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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之夏（埃及）

在位于开罗市中心的人民议会大厦内部的法老大厅，一个叫做里法特的人自1964年以来便在这个地方为埃及的政治家们擦皮鞋。议会议员们打发空闲时间的这个大厅铺着大理石地板，竖着几根被粉刷成松树样的立柱，和被视为古埃及民族之神的荷鲁斯鹰头人身铜像。铜像的后边摆放着里法特用来擦鞋的鞋油盒子。他把布条和拖鞋放在边上不易让人看见的地方。他个子瘦小，穿着拖鞋，身上的衣服很破旧，但我在三月中旬来到这个大厅看见他的时候，他脸上的表情跟政治家们一样舒适惬意。

新当选的议会上任即将满两个月。我要等的人名叫苏比·萨利赫，他是穆兄会下属政党自由与正义党的立法委员。这一届立法机构组建于革命之后，是埃及六十年来首次通过自由选举组建而成，也是穆斯林信徒们第一次在该机构赢得多数席位。作为愿意与其它政党开展合作的信号，穆兄会做出过承诺，在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中不安排任何人参选——但这一承诺在萨利赫与我会见之后不到两个星期就被打破。上个月，穆兄会的总统候选人穆罕默德·穆尔西在首轮投票中获得多数选票，从而进入本月举行的最终投票。不过，当我拜访法老大厅的时候，尚不清楚穆兄会会如何构想自己在全国政局中的地位，萨利赫则是最具影响力的立法委员之一。

我一边等待，一边通过翻译与里法特聊了起来。他说自己曾经为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安瓦尔·萨达特和胡斯尼·穆巴拉克当政时期的议会议员们擦过皮鞋。里法特向我讲起了前一届议会的故事，这一届议会的主导者是民族民主党。数十年来，民族民主党在埃及政局无人匹敌，服务于穆巴拉克政权。革命之后，这个政党遭到了法院的解散。

“那一届议会只有八十八个穆兄会成员，但他们全都会出席会议，”他说道。“民族民主党的议员有时候不参加投票，所以没办法占到大多数。有一天，又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艾哈迈德·埃兹跑到大厅里来，叫所有的民族民主党议员赶快回到会场参加投票。他还这样吼我：‘还有你，里法特！如果你给议员们擦鞋的时候老这样拖拖拉拉，我就向议长告你的状！’我回敬他：‘无所谓，我又不怕你。’”

他挑衅性地挥动着手指，仿佛艾哈迈德·埃兹还站在他的跟前。埃兹是民族民主党内最具影响力的成员之一，在革命之后因为贪腐罪名被判刑十年，现已被关进开罗的托拉监狱。

“他于是跑去法特希·苏鲁尔面前告状，”他继续讲述道，这位前议长现在也已经锒铛入狱。“不过议长这样回答他：‘里法特是个好人，由他去吧。’法特希·苏鲁尔不同于艾哈迈德·埃兹。我当着神的面都敢说，他这个人很无辜。不过，遇到穆巴拉克总统这样的人还能有什么办法？”

里法特说，他对那一场革命早有预料——他之前就有一种感觉，上一届议会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寿终正寝。他不停地闲聊着，直至苏比·萨利赫出现才完全改变了自己的腔调。他低下头，谦卑地微笑着，退后一步把萨利赫让到座位上。作为委员会的领导人之一，萨利赫已经被委以起草新宪法的重任，他说大家所遭受的压力十分沉重。“人们没有耐心，因为他们始终怀着革命一般的热情，”萨利赫说。“他们的这种热情没有节制。革命靠的就是热情。”

里法特依旧站在一边，萨利赫示意他过来脱鞋。

“这才是整个议会里最好的人，”里法特说。“他为人正直，发言清晰。讲诚信，是个好人。”

萨利赫微笑着挥挥手，打断了这一连串的恭维。

“他这样的人议会里找不出第二个，”里法特继续说道。他跪下身子，脱掉立法委员的鞋子，退到了荷鲁斯铜像的后边。萨利赫就自己对埃及新宪法的种种抱负侃侃而谈。他说可能会借鉴法国模式，因为这种模式在议会和总统之间实行了分权。“普林斯顿大学为我们准备了一百九十四个国家的宪法，我们都进行了研究，”他说道。再过两天，他将出差到墨西哥进行实地调查。

