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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元代前期，出现了诗社与书会这两类在价值取向上有着明显分野的知识分子群体。面对时代巨变，诗社知识分子无所适从，他们心头笼罩着巨大的失落和幻灭的情绪，因而希冀退避到传统价值体系中去寻觅精神支柱。书会知识分子却能从以为官从政为核心的狭小生存空间脱壳而出，迈步更广阔的生活。价值取向的分野亦导致了不同的创作局面。诗社诗人的创作仍不脱孤芳自赏，洁身自爱的窠臼；书会知识分子则与民间艺人相结合，创造出元代杂剧及散曲创作的辉煌局面。
　　〔关键词〕　元代两类知识分子群体　诗社　书会　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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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社与书会，是元代引人瞩目的两类知识分子群体。
　　关于书会，前人及时贤多有论及；至于诗社，近年来也开始受到学术界的关注。然而将两者加以比较研究，则尚是一个有待开拓的新领域。笔者以为，考察在相同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下出现的这两类知识分子群体的同异，比之考察单个人更有助于我们认识在时代巨变中知识分子阶层的分化、群体价值意识的变迁，以及这一切给文学创作带来的影响。这显然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
　　　　　　一、元代前期出现了两类知识分子群体——诗社与书会
　　诗社与书会的出现均非自元代始。
　　早在魏晋时期，文士间的雅集交游活动就很活跃，如阮籍等人的“竹林七贤”、王羲之等人的兰亭修禊，这一类活动已可视为后世诗社的滥觞。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时还出现了一个释慧远与士人刘遗民、雷次宗等在庐山所结的白莲社，参加者达一百二十三人之众〔1〕。 这可能是最早以“社”来命名同志间的聚会。虽然该社宗旨主要是同修净土之法，与文学无涉，但其名称及结社形式显然对后世诗社有较大影响。唐代文人间的雅集交游活动更加频繁，有些活动更是定期举行，并有相对固定的成员，如白居易等人在洛阳组织的“九老会”，已初具后世诗社的雏形。然而，诗社的大量出现，则是始于宋代。
　　丁谓于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所作的《西湖结社诗序》〔2〕，记载了北宋初年的一次诗社活动。该诗社的组织者为昭庆寺僧常师，应其邀，自宰相向敏中而下，愿入者十之八九，均“寄诗以为结社之盟文。”这是迄今所知宋代最早的诗社活动。整个宋代，诗社活动相当活跃，声名较着的有徽宗大观四年（1110）徐俯等人的豫章诗社、重和元年（1118）前后叶梦得等人的许昌诗社、高宗绍兴初年韩驹、吕本中等人的临川诗社、绍兴十八年（1148）乐备、范成大等人的昆山诗社，以及耐得翁《都城纪胜》、吴自牧《梦梁录》中都记载了的西湖诗社。可见结社吟诗在宋代已经成为一种风气，显示了宋代诗人群体意识的增强。
　　综观宋代诗社，其活动内容大多不出寄兴适情，诗酒唱和，送往迎来，切磋诗艺的范围，与一般文人墨客的雅集交游并无二致。参加者通常局限于或是师友传承、或是趣味相投的少数人的圈子里，其活动不过是文士们读书或宦涯生活的点缀，在他们的全部生活中并不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诗社在宋代还远不能称作是具自觉意识的有代表性的文人群体。
　　书会也是滥觞于宋代。它是与城市里的大众文化娱乐场所——瓦市同步出现的。参加者被称为书会先生，或书会才人，这一称谓表明他们是一些具有一定文学修养的人。据前人考证，他们大致由两类人组成。一为民间艺人，一即科场失意的文士。
