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宝石纳丁·戈迪默

簡體傳統

复印机刚搬进家门时，班吉说，“你管印度人的事儿难道还不够吗？”班吉夫人笑了笑，露出那块空牙床，自信地说，“这有啥区别呀，约瑟夫？我们还不都是一回事儿啊。”

“可甭那么说。我们就不需要持通行证❶；让土着人自己去抗议通行证制度吧，他们有数百万人呢，让他们自己去管好啦。”

班吉和班吉夫人的前夫帕哈德两人总共有九个孩子，全都挤在一个小房子里。大人议论那些孩子不该听的话题时，他们全都在场。因此，家里就没有任何隐私，孩子们从来就没有不该知道的事情。只有他们同母异父的姐姐戈莉不在场。她是长女，已经出嫁。孩子们用期待的、毫不惊慌的目光饶有兴趣地望着班吉。班吉既没有离开餐厅，也没有坐下来继续卷他的由于搬复印机而中断了的旱烟卷。他看着那个藏在浣洗篮子里的由黑人出租车运来的东西，孩子们也过来观看。他们一双双黑色的眼睛长着粗睫毛，宛如初放的花朵，其触须碰到任何东西时花朵就会合拢。

他最后只说了一句话，“这玩意儿放在餐桌上还挺是地方啊！。”复印机散发出浓浓的黑油泥味道。他以常有的烦恼方式，踮着脚尖，沉重地走出了餐厅。

“这东西放在餐具柜上倒蛮好的！”班吉夫人一边说，一边忙着挪动两个装有塑料康乃馨的粉色玻璃花瓶和带有手绘天鹅绒饰带的塔吉·马哈尔的相片。

晚饭后，她开始在机器上复印传单。家里人在餐厅里活动——其它三个房间都摆满了床——满屋子全是床。大孩子们做家庭作业时要共用一个墨水瓶，两个小孩子在椅子下面玩弄空奶瓶子。三岁的孩子睡着了，由一个小姑娘用小车推走了。孩子们终于都上床了；班吉比大孩子上床还早。他是个水果蔬菜贩子，每天清晨四点半就起床，五点钟到菜市场去。“一会儿就干完了，”班吉夫人说。大孩子们抬头看了看他，都笑了。他转过身，背对着她。她仍然身穿穆斯林妇女的服装。她骨瘦如柴，没怀孕时好像个衣服架子，裹着拖地的廉价莎丽❷，留着一条又细又黑的油乎乎辫子。少女时期，她家住在德兰士瓦，现在老家仍然在那儿，母亲曾经在她的鼻孔镶有一颗玻璃红宝石；但是她很久以前就摘掉了，因为即使对她来说也太过时了。

她复印传单一直到后半夜，就像捣辣椒末儿一样复印传单。

班吉不过问传单的内容。他已经读过报纸。上一周，非洲土着人在销毁通行证，然后主动送上门去让当局逮捕。该运动领导者因被指控犯有煽动罪而被捕入狱，运动办公室突然遭搜查——必须有人帮助那些既无办公室又无设备的低层领导人继续斗争。传单上写着——“明天不上班”、“抗议日”、“为了自由而烧掉你的通行证”。他不想看这些东西。

回家时，他常常发现妻子坐在餐桌前同陌生人或者那些名字非常熟悉的人在深入讨论，他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了。有些是印度名人，如律师阿卜杜勒·穆罕默德·坎博士和大商人穆恩萨米·帕特尔。在家里见到他们使他深感荣幸，但又不无忧虑。第二天干完活后回家时，他碰见坎博士——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从家里出来。坎博士对他说，“真是个了不起的女人。”但是，班吉从未发现妻子有任何放肆的行为。她像其她穆斯林妇女一样行为得体。譬如说，她同这些先生们谈完工作后，从未坐下来一起吃饭。他看见她回到厨房，开始准备晚餐并同孩子们说话，语气和内容各有不同。“吉米，你若是吃腻了小扁豆，那实在太惭愧了，因为现在没有别的东西可吃啊——阿米娜，快点，去打罐水回来——别担心，我一会儿就补好了，把黄棉布递给我，针在餐具柜上的烟盒里。”

“坎博士走了吗？”班吉问。

“走了，星期一有个不出门运动。德塞病了，但是他还要自己传布消息。鲍勃·贾力昨晚整宿没睡觉，一直在印传单，但是他去拔牙了。”她总是以一种特有的习惯来对待班吉，使他感到好像是对政治不感兴趣似的。就像有些女人说的那样，丈夫发脾气隐含着对她的深切与粗鲁的关爱。她同丈夫谈论这些事情时，就像是把邻居的话传给他或是谈论家庭琐事一样。

“你同那些杀人和投掷石块的人搀和到一起是想干什么？我不明白。咱们印度人大会❸应该躲开才是。难道我们反对种族居住地法❹还不够吗？”