皮肤黝黑的萨利赫蓄着一头浓密的白发，已经年届六旬。他比我见过的大多数穆兄会成员都更容易露出笑容。穆兄会成员言谈比较正规，喜欢拿腔拿调——或者像有些评论家所说的那样自高自大。我曾经听见有人夸下海口，说他仅凭走路的架势就能在人群中间发现穆兄会成员。不过，要找出个模式并不简单，因为这正是该机构神秘性的一种体现。埃及社会有许多身体方面的印记——你从妇女披戴的面纱，或者是否把头发显露在外，便能读出很多信息，你还能根据额头上的祷告磕痕断定某个穆斯林信徒的虔诚程度。最为保守的穆斯林当属萨拉菲派，通过其浓密的络腮胡和修剪整齐的上唇须便能轻易辨认。埃及的基督徒多在其右手腕下端刻有十字架形小纹饰。但穆兄会成员的身上找不到明显的印记，有的人蓄着络腮胡，有的人则像萨利赫那样把胡须剃得一干二净。他的手里拿着iPhone手机，屏保图片便是他自己的面部照片，只要有来电，这张图片就会不停闪烁。照片中的他依然带着微笑。

我问他们是否打算强化埃及临时宪法的第二条。这一条把伊斯兰教的教规，也就是伊斯兰教教法作为法制体系的“首要来源”，尽管这一教法从未在实际生活中得到过严格的执行。“第二条不会改动，”萨利赫回答道。“萨拉菲派想修改这一条，但我们不会做任何修改。”

里法特拎着擦好的鞋子走过来，把它穿到了萨利赫的脚上。我继续问，穆兄会有没有打算提名总统候选人。

“永远不会，”萨利赫回答道。“永远不会。我们不会提名任何一个人。”该组织的其他人在我面前坚持同样的说辞，而这一承诺一直是议会选举的重头戏——它经常被援引，以表明穆兄会无意获取国家政权。萨利赫继续说：“我们要向所有的党派传递信息，从而让他们明白，穆斯林分子不想独占权力宝座。我们有一句具有历史意义的口号：‘参与，而不独占。’”

穆兄会的创始人哈桑·巴纳曾经警告其信众，过于直率是一种错误，所以秘而不宣一直是这个组织的明显特征。时至今日，诸如会员资格和资金来源这样的基本细节依旧成谜。一位发言人告诉我，穆兄会有四十万成员，另一个人则说有七十万之众，其高层领导人拉沙德·巴尤米则说，有人估计这一数量可能高达二百万，不过他说自己也弄不清楚确切的数字。

穆兄会成员在西方人面前尤其讳莫如深，如果考虑到他们的反殖民根基，这一现象就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该组织于1928年成立于苏伊士运河河畔的伊斯梅利亚，巴纳曾经是该市一所学校的教师。他对当地的英军营地和苏伊士运河外资公司深感厌恶，希望组建的社团有助于结束英国对埃及的占领状态。他提出的目标是实现国家的“伊斯兰化”，甚至主张巴勒斯坦人有权使用武力对付犹太复国主义者。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期间，穆兄会对巴勒斯坦事务表现得尤其积极，不但向他们提供武器，而且帮他们训练战斗人员。不过，巴纳拒绝在埃及本土使用武力，这一观点几乎成为了穆兄会所有领导成员的共识。他们甚至对和平示威这样的行为都十分谨慎——对革命组织而言，这样的特点令人感到非常好奇。

穆兄会对于政治的态度一直摇摆不定。该组织的核心高度宗教化：在穆兄会成员看来，伊斯兰教奠定了生活的各个方面，宗教和世俗不应该存在任何差异。巴纳认为，埃及应该实现真正的伊斯兰化，以便于政治工作的开展。不过，尽管目标如此雄心勃勃，他的行事本能却极度地域化和实用化。理论从来就不是力量。在《穆斯林兄弟会》一书中对该组织早期历史做详述的理查德·P·米切尔指出，“无论巴纳还是这个组织都未能提出勉强能被称为宗教观念或者哲学观念的东西。”

正是由于穆兄会从不强调理论层面的东西，它反而包容了诸多思想观念。赛义德·库特布是该组织最具影响力的成员之一，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时执掌其宣传部门，他以“圣战”手段对抗非穆斯林统治者的鼓吹曾经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伊斯兰圣战战士。哈马斯便是穆兄会的直接产物，这两个组织至今保持着密切联系。尽管穆兄会长期以来强调和平变革，该组织成员最近一次为人所知的恐怖行动也发生于五十多年以前，但其现有成员和从前的成员一直催生着一种另类的世界观，从而鼓励全世界范围内的恐怖活动。

