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的调性 毕飞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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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飞宇谈短篇小说:讲究人所干的讲究事


我很在意短篇小说的调性,在我的小说主张里,没有调性就没有短篇。可是,什么是短篇小说的调性呢?我其实也说不好。唱歌的人都知道,任何一首歌都有它的调式,E调或者F调。离开了这个调式你是没法唱的,高音上不去,要不就是低音下不来。有些不讲究的人是这样唱的:遇到高音或者低音——他应付不了的时候——突然变调,许多人都遇到过这种骇人听闻的场面。


写短篇就如同唱歌一样,唱得好不好可以先放在一边,但是,调式不能出问题。当然,写短篇毕竟不是唱歌,失去了调性远远没有唱歌那样触目惊心,况且小说的调性也不像歌曲那样“刚性”。可是话还得说回来,统一的调性对短篇小说的整体性而言依然是至关重要的,我至今没有读过一篇失去了调性的好短篇。《米格尔大街》和《彷徨》是两个极端的好例子。


除了调性,我还在意短篇小说里的“倒计时”。在我很年轻的时候,我第一次从契诃夫那里领略了短篇小说的魅力。他的《凡卡》就是“倒计时”的,仿佛只有短暂的10秒钟。契诃夫在《凡卡》里用他悲怆的音色说道:十、九、八、七,你不由自主就紧张起来了。伴随着凡卡的命运,契诃夫在继续:五、四、三、二,然后呢?当然是“乡下爷爷收”。小说到了这里其实就归零了。是的,归零,你的心一下子被掏空了。无家可归。


好的短篇小说似乎都有这样的特征,它冷不丁在你的心窝子里头来那么一下,你都没有来得及预备。


老实说,我不太相信短篇小说的自然性,我一直认为好的短篇是人为的。那么小的一个东西,一定有它的技术成分。“自然性”是什么?随心所欲?这是一句很不负责任的话。就我们的认知而言,正如哈耶克所说的那样,自然性是“理性不及”的——没有人知道它在哪里,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如果我们果真有能力知道短篇小说的自然性在哪里,那也绝对不是因为我们的随心所欲,而是因为我们有了大量的阅读、大量的思考和大量的训练。


许多没有写作训练的人可以把长篇写得非常棒——那是因为长篇小说和生活的关系太紧密了。你的经历,还有你经历里的见识,这些都可支撑你的长篇。可短篇终究不一样,——没有生活你写不来,太有生活你可能也写不来。说白了,短篇考验的不只是你和生活的关系,还有别的。


关于长篇,这些年有一个论调大行其道,大意是,长篇小说不宜太精细,它需要一些粗粝的东西,我同意。但是,这个粗粝有必要进一步辨析:一种是豪迈的美学风格,一种是过程里的粗制滥造,这是极容易混淆的两个局面。在许多时候,我们高高兴兴地看到了后者,一不留神就忽略了前者。


如果再一次回到短篇,我想说,在短篇小说面前,我至今还是一个学徒。通过这么多年的实践,我可以确定的只有一点——这是一个讲究的人所干的讲究的事。


来源:文艺报


地球上的王家庄


我还是更喜欢鸭子,它们一共有八十六只。队长把这些鸭子统统交给了我。队长强调说:“八十六,你数好了,只许多,不许少。”我没法数。并不是我不识数,如果有时间,我可以从一数到一千。但是我数不清这群鸭子。它们不停地动,没有一只鸭子肯老老实实地待上一分钟。我数过一次,八十六只鸭子被我数到了一百零二。数字是不可靠的。数字是死的,但鸭子是活的。所以数字永远大于鸭子。


每天天一亮我就要去放鸭子。我把八十六只也可能是一百零二只鸭子赶到河里,再沿河赶到乌金荡。乌金荡是一个好地方,它就在我们村子的最东边,那是一片特别阔大的水面,可是水很浅,水底长满了水韭菜。因为水浅,乌金荡的水面波澜不惊,水韭菜长长的叶子安安静静地竖在那儿,一条一条的,借助于水的浮力亭亭玉立。水下没有风,风不吹,所以草不动。


