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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岁时，我在弗侬山住过，跟J.潘内尔·托马斯在同一街区，他长大后当上了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主席。我家位于萨米特街与东悉尼街的拐角处，是萨米特街一零一号，潘内尔家在我家北边，隔四五家，在街的同一侧，以前的住户姓迪芬多夫。

潘内尔不是我的玩伴，因为他比我大几岁，但在他去火车站或从那里回来的路上经过我家时，我经常跟他打招呼。他是个长相英俊的小伙子，非常文静而且腼腆。看到他，我会喊一声“你好，潘内尔！”，他则会微笑着说“你好，埃尔文！”并继续往前走。我记得有一次我穿着溜冰鞋从我家院子里冲出来，在潘内尔面前炫耀地来了个溜冰场上的那种转向。他说：“嗬！你可真是个高手啊，对不对？”我现在还记得他的话。让年龄比我大的人称赞，我心里快活，就顺着石板铺的人行道飞快地溜走了，一路避开我一清二楚的裂隙。

当时，潘内尔之所以在我眼里如此不同一般，并非因为他英俊的长相和友好的举止，而是因为他的妹妹。她叫艾琳，跟我同龄，是个文静好看的女孩。她从未来过我家院子里玩，我也从未去过她家院子里玩。考虑到住得那么近，我们俩不相往来到了不正常的程度。然而，她是我看中的女孩，我对她情有独钟。作为我情有独钟的对象，在这个女孩一方，实际上没有任何参与——而仅仅意味着她一刻不停处于被监视之下。在我自己这方面，它意味着我走过她家的房子时，因为窘迫、惊怕，还有心知自己处于一个魔力区域，我会被一种匪夷所思的崩溃感所折磨。

在女孩这方面，我跟同龄的大多数男孩都不一样。我很向往女孩，可她们吓住了我。凡是女孩想让她们的男伴具有的独特才能或本领——跳舞、踢球、人前露一手、吸烟以及闲聊等——我觉得我都没有，这些事我一样也干不好，也很少尝试过。相反，我死守着自己的拿手本领：身子朝后坐在自行车把上骑，胡诌诗歌，在钢琴上弹《阿依达》选曲，冬天时，在林间谷地里结冰的池塘上打冰球时守门。但是所有这些把戏在女孩子的眼里都算不得什么。在弗侬山中学的四年里，我从来没去学校舞会跳过舞，也从来没带过一个女孩去杂货店喝汽水，或者去西切斯特娱乐房玩，或者去看电影。这些事我也想做，可是没胆量。不过，我最后确实做到的——也是这篇回忆文章要写的——却要脸皮厚得多，也排场得多。作为对少年之勇气及笨拙的一个展示，每次回想起来，总能让我惊异，现在我根本无法肯定这件事不具有非美性质。

我的羞怯和落伍让我姐姐很恼火，差不多在我这篇文章写及的那个时期，她开始做出很多努力想把我激励起来。她确信我在社交上止步不前，还发现我成了她自己活跃的社交生活上的一个累赘。她总设法派给我女孩，但又总让我推回去。她一有机会，就会打开留声机并抓住我，我们会在客厅里艰难地跳一步舞，跌跌撞撞。她像生死搏斗般抓紧我，最后我用更大的力气挣脱并甩开她。我是个长得精瘦的小孩，可是我的肌肉结实，要想让我长时间保持舞蹈姿势，那个女孩必须力气非同一般。

有一天，什么样的机缘巧合我已忘记，我姐姐成功地让我参加了一次她和别人在纽约进行的下午约会。当时对我来说，纽约是个大部分未经探究的奇境。以前，我跟父亲一起去看过几次赛马，看过哈德逊—富尔顿庆祝会，还有几次日场演出。但对我来说，只知道纽约是个花天酒地的所在，其他方面尚属未知。我姐姐听说过广场酒店的茶舞会，她和一个女友、另外一个小伙子还有我去尝试过一次。我想到那次远征在她那方面安排上有蹊跷。我在这伙人中年龄最小，是被哄骗进去的，我想像那是为了让我在那次活动中起到让男女人数对等的作用，要么可能是我母亲完全禁止我姐姐去，除非有个家里人跟着。我之所以去，是出于让人数对等还是得体考虑，真的记不起来，但是我去了。

那场面让我开了眼。不管跳舞的想法有多么令人厌恶，那里的布置让我惊诧不已。桌子摆放得让人可以坐得那样接近舞池，以至于几乎就在舞池里。你可以点肉桂味烤面包片，安安稳稳地坐在椅子上，就可以观察紧紧搂抱着舞动的男男女女。音乐在演奏，你吃你的烤面包片；舞者跟你的距离那么近，以至于在他们跳着舞着经过时，几乎要扫掉桌子上的东西。我被打动了。管他跳不跳舞，这是上层社会生活自不待言，我也知道，我正在看着跟弗侬山各方面生活相距十万八千里的一个情景，在那之前，我从未见过类似情景。那天下午，肯定有一点酵素开始在我心里起作用了。

