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泉之下的刘文学会看到这一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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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江水长又长，一个红星闪闪亮，少年英雄刘文学……”这首曾经被传唱的歌谣说的就是新中国第一个少年英雄刘文学。

1959年11月18日晚，四川省合川县（今属重庆市）渠嘉乡双江村的孩子刘文学帮助队里干活回来，发现地主王荣学偷摘集体的海椒，他毫不犹豫地冲上前去阻止，王荣学的收买和威胁，丝毫没有动摇刘文学保护集体利益的决心，他不顾个人安危，与坏人展开了搏斗，终因年幼力薄，被王活活掐死，牺牲时年仅14岁。

案发后不久，凶手王荣学便落入法网，1959年11月21日，王亲笔写下了坦白书；11月22日，合川县公安局发布逮捕证将其逮捕；1960年，合川县人民法院依法判处罪犯王荣学死刑，当场执行。

刘文学的事迹和名字，传遍中国大江南北，当年全国少儿开展了“学习刘文学，做党的好孩子”的活动； 1983年10月，国家民政部先后批准刘文学为革命烈士。——以上出自百度百科词典

刘文学的事迹是我在小学二年级语文课本上学到的，当时，懵懂无知的我们心里充满了对“万恶的地主”的无限仇恨，对刘文学勇于维护集体辣椒的“英雄行为”感到无限钦佩。记得当年我们的语文老师朗读这篇课文时语调时而慷慨激昂，时而咬牙切齿，给同学们留下深刻印象！——相信此后几年，如果遇到类似现象，我也会奋不顾身地冲上前去，与凶残歹毒的地主搏斗，哪怕献出自己幼小的生命！

今天想来，真是太幼稚了！

其实，刘文学值得同情，难道那个地主王荣学不值得同情吗？

试想，一个40来岁的中年人，去偷几把辣椒，在今天，大不了实在算不上偷，需要的话，谁家地里摘几个还能上纲上线？根本扯不到“偷”这个字眼上来！但在当时，王荣学为了堵住这个14岁孩子的嘴，甘愿拿出一块钱——那时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可被仇恨教育灌输得没有思考能力的孩子“义正辞严”地回绝了这个中年人低三下四的哀求，坚决要向上汇报！

恐惧之下，王荣学选择了暴力扼杀，虽然费尽吃奶的力气（14岁的刘文学体力已近成年），冒着杀头的危险，他为什么这样做？

只有一条，被刘文学检举的结果与死也差不哪里去！因为，他的身份上被烙上一个深深的标记——恶霸地主。那些贫下中农偷再多也注定是“人民内部矛盾”，可以忽略不计的！唯独对他，一定会被“镇压”！不然，何至于为一把辣椒就杀人！搁如今，你爱怎么告你怎么告，能把我怎么滴？

我们有理由相信，当时的刘文学倘使真的举报成功，身为地主的王荣学下场一定十分凄惨！说不定，连死都不如！

下面我们看看土改之后地主的悲惨下场吧：

1948年，中共规定"将土改中的打击面规定在新解放区农民总户数的8%、农民总人口10%"。按这个比例算，土改中就要打出3000多万个阶级敌人。后来中共确定把打击面缩小到3%，不包括富农。以当年3亿农民参加土改计算，至少也要斗争出900万个阶级敌人。

广东海洋大学一位教师对苏南土改的调查发现，苏南2742个乡中，有200多个发生了乱斗乱打。据当时中共苏南区农村工作委员会的原始记录，一共有218个人被打、被吊、被迫下跪或者被剥光衣服。

各种调查显示，当年土改工作队的干部普遍存在鼓励农民打人的情况。土改队干部亲自上阵打人的情况也并不少见。

更严重的是，土改时有大量的人死亡。前新华社社长穆青1950年6月2日在《内部参考》中报道说，河南土改运动中一个多月即发生逼死人命案件40余起。兰封县瓜营区在20天里逼死7个人。

在广东省，省委书记处书记古大存在东江地区调查以后报告说，乱打乱吊发展得很普遍，自杀现象很严重，追挖底财显得混乱。干部有宁左勿右思想："打死地主100、死不了一个雇贫农，就不要紧。"

陶铸到广东之后，广东土改的形势随后发生重大变化，滥杀情况严重，每个乡要定出杀地主的指标计划。前广东省副省长杨立在《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一书中透露，1953年春季，广东省西部地区的土改中有1156人自杀。当时广东省流行的口号是："村村流血，户户斗争。"据估计，杀人达几十万。而这些被杀的人，没有一个属于"罪大恶极，不杀不能平民愤"的人。

据评论说："在土改中杀地主几乎就是按比例，按名额来完成任务，完全不问青红皂白。"

据有关专家保守估计，当年的土改杀死了200万"地主分子"。一位美国学者甚至估计有多达450万人在土改中死亡。

在建国前后的土地改革中，地主土地被无偿收回，家产被没收，很多人被“镇压”，他们的子女及后代永远背上一个“地主”的名声，在“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年代里，这个黑色血统无疑让一个家庭的所有成员的生命中蒙上一层阴影，他们无法升学，无法当兵，无法从政，在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年代里，变成了“反动者”，从“人民”的称号中剔除出去，沦为社会的渣滓，在全社会的歧视目光中战战兢兢地生存，任人侮辱，任人殴打，任人谩骂……他们看不到生活的阳光，看不到五彩的春天，看不到明天的希望……他们的身体与灵魂无时无刻不生活在屈辱之中，那无边的恐惧牢牢嵌在他们的心灵最深处。