水下的世界是鸭子的天堂。水底下有数不清的草虾、罗汉鱼。那都是一览无遗的。鸭子们一到乌金荡就迫不及待了,它们的屁股对着天,脖子伸得很长,全力以赴,在水的下面狼吞虎咽。为什么鸭子要长一只长长的脖子?原因就在这里。鱼就没有脖子,螃蟹没有,虾也没有。水底下的动物没有一样用得着脖子,张着嘴就可以了。最极端的例子要数河蚌,它们的身体就是一张嘴,上嘴唇、下嘴唇、舌头,没了。水下的世界是一个饭来张口的世界。


乌金荡同样也是我的天堂。我划着一条小舢板,滑行在水面上。水的上面有一个完整的世界。无聊的时候我会像鸭子一样,一个猛子扎到水的下面去,睁开眼睛,在水韭菜的中间鱼翔浅底。那个世界是水做的,空气一样清澈,空气一样透明。我们在空气中呼吸,而那些鱼在水中呼吸,它们吸进去的是水,呼出来的同样是水。不过有一点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哭了,我们的悲伤会变成泪水,顺着我们的面颊向下流淌。可是鱼虾们不一样,它们的泪水是一串又一串的气泡,由下往上,在水平面上变成一个又一个水花。当我停留于水面上的时候,我觉得我飘浮在遥不可及的高空。我是一只光秃秃的鸟,我还是一朵皮包骨头的云。


我已经八周岁了。按理说我不应当在这个时候放鸭子。我应当坐在教室里,听老师们讲刘胡兰的故事,雷锋的故事。可是我不能。我要等到十周岁才能够走进学校。我们公社有规定,孩子们十岁上学,十五岁毕业,一毕业就是一个壮劳力。公社的书记说了,学制“缩短”了,教育“革命”了。革命是不能拖的,要快,最好比铡刀还要快,“咔嚓”一下就见分晓。

*

但是父亲对黑夜的兴趣越来越浓了。父亲每天都在等待,他在等待天黑。那些日子父亲突然迷上了宇宙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喜欢黑咕隆咚地和那些远方的星星们待在一起。父亲站在田埂上,一手拿着手电,一手拿着书,那本《宇宙里有些什么》是他前些日子从县城里带回来的。整个晚上父亲都要仰着他的脖子,独自面对那些星空。看到要紧的地方,父亲便低下脑袋,打开手电,翻几页书,父亲的举动充满了神秘性,他的行动使我相信,宇宙只存在于夜间。天一亮,东方红、太阳升,这时候宇宙其实就没了,只剩下满世界的猪与猪,狗与狗,人与人。


父亲是一个寡言的人。我们很难听到他说起一个完整的句子。父亲说得最多的只有两句话,“是”,或者“不是”。对父亲来说,他需要回答的其实也只有两个问题,是,或者不是。其余的时间他都沉默。父亲在沉默的夏夜迷恋上了宇宙,可能也就是那些星星。星空浩瀚无边,满天的星光却没有能够照亮大地。它们是银灰色的,熠熠生辉,宇宙却是一片漆黑。我从来不认为那些星星是有用的。即使有少数的几颗稍微偏红,可我坚持它们百无一用。宇宙只是太阳,在太阳面前,宇宙永远是附带的,次要的,黑灯瞎火的。


父亲在夜里把眼睛睁得很大,一到了白天,父亲全蔫了。除了吃饭,他的嘴也永远紧闭着。当然,还有吸烟。父亲吸的是烟锅。父亲光着背脊蹲在田埂上吸旱烟的时候,看上去完全就是一个庄稼人了。然而,父亲偶尔也会吸一根纸烟。父亲吸纸烟的时候十分陌生,反而更像他自己。他端端正正地坐在天井里,跷着腿,指头又长又白,纸烟被他的指头夹在中间,安安静静地冒着蓝烟,烟雾散开了,缭绕在他的额头上方。父亲的手真是一个奇迹,晒不黑,透过皮肤我可以看见天蓝色的血管。父亲全身的皮肤都是黑糊糊的。然而,他手上的皮肤拒绝了阳光。相同的状况还有他的屁股。在父亲洗澡的时候,他的屁股是那样地醒目,呈现出裤衩的模样,白而发亮,傲岸得很,洋溢出一种冥顽不化的气质。父亲的身上永远有两块异己的部分,手,还有屁股。


