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情難訴喬伊斯·卡羅爾·歐茨

簡體傳統

　　2008年，乔伊斯·卡罗尔·奥茨的丈夫雷蒙德·史密斯去世，两人在一起相伴了48年。奥茨回忆了丧偶之初的那些悲伤日子，梳理了她作为一位写作教师和一份文学杂志创办者的点点滴滴，她和丈夫为那份文学杂志呕心沥血多年。　　

　　乔伊斯·卡罗尔·奥茨和丈夫雷蒙德·史密斯风雨相伴了48年

　　叶青译

　　我的绿洲
　　我在大学的工作是扮演“乔伊斯·卡罗尔·奥茨”。
　　严格来说，我不是在扮演这个角色，因为除了作家的身份，“乔伊斯·卡罗尔·奥茨”并不存在。在一些图书——置于图书馆和书店的书架上——的书脊上，你会看到“奥茨”这个名字，但它只是说明图书的作者是谁，而非指向生活中的那个人。
　　它并不代表一个活生生的人，更不表示真实的生活。
　　作家的生活与常人不同。
　　教师身兼作家的情况并不多见，事实上，学校聘请某人为教师往往是看中了他的作家头衔。而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情况正是这样，但我之前的经历并非如此，例如在底特律，我的身份是“乔伊斯·史密斯”——“史密斯夫人”。
　　在教师的职业生涯中，那些教学的每时每刻如同波涛汹涌的海洋中的岛屿或绿洲，是我心灵的方舟。
　　雷去世后的几天里，我没去上课。同事们劝我休息更长的时间，甚至是整学期，但是第二周，即2月27日，我就迫不及待地想回到小说研习班，以便能赶上当晚对霍诺尔·摩尔和玛丽·卡尔作品的共同解读，那是我们创意写作阅读系列的一部分。
　　作家身份的“奥茨”——这个准公共性的我——只有我能看得清楚，犹如镜子里的影像，你只有走近去看，才能看得清楚。“奥茨”是一座岛屿，一片绿洲，是我在这个烦躁不安的早晨，驾着一叶摇摆不定的小舟，奋力挥舞笨重的船桨，所能驶向的唯一地方——这段行程异常艰险，不是因为水深，而是因为水浅和杂草丛生，小船随时有触礁的危险。然而——一旦我登陆这座岛屿，这片绿洲，这个我紊乱生活中宁静的核心——一旦我来到校园，收取邮件，爬上拿骚185号的2楼，1978年秋天以来我的办公室就在那里——一旦我在同事和学生们的眼里成了“乔伊斯·卡罗尔·奥茨”——一股强烈的兴奋感就会注入我的血脉。我相信，且坚信不疑——我来对地方了，恰逢其时。一直以来笼罩在我身上的焦虑、绝望和愤怒——它们严重改变了我的生活——在瞬间退去，就像墙上的阴影被阳光驱散。
　　尽管在教学中我一直有这种感受，但是雷去世之后，因为更深沉的绝望，这种感受也更强烈了。
　　只要我能扮演好“乔伊斯·卡罗尔·奥茨”，取得一定的成就，我就不会死掉或者一无是处——至少目前如此。
　　现在，在我第一次开始考虑我“死后的生活”——雷死后我的生活——时，我几乎总是感受到希望和快乐。我想，也许生活是可以把握的，也许教学会给我带来希望和快乐。
　　我又想起：在雷住院治疗的漫长一周里，希望一直是我最大的精神支柱——事实上，我们都满怀希望。现在想来，希望竟常常是愚弄人的残酷玩笑。
　　“‘希望’是长有羽毛的生灵。”艾米莉·狄金森曾大胆地说。它笨拙，脆弱，叫人难堪。但它确实存在。
　　对于我们一些人来说，希望又能意味着什么呢？最糟糕的情况是，那对夫妇死了，故事结束了。但是——显而易见，故事并没有结束。
　　希望可以长久不衰。希望也可以变得虚无缥缈。
