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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园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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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有关京剧舞台的老照片，揣摩一番，能使人恍如隔世。后来的舞台不时拿出来演出是镜框式的，但早先的京剧舞台都是三面凸出，无论是颐和园、故宫中的戏台，还是前门外的戏台，都是这种格局。

再者，东西方看戏的“环境”也大不一样。外国剧场一开戏，观众席顿时暗淡下来，舞台上很亮，显现的是尽可能真实的生活场景。观众也有礼貌，一个个屏住呼吸，让自己对戏的态度“隐藏”起来。京剧则不同，开戏后舞台打“大白光”，舞台四周和台下照旧亮着，人们喝茶聊天，并且随时给表演以评论。台上是演戏，台下同样也是演戏，二者映衬着，相得益彰。看京剧，提倡台下叫好——不仅声音要大，态度要执着，更讲究喊得“是地方”。京剧观众喜欢显示自己是“内行”。越是台下有反应，伶人在台上也就越“来劲儿”。西方人宗教信仰深处有“原罪”一说，相信自己上一辈子就有罪，因此“活着”（也包括“看戏”）就是为了赎罪。中国人轻松得多，一个个都是“观世乐”，看戏是为了玩耍消遣——看台上哪个伶人的“玩意儿”最好，就为他喝彩鼓掌。看京剧集中在品评技巧之上，很少有透过内容反思社会通病的，更鲜有引发良心自我谴责的。

回首老京戏，真让人感叹不已。老京戏的年代，大体是指清末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整个华北再也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京戏却兀自困守红尘，还在醉生梦死当中向“前”踉踉跄跄走了好长一段。那几十年当中的北京（后期改名北平），大体是平静的，尽管尘嚣纷扰，京戏却在自己的轨道上运行无碍。清朝的被推翻，确实让遗老遗少恐慌了一阵儿。在张勋发动复辟那些天，北京东华门外的几条街道上，又有拖辫子穿马褂的人跑来跑去。但仅仅是几天，就彻底变成为历史陈迹。后来北洋政府一届接着一届，老百姓就不那么较真了，在他们眼中，就如同春节期间逛庙会看走马灯一样。其后只有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委实让老北京人震动了一些时日。后来中山陵在南京修好了，北京城万人空巷看出殡。但这种万众瞩目之事，梨园却仅是略有知闻，因其世代居住在北京南城的宣武区——出生在这里，学戏在这里，登台和成名（甚至包括结婚）也都没离开这里。只要事情不发生在自己这几里方圆，他们就有足够的理由充耳不闻。

既然如此，读者会问，这些梨园人究竟在干什么？或者要问他们究竟干“成”了什么？

不妨这样回答：“并没有荒废时日，恰恰相反，梨园人是兢兢业业、夜以继日地精研着自个的舞台技艺”。我不以最着名的“四大名旦”和“四大须生”为例，只随意抽取三位花脸演员吧。京戏行当的轻重序列是“生旦净丑”，但在具体的戏班里，老生、青衣通常排在头两位，第三位多是武生，最好的净角也只能排在第四位之后啦。

头一位花脸演员叫黄润甫（1845—1916），因为在兄弟中排行第三，所以世称“黄三”。在他那个时候，生旦名角如云，花脸通常只能扮演一些次要而又次要的角色。但他不急不躁，一点一滴从生活中汲取有益的营养。那时候北京还没修马路，一旦风沙起来，简直让人睁不开眼。爱玩的梨园人也不挑地方，无论走到哪里，把身子一蹲，就在地上玩起“推牌九”了。黄润甫并不例外，他也玩，但时常从玩中萌生深邃的思考。比如当时曾有这样一个“推牌九”的口诀：“金瓶配小三（儿），外带小麻花（儿）！”口诀具体说什么，我就不跟您解释了。别人只是纵情玩着，黄润甫却“灵魂出窍”，联想到自己在《取洛阳》扮演马武的那个转身拧靠旗的动作——如果由这口诀的节奏引领着，不正合适吗？于是以后他每演到这里，就都在心中默念这个口诀，动作的节奏便显得格外脆快，台下也每每爆发出“炸窝好”！尽管黄是他那个时代架子花脸的第一人，但在戏班排位中通常要排在第七八位。