父亲的眼睛在大白天里蔫得很,偶尔睁大了,那也是白的多,黑的少。北京的一位女诗人有一首诗,她说:“黑夜给了你一双黑色的眼睛,你却用它来翻白眼。”我觉得女诗人说得好。我有一千个理由相信,她描述的是我的父亲。


父亲是从县城带回了《宇宙里有些什么》,同时还带回了一张《世界地图》。世界地图被父亲贴在堂屋的山墙上。谁也没有料到,这张《世界地图》在王家庄闹起了相当大的动静。大约在吃过晚饭之后,我的家里挤满了人,主要是年轻人,一起看世界来了。人们不说话,我也不说话。但是,这一点都不妨碍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基本认识:世界是沿着“中国”这个中心辐射开去的,宛如一个面疙瘩,有人用擀面杖把它压扁了,它只能花花绿绿地向四周延伸,由此派生出七个大洲,四个大洋。中国对世界所做出的贡献,《世界地图》上已经是一览无遗。


《世界地图》同时修正了我们关于世界的一个错误看法,关于世界,王家庄的人们一直认为,世界是一个正方形的平面,以王家庄作为中心,朝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纵情延伸。现在看起来不对。世界的开阔程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知,也不呈正方,而是椭圆形的。地图上左右两侧的巨大括弧彻底说明了这个问题。


看完了地图我们就一起离开了我们的家。我们来到了大队部的门口,按照年龄段很自然地分成了几个不同的小组。我们开始讨论。概括起来说有这样的几点:第一,世界究竟有多大?到底有几个王家庄大?地图上什么都有,甚至连美帝、苏修都有,为什么反而没有我们王家庄?王家庄所有的人都知道王家庄在哪儿,地图它凭什么忽视了我们?这个问题我们完全有必要向大队的党支部反映一下。第二,这一点是王爱国提出来的,王爱国说,如果我们像挖井那样不停地往下挖,不停地挖,我们会挖到什么地方呢?世界一定有一个基础,这个是肯定的。可它在哪里呢?是什么托起了我们?是什么支撑了我们?如果支撑我们的那个东西没有了,我们会掉到什么地方去?这个问题吸引了所有的人。人们聚拢在一起,显然,开始担忧了。我们不能不对这个问题表示我们深切的关注。当然,答案是没有的。因为没有答案,我们的脸庞才格外地凝重,可以说暮色苍茫。还是王爱国首先打破了沉默,提出了一个更令人害怕的问题。第三,如果我们出门,一直往前走,一定会走到世界的尽头,白天还好,万一是夜里,一脚下去,我们肯定会掉进无底的深渊。那个深渊无疑是一个无底洞,这就是说,我们掉下去之后,既不会被摔死,也不会被淹死,我们只能不停地坠落,一直坠落,永远坠落。王爱国的话深深吸引了我们,我们感受到了恐惧,无边的恐惧,无尽无止的恐惧。因为恐惧,我们紧紧地挨在一起。但是,王爱国的话立即受到了质疑。王爱贫马上说,这是不可能的。王爱贫说,他看地图看得非常仔细,世界的尽头并不是在陆地,只不过是海洋,并没有路,我们是不会走到那里去的。王爱贫补充说,地图上清清楚楚,世界的左边是大西洋,右边也是大西洋,我们怎么能走到大西洋里去呢?王爱贫言之有理。听了他的话我们都松了一口气,同时心存感激。然而,王爱国立即反驳了。王爱国说,假如我们坐的是船呢?王爱国的话又把我们甩进了无底的深渊。形势相当严峻,可以说危在旦夕。是啊,假如我们坐的是船呢。假如我们坐的是船,永远坠落的将不止是我们,还得加上一条小舢板。这个损失将是无法弥补的。我们几个岁数小的一起低下了脑袋。说实话,我们已经不敢再听了。就在这个最紧要的关头,还是王爱贫挺身而出了。王爱贫没有正面反击王爱国,而是直接给了我们一个结论:“这是不可能的!”王爱国说:“为什么不可能?”王爱贫笑了笑,说,如果船掉下去了,“那么请问,满世界的水都淌到了哪里?”


