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西部(美国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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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西部(美国西部)


我在海外生活期间学到的第一件事情是,如果迷了路,你就应该询问方向。我学到的最后一件事情是,即便没有最终目的地,也完全可以把一百四十三个箱子从北京运到太平洋的对岸。我一直不善于提前谋划,在中国生活了多年之后,我的这种习性愈发糟糕,因为那里的每个人似乎都活在当下。在那样的国家,要找到愿意随机应变的搬运公司十分容易。他的英文名字叫做维恩,活像中国艺术家那样蓄着长长的头发。就在我们斟酌合同内容的时候,维恩问我的太太彤禾是否已经想好,我们即将前往什么地方。“总之是一座小城市,也许就在科罗拉多州吧,”她回答道。“但我们还没有决定住在哪一座城市。”


“未来几个星期能够定下来吧?”


“我觉得可以。”


维恩解释说,船运集装箱将在大洋之上颠簸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所以地址无关紧要,只要运载的物品朝着大致正确的方向行进就可以。但到达美国之后,美方合伙人需要知道运货卡车将开往什么地方。那也就是维恩的最后期限:我们需要在五个星期内找到住处。


维恩在我们位于北京的寓所内忙活了两天,以指导那帮搬运工人。一共有十来个搬运工,全都穿着洁净的蓝色制服,带着金属开箱器。每一件家具,他们都要按照尺寸把一大块硬纸板划成同样大小的小片。他们先是划下一块纸板,熨帖地裹住椅子的前腿,接着依次是后腿和侧面。所有的纸板粘贴在一起之后,看上去就像一个椅子状的盒子。他们据此做出餐桌状、书桌状、书架状、条凳状和沙发状的纸盒。他们做了一张巨大的纸板床。一个三层的古董鸦片桌被一层层严丝合缝地裹了起来。那情形如同看着一队雕塑家逆序创作,直到我们所拥有的每一样物品被转换成更大更粗糙的版本。


我数次想与工人们交谈几句,但他们的反应简短而且乏味。他们不让我们帮忙。每当我捡起某个物件,立马有人一个劲微笑着向我道谢,同时把东西拿了回去。“还是留给他们做吧,”维恩说道。他说得没错。他们把集装箱挤得像积木那样密实,一辆卡车拉着它进入了夜幕。突然,我有一种奇妙的感觉:我们的财物消失了;我们没有地址;我们可以住在任何想住的地方。那个月的晚些时候,我和彤禾踏上了寻找新家的路。




我们俩成年之后都少有在美国生活的经历。我大学一毕业就前往英国进入研究生院,随后旅行到了中国;等我明白过来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十五六年的时间。我从未在美国找过工作,既没有买过房子,也没有租过房子。我最近一次在美国买车的时候,加的还是含铅汽油。我的父母亲仍旧居住在我从小长大的密苏里州,此外便也找不到任何把我维系在这个国家某个地方的其他东西。彤禾跟美国维系更少了:她是两个中国移民的女儿,出生并成长于纽约,先后在上海和北京从事写作。


我在中国生活期间很少回美国,但花了大量时间来回想这个国家。中国人大多对外国人的生活深感好奇,总喜欢提出某些特定的问题。你们那里几点了?你们可以生几个孩子?回去的机票要多少钱?人们对于美国的观点往往位于两个极端,既积极又消极。他们总是迷恋于之前听来的种种稀奇古怪的细节。美国农民是不是非常富裕,可以用飞机来播种?老人和成年子女同桌吃饭,孩子们会让父母自付饭钱,因为他们的关系不像中国家庭那么亲密,这是真的吗?我在大学教书的时候,一个名叫塞恩的学生写过一篇作文:




我在书上和电影里看到,美国人可以拥有枪支。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我在一本书上看到,乞丐必须穿着防弹背心。这是真的吗?关于美国有一种说法。想进天堂,请去美国;想去地狱,请去美国。




对于这种交织了真相和夸张的问题,实在难于回答。头几年,这让我感到十分忐忑,因为我未能传达一种更为精准的视角。不过,我终究意识到,类似的对话不仅仅与我有关,甚或与我的国家有关。在中国的时候,我逐渐把对美国的认识当成一种想象:它往往人们的意识所制造的,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那与其说是我个人的问题,不如说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他们的问题反映了中国人的兴趣、梦想和忧虑——即便他们谈论美国的时候,也总有部分话题涉及自己的国家。