数十年来，穆兄会一直未能获准在埃及的政治生活中确立稳定的地位。巴纳于1949年遭到暗杀，三年之后，穆兄会在驱逐英国殖民者的抗议活动中功不可没，从而把自由军官组织和阿卜杜尔·纳赛尔扶上了权力宝座。但纳赛尔和军方很快就对自己的同盟反戈一击，对穆兄会展开了残酷的镇压活动。自此以后，政府对于该组织的态度一直介于勉强容忍和彻底压制之间。该组织的领导人大都被关进过监狱，从技术角度而言，该组织至今仍是非法团体。不过，从一开始它便有效地开展着草根项目，上至推行伊斯兰教育，下至协助脱贫和灾难救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期间，它在影响埃及发展的诸多辛迪加组织和专业联合会中成功地谋得一席之地。穆兄会对这些辛迪加组织的经营大获成功。尽管西方人把激进主义和穆兄会联系起来看待，但它在最近数十年间已经演变成为城市中产阶级专业人士占绝对主体的组织——当前的领导地位主要由医生、工程师、牙医和药剂师等人把持。

在去年的革命中，穆兄会成员再也没有冲锋在最前线。当解放广场于2011年1月25日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时，穆兄会最开始的态度是拒绝参与。但三天之后，随着政府进一步诉诸武力行动，穆兄会成员终于加入了抗议的人群。2月15日，也就是穆巴拉克辞职四天之后，穆兄会宣布将组建自己的政党。去年11月，就在国家准备议会选举的时候，大规模的抗议人群占领了解放广场和穆罕默德·马哈茂德大街 2。军方主导的过渡政府试图用武力驱散示威人群，由此造成四十多名示威者丧生。面临此景，穆兄会要求其下属成员不要参加抗议活动。

相当数量的穆兄会成员对这一决定深感不快。近一个月之后，我会见了正在参加议会选举的穆罕默德·贝勒塔吉，他这样对我说：“已经流了很多血。这么多年轻人在场，总应该有个人站出来给他们提供指导。”开罗的很多人视穆兄会为机会主义者，有意避开解放广场，一心专注于竞选活动。不过，它的选举机器运作良好，自由与正义党的组织迄今看来最为完善，其候选人大肆强调与基督徒和世俗分子的合作意愿。我参加了贝勒塔吉的一场竞选集会，主持者是一位年轻的女性，她对着麦克风大声叫嚷：“拥抱伊斯兰的第一个人是女性，第一位烈士也是女性！”

哈西姆·法鲁克·曼苏尔博士是开罗肖博拉区的候选人，他在投票的前一天告诉我：“我们要以新人和中东地区温和派的面貌示人。”贝勒塔吉和曼苏尔在选举中轻松获胜，自由与正义党获得了总席位的百分之四十七。不过，这样一来他们就非进议会不可了。

完全改头换面的立法机构也许永远也找不到参与电视直播的最佳时机。不过革命之后一定是最坏的时机之一，不光面临总统大选延期举行，而且身处的国家经济急剧衰退，真正的权力还掌握在不时浮现着军人身影，而且躲避媒体如瘟疫的委员会手里。在埃及，这一档节目被称作“议会之声”。该节目现场直播，不带评论，议员可以在节目间隙接受采访：

问：我们早先曾听说，全世界范围内有诸多机构、集团和个人，比如伯纳德·路易斯 3已经制定出各种计划，把埃及瓜分成若干小的国家。作为努比亚人 4，你对此问题有何看法？

答：我们的文化有七千年之久。

无论什么时间打开“议会之声”节目，总能听见有人说这样的话：“很多人都在谈论，说旧政府的人已经被关进托拉监狱，但仍在操纵和掌控着一切。我们怎么知道这样的情况是否属实？”他们也会讨论各种危机——这一周是优惠的面包供不应求，下一周可能是汽油供应的问题。是谁在制造这一系列恐慌？乱象的背后有没有阴谋？议会里没有人知道，不过总有人想拿政府提供的面包喂一只饥饿的小猫，结果遭到小猫的拒绝。偶尔有人站起身来大声宣布，圣城仍被犹太人把持着，这简直是犯罪。议会议长名叫萨阿德·卡特尼，他很有能耐，曾经长期遭受苦难，脸上的表情有时让人觉得他额头上的祷告痕印是因为撞到了墙壁，他不时提醒大家言归正传。议员们提出了各种议案，有的好，有的不怎么好。（“我们埃及有八千五百万人口，如果每个人拿出十英镑，我们现在讨论的所有问题都能够得到解决。”）最能言善辩的立法委员来自穆兄会，尽管占据总席位百分之二十五的萨拉菲派也显得巧舌如簧。为数不多的自由人士和世俗分子十分内敛。我一连看了九个小时，其间没有一位妇女发言。