满世界的水都淌到了哪里?


我们看了看身后的鲤鱼河。水依然在河里,并没有插上翅膀,并没有咆哮而去,安静得像口井。我们看到了希望,心安理得。我们坚信,有水在,就有我们在。王爱贫挽救了我们,同时挽救了世界。我们都一起看着王爱贫,心中充满爱戴与崇敬。他为这个世界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但是,我还是不放心。或者说,我还是有疑问。在大西洋的边缘,满世界的水怎么就没有淌走呢?究竟是什么力量维护了大西洋?我突然想起了《世界地图》。可以肯定,世界最初的形状一定还是正正方方的,大西洋的边沿原来肯定是直线。地图上的巨大外弧线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是被海水撑的。像一张弓,弯过来了,充满了张力,充满了崩溃的危险性。然而,它终究没有崩溃。这是一种奇异的力量,不可思议的力量,我们不敢承认的力量。然而,是一种存在的力量。


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大西洋的边沿一旦决口了,海水会像天上的流星,消失在无边的黑暗中。水都是手拉手的,它们只认识缺口,满世界的水都会被缺口吸光,我们王家庄鲤鱼河的水也会奔涌而去。到那时,神秘的河床无疑会袒露在我们的面前,河床上到处都是水草、鱼虾、蟹、河蚌、黄鳝、船、鸭子,也许我们家的码头上还会出现我去年掉进河里的五分钱的硬币。可是,五分钱能把满世界的水重新买回来吗?用不了两天这个世界就臭气熏天了。我傻在那里,我的心像夏夜里的宇宙,一颗星就是一个窟窿。


我没有回家,直接找到了我的父亲。我要在父亲那里找到安全,找到答案。父亲站在田埂上,一手拿着书,一手拿着手电,仰着头,一心没有二用。满天的星光,交相辉映,全世界只剩下我和我的父亲。我说:“爸爸。”父亲没有理我。过了好半天,父亲说:“我们来看看大熊座。这是摇光,这是开阳,依次是玉衡、天权、天玑、天璇、天枢,北斗七星就是它们。儿子,我们现在沿着天璇和天枢五倍远的距离,喏,这个,最亮的一颗。”父亲一边说一边打开了他手里的手电,夜空立即出现了一根笔直的光柱,银灰色的,消失在遥不可及的宇宙边缘。父亲说:“看见了吗?这就是北斗。”我看不见。我没有耐心关心这个问题。我说:“王家庄到底在哪里?”父亲说:“我们在地球上。地球也是宇宙里的一颗星。”我仰起头,看着夜空。我一定要从宇宙中找到地球,看地球在哪里闪烁。我从父亲的手上接过手电,到处照,到处找。星光灿烂,但没有一处是手电的反光。没有了反光手电也就彻底失去了意义。我急了,说:“地球在哪里?”父亲笑了。父亲的笑声里有难得的幸福,像星星的光芒,有一点柔弱,有一点勉强。父亲摸了摸我的头,说:“回去睡吧。”我说:“地球在哪里?”父亲说:“地球是不能用眼睛去找的,要用你的脚。”父亲对着漆黑的四周看了几眼,用手掸了掸身边的萤火虫,犹豫半天,说:“我们不说地球上的事。”我把手电塞到父亲的手上,掉头就走。走到很远的地方,对着父亲的方向我大骂了一声:“都说你是神经病!”我坐在小舢板上,八十六只也可能是一百零二只鸭子围绕在我的四周,它们全力以赴地吃,全力以赴地喝。它们完全不能理会我内心的担忧。万里无云,宇宙已经没有了,天上只有一颗太阳。乌金荡的水把天上的阳光反弹回来了,照耀在我的身上。我的身上布满了水锈,水锈是黑色的,闪闪烁烁。然而,这丝毫不能说明我的内心通体透亮。乌金荡里只有我,以及我的八十六只也可能是一百零二只鸭子。我承认我有点恐惧。因为我在水里,我在船上。我非常担心乌金荡的水流动起来,我担心它们向着远方不要命地呼啸。对于水,我是知道的,它们一旦流动起来了,眨眼的工夫就会变成一条滑溜溜的黄鳝,你怎么用力都抓不住它们。最后,你只能看着它们远去,两手空空。


