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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琨‘冤’案”之真相

刘龙天

1945年2月在成都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市乃至全川的凶杀案，即后来被渲染成的“张琨‘冤’案”。张琨是国民党元老张继的儿子，他的案情自然会引起人们的关注。而张琨被害时正寄居在我家。我对案件发生的前后经过记得非常清楚。我就是当事人之一。但这个凶杀案最后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歪曲成“桃色案件”，闹得满城风雨，谣言四起，不仅在解放前的成都广为传播，并且解放后数十年谣言的阴魂依然不散，有的刊物还把他作为稗官野史来报道。案件发生时我还是一个十五岁的初中学生，今年我已八十二岁。许多当事人先后去世，我尚幸存于世。我觉得自己又责任把事实真相披露于众人，这也是对历史负责。因此我如实地写下这篇回忆。

张继是家父辛亥革命时期的老朋友。1944年他的儿子张琨在重庆得了精神病，医生建议把他送到成都精神病院治疗。那时我家住在成都北门外驷马桥乡下。张继派人吧张琨送到成都，并写信给我父母，请他们就近照顾一下他的儿子。当时我父已因公务离开成都较长时间，就由我母前去探视。张琨自幼认识我母，所以见面感到十分亲切。他向我母抱怨医院环境不好，想出外看看。张继打算给儿子另租一处房子居住，身边有一男佣照顾他的起居，但一时没有找到合适的房子。我母见他精神很好，言谈举止也都正常。他要求到我家看看，征得医院同意，我母就领他到我家玩了一次，他见我家在乡下，环境安静，十分高兴，就要求到我家暂住。我母出于两家友谊考虑，征得张继夫妇同意，便把张琨接到我家，待找到合适房子再迁走。同时我母正在托朋友给张琨谋一工作，使他的精神有所寄托。

这时，我在成都华阳县初级农业职业学校就学，学校在东门外中和场离家较远，只是放假期间才回家居住。为了解除张琨的寂寞，我母找了一位当地青年陈俊志陪伴他游玩消遣度日。张琨搬进我家后，因故与身边的男佣发生了矛盾，张琨要打他，于是男佣便回重庆去了。寒假期间我回家和张琨同居一室，他比我年长约十岁，我俩情同手足。他为人平和，穿着蓝布长衫，既不抽烟也不喝酒，言谈举止文明，对我母亲毕恭毕敬。乡邻们都说看不出是个大官的儿子（被害后竟被人说成是个花花公子，真是人言可畏。）他每天给我补习功课，原来我对枯燥的数学没有兴趣，他给我讲几何，既生动又直观，竟引起我对数学的兴趣。他曾在法国巴黎中学求学，会考成绩名列前茅，我对他很佩服，他说话也很风趣，看不出有精神病。

这年冬至节，按农村习俗都要杀猪，我家也杀猪，家中来了一位姑娘帮忙。她叫桂红，我称桂红姐。她是我家的远亲，因父母双亡，她的哥哥便把她姐妹俩（菊红）送到我家寄养作使女。言明待她们成年后仍回自己家中。此时桂红已经成年离开我家，寄居在她的姑母家。只是在我家比较忙时，她来帮忙做些家务事。她的到来引起了张琨的注意，这是他们唯一的一次见面。当天忙完，桂红就回姑母家去了。不料张琨暗中对桂红有了好感，他竟背着我母给自己的父母写了一封信，诉说对桂红的好感，央求父母同意娶她为妻，他说我家家风甚严，他难以启齿，要求他的父母向我母提出求婚之事。事前我母对此毫无察觉（原信件尚存）。

1945年2月2日，张继复信给我母，允诺张琨求婚，并请我母予以成全（原信件尚存）。这使我母大吃一惊也感到十分为难，因为桂红是个乡下姑娘，相貌平平，文化又低，与张家地位十分悬殊，不敢贸然允诺又不能立即拒绝，怕激出张琨的病来。只推说此事需和桂红本人商量。不料张琨迫不及待，要我立即去接桂红来商量。正待我出门时，陪伴张琨的陈俊志来到我家，他是给张琨送皮大衣来，这件新皮大衣是张琨母亲邮寄来的，由陈俊志取回。我走之后，张琨是否向陈俊志谈了向桂红求婚的事就不得而知。在天黑之前陈就告辞离去。

陈俊志是当地一失业青年，经友人介绍认识了我父，求我父给他介绍工作。经过一段接触，我父母认为陈年轻能干，打算将桂红许配给他，并许诺事成之后，我家祖茔五亩地也可以交他管理。陈因桂红（待续）

思密平 2017-11-22 12:3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