这没什么好处，谁都不抱幻想。一天，一位委员恳请大家：“别再进行直播了吧。大家如果注意到我们的所作所为，其间还有打斗，他们会对我们失去信任的。”不过，为时已晚。头几个星期之内，数百万埃及人看得真真切切，此时的议会仿佛象征着第一个真正的革命胜利果实。然而，由于未能组建新的执行机构，也未能制定出新的宪法，所以议会的权力少之又少，而且军方对议会试图取代临时政府的设想不置可否。所以，“议会之声”节目才办得如此尖酸刻薄：议员们距离革命的最终结果始终具有一步之遥。“你知道这样的政府让我想起了什么吗？”一位议员问道。“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玩过的捉迷藏游戏吗？我们十、九、八这样倒着数数，对吧？有警察吗？没有。有面包吗？没有。有学校吗？也没有。”

穆兄会似乎加剧了这一系列的问题。就新宪法制定出雄心勃勃的计划——来自法国的灵感、前往墨西哥进行的实地考察——之后，穆兄会试图倚靠人多的优势把持委员会，结果引起其他委员退场，从而导致整个计划轰然失败。尚不清楚，新的委员会什么时候组建完成。当我和退出该委员会的自由派议员艾姆尔·哈姆扎维谈及此事，他说类似情形已经多次出现，穆兄会一直具有合作诚意，在一部为非政府组织提供更加清晰的法律指导而新制定的法规草案方面尤其如此。不过，他更多地觉得，跟穆兄会成员打交道存在不少困惑。“大家一直感到模棱两可，他们究竟想秉持温和态度，还是致力于加入多元体制，”他说。“或者还是更多地在寻求独揽国家大权。”

他们在四月份推举总统候选人的决定让很多人感到方寸大乱。第一位候选人因为技术细节而丧失资格之后，自由与正义党把在美国受过教育的工程师穆罕默德·穆尔西推了出来。这个人缺乏感召力，因为支持穆兄会的多位强势人物而声名鹊起，媒体给他起的绰号是“备用轮胎”。开罗大学的政治学教授赛义夫·戴恩·阿卜杜尔·法塔赫因为同情伊斯兰教徒而人所共知，他对穆兄会的所作所为大加抨击。“我认为穆兄会真正的问题在于过度参与目前的形势，而地下组织的理念与政治组织的理念又存在天渊之别，”他对我如是说道。他还指出，爆发革命以来，已有不少年轻成员投降变节，这样的模式历史上早已存在。“穆兄会面临压力的时候，成员之间往往变得很不团结，”阿卜杜尔·法塔赫说道。“不过，他们一旦运作自由，大家就会分道扬镳。1月25日爆发革命以来，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情形。”

“革命之前，大家还受着盒子的限定，这个盒子就是穆兄会，”最近刚从穆兄会退出的年轻牙医穆罕默德·努尔告诉我。“可在革命之后，这个盒子已经处于敞开状态。”穆兄会的等级十分森严，每个成员都被划入一个五人“家庭”（usra），定期举行聚会。穆兄会成员每个月都要把收入的百分之五上交“家长”。这是唯一为外界所知晓的筹资渠道，而且不设立公共会计。“革命之后，我半开玩笑地告诉我的‘家长’，如果再不给收据，我就不给钱，”努尔说道。“当然，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他终究退出了这个团体，因为他觉得这个团体缺乏与政治事务的直接联系。

要退出穆兄会很简单——一位发言人给我的说法是“这并非天主教徒的婚姻” 5。在艾因·夏姆斯大学任教的组织学博士默罕默德·阿凡告诉我，他还在探寻生命意义的年纪就加入了组织。他在十多岁的时候加入了萨拉菲派，但觉得萨拉菲过于单纯。“他们想方设法逃避现实，逃避混沌不堪的真实世界，”他说。“他们需要洁净和黑白分明。”传统而言，萨拉菲派的宗教意味多于社会意味和政治意味，不像穆兄会那样存在森严的等级。阿凡之所以觉得穆兄会具有吸引力，是因为穆兄会参与的事务具有现实意义。“他们是英雄，反对过旧政府，蹲过监狱，受过苦难，”他说道。跟所有新成员一样，他经历过几个月的培训和测试。有时被迫上街步行数小时，且时常经受上司为综合测试其忠诚度而精心策划的假冒警察袭扰。（该上司后来受到了穆兄会的训诫。）作为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对这一切的印象十分深刻。