　　由于书会主要是为瓦市演出的杂剧、讲史、诸宫调等通俗文艺编写文学脚本，因而书会才人的写作目的十分明确，既非为了不着边际的“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也非不关痛痒的赋志抒怀、吟风嘲月，而是具有鲜明的功利性——即谋生的考虑。因为他们只有使自己的作品满足市民大众的审美趣味，才能使演出广受欢迎，换言之，他们才能因此获得经济收益。这一特点，客观上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商业化、大众化、通俗化的方向。可见，书会一出现，就与诗社分道扬镳，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然而，宋代加入书会的知识分子毕竟有限，有名可考的仅见于周密《武林旧事》中记载的李霜涯、周竹窗等寥寥六人。当然，由于这些人社会地位低下，可能还有为数不少的人早已湮没无闻了，但这毕竟也表明宋代知识分子加入书会尚未能成为普遍现象，书会显然还是一个以民间艺人为主体的行会组织。因此，书会在宋代，也还不能算作是具自觉意识的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群体。
　　进入元代，书会、诗社的情况有了极大改观。比之宋代诗社，元代诗社具有以下四个显着特点。
　　其一，在极短的时间里，诗社集中大量地出现。宋代杭州一地，有文字记载的诗社仅西湖诗社一家，而元代杭州有名可考的诗社就有杭清吟社、白云社、孤山社、武林社、武林九友会等五家。其他地区较着名的还有浙东的越中诗社、山阴诗社、汐社，浙西浦江的月泉吟社，江西的明远诗社、香林诗社及熊刚申、陈尧峰等在龙泽山创办的诗社。这些诗社成立的时间全部集中在元初的最初一、二十年里〔3〕， 真可谓遍地开花，一时蔚为大观。
　　其二，规模明显扩大。象江西熊刚申、陈尧峰在龙泽山创办的诗社，“一会至二百人”〔4〕，月泉吟社的参加者则在二千人以上〔5〕，其规模远非宋代一二十人的诗社可比。
　　规模扩大的另一标志是诗社活动的地域不再局限于一隅。宋代诗社多以地命名，象豫章诗社、许昌诗社、昆山诗社等，参加诗社的人也多局限于一地，形成一个类似现今文学沙龙的小圈子。元代诗社则突破了这一局限，呈现出更开放的格局。象月泉吟社，参加者分布于浙江、江苏、江西、福建等数省，汐社则起码在会稽、金华和桐庐等三处地方都有过活动。
　　其三，组织形式更为正规严密。宋代诗社组织上较为松散，与一般分韵赋诗的文人雅集并无明显区别。元代诗社则要正规得多。以月泉吟社为例，元代诗社活动大致有这样几道程序：发出征诗启事，定出诗题和写作要求，以及交卷时间；聘请有名望的鸿儒硕士担任考官，主持评裁；选出优胜，确定名次，写出评语，给予奖赏。这就俨然似一个组织有序的正规的文学社团了。
　　其四，诗社活动不再是文士们消闲生活的点缀，而成了他们重要的生活内容。从文士们频繁地参加诗社活动可以看出这一点。象获月泉吟社第一名的连文凤，同时又参加过杭清吟社、越中诗社的活动；获越中诗社第一名的黄庚，同时也参加过山阴诗社与武林社的活动。〔6 〕可见其时知识分子对参加诗社活动是何其热衷！
　　从以上特点不难看出，元代诗社已从宋代诗社那种文人雅集似的聚会发展成为更具组织性、自觉性、代表性的知识分子群体了。
　　元代书会的情况又如何呢？
　　由于文献资料的缺乏，书会有名可考的并不算多，较着名的有玉京书会、元贞书会、武林书会等。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元代知识分子大量加入书会。元钟嗣成所编《录鬼簿》，共收杂剧、散曲作家152人， 分为七类。前二类为“前辈已死名公”、“方今名公”，共41人。其中除董解元等个别人外，大多为官宦，当与书会无涉。余五类共111 人作者均将其冠以“才人”之名：“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方今已亡名公才人”、“已死才人不相知者”、“方今才人相知者”、“方今才人，闻名而不相知者”。《录鬼簿续编》则记录了杂剧、散曲作家71人。孙楷第先生认为两书中所录“泰半为书会中人”〔7 〕，这一推测应是不错的。可见元代书会的人员构成中，知识分子的比例已经大大提高。这就将宋代以民间艺人为主体的书会转变为以知识分子为主体，书会自然也就演变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群体了。