第二位花脸演员是黄润甫的徒弟，名叫郝寿臣（1886—1961）。他是位对艺术极端负责的人。为了艺术，他40岁后就再不与妻子同房。如果第二天晚上登台演戏，必须要与约他唱戏的人在头天晚上，把他应得的那份儿报酬送到家里。这样，他第二天才肯如期登台。既严格要求外界也严格要求自己，终于在事业的巅峰时期，形成和三位着名生行名伶（马连良、高庆奎、杨小楼）“并挂”的局面。京剧研究家翁偶虹晚年回忆郝派艺术成就时，就有“郝派应称郝氏学派”之说。

第三位花脸演员则是郝寿臣的徒弟，名叫袁世海（1916—2002）。袁在拜师之前和郝老曾有一段很风趣的谈话。郝问袁：“你拜我为师是为了以后把‘我’捏碎变成‘你’呢，还是把‘你’掰碎了变成‘我’？”袁一愣：“当然是把‘我’掰碎了变成‘您’哪！”郝一听乐了：“傻孩子，观众都知道你叫袁世海，你跟我学，就得用劲儿把‘我’捏碎了变成‘你’呀！”此后几十年，袁把这番话牢记在心，演戏中也格外认真。后来，他生动总结了自己扮演曹操、楚霸王和张定边三个人物上场时的体会。虽然这三个人都是穿蟒袍上场的，且都是“有身份的人物”，但由于职位、处境上的差异，出场的锣鼓点和脚步还是有所区别的。他把老戏《赤壁鏖兵》当中的有关“曹操戏”的部分集中起来，拍摄了一部题为《曹操》的京剧多集电视片。上演之后，观众皆称“绝唱”，备受好评。

上述三位演员在其一生当中，都扮演了数不尽的舞台角色。但奇怪的是在中年之后，又逐渐把精力集中在塑造曹操这个人物身上。老戏迷都醉心于他们的艺术，称呼他们三位是“活曹操”。如今人们一提京剧，首先映入眼帘的则有如下的人物系列——穆桂英、杨贵妃、虞姬、苏三、诸葛亮、伍子胥、关羽、曹操、张飞……其中曹操一角，就与这三位伶人毕其一生的天才创造相关。他们点点滴滴累积经验，一代与一代紧密相接，最后不但把“活曹操”奉献给观众，更把“大白脸”也开创为一门学科。他们究竟是怎样的一些人呢？不避红尘又玩味红尘，面对红尘更透视红尘，专心致志，心无旁骛，高标准完成了自己选取、认定的历史使命，用工作成果给传统文化的辉煌建筑添砖加瓦。

老京戏昔日生成于红尘之中，如今却应与红尘保持相对的距离——或言“躲避在红尘之后”。它不应仅仅“定格”在老唱片、老照片和老报刊之中，它内在的活跃、奔突着的生命力，应该长久滋养着梨园，应该给现实世界以积极启迪，更应该使当代北京人迈向新世纪的脚步更加雄武也更加扎实。

花开花落荀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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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有许多老宅门。当年从军、从政、从金融、从教育，乃至从一切发达行业的主人都曾显赫一时，可惜峥嵘光景无多，自创业者驾鹤西去，老宅门的光景顿时暗淡下来。叙说当年往事，成为众多后人最得意也最满足的事情。有时遇到社会上大的风吹草动，这里往往也不安生，兴许又有几个后生要蹦出来“驰骋”一番。当然，靠此成功者很少，大多是没多久又偃旗息鼓了。

张伟君是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的夫人，我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认识了她。每次到宣武区山西街的荀宅，她总是很热心地“留”我说话。每次都是让我安坐在客厅的沙发中，听她一个人静静地独白——她当时身体已经不太好了，自己也仿佛有些预感似的，总是要把她一生中最重要的感慨“倒”给我。

