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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京报

摘要：后发经济体在经济发展方面遵循着“追赶周期”。在追赶的过程中，经济增长的潜力实质上是后发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的技术差距。我国未来追赶潜力的释放节奏，将比过去高速追赶平台期的水平慢。企业必须通过推动创新和转型升级，培育在较低增速的宏观环境下生存和获利的能力，早日丢掉对政府大力度宏观刺激的幻想。

刘培林 1969年出生于山西省，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1999-2002年，于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林毅夫。毕业后，一直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从事研究工作。

研究的课题及项目包括“新时期不同区域和行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路径研究”、“我国近中期经济社会发展的特征、挑战与战略选择研究”、“制度创新与区域协调发展研究”等。目前的研究方向聚焦于中长期经济增长。

核心观点

后发经济体在经济发展方面遵循着“追赶周期”。在追赶的过程中，经济增长的潜力实质上是后发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的技术差距。

我国未来追赶潜力的释放节奏，将比过去高速追赶平台期的水平慢。企业必须通过推动创新和转型升级，培育在较低增速的宏观环境下生存和获利的能力，早日丢掉对政府大力度宏观刺激的幻想。

社会福利水平改善节奏会影响经济增长

新京报：你近期研究的课题之一是“追赶周期”，可否具体解释一下“追赶周期”的含义？

刘培林：经济追赶是有规律的。具体来说，成功实现经济追赶的经济体，都会经历这样一个增长速度变动的周期：一开始增速很低；之后实现经济起飞，进入为期20-30年的增速接近两位数的经济追赶的平台期；再之后，经济增长速度会逐步降低，向发达经济体收敛。这样一个增速由低到高再降低的过程，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周期形态，可以称为“追赶周期”。

说到周期，大家还会联想到其他周期形态，如为期4-5年的商业周期，为期10年左右的设备更新周期等。这些短周期在发达经济体和后发经济体都适用。后发经济体实际的追赶进程，是这些短周期和追赶周期的叠加。不过，与各种各样的短周期相比，追赶周期是长周期，决定着追赶进程的基本走势。理解了追赶周期，才能把握住追赶的基本规律。

新京报：简单讲，可以将“追赶周期”形容为发展中国家在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中，经济增速较长时间内的变化趋势？是不是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必定经历这个周期？

刘培林：对。后发经济体在实现经济起飞之前，长期停留在低收入陷阱中，经济增速长期保持在低水平上；之后，通过政策调整和改革，摆脱低收入陷阱，实现起飞，进入高增长的平台期；当追赶空间释放得差不多了，追赶速度也就会慢下来。

不过，并非所有的后发经济体都成功地走完了这样一个追赶周期。目前只有几个东亚国家等完成了追赶周期。拉美一些国家的追赶进程就不断反复。所以，严格地说，追赶周期只是成功实现经济追赶的后发经济体所经历的轨迹。走完这个周期，需要艰苦的努力。如果在追赶周期的全过程中没有持续的改革和政策调整，将难以经历完整的追赶周期，或者是经济起飞难以冲到高速增长平台之上；或者是高速增长平台的中途跌落；再或者是高速增长平台走完之后，难以保持追赶态势，增长急剧滑坡，甚至出现收入水平的绝对倒退。

新京报：之前你在论文中也提到过，日韩是在追赶周期中比较成功的国家，拉美一些经济体的表现则较差。这里的区别和原因在哪？

刘培林：我个人感受较深的一点，是经济增长过程中政府改善社会福利水平的节奏，东亚国家明显比拉美国家掌握得好。以社会性福利支出占GDP的比重作为社会福利水平的度量指标。在东亚国家，这个指标是随着人均GDP的水平提升而相应稳步提升的；但是在巴西，这一比重在发展初期时缓慢提升，但当人均GDP达到5000国际元（一种购买力平价指标）时，人均GDP收入几乎不增长了，社会福利支出占GDP的比重却继续快速提高。

巴西之所以社会福利水平提高节奏过快，很重要的原因是，竞选者为了当选，承诺高福利，这会导致财政赤字，无法为继时，就把赤字货币化，转化为通货膨胀，下一轮竞选时承诺更高的福利。如此，陷入恶性循环，偏离了追赶周期的正常轨道。智利二战后一度也遇到过巴西同样的问题，但后来通过改革，较好地掌握了社会福利水平提升节奏，经济增长得以回复到追赶周期的正常轨道上，目前的发展态势相当不错。

