙古自治区。《中国地图》里面,很容易理解的就是这一部分:甚至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也能认出,那就是长城。在我的童年时期,无论何时,只要我看见中国的地图,就会默念:沿着这道城墙,穿越整个国家,多么神奇啊!


02 村庄


这个地方一直处于衰败状态


拿到驾照那年,我开始在北京以北的农村寻找第二个家。空房子不难找到,有时会一连走过好几个被人遗弃的村庄。这样的村庄散落在燕山麓,挨着长城。由于难种植庄稼,人们对外出务工的诱惑几乎难以抗拒。在有些地方,人们似乎离去得十分匆忙。石磨翻覆在地,泥土地板上散落着垃圾,房屋只剩下框架,与沉寂的墓碑比肩而立。土墙已经开始剥落—这些房子比明代的防御工事还要衰落破败。每当我看见这些空荡荡的村落,就会对自己说:来晚了。


我希望找到一个这样的地方,人们依旧在耕田种地,他们的生活节奏与农田时令合拍。在我的内心,隐隐约约有一种想法,想过那种隐居式的作家生活—从城市生活中悄悄地躲开,把手中的工作暂时放下来。有一阵子,我到密云水库那边靠近河北的地方搜寻过,那一带的道路仍旧是土路,路上跑的车子多是拖拉机。我有时开车过去,有时走路过去,都带着帐篷和睡袋。我靠着《中国地图》,沿长城的垛口标志在那些小路上穿梭着。2002年春季的一天早晨,我和同在乡下寻找住处的美国朋友郭眯眯一起开着车出发了。我们走过了北京平原北边的小城怀柔,然后进入了燕山的山麓。在一处偏远的路段,我们顺路搭上了一个人。这老头穿着部队的制式服装,刚赶完集,正要回家。我们问他,那一带哪个地方的长城最壮观,他丝毫犹豫都没有。“天华洞,”他回答道,“你们去那儿看看吧。”那个地方因为石灰石悬崖上的一道裂缝而得名。这里是北京以北的第一列山脉,在平原上拔地而起,海拔高度达到了九百多米。从烽火台那里看去,四周的景色简直令人惊叹不已,但吸引住我视线的,是西北方向上那一溜建筑物。这一溜建筑物位于一座小山丘上,完全与世隔绝—方圆几公里之内都看不见别的居民点。


我们找到了那个村庄,村庄叫作三岔。几个当地人引领着我们看了两处空房。月底,我们把其中一处租了下来。每个月的租金是三百六十元。门前是一大块用来碾晒庄稼的土坝,从这里可以看到长城。三岔从来就是一个小村子。近几年,这个村子的规模变得更小了。几十年来,这个地方一直处于衰败状态。1990年代初期,这儿的一所学校关闭了。村民们都没有买车,也不用手机。没有餐馆,没有商店。每隔一两天,会有个小贩开着敞篷货车从沟里上到这里来,车上装着大米、面条、肉,以及其他简单的日常用品。到了秋天,另外有卡车开上来收购村民们手里收获的东西。在上村,所有车辆都停靠在那条死胡同土路的尽头,那里进行了拓宽,用于停车。那块土坝子代表了当地的全部经济活动—完全是一种停车场经济。


03 村民


他们表情平静,双手背在身后


当地居民的年收入在两千元左右。这点收入差不多全来自果园:山中生长的核桃、板栗、杏仁等。他们把这些坚果全都卖了,栽种的其他东西则当作食物。人们养鸡,喂猪,种着玉米、大豆,还有蔬菜。周围这一带极其干燥,水稻种不出来,连小麦的长势都很差。北京离这儿不算太远,车程只有一两个小时。可在那个时候,城里人很少到乡下来游玩。汽车数量已经开始迅速增加—2001年,北京市新发放了三十多万本驾照,比前一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但人们很少长距离地开车游乐。有时候,一群正儿八经的徒步旅行者会来这里,攀爬那段尚未修复的长城。不过,就多数周末而言,我和眯眯是这个村子里唯一的外来者。村民们对我们还不太了解—他们只知道,我是个作家,在中国生活了多年,而眯眯是个美籍华人摄影师。但在那之前,并没有先例,没有哪个城里的年轻人愿意来农村打发时间。几个邻居常常会走过来,想好好地看看我们。跟中国的农村人一样,他们进屋之前懒得敲门。他们会把我们那碾晒庄稼的坝子巡视一番,往每个窗子里面瞟上一眼,并且把我们带来的行李捣鼓一番。有时候,我走到土路尽头的停车场,看见两三个村民正在围观我从城里租来的小轿车。他们的眼神里满是慈祥:表情平静,双手背在身后。


有一次,我一个人去村子里。我正坐在桌子边上写作的时候,感觉有人在观察着我。我转过头,差点叫出声来—屋子里竟然站着一个人。那也是个邻居,是个六十多岁的白发老头儿。他脚上穿着布鞋,因此,进来时一点声音也没有。他的脸上带着微微的笑容,以及人们看电视时那种茫然的眼神,即便我转过头来,他的眼睛仍然没有眨一下。


那是中国人盯着别人看的时候,眼神里难得一见的优雅:如果某个人正在盯着你看,又被你察觉了,他从来不会不好意思地扭头看别处,对于这样公然表现出来的好奇心,你不得不表示佩服。一时间,我们两个人谁也没有开口说话。



腾讯思享会 2015-08-23 08:4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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