她讲过这样一件缥缈而又细腻的往事：在荀先生中年大红大紫之际，她和众多的妙龄女郎均倾倒于荀，甚至“争着抢着”要嫁给荀。无奈荀的身边已经“有人”，她后来只能另外结婚。结婚后照样看荀的戏，甚至每天早晨上班都有意骑车经过荀家。荀当时住在西单西侧路北的第一条胡同里。在每早固定的那一刻，荀就站在自家的门口，默默看她骑车经过。荀瞅瞅她，她瞅瞅荀，有时候笑笑，大多时候则沉默，因为想笑而又笑不出来。这时两人之间，是一种“使君有妇，罗敷有夫”的尴尬境地。不见时想念思盼，见到了反倒不敢正视。若干年后，荀“身边的人”走开了，后来伟君也离了婚，终于来到了荀的身边。这一来就是几十年，一直到荀生命终结时，伟君一直守在荀的身边……

张这样描述她和荀当年在小胡同中的对视：“那条胡同毫无特别之处，但对于荀先生和我，每一个大门以及每一处破墙（甚至是破墙凸露在外的烂砖头），都变得温馨多情。这是我俩生命的转折点……我们后来搬过几回家，荀先生去世后，我又独自去到那儿，总想找回点记忆。可惜景象全变，解放不久，为了扩宽西长安街，把南面临街的那条胡同整个拆了。这使原来胡同北面的墙壁陡然临街，于是刻意翻修，样子阔气了，可完全不是当年的破落而又温馨的感觉……”

这荀宅院落，初看未见特别。但经张伟君一叙述，我顿时就情不自禁了——

张说，自己爱养花，荀则爱种树。对于花、树之别，荀曾有一番议论：“花开人人喜，难有百日红。老舍年年送我名贵菊花，如‘醉杨妃’、‘千丝连’，我当然也爱看；可是等花一耷拉脑袋的时候，我心里就不舒坦了。种树则不同，不但开花，还能结果。即使秋来叶落，却不给人以悲秋之感，想象明春又必是枝叶峥嵘。”因此，荀积极于植树管树，并使之成为自己一项饶有兴味的家务劳动。他先后手植了梨、柿、枣、杏、李、山楂、苹果和海棠，共四五十株。打旁杈、喷治虫药、灌水施肥，样样亲自动手。各种劳动工具擦拭得一尘不染，在小厢房中排列有序。荀为种树流下汗水，果实却喜赠他人，这大约是从祖辈农民继承下的优良习惯。荀宅的枣子质细味甜，每年收获下来，总要一筐一篮，分赠给梅兰芳、田汉、老舍、欧阳予倩等。荀宅正院有柿树数株，结下果实从来不摘，红彤彤地背衬着晴空，煞是好看。每值“三九”严寒来客，荀只要竖起一个指头，家人立即会意，援梯用竹竿“梆”下一枚铁砣儿般的冻柿子。先用凉水“拔”上片时，再洗净拭干，置于青瓷碗碟之中，然后请客人用小铜勺就着冰碴儿舀这“一兜蜜”。

荀虽嗜树，却非一概弃花。荀宅少的是娇花嫩蕊，却遍植一种无多索取却多赠予的花儿——玉簪，老北京称之为“玉簪棒儿”。其花喜阴，无论南房前还是树荫下，随手植上一株，便能健健旺旺长起来，入秋后也无须移入暖房，它就在露天地里抗严寒御冰雪。待到来年春回大地，玉簪已非一株，而是一扑笼一大片了。且荀宅之玉簪还有一奇：繁茂无比，高与胸齐。故而无论正院檐下还是花园墙下，玉簪一律密密麻麻。每当开花季节，荀、张午憩之后，常携篮去至前庭后院，采满篮后除留少许置于书房卧室，多数或赠老舍，或馈安娥——田汉之妻，她最喜此。