虽然现在对我来说似乎难以置信，然而我有了想法，请潘内尔的妹妹艾琳陪我去参加一次广场酒店茶会舞。作为向无与伦比的大千世界的一次远征，这一计划在我脑子里成形，有意要让甚至最倦于享乐的女孩也目瞪口呆。我不会跳舞这一事实肯定是个严重的不利因素，但没严重到能够阻止我。回首此事时，我难以相信自己的记忆，有时我怀疑整桩事情实际上是否只是逐步演变成实事的一场梦而已。一个有点理性的男孩在想跟“情有独钟”的女孩更加熟络些时，都会为自己选择一个更慎重些的任务来入手——约好一起喝汽水或者去看电影——合理限度内的某一样事。我却没有。带艾琳去广场酒店这一念头开始让我执迷，而不是去什么破旧杂货店。我已经知道了广场酒店的方位，仅仅知道怎么去那里，就给了我信心。我已经学会了肉桂味烤面包片的吃法，所以觉得待者过来我能够应付他。为了度过那一天，我也大大寄希望于环境的华丽辉煌和活动的极度复杂性，我是那样想的。

我花了三天时间，才鼓起勇气打电话。同时，我把每方面都至为详细地研究了个遍。我有了笔够用的钱以壮底气，查看了列车车次，全面检查了服装并选了我相信能过这关的一套。然后，某天晚上六点钟，我父母下楼吃晚饭后，我在楼上磨蹭着，接着就钻进我的卧室外面的一个大壁橱，壁挂式电话在里边。我在里面站了几分钟，深身打战，手放在听筒上，它颠倒着挂在听筒钩上。（在我们家，听筒总是颠倒挂着，大头朝上。）

我已经演习过第一和第二句。我计划说：“喂，请问我可以跟艾琳讲话吗？”然后她来听电话时，我计划说：“喂，艾琳，我是埃尔文·怀特。”从那句往下，我琢磨我能临时发挥。

最后，我拿起听筒并报上号码。正像我猜的，是艾琳的母亲接的电话。

“请问我可以跟艾琳讲话吗？”我问道，声音又小又不安。

“等会儿。”她母亲说。然后她又想了一下问道：“请问是哪位呀？”

“埃尔文。”

她从电话那里走开了，过了好大一阵子才听到艾琳的声音：“喂，埃尔文。”这让我的第二句话说得不通，但我仍坚持一字不改地说了出来。

“喂，艾琳，我是埃尔文·怀特。”我说。

我根本一会儿也没等，就向她提出了建议。她好像愣住了，要我等一分钟，我想她是去跟她母亲悄悄商量了。到最后她说好，她愿意跟我去广场酒店跳茶会舞。我说很好，那我会在星期四下午三点一刻打电话给她，要么说不准是哪天下午——我忘了。

我现在不了解，不用说当时也不了解，艾琳那天下午在精神和身体上受到了怎样的折磨。但是到头来，那件事成了一次无心为之的非美活动，得由我独自负责。它完全按计划进行：步履庄重地走到火车站；不苟言笑地乘车，其间我们腼腆地盯着前方的座位；从中央大火车站艰难地穿过四十二街到第五大街，行人夹着我们走或者插到我们中间；乘公共汽车去五十九街；然后是广场酒店本身，还有肉桂味烤面包片，还有音乐，还有兴奋感。那次活动的惊心动魄性质肯定震憾了我的头脑，让我记性失灵，因为我只有极为模糊的记忆，只记得领着艾琳走进舞池糟糕透顶地跳了两三圈舞。其时，我徒劳地试图把我那种姐弟之间的角力转变变成某种优雅合适的动作。六点钟，在出来时，我根本没想进行别的娱乐项目，比如在市内用餐。我只是领着艾琳又完成了漫长而沉闷的一程，回到了弗侬山，七点过了几分时，把她饿着肚子还给了她家。就算想跟她一起用餐，我想那也不可能：那天下午由于精神紧张，我的汗出个不停，任何一家餐馆都会理直气壮地把我拒之门外，原因仅仅是我身上已经湿透。

从那以后的这么多年里，我经常因为在广场酒店度过的那个下午而感到内疚。许多年前，当潘内尔对作家进行调查时，我有时会有种被过堂的感觉。其时，我想像自己在被调查者席位上，在委员会的厅内，正在接受审问。过程就像这样：

潘内尔：你有没有写过电影剧本，怀特先生？

我：没有，先生。

潘内尔：你是不是当过，或者你现在是否是剧作家协会的成员？

我：不是，先生。

潘内尔：你是不是当过，或者你现在是否是共产党员？

我：不是，先生。

然后，在这次想像出来的对我的过堂中，潘内尔考虑得很深，并想到了那个重要问题，有意要一举击垮我。

潘内尔：你记不记得某天下午，大约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当时你带我的妹妹去了广场酒店用茶点，是以非常具有误导性和虚假的借口，说你会跳舞？

当我中气不足地回答“记得，先生”时，我听到委员会的厅内里响起一片窃窃私语声，还看到记者们低头在笔记薄上奋笔疾书。在梦里，我再次跟艾琳坐在舞池边上，被吓坏了，惊呆了，然而是开心的——我耳朵里听到的是令人兴奋的舞曲鼓点，喉咙里有肉桂发干的滋味，苦甜兼有。

我不了解那种罪行，真的。我想有很多女孩可能要说，像我领着艾琳所做的那次短途旅行属于非美性质一类，然而一定还有数以百万计日益年老的男性——现在正滑向老年多言期——他们深情回想自己涉世之初的那段时间，记得某次通向笨拙无能的类似旅程，它发生于生命中那段宝贵而短暂的期间。那一页是在爱情之前，由于常被翻及，页边已经卷了；而在那页之后，虽然在叙事上完全游刃有余，却已经失去大胆妄为所具有的新鲜而疯狂的感觉。

楚尘文化 2015-08-23 08:40: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