　　然而我仍对教书育人抱有美好憧憬。每个学期我都满怀希望，每个学期我都和学生们亲密无间，每个学期我都过得不错——事实上是非常好——自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教书以来一直是这样。但是现在，我想我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关注学生们。这个学期我只有22名学生——两个研习班的学生和两名由我指导“创意”毕业作品的高年级学生。
　　为了学生和教学事业，我情愿奉献出我的全部。这是我能做到的事，是我人生价值的体现。
　　而写作——乃至成为一个作家——对我来说则总是显得价值可疑。
　　作家就像那些喜欢冒险、养尊处优、血统纯正的狗——比如一条法国斗牛犬——尽管它们有非常特别的本领，但却不容易存活下去。
　　达尔文发现：一个种类越特别，它就越可能灭绝。想成为作家显然是无视这一自然法则。
　　教学——即使是写作教学——则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教学是信息交流、情感互动的过程——是提供给他人的援助——是分享知识和技能的愿望；是与学生们和谐相处；是一条让他人抚慰你心灵深处孤独的通道。
　　“他所喜爱的是学与教”——乔叟在《坎特伯雷故事集》中这样评价一位年轻学者。每每在教学中身心愉快，身为教师的我们就会有这样的感受。
　　因此，能在今天下午的“高阶小说”研习班上授课，我真是感到无比欣慰！研习班的教室位于普林斯顿大学文科楼，在拿骚185号的楼上，是一个酷似休息室的房间。现在我又回到了讲台上，面前是对我的私生活一无所知的大学生。在轻松活泼、妙趣横生的两个小时教学里，我得以暂时忘却现实生活的巨变——我敢肯定，没有哪个学生能想到，眼前这个神采飞扬的“奥茨教授”竟是一个饱经伤痛、身心俱疲的人，走出课堂，她又会深陷无边的纷乱。
　　分析了几名学生的习作之后，我们开始深入探讨欧内斯特·海明威的早期名作——《印第安人营地》，按我们的解读模式，把整个故事拆解成诗歌一样，逐句逐行地分析。这篇小说4页长，作者写它时只比这些大学生大几岁，风格冷峻、似有自传色彩的《印第安人营地》总是留给他们深刻印象。
　　无比神奇，令人倍感欣慰的是，我们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一直有文学名着相伴——我第一次读《印第安人营地》是在高中，那时我15岁，比作者年轻；此后的每一次阅读我都会有不同的感悟；今天下午，在我人生的新阶段，在我认定自己的人生已经谢幕的时候，海明威作品的精准和优雅，那像时钟运转一样的精准和优雅，再次深深打动了我。我苦苦思量，为何在所有杰出的美国作家中，唯有海明威专写死亡，各式各样的死亡；“追求完美的人注定要自杀。”威廉·卡洛斯·威廉斯曾说，这句话用在海明威身上确实非常贴切。在典型的海明威小说中，故事的主旨总是与其背景一样，被有意淡化，这就犹如其人物的面部轮廓和他们的过去，因为在其中那些极其简单、不加修饰的梦幻才是小说的主旨，枝节性的东西自然没有用武之地。
　　在密歇根北部一个印第安人营地，尼克·亚当斯的父亲——一名医生——被请来为一个难产的印第安女人接生，一个躺在上铺的印第安人割喉自杀，此时他的妻子正在下铺分娩。在海明威的小说中，年幼的尼克·亚当斯目睹了惨剧的全过程——在被父亲带离现场之前，尼克看到父亲把印第安人的头“翻转”过来，检查他的伤口。
　　后来，离开印第安人营地回家时，在去坐船的路上，尼克问父亲那个印第安人为什么自杀，父亲说：“我不知道，尼克。他可能承受不住了，我估摸。”