　　元代的诗社与书会出现的这些变化，显示了知识分子群体化加速的趋势，这显然与当时的社会政治形势有关，尤其是与元蒙统治者采取废止科举的政策有着直接的因果联系。
　　我们知道，自唐宋以来，随着科举制度的日趋完善，知识分子可以说百无一遗地都被吸引到了这条道路上来。这既是他们实现“拯物济世”的社会政治理想的必由之路，也是改变他们社会地位和物质生活条件的必由之路，参加科举早已成为他们最为重要的人生目标。因此，科举的废止，对他们来说，意味着“士失其业”〔8〕， 犹如人生道路的一场大塌方、大断裂，带给他们的冲击和震撼是怎么估计也不过分的。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历史巨变，他们感到惶惑，感到迷惘，感到恐惧，孤独无助，无所适从成为一种普遍的心态。因此，他们希望到群体中去获得精神慰藉，希望在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中获得面对生活的勇气和相濡以沫的力量。知识分子的这一精神需求，正是群体化的内在动因。
　　另一方面，杂剧等通俗文艺的勃兴，对剧本的需求日殷，这正为知识分子发挥自己的一技之长提供了用武之地。因而部分知识分子在仕途阻断之后，或出于谋生的考虑，或为这一方新天地所吸引，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入了书会才人的行列。
　　可见，恰如一根藤上结出的两颗瓜，诗社与书会这两类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正是元代特定的社会政治文化土壤培育的产物。
　　　　　　二、诗社与书会在价值取向上的明显分野
　　然而，犹如由同一母体孕育出生的婴儿，也会呈现性格、情趣、爱好的个体差异一样，同为知识分子群体的诗社与书会，在价值取向上也表现出了明显的分野。
　　诗社可以说是知识分子传统价值观的体现者。综观元代的诗社，不难看出，尽管名称各异，所吟诗题也不尽相同，但诗社活动的内容始终不离两大主题，即眷怀故宋的遗民情结与归隐田园的隐士情怀。
　　披阅今存元代诗社的诗作，扑面而来的是强烈的亡国之痛和故国之思。映入读者眼帘最多的字眼是“梦”：
　　梦觉罗浮迹已陈，至今想象事如新。（武林社黄庚）
　　轩裳一梦断尘寰，桑柘阴阴静掩关。（月泉吟社九山人）
　　往梦更谁怜麦秀，闲愁空自托杜鹃。（月泉吟社方赏）
　　午桥萧散名千古，金谷繁华梦一场。（月泉吟社临清）出现频率最高的典故则是耻食周粟的伯夷、叔齐和不事刘宋的陶渊明：
　　行歌隐隐前村暖，忽省深山有蕨薇。（月泉吟社子进）
　　种秫已非彭泽县，采薇何必首阳山。（月泉吟社九山人）
　　自笑偷生劳种植，西山输与采薇翁。（月泉吟社陈纬孙）
　　弃官杜甫罹天宝，辞令陶潜叹义熙。（月泉吟社洪贵叔）南宋王朝的覆亡，对汉族知识分子来说，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朝代兴替，停止科举的失落感、民族歧视的屈辱感、社会地位沦丧带来的人格和自尊心的贬损，构成巨大的心灵创伤和强烈的感情激荡，这是他们必须面对而又不愿面对的严峻现实。因而，眷怀故国，追寻旧梦，标榜气节就成了他们寄托思想感情，抒发胸中郁懑的最佳题材。
　　高唱隐逸之歌是元代诗社的另一主旋律。月泉吟社的诗题《春日田园杂兴》集中反映了这一点。此乃借题于范成大的田园组诗《四时田园杂兴》，参加者二千余人齐声高唱这一田园之歌，可见归隐田园已成为诗社知识分子们的普遍价值选择。然而，细读月泉吟社的诗作，我们感受最深的并不是象范成大般的对田园生活的由衷的热爱与向往，在旖旎秀丽的田园风光之后透露出来的却是悲愤与无奈的意绪：
　　忙事关心在何处？流莺不听听啼鹃。（冯澄）
　　吴下风流今莫续，杜鹃啼处草离离。（杨本然）