我在海外生活的时间越久,就越觉得自己的视角正在发生相似的变化。中国成了我的参照物;我总拿自己对美国的认识与自己对亚洲的认识加以对照。我对美国生活的认识日渐成为开放式的,而不是定型的。我很难想象自己在某个特定的地方,那实际上也意味着我有很多地方可去。当我和彤禾决定离开北京的时候,我俩都已经完成了写书需要的研究工作,知道自己可以带着工作上路。我们没有职业,也没有孩子,并不需要长久的家;最终,我们可能还会前往海外。我在中国的城市里生活多年之后,更喜欢乡下的幽静和平淡无奇。落基山脉的小镇上没有人认识我们——那里便是我们自己中国版的美国梦。


我们买了一辆二手的丰田车,在后座放上冷藏箱,沿着两车道公路在科罗拉多州四处转悠。时值3月下旬,山上的积雪依旧深厚;有些高海拔的隘口仍然封闭着。夜幕降临,我们住廉价旅馆,白天跟房产中介们交谈,他们手头也没什么房源。之前我们根本不知道,美国的中产阶级几乎从不出租自己的物业;当时正值房地产次贷崩溃的前夜,买房更为容易。在一个不到三千人的银矿社区里德威尔小镇,我问房产中介是否有物业可供出租。“你有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颁发的HUD证书吗?”她问道。我告诉她,我确信我们俩都没有那样的证书;于是她建议我们租一套活动屋。我们看到唯一可供出租的是一套白色的活动屋,坐落在距离24号高速公路六米远的地方。活动屋里正居住着一群钼矿矿工,但房产中介向我们保证,那帮人很快就要搬走;她可以把我们列入待租名单。里德威尔镇打算开掘更多的矿洞,主要是因为来自中国的需求激增。我们看了那房子一眼,便继续开车上路。


我喜欢宽广而色彩亮丽的土地,慢慢染上晚霞的山峦,以及坐落于山谷间名字厚重的一座座小镇:花岗石镇、基岩镇、锯坑镇、鸡冠丘镇。我们沿着科罗拉多西南部的安肯帕格里河一连开了十余公里,沿途看见的标牌不禁让我乐开了花。离河不远的地方,一个人带着我们参观了坐落在盐碱平地上的一座新房子。白色的土壤犹如碎玻璃般熠熠泛光,一想到要在这样的地方写书就让我感到头痛。我们找到的出租房,总是不太称心。要么地毯破旧、墙板损坏,要么建在背阴的山谷里,积雪难融。我时常感觉,在我们来之前,这里一定遭遇过大灾大难。离婚、死亡、破产——以我的想象,这是小镇上的大房屋纷纷跃入租赁市场的主要原因。


在一个叫做瑞奇威的地方,我们先给一个房产中介打了电话,随即又偶遇一位刚与男友分手的年轻的办公室经理。男友离去,留下她和一纸新屋租约,她打算搬到丹佛重头再来。地方很漂亮:位于一个小山包的山顶,在安肯帕格里河河面之上三十来米。站在屋后看出去,没有一栋房子;视线掠过一片矮松林,径直投向凹凸不平的西马仑山脉。瑞奇威位于犹他州和新墨西哥州的交界处,总人口只有七百多。全县只有一盏交通信号灯。瑞奇威没有麦当劳,没有沃尔玛,也没有星巴克;在屋子里收不到手机信号。我们想不出有什么地方比这里跟北京的差异还要大,于是决定就此落脚,并签订了一年租约。


我们买回一张床垫和几件草坪用具,在外面支起帐篷等着船运集装箱的送达。一天下午,我们驾车来到蒙特罗斯镇,在一处古玩市场发现了一对木质书架。售卖者答应与我分担送货费:我们支付十美元,剩下的由她负责。她给自己的儿子打了个电话,因为他有一辆皮卡。“二十五美元吗?”我听到她对儿子说。“太贵了,二十美元怎么样?”中国人就对这样的细节感兴趣——回到美国不到一个月,我已经亲眼见证了年迈的母亲和自己的成年儿子就金钱问题讨价还价。