不过，他终究经受住了穆兄会的考验。“他们并不像常人认为的那样狡诈多端，”他说道。“他们实际上不谙世故。他们对政治一窍不通。他们对选举倒是非常在行——但他们只知道如何让别人为自己投上一票，仅此而已。至于其他事情——推举候选人、选择政治平台、管理政党——丝毫不具有专业性。”现年三十二岁的阿凡曾经活跃于穆兄会的下属政治派别，后来令其上司深感迷惑地决定回到学校从事政治学研究。上司们觉得他这个人过于理论化，还说真正的穆兄会成员应该着重关注草根阶层。阿凡告诉我，正是因为医生、工程师和其他专业人员数量众多，才导致该组织缺乏创造性和战略思考。“2007年，我要求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人考虑为影子政府设立一个部委，”他说。“这位领导这样回答我：‘不急。’我这样回答他：‘我们是埃及的主要反对派，应该着手准备成立这样的政府机构以防事情有变。’现在好了，四年过去，穆兄会就需要组织一个真正的政府，而不是影子政府。我真希望他们不会拖后腿。”

离开穆兄会之后，阿凡协助新成立了埃及当前党。他认为，穆兄会如果专注于宗教和社会事务，可能会显得更加游刃有余。“他们处理政治事务用的是社会改革家的思路，”他说道。“社会改革家们力图通过教育和媒体改变人民。政治改革家们则考虑如何建立制度、管控国家、协调政治力量。这些问题在穆兄会内部显得十分模糊。”

穆兄会从一开始就缺乏理论基础，在现有体制之下似乎更不可能形成类似的理论，因为它把自己主要界定为政府的反对势力。一旦政府解体，人们很难准确判断穆兄会代表什么人的利益。其它的机构短板——秘而不宣、不愿与他人合作——在经受压制的几十年间愈发变本加厉。不过，尽管在政治方面存在诸多问题，该组织在面临政治事务和私人事务方面时的表现却迥然相异。去年8月份，一群穆兄会商人新建了一个电视频道，并命名为“埃及25”。穆兄会一直认为自己受到了媒体的歪曲，“埃及25”正是为反击这样的趋势而设立。不过，它播出的节目却显得格调轻松，令人吃惊地少有或根本没有政治内容。一档工艺品节目取名为“亲自动手”，一档运动节目取名为“奇多 6足球”，还有一档每日脱口秀节目取名为“我们的日子更美好”。只有一档节目具有明确的宗教性质，每周播出两个小时，既涉及穆斯林也涉及基督教。根据每天观看该电视频道节目的统计学数据，一天之中的很多时段，“埃及25”代表的是女性保守频道。

该电视频道的雇员大多不是穆兄会成员，作为在独裁国家求生存的新闻记者来说，他们的来路普遍比较宽泛，简历略显折中。管理记者部门的阿萨姆·阿布尔加从美国出资的阿拉伯语自由电视台跳槽来到“埃及25”。在那之前，他供职于数十年来为穆巴拉克摇旗呐喊的国营电视台“埃及广播电视联盟”。我让阿布尔加描述一下自己的政治观点，他这样说道：“我属于保守的自由主义者。”他的上司，也就是“埃及25”的总经理哈西姆·戈瑞博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他的职业生涯肇始于宣传：“萨达特时代，我供职于新闻部。我把这个部叫做萨达特肮脏的厨房。我就在这个肮脏的厨房烹煮着种种腐败食物。这个要审查，那个也要审查。”

我在新闻记者辛迪加楼上一间办公室见到了戈瑞博，他正在这里和其他电视雇员共同策划针对“埃及25”五名新闻记者遭逮捕的抗议活动。他们的节目一直在关注毗邻开罗的阿巴西耶所发生的游行示威，这一场游行示威转化成暴力冲突，数名记者被军方连夜逮捕，并受到虐待。戈瑞博有一只塞满换洗衣服的皮尔卡丹手提箱，他不时接到顾问、律师和新闻记者打来的电话。他也曾经在半岛电视台和富士电视台工作过。他不是穆兄会成员。“我这样告诉员工：‘我不在乎你的身份，我只在乎你的职业水准。’”