　　关于这个问题，没有哪种自杀理论，没有哪种哲学论述，能像这句话一样富有启发性。他可能承受不住了，我估摸。
　　想到海明威将在几十年后，用猎枪结束自己的生命，那时他62岁，这是多么令人心碎呀。
　　自杀，从来都是一个禁忌主题。而在1925年，当《印第安人营地》在海明威的第一本书——《在我们的时代里》首次出现时，其敏感程度更是今人所难以想象的。
　　自杀是一个令大学生们极感兴趣的问题。自杀是他们大量故事的主题。有时，自杀元素在他们的故事中所占比重太大，以至于在没有思考清楚这一主题及其对于作者的意义的情况下，是很难把这种故事作为文学作品来赏析的。
　　并不是说这些年轻作者中的大多数人将会“考虑”自杀——我确信他们不会——但是他们所有人都或多或少地认识一些自杀者。
　　有时，这些自杀者曾是他们的朋友，是他们在高中或大学时的同龄人。
　　这些私密问题，我不想带到研习班上来讨论，就像我从不讨论自己的私事，即使在我的作品中也从不提及。尽管我在20世纪60年代已经成年，那时“老师”和“学生”之间的界线已不再不可逾越，但我不是那种师生不分的老师。
　　我当老师的目的是要去掉我的“作家”特征，或者可以说——我独有的“自己”从不是我教学中的一部分，我的作家职业就更少被提及了；我情愿认为我的大多数学生还没有读过我的作品。
　　（来普林斯顿大学访学的作家或老师——比如，我想到了彼得·凯里一脸委屈的古怪表情——总是惊讶或懊恼地发现学生们对其作品知之甚少；但我对此感受到的更多的是宽慰。）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雷去世后的这个学期，学生们将是我的救命稻草。教书将是我的生命依靠。
　　和朋友们在一起，一个很小的朋友圈——这会“让我继续生活下去”。我确信学生们对我的生活状况一无所知，而且他们不会对此感到好奇；我也从不会在任何时候暗示他们我的感受；我是怎样担心教书日子的结束，回到我形单影只的生活中啊。
　　这关乎自尊——或者说基本上是！——今天下午在研习班上，我的表现与以往相比并无二致，至少看上去没有什么不同。在与学生们的交流中，我的自在表现没有给他们任何理由来怀疑我的生活中出了什么问题。
　　我的办公室门口站着两名上学期的写作学生。其中一人曾是以色列军队的士兵，比大多数普林斯顿的大学生稍年长一些，他笨拙地说：“奥茨教授？我们听说了您丈夫的事，我们想说我们是多么难过……如果有什么我们可以做的……”
　　我目瞪口呆——我从没料到会这样。很快我告诉这个年轻人我没事，很感谢他们，但是我没事……
　　他们离开后，我关上办公室的门。我颤抖着，我被深深地感动了，但更多的是震惊。我一直在想，他们肯定自始至终都知道。他们肯定所有人都知道了。

　　痛失我爱
　　感谢你的来稿。
　　很抱歉地通知你，由于雷蒙德·史密斯编辑的突然去世，《安大略评论》将在2008年5月号后停止出版。
　　
　　雷去世后没几天，我印了几百张这样的蓝色小纸条。
　　这非常考验我那段时间支离破碎的注意力——尽管我享有高产作家的名声，但这完全是两码事——有那么多的来稿需要附上这种令人沮丧的退稿单。
　　最初写退稿单时我提及了雷的突然去世，但后来回想此事，我觉得它看起来太富——戏剧性了，似我在顾影自怜，或者太感情用事了。
　　毕竟，谁会觉得雷蒙德·史密斯的去世就是个惊天噩耗呢？为什么素不相识的陌生人要关注此事呢？为什么他们都要被告知此事呢？
　　因此在随后的退稿单上我没再用“突然”一词，但是后来，不知在过了多少时间、写了多少退稿单之后，我竟尴尬地发现，“突然”一词又冒出来了。