我们在空荡荡的屋子里签订了电话服务协议。当我提出电话号码不要列入黄页簿时,电话公司的业务代表说那得每个月加收两美元的服务费。瞬间,省钱的心态压过了我期待隐匿的愿望。“登在我妻子名下吧,”我说道。“她的名字是莱斯利·张(张彤禾)。”


我当时觉得,她的名字相对来说更为普通,但没有想到最后电话黄页簿会把我附带列出:“彼得/莱斯利·张。”紧接着,邮件纷至沓来。




尊敬的彼得·张先生,


你喜欢省钱。还有更好的,你既能省钱,又能得到更优质的服务。因此,干嘛不换一家电话公司呢?




我和彤禾几乎没收到过任何邮件。收到邮件的是彼得·张,头几个月我们的邮件几乎全由他接收。信用卡公司和电话公司会像汽车经销商一样给我们派发宣传单。彼得·张收到过用韩文和繁体中文印制的广告单。有人深更半夜打来电话,操着莫名其妙的语言。韩国人一看我们听得云里雾里,立马挂断电话,但我们通常会跟讲中文的电话推销员纠缠一番,以弄清他们究竟是从什么地方打来的电话。是谁在翻阅科罗拉多州农村地区的电话黄页簿,专门搜寻亚洲人的名字?


多数时候,打进电话的似乎都是推销长途电话卡的单独个人。不过偶尔也有中文电话推销员向我们推销其他东西。一天晚上,彤禾一拿起电话就听到一个女人起劲地推销位于怀尔明的某处旅游景点。我把耳朵凑了过去,尽管我们俩一开始谁也弄不懂那是个什么名字。“怀尔明?”彤禾问道。“在哪里?”


来电者解释说,怀尔明位于美国西部,是一片牛仔出没的山地,空气清新。那情形如同盯着拼图看了好半天,图案一下子变得清晰明了,并且惊讶于自己的分毫不差:怀—俄—明。


“你从什么地方打来的电话?”彤禾问道。“中国大陆吗?”


一阵沉默。“我们是一家香港公司。但我们做怀尔明的旅游项目。”


“我不相信你们是香港公司,”彤禾说道。“香港公司不可能这样随机拨打电话。还有,你的口音不像香港人。你究竟在大陆的什么地方?”


打电话那个女人的声音越来越小。“我只能说我们是香港公司,”她说道。“其他的我没法告诉你。”之后,我会不时地重复那个地名,只是想听听它的读音。有点象魔法,半是陌生半是熟悉:怀—尔—明,怀—尔—明,怀—尔—明。




货运集装箱晚到了。丹佛的搬运公司原定星期二中午到货,但他们的卡车走到莫纳克山口时陷进了积雪,随后又遭遇了机械失灵。驶上我家车道后,他们往后倒车时撞上一根矮松,刮倒了几根枝条。驾驶员发现自己没有钥匙打开集装箱上的中国海关关锁,于是抓起了一只重重的退耦器。“找个乡下佬用这个东西使劲敲打,多半能搞定。”


从北京回美国的朋友曾经提醒过我们,行李送达时会是怎样的心情。就如同将新生儿从医院抱回家里:转瞬之间全靠你自己。来到瑞奇威,维恩曾经的十多个中国搬运工变成了叫做詹姆斯和格里格的两个美国人。他们没穿制服,搬运效率也不高。我和彤禾提出打帮手,他们毫无怨言。他们一到我家就打听,哪里可以找到吃的东西。詹姆斯成功地捣毁了海关关锁之后,他俩站在打开的集装箱跟前目瞪口呆。


“我可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东西,”詹姆斯终于说道。“我得打电话把这事儿告诉别人。”


下午剩余的时间,我们一边把盒子往家里搬,詹姆斯和格里格一边不时地查看着中国人的手工活儿。有一阵,我看见他们两个蹲在车道上,正在琢磨被纸板裹起来的一张餐桌。“他们简直令我们无地自容,”詹姆斯一边摇头一边说道。“太不可思议了。”