　　此境东风元自好，当年金谷事如何？（周日柬）
　　只恐春工忙里度，又吟风雨满城秋。（翁合老）
　　东风岁岁添新绿，独我霜髯多几茎。（朱孟翁）从这些诗句中，我们不难感受到，归隐田园与其说是知识分子主动的追求，毋宁说是无奈的抉择。事实上，在科举之路被杜绝之后，早已习惯了在做官与归隐、入世与出世之间作单项选择的知识分子，除了归隐一途，又能有什么更好的出路呢？
　　眷怀故国也好，归隐田园也好，作为一种价值选择，归根到底都没有超出忠君不贰、“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等传统价值观的范畴，尽管也有特定的时代内容贯注其中，但其基本精神是一脉相承并无二致的。
　　可见，面对纷繁复杂的外部世界，诗社知识分子从总体上讲，所持的是一种消极退避的心态。悲怆、惶惑、失落、幻灭已成为这一群体的普遍症候。“大事已去矣，力既不能挽回……亦厌见衣冠制度之改，有不容自己者耳。”〔9〕于是只能向传统价值体系中退避， 从传统价值体系中去寻觅精神支柱。从这个意义上说，诗社正是这样一个体现传统价值观的精神避难所，一个对抗外部世界的相对宁静的精神绿洲。只有在这个由同类人组成的相对封闭的圈子里，他们才会感到自身价值被认同，绷紧的神经才能得到片刻松驰，失衡的心理才能得到暂时平衡。元初诗社集中大量地出现，显然正是知识分子这一精神需求的产物。
　　书会作为另一类型的知识分子群体，当然也不可能摆脱传统价值观念的制约，甚至可以说，传统价值观仍然主宰着他们的精神世界。我们从元代杂剧和散曲中不难看到，诗社知识分子吟咏的眷怀故国、归隐田园的主题，同样也是书会知识分子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结。然而，比之诗社知识分子贫乏单一的精神世界，书会知识分子的价值选择则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展现出绚丽多姿五彩缤纷的精神风貌。
　　就拿“经纶济世”、“以道自任”这一被知识分子奉为圭臬的人生信条来说吧。打开元代散曲，象“老了栋梁材”、“恨无上天梯”、“困煞中原一布衣”（马致远〔金字经〕）的悲愤愁怨；“整乾坤，会经纶，奈何不遂风雷信”（曾瑞〔山坡羊〕《讥时》）的郁懑叹息；“昨日在十年窗下，今日在三公位排，读书人真实高哉”（张可久〔水仙子〕）的追寻旧梦；以及“有一日起一阵风雷，虎一扑十硕力，凤凰展翅飞，那其间别辨高低”（无名氏〔水仙子〕）的梦想企盼，可以说触目皆是。杂剧如《冻苏秦》、《荐福碑》、《破窑记》、《王粲登楼》、《范张鸡黍》、《玉镜台》、《陈母教子》等作品，也无不流露出强烈的功名观念。这说明，经纶济世、以道自任的理想和信念仍然是他们躯体上最敏感的一根神经，始终萦绕心头，须臾未曾去怀。
　　但是另一方面，书会知识分子在不能忘情于政治使命的同时，也表现出了另一种思想倾向，即轻视功名，甚至是否定功名：“不占龙头选，不入名贤传”（乔吉〔六幺遍〕）、“三千贯、二千石。一品官、二品职。只落的故纸上两行史记”（马致远《陈抟高卧》〔滚绣球〕）、“糟腌两个功名字，醅淹千古兴亡事，ｑū＠①埋万丈虹霓志。 不达时皆笑屈原非，但知音尽说陶潜是”（范康〔寄生草〕）、“那里也能言陆贾？那里也良谋子牙？那里也豪气张华？千古是非心，一夕渔椎话”（白朴〔庆东原〕）。对这些话我们当然不能完全当真，在很大程度上它只是知识分子在理想破灭的情况下，为排遣苦闷聊以自慰的故作旷达之词，一种以表面潇洒来表现内心愤激的手法。但这一认识的普遍出现毕竟说明，在书会知识分子的思想里，功名观念已经大大淡化，他们已经不再将它视为唯一的价值选择。因此，我们在书会知识分子身上，很少能够看到对政治理想与信念的那种百折不回九死不悔的执着追求，更有甚者，对历史上那些为政治理想与信念而捐躯的往哲先贤，他们往往抱着一种嘲笑揶揄的态度。陶渊明可以说是诗社与书会知识分子共同向往追随的偶像，但稍作比较就不难发现，诗社知识分子注重的是他不屈事刘宋的气节，所谓“与义熙人相尔汝，奇怀已足千秋矣”〔10〕，而书会知识分子注重的却是他淡泊功名的生活态度。在中国历史上，淡泊功名的知识分子代不乏人，但象书会知识分子那样，整个群体都表现出淡泊功名的思想倾向，却是元代一个突出的社会现象。