增速放缓源于与先进技术差距缩小

新京报：你曾在文中表示，后发经济体的追赶周期表象上是一个经济追赶过程，其实质则是一个技术和生产率的追赶过程。能否列举一些具体的事例来解释追赶周期的这一实质？

刘培林：先从人们对中国增长速度放缓的各种解释说起。常常被提及的理由是各种要素成本上升、人口红利消失、生态和环境保护压力加大等等。用这些因素解释增长减速虽然不无道理，但却解释不了这样的现象：非洲的要素成本低、生态环境压力小、人口红利大，为什么他们没有经历中国过去30年那样的高速增长，增速一直比较低呢？当今发达国家历史上也有过要素成本低、生态环保压力小、人口红利大的时期，为什么始终没有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经历类似中国过去30年那么高的增速？

另一个更深刻的解释是，中国等追赶型经济体实施了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这个解释当然也不无道理，而且能够解释中国和其他仍然处于低收入阶段的经济体之间的绩效差距。但是却不能解释这样的现象：当今的发达国家是市场经济的发明者，是一战前和二战后的全球化的推动者，为什么这些国家从来不曾经历中国过去30多年那样的高速增长？

所以，理解高速增长、增速放缓，需要在要素成本和制度环境等因素之外，引入新的因素，这个因素就是技术进步的方式。英美等发达经济体的发展，需要在未知世界中依靠自身试错打开知识边界，没有现成经验供他们拷贝。而后发国家在启动经济追赶进程时，有前沿国家积累的大量知识可供低成本地拷贝。这是高速增长的根本潜力所在。非洲等低收入国家之所以增速不高，是因为没有通过制度改革启动技术追赶进程；中国过去高速增长的原因在于通过制度改革启动了技术追赶进程，并使之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而随着中国与全球技术前沿距离日益缩小，低成本拷贝的空间缩小了，所以，增速会慢下来。

新京报：下一步，中国的经济活动将面临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刘培林：日本、韩国等都经历了完整的追赶周期的几个阶段，包括起飞、高速增长平台期、增速下降再到稳定。中国也在按着这个周期走。

不过，现在有一个分歧是，中国的高速增长平台期是否已经结束？如果已经结束，未来一段时期经济增速会降到多高水平。

有的观点认为，未来15年内仍有每年增长8%的潜力，依据是中国与美国的技术差距还很大。另一种观点认为，日本等东亚经济体高速追赶平台期结束时，人均GDP水平是11000国际元，且经济结构同时发生了转折性变化：制造业占比下降，服务业比重上升；投资比重下降，消费比重上升。中国人均GDP马上就到这个临界点了；此外，中国的经济结构的转折性变化，如服务业占比超过第二产业已经出现，所以中国经济增速将逐步放缓。

两种观点都有道理，差别在于，前者以人均GDP的相对水平作为技术差距的衡量指标，而后者则以人均GDP的绝对水平作为衡量指标。同时，后者也考虑了更多的经济结构方面的因素。

我个人的观察是，目前为止的现实情况似乎更支持第二种观点，即中国经济增速将放缓，经济结构也将发生重大变化。这应该是经济增速换挡的题中之意。

未来应避免形成过度悲观预期

新京报：中国的技术跟发达国家还有多大的差距？这样的差距能否支撑中国未来一段时间保持高速发展？

刘培林：中国尚处于上中等收入水平，即使未来越过高收入经济体行列的门槛水平，距离最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也还有很大差距，差距就是潜力。不过，增长潜力与其释放节奏，是两个概念，就如同距离和速度之间的差别一样。

新京报：什么措施会让我们跑得顺利一点？快一点？

刘培林：这涉及很多方面。我个人认为促进创新是最重要的一点。如果不能建立促进产业创新和技术持续升级的体制，我们的追赶潜力就无法释放。短期的宏观经济管理也很重要，如果管理得不好，容易出现泡沫和经济危机，进而导致我国偏离追赶周期的正常轨道，出现重大的挫折和反复。

新京报：怎么才能管好呢？

刘培林：除了要通过传统意义上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进行调控之外，我个人认为中国在迈入新常态的过程中有一个独特的任务，就是通过法治建设、深化改革和宏观调控措施，共同引导广大微观经济主体的预期，使得全社会形成关于新常态的正确认识。

这正确的认识，我觉得有几个重要的方面。第一，使得微观主体相信，前途是光明的，我国未来尚有可观的追赶潜力，避免形成过度悲观的预期。同时，使得微观主体相信，投资收益是安全和有法律保障的。

第二，使得微观主体认识到，道路是曲折的；要丢掉幻想，投入战斗。我国未来追赶潜力的释放节奏，将比过去高速追赶平台期的水平慢。未来的市场竞争会更加激烈，企业必须通过推动创新和转型升级，培育在较低增速的宏观环境下生存和获利的能力，不能指望在政府刺激的高增速宏观背景下通过扩大规模等简单的经营措施获利。早日丢掉对政府大力度宏观刺激的幻想，早日投入转型升级和技术创新的战斗。