每个盒子上都有编号和标签,詹姆斯每跑一趟都会读一遍号码,以方便拿着表单的彤禾进行对照。搬运盒子的过程中,他简要地讲述了自己在路易斯安那州的成长经历,他和妻子在家自教的七个孩子,以及他曾经当长途卡车司机时听来的逸闻趣事。他最近卖掉了自己的卡车,因为油价涨得太高。“卖给了一个想挣上千儿八百的家伙,”他说道。“千儿八百个麻烦还差不多。”詹姆斯说,他每年都要拿出几千美元购买书籍,所以讲的逸闻趣事各不相同:卡车司机的加油策略、植物护理、养鸡场心得。“那些家伙现在用药太多,”他说道。“我有一个朋友在鸡场干活,从小鸡孵出到加工处理只要十八天。十八天!原来可是要好几个月。还有一个女人曾经在鸡场给小鸡打针,偶尔不小心会把针扎到自己身上。她后来得了狼疮,脸上还长出了毛发。所以我再也不吃鸡肉了。这个盒子的编号是九十四——办公室文件夹。”


最后拆开的,是我们的大床——彤禾数年前发现于上海的一处古玩市场。这张床有个顶篷,顶篷共有十八块,全由榆木雕刻而成,上绘涡形图案,或为花草、人物,或为佛教圣像。顶篷既不用螺丝,也不用闩子——只有木槽和卯榫。组装时必须按照固定的顺序。我们从立柱开始,按顺时针方向推进,一人扶撑一边,直至整件物品完美熨帖。夜幕降临,黑暗让这样的场景有了一种亲密感:我和彤禾,詹姆斯和格里格,一起忙活着民国初年的顶篷大床,四周全是雕刻而成的莲花、菩萨和相互交织的8字符号。高大的顶篷竖起来之后,詹姆斯花了整整一分钟的时间琢磨其中的卯榫。“设计得太好了!”他不禁感叹道。他们还得开六个小时的山路回到丹佛,但詹姆斯很高兴能坚持到最后。他跟我握手道别,并祝我好运;他的行车经历又有了新的逸闻趣事,这似乎令他感到十分开心。




回到美国之后我才意识到,自己是多么地怀念美国人说话的方式——尤其是小镇居民。我喜欢他们不慌不忙地讲述逸闻趣事,也乐见自己还能明白他们话语中的细微表情。有一次,我回到密苏里州看望父母。我从机场坐上穿梭巴士,驾驶员来自南卡罗来纳州,浓密的胡须像一堆白雪在他胸脯上来回抖动。我说我刚从中国回来。


“你会讲扑腾话吗?”他问道。


我的口音没他好听,但我还是告诉他,自己会一点点扑腾话。


“我在什么地方看过一份资料,”他说道。“什么地方我忘了,反正就是说中国人为了长生不老,可以拉着四个人一起没入海水。”


近两百公里的路程中,那位驾驶员一直不停地说话。他讲述前妻的故事,也描述自己对《圣经》希伯来文的钻研,还对《但以理书》发表了强硬的观点。他当时住在密苏里中部的一处拖车庭院,但在1960年代到访过法国、西班牙、希腊和土耳其。“我有一个有钱的叔叔,是他出钱让我走了那么多地方。”


“哦,这趟旅途一定很棒吧,”我问道。“你叔叔是谁?”


“山姆大叔啊。”


在中国人们不会这样说话。他们不善于讲故事——他们不希望成为被关注的中心,很难从讲故事的过程中获得乐趣。他们很少纠缠于兴味盎然的细节。这并不是说他们愿意缄口不言;实际上,很多中国人都能够用食物、金钱和天气这样的话题让你的耳朵生茧,他们还善于向外国人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不过,他们一般不谈私人话题,身为作家,我知道,有时需要等上几个月的时间才能让采访对象敞开心扉。也许,在一个生活接触十分密切、凡事围着家庭和其他群体转的国家,这种现象非常自然。


有选择权的中国人,决不会选择住到科罗拉多西南部这样的地方。美国人喜欢独来独往的性格令我印象深刻,正是这样的独居让大家的闲谈变得无拘无束。一天晚上,我在瑞奇威的一家酒吧遇到一个人,他跟我交谈不到五分钟就解释说,自己刚从监狱里释放出来。另一位酒客告诉我,他的老婆已经过世,他最近又心脏病发作,所以预料自己活不过当年。我知道,美国人的闲扯多半不靠谱;任何时候人们都可能扯到私人话题。当我申请安装“DIRECTV”时,一位技术人员来我家的侧墙上开洞。他说自己刚搬到一个叫做三角的小镇,于是我问他对那个小镇的看法如何。


“安静,”他回答道。“三角镇很少有事儿。”


“你怎么会搬到哪儿去住呢?”