她大笑起来。“咳，约瑟夫，你看，连你都不相信啊！当种族居住地法在纳塔尔开始实施时，你说出同样的话。你说等我们家搬出德兰士瓦时再开始担心也来得及。然后你自己的母亲失去了在诺尔道普的家，怎么样？你看，任何人都不安全。噢，戈莉下午来了。她说伊斯梅尔的哥哥订婚了——那好啊，是不是？他妈妈会高兴的；她还担心他找不到媳妇呢。”

“她为什么担心呀？”吉米问。他已经十五岁，到了关心妈妈的年龄了。

“这个——她要看到他安个家。星期天在伊斯梅尔家有个聚会——约瑟夫，你最好把你的外衣给我，明天送洗衣店清洗一下。”

女儿立刻上来说，“妈，我没有衣服穿啊。”

班吉夫人挠了挠她那张蜡黄色的脸。“戈莉或许会借给你她那件粉色衣服吧？你现在就去找戈莉，就说是我让她借给你的。”

这些陈词滥调常常有助于安全。在餐桌和餐具柜之间放着一把扶手椅子，两个扶手闪闪发亮。在那几个星期里，他同往常的半睡半醒状态一样，常常是惊诧地回到现实中。次日清晨一到市场，他就听说坎博士被捕了。可是，那天晚上班吉夫人却一直在给女儿做新衣服。一想到这个情景，班吉的火气就消失了，这使他再一次不情愿地把白天对妻子酝酿已久的怨恨变成了闷闷不乐和无声的埋怨。当然，苍天知道白天都有谁出入这个家舍。在暴乱、搜查和逮捕的那一周里，他回家时曾两次发现家里窝藏黑人妇女，都是些普通的围着白色头巾的土着妇女，正在喝茶。他痛苦地意识到，家里窝藏黑人可不是其她印度妇女能干得出来的事。他的妻子同别人不一样。至于有何区别，他有些茫然，只能说：这不是丢脸的，不是反叛的，也不该受到惩罚。这就像她有种说不出来的吸引力使自己同她——有五个孩子的帕哈德的寡妇——结婚一样，但究竟是什么，他看不清。

星期四凌晨，当特工队连续不断地敲门时，他都没醒来，他常常是四点半钟起床，还相差一个多小时呢。班吉夫人自己起来了，费力地穿上吉米的雨衣，走到门前。她开灯时发现墙上的挂钟指针才指向三点——那个挂钟是她同怕哈德的结婚礼物。她立刻意识到门外是什么人。尽管保持镇静，可在开锁和打开复杂的防盗装置时她的手好像老年人的那样颤抖。她打开房门，两个有色人便衣警察出现在面前。“是赞尼普·班吉吗？”

“是的。”

他们说话时，班吉像个睡过头的人突然从梦中惊醒。然后他意识到是男人的说话声。他在黑暗中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起了床，走到窗前。为了防备从黑暗小巷侵入的盗贼，窗子像前门一样也安上了厚厚的铁丝网。他迷惑不解地出现在餐厅。除了复印机外，警察还在一个纸箱内搜查。“约瑟夫，是来找我的，”班吉夫人说。

他只感到啪的一声，立刻全明白了。他穿着一件旧衬衫，站在警察面前。夫人由于窝藏两位黑人妇女而将被捕入狱。“这下子完了吧！”他站在一旁，向她高喊道。“你这是自作自受。我早就提醒过你！我难道没说过？这下子可玩儿完了，一切全完了，就是这个结局。”她倾听着，头部微斜，仿佛躲过一次重击，或是表示同情。

帕哈德的大儿子吉米拿着手提箱出现在门口，两三个女孩跟在后面。“妈，您穿我的绿色紧身套衫吧。”“我找到了您那件干净衬衫。”班吉不得不走开，以免妨碍孩子们帮妈妈做准备。这好像妻子在准备家里过节一样；不管他站在哪里，都觉得碍事。甚至连两位警察也嘟哝说，“对不起，请躲开一下。”推开他，进入其它房间继续搜查。他们拿起尼赫鲁在狱中撰写的大部头着作。那是多年前从一位执着的推销员手中购得的，一直放在壁炉上。“啊，请不要拿走，”班吉夫人突然说，一边拉着手持书本的警察的胳臂。

警察把书拿到一边。

“妈，拿走又有什么关系呀？”

家里确实还没有人读过那部书，但是她说，“那是给孩子们买的。”

“妈，甭管啦。”吉米说。他是个矮胖子，看上去好像个商人，在向一位看好了一捆丝织品的主顾提出建议。她走进卧室，穿好衣服。她穿着那件旧的黄色莎丽，外边套上一件棕色外衣，走了出来，跟在后面的孩子们表情就像在火车站台告别亲人的一样。他们同妈妈吻别。警察并没有催促她，可她同样像是很着急似的。