有人给戈瑞博打来电话，告诉他几位记者已经被释放出来。“太好了！”他说道。“你是吉人天相！”房间里有几个穆兄会成员，大家先后离开房间前去祷告。不过，戈瑞博没有离开。我们聊起了萨拉菲派新近成立的一家电视台（他们的口号是“该频道带你上天堂”），戈瑞博说这个频道非常无聊。“就那么几个人，坐在那里喋喋不休，跟广播电台没有什么两样，”他说道。我问，“埃及25”为什么只有很少的宗教节目。“谁都不需要随时保持那么强烈的宗教性，”他说道。“一个人即便每次祷告都不落下，每天也只有三十分钟。除此之外，我们还得吃饭工作、谈情说爱。我们怎么可以让一个电视台随时都是宗教、宗教、宗教呢？”

整整一个春天，开罗人对于穆兄会成员的言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去年秋天，大家还把他们描述成正直和勤劳，但到了四月末，当总统竞选活动正式开始之后，便很难再听到有人公开支持穆尔西。抨击之声毫不留情：穆兄会是骗子；把议会搅得一团糟；只关心自己的利益。艾哈奈姆政治与战略研究中心所进行的一次十分惹眼的民调显示，仅有百分之三点六的受访者表示支持穆尔西。他在六位候选人中排名最末。

不过，埃及从未实行过自由的总统选举，民意调查也不具有可靠性，开罗之外的地方更是如此。在如此动荡不安的时期，根本无法预料人们会如何面对民意调查。大多数日子里，看着这个国家还能够抱成一团，仿佛就是奇事一桩。阴谋理论四处蔓延，关于石油和其他日用品的传言更是滔滔不绝。大街上的警察明显地少了许多。我曾与好几位出租车司机聊起城里的安全形势，他们的反应便是把手伸到座位底下，拿出一根大棒或者一把刀子。

不过，人们很少觉得没有安全感。我和我妻子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城里转悠，通常是独立行动，却很少遇到什么问题。我们所有朋友的情形也大都如此。我慢慢地乐见形势恢复正常的细微迹象——政府在我家门前设立了面包站，大白天总有人在这里闲聊一通，几家户外咖啡店又开始忙碌了起来。市民们对待彼此的耐心与日俱增。开罗街头最让我感到惬意的场景，是驾驶员们在滚滚车流中停车问路，因为他们知道，每一个陌生人都会停下车来，向着窗外大声指路。几十年间的独裁统治没能摧毁人们的群体意识，也许是因为众多社会支柱依旧不在政府的控制之内。所以，大家才能照旧听到祷告的召唤之声，看见教堂的繁忙景象，或至少继续拥有穆兄会这样的平民组织，尽管它在旧政府的统治之下变得发育畸形。

然而，偶尔也能瞥见，这一切一旦坍塌，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五月初，阿巴西耶的示威游行演化成街头械斗，十一名抗议者丧生，数百人受伤。最甚嚣尘上的阴谋理论，是军方雇佣恶人以搅起事端。一天晚上，我跟随翻译穆罕默德前往抗议现场。街上没有汽车，两侧的建筑物多已拉上了窗帘。间或可以听到远处传来的枪声。几个人骑着摩托车疾驰而过，衬衫上沾满了鲜血。我们向街上的人打听，前方的情形究竟怎样，他从口袋里掏出两个空弹壳。

市民们在街上设立了路障。这些路障多由拿着棍棒的年轻人把守，我们经过交涉才能通行。我们在一个检查站停下了脚步，一群人正抓住一个人，并声称他是受人雇佣的暴徒。这个人的衬衫已经被撕掉，被一个挥舞刀子的人往前拽着。一位自封的保安先是要求查看我们的身份证明，接着就向我们兜售起了大麻。他看上去只有十六岁。下一处路障跟前的几个年轻人发了怒。“你他妈是不是拍了我们的照片，然后就交给军方？你们是不是他妈的示威者？”这两个群体都遭他们的嫉恨，他们只想把所有的人都赶出自己的地盘。穆罕默德讲明了我们的记者身份，一个人突然照着他的胸部狠狠一拳。他们争执了好一阵子，终于让我们通过。我们遇到了身着防爆装备的警察排成的人墙，抗议者已经四散逃走，取而代之的是一群当地人，他们高喊着：“军队和人们一条心！”革命早期，人们以为军队与自己站在一边，但之后已经很少听见这样的口号。不过，这样的口号在阿巴西耶起不到任何作用。

穆罕默德说，他觉得我们应该赶紧离开。我们走了几个街区之后，我才注意到他正蹙着眉头。“我肚子疼，”他说道。“只要一紧张，我就会肚子疼。你们把这个叫做什么？”