他从开凿的孔洞上抬起头。他是个二十来岁的精瘦男子,一双手臂上刺着蓝色线条的文身,活像恣意分布的一条条血管。“我两个月大的儿子刚刚去世,”他缓慢地回答道。“就在丹佛,所以我不得不搬走。在那里我再也住不下去。所以,我搬到了三角镇。”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回过神来。“我真的非常遗憾,”我说道。“太糟了。”


我不知道还应该说点什么;在美国,我总觉得很难对这种私人的故事出回应。不过,我很快就明白过来,其实我说什么都无关紧要。很多美国人是说话的好手,却不喜欢倾听。我要是在某个小镇对某人说自己在海外生活了十五年,他们的第一反应如出一辙:“你是在服兵役吗?”除此之外,他们很少提问。我和彤禾逐渐明白,中断闲扯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告诉大家我们是作家,而且在中国生活了十几年。没有人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他们似乎更善于聊自己刚刚服完的有期徒刑。


有时候,好奇心的缺乏令我深感沮丧。我永远记得自己在中国的时候被问到的各种问题,哪怕不识字的人也希望了解一下外部世界的信息,我不禁疑惑美国人怎么会如此大相径庭。不过,很多中国人对自己和所在社区的事务几乎不感兴趣,这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不善于反思——不愿意去太多地思考自己的生活。这是他们跟美国人的主要差异,后者不断地制造出有关自己和自己所在地的故事。小镇的人们很少向外来者发问——的确,你所要做的就是聆听。


有时候,这样的角色让我觉得自己像一个外来者或是假冒顶替的,不过,会说话也有好处。它让我从小就理解自己的文化;即便我不是他们故事里的角色,我还是听得懂人们说了些什么。我喜欢聆听,慢慢静在人群之中,发现自己被当地的社区事务所吸引。我和彤禾前去观看牛仔表演和赛马会,当地的农场主与专业人士展开比拼。秋天,我们到附近的一所高中观看橄榄球比赛。我们跟随名不见经传的奥拉西高中队一起度过了州锦标赛赛季,并前往奥拉西镇的主大街参加庆功大游行。球员们坐在消防车的车顶上,一直开到大街尽头,原地掉头再回到出发点,这样,全镇的每个人都有了两次喝彩的机会。


6月的一个周末,我们前往参加一个名叫“牛仔皈依基督”的宗教聚会。这次聚会恰逢牛仔表演季的开局,主办方免费派发了《牛仔之路》,专述牛仔表演者的基督主题故事。一位发言者是乡村音乐师,名叫莫里斯·莫特,大谈自己小时候家庭生活的支离破碎。“十六岁时,我在自己的生活道路上遇到了他,也就是耶稣基督的故事,”他说道。他详细讲述自己如何开启了一种别样的生活,还说信仰帮他熬过了孩子病危时的艰难时光。莫特的语速很慢,充满着自信,两百多名听众一片静默。“有故事的人比只会讲大道理的人更高明,”莫特说道。“你的故事是你可资利用的武器,它不但帮你战胜敌人,还能给他人带来光明。”




六个月的时间里,我的体重减了二十多斤。多年前,我就是个好胜心强的长跑好手,但北京的空气严重污染,我只好放弃了这一爱好。在瑞奇威我重拾旧好,我家的海拔为二千四百多米,走哪条路都能翻过小山包。跑步的过程中,我四处查看野鹿、麋鹿和火鸡;我两次看见过美洲狮。我很惊奇地发现,自己还能一口气跑上十二三公里。没多久,我的双腿重新变得轻盈无比。