“我该咋办呀？”班吉指责所有的人。

警察耐心地往别处看。

“没关系。戈莉会来帮忙的。大孩子可以照顾自己。约瑟夫——”孩子们围了上来；两个较小的孩子这时也醒了，出现在面前，高声问妈妈话。

“走吧，”警察说。

“我要同丈夫说句话。”她挣脱警察，回到丈夫面前。她走动时的莎丽把警察同房间的其余部分遮盖开来。他神态紧张，疑心她要求自己给下个傻瓜传递消息，要继续复印传单，直至自己被捕。“星期天，”她说，“星期天带他们去。”他不清楚她在说些什么。“那个订婚仪式，”她低声而急切地耳语道。“他们不该不去。否则，伊斯梅尔会生气的。”

他们听见汽车开走了。吉米闩上门，然后即刻又打开了。他穿上妈妈脱下的雨衣。他说，“我去告诉戈莉”。孩子们又回到床上。爸爸没同孩子说话。大孩子的说话声、争论声和小孩子的哭叫声在卧室里继续着。他感到了自己的孤独，感到黑夜笼罩了一切。他恰巧面对挂钟，以一种陌生而可怕的感觉发现，这并非一个秘密的黑夜，而是他可以辨认出的时辰：他经常起床的时间。他穿上裤子和那件肮脏的白色小贩外衣，把那条灰色围巾一直围到胡子和下巴处，然后出去工作了。

餐具柜上的复印机已经不见了。复印机连同传单、会议报告已经被警察收走了，还有那些卧室里衣橱上搜集到的旧报纸也被拿走了——并非白人办的厚厚日报，而是那些临时发行的，由于遭禁或资金不足而时断时续、奋起抗争的报纸。这一切都不见了。当他同她结婚并搬进帕哈德的，现在已成为自己的房子时，他并没有认识到夫人所从事的活动是要搬走头上的大山：那些卑微的、无害的、看上去无足轻重的日常工作——夜间在餐桌上写会议纪要，一边给最小的孩子喂奶，一边阅读政府的蓝皮书，大孩子们则帮助搞带有印度人大会会标的传单——这一切都旨在搬走头上的大山。多年来，他并没太留心，可现在一切全都完了。

房间里一片寂静。孩子们都拥挤在床上，门关着。他坐下来，望着餐具柜，那里曾摆放着塑料康乃馨和塔吉·马哈尔的照片。在最初几个星期里，他从未谈起她。他好像在房间里哭过，向她发过怒，严厉责备她的离去，但是对外却不露声色。他也不必问她到哪去了；吉米和戈莉去找律师穆罕默德·伊布拉希姆。当他得知孩子的母亲被捕后的关押地，他至少跟着孩子们一起去邻镇的监狱，他们一起在监狱外等待，直至被告知人已经被转移到它处。他们终于发现已被转移到五十英里以外的比勒陀利亚。吉米向班吉要五先令车票钱，以便戈莉去比勒陀利亚，一旦同警察面谈后，她即可获准看望母亲。班吉把三枚两个先令的钱币放在桌子上。吉米热切地望着他，不知这多出的一个先令是什么意思，也不知班吉是不是因为没有零钱。

只是在亲友和邻居们来访时，班吉才突然开始说话了。有些人来访是出于礼貌，并非来慰问。他一生中从未在来访者面前这样健谈过。“啊，是的，是的，你们看我的处境——你们看我被搞成了什么样子了。九个孩子啊，我整天在外推着车子卖菜，晚上七、八点钟才回家。这有什么办法呢？像我们这样的人家还能做什么呢？”

“可怜的班吉夫人，多么善良的女人啊！”

“哦，你们自己看。他们在半夜到这里来，也不管满屋的孩子。我整天推车出去。我要养家糊口啊！”他站在一旁，手放在衣袖里，显得很激动。他还要叫女儿给客人倒果汁饮料。客人们走后，这位正统的，如果不是虔诚的、从未喝过酒的人，仿佛从沉醉中清醒过来，他感到一阵茫然，想不起自己究竟都说了些什么。当冷静下来时，他感到怨恨和委屈充塞自己的喉咙。

一天晚上，班吉发现其他孩子都在围着一个小弟弟，大家都在为他打抱不平。“他们对阿哈迈德太残酷了。”

“他怎么了？”爸爸问。

“没事儿，没事儿！”站在旁边的小姑娘一边搓着手帕，一边兴奋地回答。

一个像妈妈一样瘦削的大女儿用她那皮包骨的手示意其他孩子安静下来，然后说，“我们在议论今天学校发生的事。他们拿他示众来着。”

示什么众？”班吉不耐烦地问。

“老师让他站在全班同学面前并对同学说，‘你们看到这个男生了吧？他妈妈因为太喜欢土着人而被捕入狱了。她想要土着人同印度人一样。’”

