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人之王国维(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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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
  
  王国维先后结过两次婚。第一次在1896年,当时他20岁,因受甲午战败的刺激,一心想到日本去留学。可是他父亲坚决不同意,说现在首要的是“求度衣食”,至于求学,那是十年后的事情。王国维只好谨遵父命“成家立业”——他结了婚,并且到本城沈家去当塾师。
  
  王国维的新婚妻子姓莫,她家世代经商,家境似乎比王家要好一些。王、莫两家早就定了亲,当王国维十四岁便以“海宁四才子”之首名震乡里的时候,他的岳父对这个未来的女婿简直是赞不绝口。老泰山当然不会想到,女儿出嫁之后,女婿却因“家贫不能以资供游学,居恒怏怏”,并且两年后就去上海《时务报》馆打工,从此与他的妻子当了十年的“牛郎织女”。
  
  王国维与这位莫氏夫人的感情非常好,尽管找不到任何直接的文字证据,但我们从他留下的那些温柔缠绵的词中,还是不难看到这位身在他乡的牛郎对家中织女的殷切思念:
  
  《清平乐》:樱桃花底,相见颓云髻。的的银缸无限意,消得和衣浓睡。当时草草西窗,都成别后思量。料得天涯异日,应思今夜凄凉。
  
   王国维在苏州师范教书时经常“填词自娱”,也常在词中表达队妻子的四面,如三迭的《西河》:
  垂柳里,兰舟当日曾系。千帆过尽,只伊人不随书至。怪渠道着我侬心,一般思妇游子。
  昨宵梦,分明记,几回飞度烟水。西风吹断,伴灯花摇摇欲坠。宵深待到凤凰台,声声啼鸩催起。
  锦书宛在怀袖底,人迢迢,紫塞千里。算是不曾相忆。倘有情,早合归来,休寄一纸无聊相思字!
  
  自从王国维22岁离开家乡,此后便奔走东西、辗转南北,回海宁的时候很少。在家呆的最长的一次是为亡父“守制”——从1906年8月到1907年4月,总共八个月的时间。当时家乡父老曾联名邀请他出任海宁州劝学所学务总董,他坚决地推辞了。谁知他回到北京才三个月,便得到妻子病危的消息,又匆匆赶回来,十天以后,妻子就去世了。
  
   妻子去世后,王国维徘徊在江边,面对潮涨潮落,他心中一片空虚,眼前却尽是妻子临终的情景,于是写下了《虞美人》:
  杜鹃千里啼春晚,故园春心断。海门空阔月皑皑,依旧素车白马夜潮来。
  山川城郭都非故,恩怨须臾误。人间孤愤最难平,消得几回潮落又潮生?
  
  夫人莫氏扔下了三个男孩,最大的八岁,最小的才三岁。王国维把孩子们托给继母叶太夫人照料,暂时回到他供职的学部,但他始终打不起精神来。
  
   王国维为妻子写过许多悼亡词:
  《浣溪纱》:漫作年时别泪看,西窗蜡炬尚。不堪重梦十年间。斗柄又垂天直北,客愁坐逼岁将阑。更无人解忆长安。
  
  《蝶恋花》:
  落日千山啼杜宇,送得归人,不遗居人住。自是精魂先魄去,凄凉病榻无多语。
  往事悠悠容细数:见说他生,又恐他生误。纵使兹盟终不负,那时能记今生否?
  
  《谒金门》:孤檠侧,诉尽十年踪迹。残夜人间无气力,绿窗寒恻恻。落叶瑶阶狼藉,高树露华凝碧。露点声疏人语密,旧欢无处觅。
  
  《苏幕遮》:倦凭栏,低拥髻,丰颊修眉,犹是年时意。昨夜西窗残梦里,一霎幽欢,不似人间世。恨来迟,防醒易,梦里惊疑,何况醒时际。凉月满窗人不寐,香印成灰,总作回肠字!
  
  胡适曾说,读了王国维的词,起先以为他是个风流才子,后来见了他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王国维于词,多是发自肺腑的哀歌。

 几个月后,王国维的继母叶太夫人也离开了人世,这回连孩子也没人照管了。亲戚们都劝他再娶,他自己则拿不定主意。最后,由他的岳母莫太夫人作主,为他续定了一门亲事。
  
  王国维的第二任妻子姓潘,是前妻莫氏的远房表亲,据王国维的女儿王东明说是莫氏的表甥女。这位潘氏夫人就像苏东坡的第二任妻子一样,一辈子辛辛苦苦、任劳任怨,为丈夫操持家务、养育孩子,是标准的贤妻良母。除了前妻所生的三个儿子外,潘氏后来又生了三个儿子、五个女儿(其中夭折两个)。王国维一生不问家务,家中事无巨细,全归潘氏料理。从王国维致罗振玉的信中可以看到,潘氏在王家实在是个顶梁柱。有一次她害牙疼,疼得要命,可当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地发烧时,她的牙病竟“霍然而愈”!
  