“溃疡。”

“对，我这就是溃疡。好疼。”

我们找到一家户外餐馆，供应埃及米饭、小扁豆和西红柿酱。店铺多已关门，唯有这个地方挤满了年轻人。有人把临时性武器扔在了脚边，有棍，有棒，也有建筑用的木板。他们蹲在地上，对着饭碗狼吞虎咽地吃着。只吃了几口，穆罕默德就说自己的肚子舒服了许多。

我在参加开罗市外的集会之前，一直不相信穆兄会能够赢得总统选举。大家很容易认为首都的局势至关重要——开罗有一千七百多万人口，它的文化影响着中东的一大片地方。穆巴拉克时代，政治权力高度集中于此，这一场革命依循这种模式，把解放广场变成了全埃及最重要的场所。不过，随着自由选举逐步展开，这个国家迅速跟着得到了扩散。开罗以外的地方还有六千五百多万人口，没有那个组织能像穆兄会那样把触角延伸到这么多地方。

如果来到城里面的集会现场，你发现的第一件事儿便是人们在路边排成一长串，高举着穆尔西的标牌。穆兄会把这种现象叫做“人链”，这样的人链往往可以从高速路口一直延伸到集会地点。苏伊士的穆兄会在一顶大帐篷底下摆放了五千把椅子，这些椅子几乎被一抢而空。在伊斯梅利亚，人群如此众多，我根本看不到头。组织者告诉我，人群的总数接近两万。这样的活动大都至少持续三个小时，不过人们很少显得厌倦。有人高声祷告，也有人高呼口号，偶尔还有人为媒体赋诗作对（“媒体是蛆虫，真相把脑子装满……/媒体如果掉进大海，大海将被污染”）。当地一位足球明星发了言，三五位演员跟着上了台，几位神职人员也诵读了经文。在我参加的每一次集会上，也许是为了赞许穆兄会独具的医学-伊斯兰文化，总有一位名叫拉额布·瑟尔哲尼的泌尿科医生虔诚地发表着鼓舞人心的演说。穆尔西自己很少讲话。其他参选者都以强硬的个人身份参加，但他似乎乐于突出自由与正义党。

在苏伊士和伊斯梅利亚都看不到妇女发表演讲。在伊斯梅利亚，一共有十七个人登台演讲，示威人群的前排站着一百七十位神职人员和政界要人，一名女性也看不见。那一场集会以当地穆兄会成员的三场婚礼作为开场白，可即便在婚礼上也看不见女性的身影——大家遵循的是保守型婚礼，由新娘的父亲与新郎宣读结婚誓言。

穆兄会的多位发言人都喜欢强调妇女的重要性，但他们的话很难当真。高层领导全是男性，尽管女性也可以加入穆兄会，但仍然无法取得完全的会员资格。曼纳尔·阿布尔·哈桑既是议员，也是开罗自由与正义党妇女委员会的主任，她告诉我这只是个技术问题。女性曾经被当做会员对待，只是没有进行正式的登记，这样做的目的是在丈夫被关进监狱时方便她们照看家庭。革命之后，已经有人提出动议，要改变这一做法。一年多时间之后，她告诉我这件事情仍在“研究之中”。“不在管理层现身绝不意味着她们的声音没有人听见，”她说道。“女性成员的丈夫多为穆兄会成员，所以她们的心声可以通过各自的丈夫来表达。”

在苏伊士和伊斯梅利亚，这种现象似乎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这两个地方游行示威人群中的女性比例远高于开罗市内。与议会选举期间我参加穆兄会集会所听到的相比，人们现在传达出的信息更为保守。这个组织尤其擅长以迥然相异的方式向公众展示自己，因此根本无法断定，纯粹夸张的成分究竟有多少。似乎也没有人在意是否自相矛盾。有一次，我向自由与正义党的发言人亚赫亚·哈米德问及不推举总统候选人的承诺被违背一事，他说政治事务如流水，随即甚至引述了《先知》一书中的名言。“即便从宗教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也能从穆罕默德言行录里找到这么一段话：‘假定我发现了一片绿洲，随即发现的东西远胜于此，那么我一定会竭尽所能，以弥补绿洲的价值。’”