　　
　　很抱歉地通知你雷蒙德·史密斯的突然去世。
　　
　　像一只有点慌乱的大飞虫困在狭小的空间里，这句话无始无终地在我的脑海里横冲直撞。
　　因为我知道——人之常情——我别无选择：我将不得不停掉我和雷自1974年就开始在一起编辑的《安大略评论》。这的确令人心碎，但是我看不到其他办法——杂志90%的编辑工作以及100%的发行和财务都是雷在做。
　　我们住在安大略省温莎市，并一起在温莎大学英语系教书时，开始创办半年刊《安大略评论：北美文艺杂志》。我早就有这样的念头，既然“文学杂志”是我写作生涯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应该出资办一份我们自己的杂志；同时，我和雷都对推广那些我们所知的加拿大和美国优秀作家的作品很感兴趣。我们的目的是出版加拿大和美国作家的作品，并且对两者一视同仁，这是《安大略评论》特别想要做到的。
　　1974年秋天，我们的第一期杂志在加拿大文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并非因为它汇集了北美一流作家的作品（我们坚信是这样），而是因为那时在加拿大，作家和诗人发表作品的刊物实在少得可怜。我们有幸刊登了一篇对菲利普·罗斯的访谈——是我“策划”的——以及比尔·亨德森的小说，他很快成为闻名世界的《小推车奖：小小说最佳作品集》系列图书的创始人；还有林恩·莎伦·施瓦兹的小说，她那时还没有出版过图书。像大多数创刊编辑一样，我们号召朋友们为我们供稿，此外，我还一直以“JCO”（乔伊斯·卡罗尔·奥茨姓名的首字母——译注）的署名为杂志的“短评”栏目写书评——评介过保罗·泰鲁、艾丽丝·门罗和贝丝·哈沃的新书，他们那时都还默默无闻。
　　创办文学杂志是一种冒险行为，并不适合那些胆小怯懦或动辄气馁的人。我和雷当时都不知道会遇到什么。雷首次和印刷工打交道简直是场灾难——那名印刷工除了为当地一家中国餐馆印制菜单外从没有更大的抱负——杂志校样错误百出，雷要付出大量时间和耐心来校正；当杂志最终印出来时，不知怎么搞的，许多杂志上面沾上了该死的指纹。
　　我希望我能回想起雷的原话，当他急切地打开印刷工送来的纸箱，看到杂志封面上莫名其妙的污点时。我宁愿相信他诙谐地说了什么，但是从他嗓子里发出来的声音更像是呜咽。
　　而我当时很可能说了毫无意义的“哦，亲爱的！这究竟发生了什么呀”。
　　我们仔细地检查每本杂志，剔除掉污损的——这又需要大量时间。第一期杂志到底印了多少册，我记不得了：可能1000册？
　　（如果是1000册，那么其中的大部分从没有售出。毫无疑问，我们把它们赠送出去了。投稿者的部分稿酬我们就是用三年免费订阅来抵付的。多年后《安大略评论》才有了1000册的发行量。）
　　第二期杂志的运转比第一期要顺畅得多。其过程自始至终都有点幸运——我写信给仅有一面之缘的索尔·贝娄，向他约稿，他随即发来一篇“自述”的小稿——那时他的名作《洪堡的礼物》大概刚刚出版。（发现索尔把这篇精品小文寄给我们后，贝娄的文学代理试图把它索要回去；但是太迟了，我们告诉她——杂志已经付印了。）我们还刊登了加拿大作家玛丽安·恩格尔的作品，温德尔·贝里、戴维·伊格纳托、巴列霍（他的作品是翻译过来的）和西奥多·韦斯（1978年我们移居普林斯顿后他成为我们的密友）的诗歌。