　　正因为书会知识分子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传统的因袭重负，这就使他们能用一种新的眼光来审视生活，审视自我。他们不再把自己封闭在以为官从政为核心的狭小的生存空间里，而是迈步更广阔的生活。原本仅仅用来为官从政的知识和才华找到了新的用武之地——在蓬勃兴起的杂剧和散曲创作园地上尽情地施展发挥。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科举和仕途上的弃儿却成了“曲状元”、“风月主”，他们的人生价值在另一领域得到了体认。
　　另一方面，既然无须将自我价值的实现仅仅定位在经纶济世、以道自任上，自然也就无须时时处处用传统道德信条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因而，滑稽善谑、佻达放浪成为书会知识分子的群体性格，放纵自我、率性而行成为他们普遍的生活态度。乔吉道：“不占龙头选，不入名贤传。时时酒圣，处处诗禅。烟霞状元，江湖醉仙，笑谈便是编修院。留连，批风抹月四十年”（〔六幺遍〕《自述》）；王实甫道：“醉时节盘陀石上眠，饱时节婆娑松下走，困时节布衲里睡ｈōｕ＠②ｈōｕ＠②”、“保天和自养修，放形骸任自为”（〔商调·集贤宾〕《退隐》），关汉卿道：“适意行，安心坐。渴时饮饥时餐醉时歌，困来时就向莎茵卧。日月长，天地阔，闲快活”（〔四块玉〕《闲适》）。
　　对书会知识分子的这种生活态度，以往的论者多从消极被动的一面着眼，认为是悲哀辛酸之情，以豪放旷达出之。这固然不错。然而这仅是问题的一面。我们是否也应看到其中也有积极主动的一面呢？试看关汉卿的着名套曲《不伏老》吧：“……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口，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天哪，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从这曲词中我们何曾看到丝毫的被迫与无奈，而是对自己选择的理想和生活道路无比挚爱的情怀和执着追求的精神，显示出与传统价值观念相悖的另一类型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
　　可见，在知识分子的传统人生道路被阻隔之后，与诗社知识分子不同，书会知识分子从总体上来说，所持的是一种达观的、现实的、开放的心态。他们虽然也曾哀怨，也曾颓丧，也曾沉沦，然而作为整个群体，他们并没有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并没有不知所措而无所作为。他们对现实不是一味的退避，而是直面人生，投身生活，从而及时调整了自己的人生座标，重新找到了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
　　　　　　三、诗社与书会在价值取向上的分野的社会背景
　　上面我们简要概述了元代的诗社与书会这两大知识分子群体在价值取向上的分野。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分野呢？
　　考察这一问题时，我们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我们发现，早期的书会知识分子主要出现于北方。《录鬼簿》“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类里，共列名关汉卿以下56人，其中除赵子祥未标明籍贯外〔11〕，余皆为由金入元的北方人，籍贯分属大都、东平、彰德、真定、济南、太原、平阳、保定、涿州、洛阳、汴梁、毫州等地。虽然由于文献资料缺乏，我们对早期书会的具体数目难以确考，但上述书会知识分子的籍贯分布清楚地说明，元代早期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书会当也应是主要集中出现在北方。而诗社，据现有材料，则主要集中出现在原南宋统治地区的浙江、江西等地。书会——北方，诗社——南方，这看似一个简单的地域问题，其实它和这两大知识分子群体价值取向的分野有着直接的紧密的联系。