竞选期间，穆尔西似乎很得到没有推举总统候选人的萨拉菲派的欢心。每次活动都有一位常客名叫萨夫瓦特·阿加齐，这位萨拉菲派神职人员大力支持穆尔西。“至于有人担心穆兄会很可能独揽政府大权，”阿加齐在伊斯梅利亚的集会舞台上大声说道。为收到更好的演讲效果，他顿了一下继续说道：“是的，我们什么都想要！我们要议会！我们要总统！我们也要内阁和部长！”他接着又大声说道：“我们要把一切伊斯兰化！就连下水道也要伊斯兰化！”压倒性的主题还是伊斯兰教教法，我在开罗参加集会的时候听见穆尔西这样高声呼喊：“伊斯兰教教法！除了伊斯兰教教法便别无他物，伊斯兰教教法！伊斯兰教教法！此外再无适合我国的东西。我向真主起誓，我当着你们大家起誓，不管宪法的内容怎么写，伊斯兰教教法一定要执行！”

第一轮选举结束，穆尔西名列榜首，总共得到百分之二十五的选票。埃及前空军司令员艾哈迈德·沙菲克位居第二。沙菲克也是穆巴拉克当政时期的最后一任总理，他是唯一与旧政府联系最为紧密的候选人。很多人，尤其是自由派人士对选举结果大感意外，在他们看来，这些候选人基本上全都差强人意，要么处于这个极端，要么处于另一个极端。然而，这才是真正的关联——每一位候选人都代表着各自极端保守的选民。对很多埃及人来说，革命已经结束。

首轮选举之后的第三天，我见到了自由与正义党的发言人之一纳达尔·奥姆兰。他的办公室位于距离开罗市中心并不遥远的自由与正义党总部大楼，整个地方人头攒动。穆兄会正在举行协调会，以期在下一轮选举中获得支持——正在与之会见的有两个革命同盟党和支持者，他们推出的候选人已经败下阵来。

奥姆兰把我带到一个安静的里间进行交谈。我问他，自由与正义党即便获胜，他是否认为同样会有军事委员会这件麻烦事儿。我提到了1952年的事情，穆兄会支持了阿卜杜尔·纳赛尔和自由军官组织，却在两年之后遭到血腥镇压。“那不是革命，”奥姆兰说。“那是军事政变。我们这一次是真正的革命。”他说，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让军事委员会相信，穆兄会能够为他们找到“安全出口”。“他们要我们做出保证，但他们自己首先要下台，”他说道。“此外别无选择。”

我提到了选举过程中的保守声音。“之所以选择那样的套路，是因为我们是唯一的伊斯兰主义者，唯一真正的伊斯兰主义者，”奥姆兰说道。他提到了另一位候选人阿卜杜勒·穆奈姆·阿布·福图赫，这个人是前穆兄会成员，一开始颇受青睐，后来却令人遗憾地排名第四。奥姆兰说，福图赫过于“模棱两可”，竭力把自己置身于中间位置，以同时讨好伊斯兰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那是他的弱点之一，”奥姆兰说。“当然不可以那样做。谁都没办法取悦所有的人。”

他解释说，为了迎接六月底即将到来的最后一轮投票，穆兄会的主张将会有所改变。“竞选活动的主题将更强调集体主义和民族主义，”他说道。“而不仅仅是穆兄会。穆尔西是革命派的候选人，沙菲克代表的是旧政府，大家必须做出选择。”他希望在部分竞选材料上不再使用自由与正义党的徽标。

一个年轻人走进屋子，面朝墙壁进行祷告。我们听见隔壁房间响起一阵呼喊声，奥姆兰说一定是有人达成了某种一致。“人民依旧信任我们。每次选举的时候，都能说明我们依然得到了人民的支持。”他微笑着说道：“我们犯的错误最少。”

1 据作者解释，表示“全国”的National和“协会”的Association这两个单词音节较多，lightbulb和rifle位于它们之间时，来电者深夜致电，且略带口音，加之语速较快，很容易让接听电话的人误听中间的音节和单词。——译者

2 埃及内政部所在的大街。——译者

3 伯纳德·路易斯（Bernard Lewis，1916年—），普林斯顿大学近东研究荣誉教授，犹太历史学者、东方研究家及政治评论家，专门研究伊斯兰教史及伊斯兰教跟西方的互动。——百度百科

4 努比亚人：从古埃及时代就生活在现今埃及与苏丹地区的一支古老民族。——百度百科

5 天主教视婚姻为七件圣事之一，认为婚姻单一而不可拆散。——译者

6 Cheetos，一种流行的膨化食品。——百度百科

来源：上海译文出版社《奇石》 何伟 着

楚尘文化 2015-08-23 08:3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