推动增长需实施包容性发展政策

新京报：今年4月，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回答记者关于“十三五”规划编制情况的提问时表示，希望通过努力，到“十三五”末接近甚至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引起舆论热议。

刘培林：其实大家对这个分类有些误解。2012年世界银行国别分类标准当中，高收入、上中等收入、下中等收入的下限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分别为12615美元、4086美元和1035美元。按照这个分类标准，人均国民收入要达到7万多人民币才算跨入高收入门槛。但是，很多人把这个人均国民收入的概念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混淆了，粗略地讲，前者除了包含后者之外，还包含间接税、资本报酬、资本品折旧等。

按照其他国家的经验，从跨入上中等收入行列的门槛算起，进入高收入行列所用的时间，大多是十多年。中国2010年成为上中等收入国家，推算一下差不多在2020年前后，也就是“十三五”结束时有可能进入高收入国家。此外，按照对我国未来经济增速的合理推断，结合人民币汇率升值，以及高收入门槛水平本身的调整，也可以推算出，“十三五”末中国有可能接近甚至跨过高收入门槛。

当然，未来现实可能不像上述这样简单的推算那样演进。我本人的看法是，中国离高收入门槛有多远，取决于我们的改革有多成功。扎扎实实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的各项改革，则完全有可能实现这样的目标。

推动增长需要实施包容性发展的政策，充分激发每个社会成员的活力和创造力，给予所有人以公平参与竞争的机会，并保障竞争失败者的基本生活。所以我提出应该实施创业兴国战略。创业兴国战略，是在初次分配领域形成合理收入分配关系的重要途径。因此，创业兴国战略是实现包容性发展的最重要途径。

新京报：如果推进创业兴国这一政策，我们还有哪些不足？

刘培林：创业兴国需要一套有效的制度体系和文化氛围。首先，需要鼓励创新、冒险，包容失败的社会氛围和教育理念，避免把企业家和创新者湮灭在摇篮里。同时，要保障劳动果实的安全性，让包括企业家、创新者和从事标准化劳动的人，都有充分的积极性踏上竞技场。此外，还应该搭建社会安全保障网络和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让人们敢于拼力奔跑、无惧摔倒，也让所有愿意踏上竞技场的人都具备起码的上场资格。但最重要的一点是，形成公平竞争的竞技场，打破各种垄断和进入壁垒，保持社会的流动性。

【人物】

谦逊严谨的宏观经济研究者

今年45岁的刘培林，有着与他年龄和身份“不太符”的谦逊。在被列为青年经济学人系列报道采访对象后，记者7月中旬第一次打电话约采访。刘培林在获悉采访需求后说到，自己的年龄已经到了45岁的上限（青年经济学人评选的年龄上限为45周岁），如果跟三十多岁的年轻经济学者们一起受访，显得“装嫩”，拍照也怕“对不起观众”。

而在后来做采访前的沟通过程中，刘培林则显现出了与研究工作者“相符”的严谨和认真。一般在人物专访前，通常是记者在大量的文件资料、公开报道中收集信息，提炼采访提纲。但刘培林却自己根据经济热点和自己近期的研究，选取了七份资料，以帮助记者尽快理解关键概念。

7月末，在北京市朝内大街225号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采访按照既定时间进行。刘培林同时展现出他谦逊与严谨的特性，在回答采访问题时注意语速适中，并会注意到，让记者的录音笔可以更清晰地记录下他的回答。采访的过程中，他提到自己正在做一个关于经济“新常态”的研究文章，采访后不久，记者就收到了刘培林发来的最新研究文章，以保证采访稿件中对一些新概念理解的严谨度。

同题问答

Q：对2014年的经济、社会运行，你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A：担心社会上能否形成对新常态和经济增速换挡的正确预期。

Q：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众多改革中，你最关注哪一项？

A：财税、金融、土地、国企和社会保障体系，每一项都是很重大的改革。

Q：评论认为，未来两年是上述改革推进的重要窗口期，你认为两年内，最有希望改变现状的一项改革是什么？

A：没有唯一的答案，取决于很多因素。

Q：未来10年，你认为哪一个行业最具有投资前景？

A：节能环保，健康、养老等。特别要指出的是，信息产业和各行各业的深度融合，对各行各业发展的推动和改变，才刚刚开始。

Q：对于中国的诸多经济学家，你最为尊敬的是哪一位？

A：对每一位遵照严谨的经济学方法论开展研究的同行，我都怀有敬意。对我个人的经济学研究产生最大和最直接影响的，是我的博士生导师林毅夫教授。

网载 2015-08-23 08:4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