　　我们知道，宋金对峙时期，北方知识分子生活在金朝的统治之下。既而蒙古王朝灭金（1234）， 统一了北方， 这时距南宋王朝的灭亡（1279）尚有四十余年时间。也就是说。同为知识分子，其时生活在北方抑或南方，他们身处其间的具体社会政治文化环境是有所不同的。
　　女真、蒙古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开创了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时代。而民族融合的核心是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汇。这种交流融汇是双向的。一方面，女真、蒙古进入中原地区之后，在接受中原的生产方式，进而完成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同时，也必然受到中原高度发展的封建文明的强烈影响。象女真、蒙古统治者都不约而同地推崇儒家学说，女真人从饮食、起居、节序、婚丧等风俗礼仪各方面，无不“强效华风”〔12〕，以至“尽失女真故态”〔13〕；蒙古统治者在占据中原之后，也逐渐改变了早期游牧民族一味攻伐杀戮的做法，倚用儒臣，实行“汉法”。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奴隶成了主人，征服者很快学会了被征服民族的语言，接受了他们的教育和风格”〔14〕。
　　另一方面，女真、蒙古的入侵，也使古老的中原文明受到强烈冲击，原来相对稳固的社会结构，特别是思想道德伦理观念产生松动，中原文明面对外来文明的冲击，也需要重新调适和整合。当然，中原文明最终以其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吸收了女真、蒙古民族文化中优秀的东西，使自己变得更加丰富。
　　北方书会知识分子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多民族文化碰撞、融合的交汇点上。时代风习的浸淫濡染，在一定程度上，把他们从僵死封闭的传统价值体系所构建的狭小精神空间里解放了出来，使他们能够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阔大眼光和开放胸怀来看待生活。他们的价值取向从单一到多元的转化，正是这一民族融合时代的产物。
　　其次，13世纪初叶到中叶，也即是金末至元初，正是杂剧这一戏剧样式在北方出现，并逐渐成熟勃兴的时期。以杂剧为代表的反映市民阶层理想、情趣、价值观念的通俗文学，与表现封建士大夫理想、情趣、价值观念的正统文学显然是大相迳庭，大异其趣的。然而，两者之间的关系并非是泾渭分明冰炭不容。它们之间也必然会相互渗透影响，进行双向交流。而北方的书会知识分子恰好处在两者之间的中介的位置上。
　　由于停止科举，“士失其业”，知识分子被迫进入书会，以创作杂剧等通俗文学来糊口谋生。当他们创作时，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传统价值观念、封建士大夫的趣味情调，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灌输到作品中，这是很自然的，毫无足怪。然而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面，由于他们被抛离了原来的生活轨道，沉沦于社会底层，这就迫使他们跳出狭小封闭的知识分子的圈子，与下层人民发生交往，甚至与倡优为伍，因此必然会受到下层人民思想感情、情趣爱好、价值观念的濡染影响。同时，由于杂剧等通俗文学的基本观众是广大市民群众，为了使自己的作品广受欢迎，并获得经济效益，创作者就必须受到接受者——市民群众思想感情、价值观念、审美趣味的制约，并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和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元杂剧的辉煌，不正是书会知识分子们改变观念，重新调整价值取向的结果吗？