　　1984年，即我们在普林斯顿呆了几年，雷也为了做全职编辑和出版人而辞去教职之后，我们决定把我们的事业做大，开始把图书出版包括进来。（为什么？部分缘于“理想主义和受虐倾向的草率结合”，雷如此逗趣地解释。）尽管杂志和图书从来没有赢利过，但我们仍坚定不移地走“非营利”的路线；我们的所有项目都是自费的，资金来自于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薪水和其他零零碎碎的收入。
　　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图书馆仍然订阅文学杂志，购买诗集，这种情形在90年代后期彻底改变了。在加拿大出版界《安大略评论》很快成为一份面向精英的优秀文学杂志，堪与美国的《巴黎评论》、《凯尼恩评论》和《文学季评》相媲美，在这一领域，雷·史密斯是位“举足轻重”的编辑和出版人。
　　雷少年时所受的耶稣会信徒教育，使他凡事都追求完美，但在旁观者看来，这就有点类似强迫症了。然而雷身上的完美主义倾向则是一个理想编辑必备的素质——雷在文字编辑和校对上同样一丝不苟。尽管他把版面校样寄给了作者，但是除了自己他从不相信任何人，所以除“排字”以外的事他都揽过来——那时字仍然是要“排”的——毫无疑问，如果他自己能做，他也一定会自己做。除了家，雷的全部心思都放在了工作上。这其中雷最喜欢的是与作者们一起赏奇析疑：当编辑沉醉于编辑事务，而作者也乐于被“编辑”时，两者的关系是再亲密和热切不过了。一名优秀编辑还应具备古道热肠的情怀、老练机敏的眼光、纵横捭阖的手腕和精明灵动的反应——当然还有幽默感。雷热衷于审读和处理自发来稿，这样的稿件每年有数千封——这听起来确实颇有几份受虐狂的意味，至少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他把那些“有希望”但仍需修改加工的小说移交给我，以便我能和作者联系，提供编辑上的建议——如果我愿意。他尤其喜欢编辑我或他自己“发现”的作者的作品——比如平克尼·本尼迪克特，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教过的获奖学生，他的优秀毕业作品——小说集《小镇生烟》（1987），是我们安大略评论出版社首批图书的一本，也必将是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一本。
　　每当雷说到平克尼，他的声音中总是带有一种异常温和、轻柔的语调。
　　每当雷说到这些年来他与之密切合作的诸多作家和诗人——即使一些人我们从未谋过面，你会看到他们对于他来说是多么重要。
　　比尔·亨德森主编的《2009年小推车奖：小小说最佳作品集》扉页上的献词是：
　　
　　致雷蒙德·史密斯（1930—2008）
　　
　　这是多么让人感动而又令人心碎呀。
　　现在，所有这一切已经结束。无人能替代雷的位置。特别是，没有雷而继续出版《安大略评论》将没有任何意义，对我来说——这就像在某人不在场的情况下庆祝他的生日。
　　当雷不得不住院治疗时，5月号的杂志基本完成了。只需再工作几天——这个我希望我能做，我们在密歇根的排版工会给予帮助的。我担心让雷的投稿人失望，他们正期盼着在他的杂志上看到自己的作品呢。
　　当然，我得付给他们稿酬。这需要计算数额，填写支票，然后寄出去。我还要把投稿人的来稿整理好寄还给他们。每每此时，一种强烈的情感就会澎湃而来，让我欣喜若狂。如果我能把这类事做好，雷该是多么欣慰啊！他肯定能感受到我是多么爱他。
　　当我打电话给盖尔·戈德温，告诉她雷去世的事，盖尔立即回应道：“哦，乔伊斯——你该有多难过呀。”