荀对花、树的态度有别，与其处世的哲理思想不无关系。他欣赏老戏《胭脂虎》中的几句戏词：“饮酒莫觉醉，爱花休上头。为人若知趣，到处总风流。”他以之自警，也常晓谕家人：“爱什么干什么，都得闹明白为什么，还得有节制，否则惹人讨厌不说，还会招惹是非，弄不好就会身败名裂。”

1966年，“文革”之火燃起。8月23日，首都文化界二三百位名人在太庙受辱——集体挨批。其时，有小将将京剧戏衣集堆点燃，再令名人面火而跪，红卫兵则高举皮带及戏台上的刀枪，肆意抽打其背。荀受辱归来，背上血污一片，碎成丝缕的衬衣难揭难脱。荀止住妻女泣涕，谓曰：“每当小将棍棒将下未下之际，我都运气以对，皮肉虽伤，内脏无碍。独怜老舍一介文人，体弱心刚偏又受辱最重，我怕他一时想不开……”果然，次日，老舍便投太平湖自沉。荀说毕黯然神伤，偶一回首，见东窗外新植之小桃树，也被日前抄家的红卫兵小将折断一干，长叹一声，半晌无语，最后叮嘱内人：“去找些小布条，和着泥水将折断处接好缠紧，或许还能活转来。”

桃树活了，荀却于1968年底去世。次春3月，一场罕见的冰雹，夹着风刀雨剑砸将下来。院中一株小海棠，枝叶虽伤，但很快复苏，当年还结了果。而同遭厄运的其他老树，却从此一蹶不振。伟君睹此心中感慨：“小树如青少年，还能抗住灾难活过来；老树则似慧生，一去而不复返……”如今正院仅存树五株——三枣两柿，伟君遵照当年做法，每逢秋时便将果实分赠荀门弟子及梨园友善。她已无闲情养花，唯独玉簪例外。这玉簪在“文革”中也曾扫地出门，然后移至他处，或死或萎。后有不忍心者，将病残玉簪悄悄送还荀宅，伟君喜接，重植阶下，未曾刻意照拂，玉簪却于无声中还阳转旺，蔚然烂漫。伟君逝后，荀宅一锁封门，准备筹建“荀慧生故居”。正院平时空空荡荡，但玉簪在四个花畦之中，依然郁郁葱葱、青翠可人。每当花发之日，总有荀宅后人开锁而入，将一捧花朵并几片绿叶，一同供奉于正屋慧生遗像之下。

可以断定，当年的旧胡同对于两人是一道难得的风景。“破家值万贯”，即使是墙上的几行破砖头儿，势必也能引起两人的许多回忆。如果临街的胡同不拆除，那么张伟君无论什么时候前去，都会在断壁残垣般的旧景之中有所发现，都会找回自己年轻时的记忆和感情。对于荀宅风景，我属于未能亲见的后人，但听了张伟君的叙述，也就如同（或胜如）亲见。此后每去荀宅，即使见到一砖一瓦，也情难自已。像这样的宅院，按说是应该积极保护的，但那一带房屋（还有尚小云和余叔岩故居）都因开发之故，将陆续拆除改建大厦楼房了。我是个研究京剧的，只觉心头滴血。像类似荀宅这样的院子，梨园本来也就“有数儿”几个，难道拆除前不应该多征求一下意见吗？尤其荀先生是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面对旧景会使荀夫人残破的心灵得到些微慰藉。当然，这种事不仅仅发生在老宅门，还更多表现在老街市之中。现存的问题是，对于那些有文化意义的名人故居，以及传统文化的典型建筑，是让其缓慢、渐进着“淡出”呢，还是随时掀起人为的急风暴雨，让这些风景经“骤出”而彻底消亡？实际上，随着这些风景的“骤出”，还丢掉了些什么呢？

选自《老北京：巷陌民风》第三章《世相人情》

楚尘文化 2015-08-23 08:4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