　　相比之下，北方书会知识分子所具备的时代条件，南方诗社知识分子却并不具备。首先，他们生活的原南宋统治地区，当北方社会处在变革、整合、重构之时，这里的封建统治仍是铁板一块；当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在北方受到质疑、冲击之时，南方却因程朱理学的出现而得到强化。知识分子的身心都被紧紧禁锢在封建主义的既定轨道和精神罗网中，没有任何松动的可能。
　　其次，如上文所述，元代南方的诗社，大都集中出现在元代最初的一、二十年里。这时，无论是元蒙入主对社会的震撼，抑或是取消科举对知识分子的冲击，他们都还没来得及作出反应，他们尚处于最初的震惊、恐惧和无奈的精神状态之中。
　　因此，这些被传统价值观念的绳索紧紧捆缚住手脚的知识分子，在时代巨变突临之际，可以变通回旋的余地非常狭小，他们唯一的应变选择就是龟缩到由传统价值观念体系所建构的堡垒之中，以此来对抗剧烈动荡的外部世界。虽然他们高吟的眷怀故国、归隐田园的主题，在弘扬民族正气，激励民族气节，改变宋季四灵、江湖诗人纤碎浅弱、气局荒靡的诗风，恢复和发扬我国诗歌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等方面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他们对现实采取的是一种消极和退避的态度，他们的脚步始终未能迈出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他们的精神始终未能超越传统价值观念的樊篱，这就决定了他们的创作从总体上说，不过是一群被时代所冷落、遗弃的知识分子的顾影自怜，自怨自艾，不可能取得大的成就。
　　　　　　　　　　　　　　　　　　　　〔责任编辑　陈寿英〕＊
　　注：
　　〔1〕见梁释慧皎《高僧传》卷六。
　　〔2〕见《续藏经·圆宗文类》卷二十二。
　　〔3〕江西熊刚申、 陈尧峰在龙泽山创办诗社的时间是至元丙戌（1286），月泉吟社是在至元戊子（1288），明远诗社、香林诗社是在至元癸巳（1293）前后，越中诗社、汐社、武林社、山阴诗社等诗社的成立时间也大致与月泉吟社相前后。
　　〔4〕见赵文《青山集》卷六《熊刚申墓志铭》。
　　〔5〕月泉吟社共征得诗稿二千七百三十五卷， 其中有部分一人两卷，但此种情况不算多，故总数当在二千人以上。
　　〔6 〕参看拙文《郁懑失落的群体——论元初遗民诗社兼与王德明先生商榷》（《文学遗产》1993年第4期）。
　　〔7〕《也是园古今杂剧考》附录《书会》。
　　〔8〕见郝经《青楼集序》。
　　〔9〕见孔齐《至正直记》卷一。
　　〔10〕见毛晋《跋月泉吟社》。
　　〔11〕按孙楷第《元曲家考略》，据元杨翮《送赵子祥序》谓其为宣城人，今属安徽省。
　　〔12〕见范成大《揽辔录》。
　　〔13〕见《大金国志·熙宗孝成皇帝》。
　　〔14〕见《德意志意识形态》。
　　＊本文1995年6月30日收到。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麦加曲
　　＠②原字为鼻加句
　　
　　
　　
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广州49-57K23宋辽金元史欧阳光19961996 作者：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广州49-57K23宋辽金元史欧阳光19961996

网载 2013-09-10 21:2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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