　　此言千真万确！有几人能够承受得住这样的残酷事实。
　　有些朋友我们常去拜访，有些朋友则难得一见。我和盖尔·戈德温30多年的友谊主要是通过书信来往和作品交流来缔结的。我们亲如表姐妹，甚至可以说是亲姐妹，就像很久以前的勃朗特姐妹一样。盖尔的家在纽约州伍德斯托克镇的一个山坡上，可以远眺到卡茨基尔山脉，颇有几分浪漫的气息和传说中约克郡荒野那与世隔绝的况味。
　　我和雷曾多次去伍德斯托克，拜访盖尔和她相濡以沫的伴侣——着名作曲家罗伯特·斯塔勒。罗伯特在2001年春季的突然去世让人悲伤欲绝，大家仿佛觉得一个时代结束了，尽管我那时不敢想我的丈夫可能是下一个离去的人。
　　今天看来，我和盖尔的经历是何其相似！这实在有点不可思议……
　　和雷一样，罗伯特住院治疗好像也只是“暂时性”的。他是心脏病发作，但似乎正在好转；他的病情很“稳定”；然而，一天清晨，盖尔正准备驱车去位于金斯顿的医院看望他，她收到一位陌生医生打来的电话——那时他当班：“很遗憾，罗伯特没能挺过去。”
　　“没能挺过去！但是之前他正在康复中……不是吗？”
　　所以我们满腹狐疑，拒不接受现实，固执地坚持医院之前的诊断，就像孩子一样。但是，但是——！但是他正在康复中！你们说过——他仍好好的。
　　在去医院的路上，盖尔精神恍惚，根本无法相信丈夫再也等不到她到来。清晨的公路还笼罩在昏暗中，我们两个女人满脑子胡思乱想：我的丈夫要死了吗？他快死了？他不能——死啊！医生说过了——他仍好好的。
　　希望破灭后，这些谵妄之语仍久久盘旋在脑海中。
　　活着，他仍……活着。他正在康复。
　　他将在下周二出院。
　　盖尔对我深表同情，也给了我忠告。我深受重击，难以言语。我很少在电话里向别人倾诉，但我给盖尔打了电话，告诉她我希望我们可以住得更近点。我们同病相怜，但谁也没打算挪窝。也只有盖尔·戈德温会对我说：“撑住，乔伊斯。雷值得你为他坚持下去。”
　　是该这样。确实该这样。但问题是：我能够撑住吗？我又能坚持多久呢？
　　这就是悲伤吗？——让人如此精疲力竭，抑郁消沉？一种头晕目眩的不适感，犹如你难受得要呕吐的感觉？一种精神和肉体上双重失衡的感觉——就像什么东西在我的大脑里横冲直撞。
　　悲伤不仅会让你的身体失去某些能力，像是被截肢或患了慢性感冒一样；而且会让你对身上的病痛无动于衷，或这样一种感觉：丈夫先你而去，你一个人留在这世上，你就应该病痛缠身，就应该受到惩罚。
　　雷肯定会认为我的这种想法荒诞不经。雷会用双臂抱住我说：亲爱的，你现在不要再那么想了。你真的不要再胡思乱想了。
　　如果确有这样的时刻，我肯定会说：当然！我真的不会胡思乱想了。
　　而如果雷真能死而复生，他念念不忘的肯定还是5月号的杂志。他声音急促，说出来的第一件事想必是：你把剩下的稿件寄给道格了吗？我没有完成的封面设计怎样了——你能把它做好并连夜快递给道格吗？
　　（道格·哈格勒是雷在密歇根州马凯特市的优秀排版工。）
　　我得承认——如果雷真能奇迹般地起死回生，在一两天之内——甚至几小时之内——他又会一头扎到《安大略评论》的编辑事务中。
　　甚至在生命的最后一天，他还坚持在医院的病床上工作。他现在一定焦急万分，因为5月号杂志已无望按时出版了……
　　我正在努力。亲爱的，我正在努力！
　　就像一叶孤帆在惊涛骇浪中岌岌可危，船上的乘客个个命悬一线，而在水手被巨浪卷走之后，苟活的同伴必须竭尽全力让船不沉……这时你唯一能做的只是祈祷与船共存，还奢望完成航行就显得荒谬可笑了。
　　因此，我正在努力。我要做雷想要我做的一切——只要我能。