这一切都是《世界地图》闹的。可是我不打算抱怨《世界地图》什么。即使没有那张该死的地图,世界该是什么样一定还是什么样。危险的确是存在的。我甚至恨起了我的父亲,人间的麻烦是如此巨大,你不问不管,你去操宇宙的那份心做什么?北斗星再亮也只是夜空的一块疤,它永远不可能变成集体的财产,永远不可能变成第八十七只或第一百零三只鸭子。甚至不可能变成第八十七或第一百零三粒芝麻。


然而,危险在任何时候都有诱惑力的。它使我陷入了无休无止的想象。我的思绪沿着乌金荡的水面疯狂地向前逼进,风驰电掣,一直来到了大西洋。大西洋很大,比乌金荡和大纵湖还要大,突然,海水拐了一个九十度的弯,笔直地俯冲下去。这时候你当然渴望变成一只鸟,你沿着大西洋的剖面,也就是世界的边沿垂直而下,你看见了带鱼、梭子蟹、海豚、剑吻鲨、乌贼、海鳗,它们在大西洋的深处很自得地沉浮。它们游弋在世界的边缘,企图冲出来。可是,世界的边沿挡住了它们。冲进来的鱼“当”的一下,被反弹回去了,就像教室里的麻雀被玻璃反弹回去一样。基于此,我发现,世界的边沿一定是被一种类似于玻璃的物质固定住的。这种物质像玻璃一样透明,玻璃一样密不透风。可以肯定,这种物质是冰。是冰挡住了海水的出路。是冰保持了世界的稳固格局。


我拿起竹篙,一把拍在了水面上。水面上“啪”的一声,鸭子们伸长了脖子,拼命地向前逃窜。我要带上我的鸭子,一起到世界的边缘走一走,看一看。


我把鸭子赶出乌金荡,来到了大纵湖。大纵湖一望无际,我坚信,穿过大纵湖,只要再越过太平洋,我就可以抵达大西洋了。我没有能够穿越大纵湖。事实上,进入大纵湖不久我就彻底迷失了方向。我满怀斗志,满怀激情,就是找不到方向。望着茫茫的湖水,我喘着粗气,斗志与激情一落千丈。

*

我是第二天上午被两位社员用另外一条小舢板拖回来的。鸭子没有了。这一次不成功的探险损失惨重,它使我们第二生产队永远失去了八十六只也可能是一百零二只鸭子。两位社员没有把我交给我的父亲,直接把我交给了队长。队长伸出一只手,提起我的耳朵,把我拽到了大队部。大队书记在那儿,父亲也在那儿。父亲无比谦卑,正在给所有的人敬烟,给所有的人点烟。父亲一看见我立即走了上来,厉声问:“鸭子呢?”我用力睁开眼,说:“掉下去了。”父亲看了看队长,又看了看大队支书,大声说:“掉到哪里去了?”我说:“掉下去了,还在往下掉。”父亲仔细望着我,摸了摸我的脑门。父亲的手很白,冰凉的。父亲掴了我一个大嘴巴。我在倒地的同时就睡着了。听村子里的人说,倒地之后我的父亲还在我的身上踢了一脚,告诉大队支书说我有神经病。后来王家庄的人一直喊我神经病。“神经病”从此成了我的名字。我非常高兴。它至少说明了一点,我八岁的那一年就和我的父亲平起平坐了。


选自毕飞宇短篇小说集《亲爱的日子》


楚尘文化 2015-08-23 08:4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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