我逐渐把这看成是彼得·张的康复期。现在,他的邮件主要是闪闪发光的中文人参产品广告单——太子金心配方、纯正美国人参粉——全都来自威斯康辛沃沙市一家名为“太子行”的公司。一家名为“赫尔曼机动车”的公司寄来了一张两千零七十八美元的支票,随附信件的内容是:




敬呈彼得·张:


此乃正式通知函,以确认您已经在鄙机动车公司的市场推广测试中被抽中为获奖者。这不是玩笑、骗局或是恶作剧。




我很高兴,有人求彼得·张收下他们的钱。我把他想象成一头孤狼,一个令全世界摸不着头脑的角色,我喜欢代他接听电话。一天晚上,我和彤禾刚从镇上吃完饭回到家里,电话响了起来。


“找彼得·张,”彤禾拿起听筒后说道。“是个女人。我觉得她说她来自全国灯泡协会。”


“全国灯泡协会是个什么玩意儿?”


“我怎么知道?我要不要挂电话?”


我决定听完这通电话。通话状况不太好,那个女人提到,听完协会副主席维恩·拉皮埃尔的电话录音后,会有一个民意调查,只问一个问题。录音一开始是一个怒气冲冲的声音,我不禁想:老天,这个法国佬看来真是让灯泡烦透了!随即,我明白过来,我们把 “灯泡”和“步枪”这两个词搞混了 1。全国步枪协会正在科罗拉多西南部的荒野里进行导向性的电话民意调查。


拉皮埃尔解释说,联合国正在努力推动一项历史上最为严格的枪械管控条约。第三世界的威权国家正在力推该项法案,美国的自由派官员和媒体精英也大力表示支持。这段录音后,电话里传来了另一个人的声音。


“张先生,”他问道。“对于第三世界的威权国家以及希拉里·克林顿试图在美国取缔枪支的行为,你怎么看法?”


“我支持。”


“你支持什么?”


“我支持他们取缔枪支,”我回答道。“你得明白,我就来自第三世界的威权国家。我来自中国。我并不认为大家应该拥有过度的自由。”


长时间的沉默。“那么,”他说道。“我感谢你的坦诚。”


“你以为我会说什么?只要你打给姓张的人,他会跟我说一样的话。我们对此看法相同。我们都来自中国,我们不需要枪支。”


“好的,”他说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我们这里也需要更强有力的政府,就像中国那样。”


“好吧,”他说道。“谢谢你的答案。”他显得彬彬有礼,也没有跟我争辩什么,不过他似乎无法令自己从这通电话中满意地抽身而出——看来还不是协会里最亮的灯泡啊。最后,我跟他道别,挂上了电话,那一晚剩下的时间就交给彼得·张了。




在美国生活将近九个月之后,我和彤禾开着车踏上了拉斯维加斯之旅。我们抵达的时候恰逢该市举办混合马拉松赛和半程马拉松赛,那仿佛成了我们回家之旅的最后一个动作。既然已经观看过这么多牛仔表演和橄榄球比赛,我决定回归体育竞技,于是报名参加了半程马拉松赛。


比赛开始于黎明之前,出发点设在曼德勒海湾度假区,一万七千多人涌上了拉斯维加斯大道。我们推搡着跑过了亮着霓虹灯的卢克索酒店、热带天堂大饭店和米高梅大酒店。有些通宵赌客跑出门来为我们加油助威。几公里之后,我加快了节奏;感觉越来越轻松,因为我在高海拔地区一直训练不辍。很快,比赛的队伍越来越稀疏,跑到十公里的时候,我身后只跟着为数不多的选手,跑在前面的选手不过领先我四五十米。


参加马拉松赛的不乏专业人士,他们是前来争夺四万五千美元大奖的非洲人和欧洲人,一出发便跑得飞快。我知道,半程马拉松选手跑到十公里的地方应该转向而行,但我看不到前方有人改变线路。不得已,我只好冲边上身着志愿者服装的旁观者大声发问:“半程在什么地方转弯?”


“就在这里,”他回答道。


我猛然收住脚步:“确定吗?”