其实，这些地主远非我们宣传中的“周扒皮”与“刘文彩”，他们大都是经过几代人的辛勤努力、省吃俭用才积累下来的一些地产，毕竟在漫长的年代里，中国农民形成了特有的渴望拥有土地的朴素心理，这些财产来得多是堂堂正正。相反，大多的穷人多是好逸恶劳之人，他们喜欢吃喝嫖赌，即便万贯家财，也挥霍不了多久，很快会沦为赤贫！——要知道，传统的农村，“做了坏事天打五雷轰”，“老天爷看着呐”这类思想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因此真正的为富不仁者少之又少！

并且他们大多见过世面，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比较有教养，真遇到乡里乡亲有了困难，多会慷慨布施，“为后代积德”嘛！他们通常是农村秩序的维护者，时人称他们为“乡绅”，他们是标准的农村精英！

可惜，这类精英在后来的中国社会中几乎全军覆没！

再后来，他们和其他同样命运的人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

“黑五类”最担心的一个词是“运动”，他们有天然的嗅觉，一有运动的风吹草动，便知大祸临头，但逃是逃不出去的，哪个地方不是红血统们的天下呢？出村都要开个证明，这帮子黑鬼，谁又给开证明呢？从土地改革，到镇压反革命，再到三反五反，到反右，不忘记阶级斗争，忆苦思甜运动，再到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无一不是这类饱受欺凌的人群的梦魇！熬过去的，捡得一条命，更多的是“自绝于人民”或“镇压”的下场！可以说，王荣学不勒死刘文学，他仅凭偷一把辣椒，也可能被枪毙！不然，他不会冒着天大的风险干这样傻事情！

重新读读北京大兴县文革时如何屠杀这些黑五类的吧：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这些“老红卫兵”。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问宋叫什么名字，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说了一句“要武嘛”，宋因此改名为“宋要武”。“818”以后，“红卫兵”名声大振。愚昧、偏见加上无限制的权力，使他们已经具有野兽般的性情、灭绝天良的心灵。所谓的“抄家”，往往要没收和毁坏所有财产，即使是孤寡老人，家里的一切也都要抢走，连碗筷、被褥都不剩。而且，“抄家”还要伴随着“打人”，更是手段残忍至极。“抄家”时最常见的项目是“剃”“阴阳头”，尤其见了妇女更难放过。说是“剃”，其实是连剃带薅，有时甚至干脆就是一把一把地薅，连头皮都给撕下来。街上常见到耷拉着粉红头皮、淌着鲜血的老人，还在被游街。更残忍的，还要给“洗”头，就是用浓硷水往伤口上浇。
       东四一带有一家是“资本家”，“红卫兵”把老夫妇打到半死，又强迫儿子去打，上中学的儿子用哑铃砸碎了父亲的头，自己也疯了。
       把人活活打死是司空见惯的事，在沙滩街上，一群男“红卫兵”用铁链、皮带把一个老太太打得动弹不得，一个女“红卫兵”又在她的肚子上蹦来蹦去，直到把老太太活活踩死。
      8月25日，北京市崇文区榄杆市一带，发生了一件所谓“阶级报复事件”。一位不堪忍受虐待的姓李的“房产主”，据说用菜刀威胁了看押他的“红卫兵”。这个“房产主”被打死。这一事件立刻经过渲染传遍了各个学校的“红卫兵”组织，正在寻衅的“小将”们哪里肯放过，数千名身着军装、手持凶器的打手们乘着公交专车汇集到出事的街道，在这一带“血洗”了七天，无数人惨遭毒打，许多人死于非命。这就是震惊北京的“栏杆市事件”。
       这次活动中，在崇文门附近“抄”一个“地主婆”的家（孤身一人的寡妇），强迫附近居民每户拿来一暖瓶开水，从她脖领灌下去，直到肉已经熟了。几天后，扔在屋里的尸体上爬满了蛆。
     1966年8月下旬，北京市区有数千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并且这股杀人邪气迅速辐射流传到了北京郊区各县，包括大兴县。

  提起三十几年前大辛庄“黑五类”的遭遇，韩夫人还记忆犹新。她说，当时杀人的方法五花八门，有用棍棒打的、有用铡刀铡的、有用绳子勒的，对婴幼儿更残忍，踩住一条腿，劈另一条腿，硬是把人撕成两半儿。
    屠杀行动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各处方法都相似。先把要杀的人集中关起来，再一个个叫出去，出去一个杀一个，而被关的人并不知情，直到杀光为止。有的大队干得很隐秘，行凶的都是那些积极分子，第二天早上出工，许多社员发现来干活的人突然少了，才知道一夜间死了那么多人。
    中心大队的贫协主席，一人用铡刀铡了十六个人，自己也紧张得瘫倒了。铡死的人都塞进一口深井里，直到井快塞满了。黎明大队把杀死的人埋在村北的一片苇塘里。后来，干脆把活人就往苇塘拖，用绳子套在脖子上，连拖带勒，到了苇塘人也就断气了。靠近公社的大队，好几个都把“黑五类”杀绝了。

还有一幕让每个读者想哭：大兴县活埋“地富反坏右”时，一位祖母抱着幼年的孙儿站立在坑中，四周有人挥揪填土，飞扬的尘土眯住了祖孙的眼睛。孙儿说：“奶奶，眯眼。”奶奶平静地说：“孩子，一会就不眯了。”当泥土填到胸部时，祖孙二人死去。死得静悄悄，连泥土都不曾蠕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