“太可怕了，”他说，两只手垂到身体两侧。“她那样想过吗？”

“那是妈妈被关进监狱的原因，”吉米说，把课本倒在桌子上，可笑容消失了。“那是所有孩子都应该知道的。妈妈被关进监狱就是由于这样的事情还在发生。彼得森是个有色人教师，我想是他的黑人血统使他一生中都遇到麻烦。他痛恨任何人说大家都一样，因为那会把他身上唯一的一点白人血统给剥夺了。您又指望什么？别大惊小怪的。”

“那当然，你都十五岁了，什么都懂，”班吉嘀咕着说。

“我可没那么说。但我理解妈妈。”这孩子笑了。

政治犯们在绝食，班吉不会主动问戈莉她妈妈是否也绝食了。他是不会问的；但是，从这位年轻女子的脸上看得出妈妈的身体逐渐衰弱。当绝食快到一周时，一个大孩子突然在餐桌前哭了，吃不下饭。班吉生气地把自己的盘子推到一边。

有时候，他一边推车卖蔬菜，一边大声自言自语地反复问，“这是为什么呀？这究竟是为什么呀？”她不是那种把头发理得短短的、穿着短裙子的现代女性。他是同一位贤惠的普通的穆斯林妇女结婚的，她给他生孩子、捣辣椒末儿。他突然想到她被捕的那天晚上在复印机前的情形，他感到自己疯了似的，对此迷惑不解，绝望了。他自己成了受害者，出没于犯罪现场，可他既不理解她犯罪的动机，也没有时间去了解。

监狱绝食斗争已经进行到第二周了。他独自一人坐在咯噔响的车厢内，重复着从别人听来的话，心里火烧火燎的；但是，他同意别人说的话，“为了一群土着人绝食不值得。当时机成熟，他们会砸我们的商店，到家里杀害我们。”“她会在那里饿死的。”“她会死在那里的。”“魔鬼将会烧死、杀死我们的。”他每天晚上像块石头躺在床上，每日清晨又像个身负重担的牲畜一样被打起来干活儿。

一天早晨，戈莉很早就来了。他正在厨房的餐桌前狼吞虎咽地吃饭喝茶——屋子里特别干燥、闷热。戈莉的真名叫法蒂玛。她同其她青年女工一样起了个有点傻气的现代名字，并且穿现代派服装。她再过一两周就要生第一个孩子了。可是，她那小小的脸庞、做成卷的短发和画的眉毛同那件干净衬衫下掩盖着的大腹便便的身体不相称。她使用淡紫色口红，笑起来根本不像印度女孩，倒像一个自信的白人女孩，有些傻气和大胆。

“什么事？”他问。

她又笑了。“您不记得了吗？我让博比今天一大早就叫醒我。我今天一定要见到您。”

“我不知道你说什么。”

她走过来，把胳臂楼在他那不情愿的脖子上，吻了一下他嘴边的灰白胡子，说，“祝您生日快乐！不记得今天是您的生日啦？”

“不记得了，”他说。“我不知道，也没有想过——”他拿起面包专心地吃饭、喝茶，以此来打破沉默。他认真地咀嚼着，但眼睛却看着她，眼圈显得更加黑了。她一声没吭，仍然站在那里，不想说话。他吞进一大块面包，最后开口道，“我不记得这些事情。”

姑娘点了点头，耳朵上戴着的从伍尔沃斯商店买来的华而不实的装饰晃来晃去。“我昨天到妈那里，她告诉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可别忘了明天是巴杰的生日。”

他耸了耸肩，显出无可奈何的样子。“这对孩子很重要。她就是这样的人。不管是那些老年的表兄弟姐妹，还是邻居家的老奶奶，她都记得她们的生日。她现在蹲监狱，我的生日又有什么意义呢？我就是不理解，她满脑子装的都是些女人的瞎话，怎么还能做这些事情——我对她就是不理解。”

“啊，可您没看出来吗？”姑娘说，“那是因为她不想让任何人被忘掉。那是因为她总是去认真记，记住所有的事情——有人没地方住、儿童在挨饿、孩子不能上学——她总是记得这些事。妈就是那种人。”

“没人像她那样。”这话有一半是埋怨。

她坐在旁边，肚子大了，需要休息。他双手捂着头说，“我老了。”——但是，过分的好奇和寻求答案的心理战胜了他。他终于明白了自己为什么需要这位已经有了五个孩子的丑陋寡妇；他明白了她何处与众不同；这些本来就明摆在那里，就如同在他和她女儿之间存在着一个未来的小生命一样。

❶通行证——南非种族隔离政权时期的产物，黑人离开特定的居住地时需持有通行证，这是对黑人的种族歧视。

❷莎丽——印度妇女用来裹身包头或裹身披肩的整段布或绸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