　　此刻，我正忙着处理邮件。把一张张蓝色的退稿单夹在来稿上，就像西西弗斯一次次地把巨石推向山头一样。有时在看一首诗作或一个短篇小说时，我会大睁着眼睛陷入神思恍惚的状态，直到眼前一片模糊。
　　在医院里，我们曾一起阅读和讨论来稿。我带来两篇我推荐要发表的短篇小说给雷看——那两篇小说让我情难以控——但是现在，这一切戛然而止。我痛苦地想到两篇稿子可能已经丢失了，因为它们再没有被从医院带回来。
　　我不敢想，太多的东西正在失去！尽管我已经做了最大努力，雷的眼镜还是不见了。
　　我意识到，这样日复一日，对《安大略评论》来稿无休止的回复会越来越令人恼火。我本以为这个消息早已在文学界传开了——通过我们《安大略评论》的网站，还有讣告——雷·史密斯去世了，杂志也将停刊。然而，就像上足了的时钟发条一样，稿件仍源源不断地涌来。当然，这其中大多数稿件是属于一稿多投的，像是机器写出来的一样，开头是千篇一律的“亲爱的编辑”这种套用格式，投稿者似乎根本不知道《安大略评论》是什么类型的杂志。（一年多之后，这种机械式的来稿仍将塞满邮箱，有些注明是投给“雷蒙德·史密斯编辑”的，尽管我这个不胜其烦的“副编辑”已经不再对此回复，大幕已落下，全都结束了。够了！）
　　然而，2008年3月，我仍在勤勉地——如果用这个词恰当的话——打开邮件。偶尔我会发现厚如书籍的自发来稿——我也附上“谢谢你的投稿”这样的蓝色退稿单，然后寄回给作者。有时我会加上几句话，签上我姓名的第一个字母。即使在身心疲惫的情况下，我仍在鼓励作者，至少希望不要打击他们。我想，这些正是多年前我的事业追求呀。
　　但是现在我对一切事都看得很淡。作者“受到鼓励”的可能性对我来说已变得十分抽象，抑或只是我的臆测——作者“受到鼓励”于我又有什么意义呢？
　　你的作品拯救不了你。即使出版了——被安大略评论出版社出版！——也拯救不了你。别再执迷不悟了。
　　对于那种粗制滥造的来稿我会立马打发回去；你可以说，或者干脆断言，这个稿件就是粗制滥造之作。除了亲朋好友送来的无数礼品篮，最让人受不了的，是一些出版商定期寄来的请求推介的图书，这些图书牢牢地装在五花大绑的硬纸箱里，看着就惹人生气。设法打开这样的庞然大物简直是一种受虐——所以我总是像迅速远离毒蛇一样，匆匆忙忙地丢掉它们。
　　恳求你们了：别！别再这样了！请可怜可怜我吧。
　　每周我的几只垃圾桶里都被塞得满满当当，以至于塑料桶盖都无法合上，当我推着垃圾桶来到路上时，盖子就会滚落到地上，发出咔哒咔哒的声响。
　　为什么西西弗斯要把一块巨石推到山上？——而我不正像这个被诅咒的不幸者一样，把一只只垃圾桶推到山上，日复一日，永不止息。
　　其间，更可笑的是——简直是黑色幽默了——出版商们还是没完没了地寄来样书或原稿请求推介。仍有更多的信件和包裹需要打开然后再寄回去。在我完全清醒的状态下——可能被误认为是日常的精神萎靡——没有什么比这些请求更让人沮丧的了。也没有什么比让我写推介文章更令人伤心的了，它毫无效果，荒谬至极。
　　如果“乔伊斯·卡罗尔·奥茨”这个大名连她自己的书都卖不掉，它又怎么可能有助于他人图书的销售呢？这纯粹是个笑话！
　　我心潮澎湃，满腔怨恨和绝望。为迎接丈夫康复回来，我打扫好所有的房间；打开所有的灯，然后又全部关掉——至今仍不能自已，尽管我的这些努力似乎毫无意义，但我还是坚持这样，从不想雇个人或请人来帮忙。我所知道的一切是——我不能让雷失望。作为他的妻子，这是我的责任。
　　我的意思是，他的寡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