“确定,”他回答道。“跑上那条街就行了。”


志愿者一直没有留意,他只是看着一个个选手疾跑而过。但我还是遵从了他的指示,前方不远处,一名警察慢慢开动警车,打开了警灯。我这才意识到,那是一辆安保车,我成了领跑者,身后跟着八千多名参赛者。


即便年轻的时候,我也没有优秀到领跑大赛的地步。偶尔,我会在有数百人参加的赛事中夺得桂冠,但超过这个人数的比赛往往注定由比我更优秀的选手把持。我知道,今天比我优秀的好手都去了别处;他们跑过了分道处。如果他们很快明白过来重回赛道的话,追上我不会有任何问题。我告诫自己,跑到十六公里之前千万别回头看。


在中国,我时常梦想着宁静和孤独,但那完全不同于领跑比赛的感觉。一般而言,体育比赛是一种视觉活动;你挑选位于前方的地标和选手,设定为目标。可当你跑到前方之后,剩下的只有声音:你的呼吸逐渐清晰可辨,跨步的节奏同样如此。你聆听着身后传来的脚步声。偶有观赛者发出欢呼声,随即陷入沉默,你会读秒,直至传来为下一位选手发出的欢呼声。


我从没想到拉斯维加斯会这样宁静。比赛沿着大道西部跑过了好几个街区,明亮的灯光逐渐暗淡,两边的建筑愈显破败;我跑过了拉斯维加斯社区纠正中心和情色遗产博物馆。我看见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推着一辆商店购物车。他大笑着高喊道:“嗨,老兄,你赢了!”摇滚乐队在赛道旁支起了舞台,乐师们还在调试各自的乐器。时常,我从他们身边跑过的时候,他们才注意到我,于是赶紧替我弹点什么作为安慰。我听着身后传来的音乐声,越来越微弱,直至耳畔只有自己的脚步声和呼吸声。


跑到十六公里的地方,我回过头去,一个人也没有。经过大赌场的服务台入口处后,我很快跑上法兰克·辛纳屈大街,接着就来到了设在曼德勒海湾的终点线。当我冲线之后,人群中发出一阵阵欢呼声;赛事指导与我握了握手。十五分钟后,拉斯维加斯电视台对我进行了现场采访,同时受访的还有女子项目的冠军和首位跑完比赛的猫王模仿者——一共有一百五十位猫王模仿者参加了比赛。跑得最快的那位满脸自豪地与我同台亮相,这个人穿着白色莱卡紧身衣,贴着鬓角,正像音乐会的首席乐师一般汗流满面。


我和彤禾被引进专为顶尖选手设立的VIP帐篷,一边等着专业选手结束比赛,一边吃了些自助早餐。专业选手一个接一个地跛着腿走了进来,多是肯尼亚人和埃塞俄比亚人,臀部宽大,腿肚瘦削。他们的脸上带着长距离赛事结束后特有的疲态:颧骨憔悴,眼神空洞。排队取餐的队伍里,一位俄罗斯选手满腹疑惑地打量着我。“你刚跑完比赛吗?”她问道。


我告诉她,我是半程比赛的第一名。


“你看上去一点也不累啊,”她说道。“完全不像刚跑过步的样子。”


她说得没错——我显得跟那帮运动员格格不入。我的成绩是该赛事过去十五年以来最慢的记录,我了解到,走错道的领跑者直到跑出赛道数公里后方才如梦初醒。(就拉斯维加斯的实际做派而言,通常会有豪华轿车领着他们跑到终点线。)赛事指导向我确认,肯定会有颁奖仪式,但随着晨光逝去,我越来越感觉自己如同坐在VIP帐篷里的冒牌货。终于,我和彤禾抓起几块羊角面包,匆匆地溜了出来。


我一直没去领取这次比赛的奖品。这就是彼得·张的精神——面对奖品和意外之财他抽身而退,他还知道,向所有外国人那样,一旦迷失方向你就得问路。不管怎么说,经历本身才最为重要。我独自一人跑过法兰克·辛纳屈大街,还登上了拉斯维加斯的电视屏幕。我与汗流满面、扮相酷似猫王的参赛者握过手。终于,我回家了,有了属于自己的故事;在美国,这都是你一直需要的东西。


来源:上海译文出版社《奇石》 何伟 着




楚尘文化 2015-08-23 08:3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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