  罗仲安谈到王家事时说“家中遇有纠纷,先生不作左右,袒护潘夫人,人谓其如‘金人’”,王国维的女儿王东明女士解释“金人”指王国维沉默不语,只是缄默。
  
  潘氏对前妻生的三个儿子如同己出。王国维50岁自杀时,他的第三子贞明还不到娶亲的年龄,后来贞明的婚事,也是潘氏一手操办的。老二高明曾告诫他的妻子:“吾辈弟兄,赖继母抚育成长,费尽心思。汝须尽子妇之德,毋得相慢!”
  
  这个不幸而又坚强的妇人在丈夫死后独自支撑着多子女的家庭,她比王国维多活了将近半个世纪,据陈鸿祥《王国维传》:“潘夫人名丽正,1975年病卒于台北医院。”

 

恩怨
  
   王国维与罗振玉是浙江同乡,二人不仅仅是儿女亲家,罗振玉对王国维来说,是老师,是挚友,对王国维有知遇之恩。
  
   1896年,罗振玉在上海组创学农社并设立农报馆,编辑出版《农学报》,需要聘用翻译人员,以便把欧美及日本的农科书籍和农学书报介绍到中国来,乃于1898年6月以私人资本在上海新马路梅福里开设东文学社。
  
  据罗振玉的外孙刘蕙孙讲,戊戌年正月初二,罗到《时务报》馆给馆主汪康年拜年,进门以后,阒然无人,一直走到楼上,见一小房间里有个人,桌上放一包花生米,摊着一本书自斟自酌,不觉有点奇怪。进房一看,其人读的是《文选•两都赋》,斟的是绍兴酒。益觉奇怪,进而问询,那人乃起身让坐,原来是《时务报》校对员海宁人王静安(王国维字静安),对坐攀谈,觉得此人才华和学养都不平凡。继又看到他为同舍生撰题的扇面上有咏史绝句,其末句为“千秋壮观君知否,墨海西头望大秦”,乃“大异之”,认为他确有过人之才,遂劝他入东文学社,并说王有秀才功名,可以直接进入师范班。又说,他身为公学监督,愿助一臂之力。王说:“奈生计何!”罗乃问明每月工资30元,遂说:“你去读书可也,我在《农学报》馆给你挂个名,闲时写写文章即可,月薪40元,则家用及本人生活都可以维持了。”王遂入东文学社学习。是年王国维才22岁,他后来能够成为大学者,跨进东文学社门坎这一步,实在是一个难得的契机。王国维非常感激,当年曾写诗以“匠石”隐喻罗振玉:“匠石忽顾视,谓与凡材殊。”
  
   1911年11月,罗、王二人联袂东渡。之前,王国维的兴趣本来在西方哲学,到这时断然转向了国学。据刘蕙孙回忆,这也是罗振玉力劝王国维的结果。
  
  从二人相识开始,王国维的大多数重要活动几乎都与罗振玉密切相关。留学日本,系罗氏资助之;到南通师范学院讲学,系罗氏推荐之;入京任晚清学部官员,系罗氏带领之;乃至于王国维先学西学,后转而专治国学,也是罗振玉相劝之功……徐中舒《王静安先生传》记:“辛亥之役,罗氏避地东渡,先生亦携家相从,寓日本之西京。罗氏痛清室之沦亡,于西洋学说尤嫉恨之。至是乃欲以保存旧文化之责自任,且劝先生专治国学。先生乃大为感动,遽取前所印《静安文集》尽焚之。”
  
  罗振玉学问不及王国维,但在其他方面则长袖善舞,当过末代皇帝的老师,参与重要的政治活动,还有很强的经营手腕……他对王国维有恩,但也让王国维做了许多事情。而王国维性格忧郁悲观,埋首学术,不问功利,是典型的学者气质,人称他“老实到像火腿一般”。据说,罗振玉不少重要的学术成果其实本是王国维的,有人讲罗振玉的《殷虚书契考释》,剽窃了王国维的研究成果;有人讲王国维投水自尽乃罗振玉所逼……

无论如何,在王国维的长子亡故之前,王国维与罗振玉之间的关系一直是非常好的。当罗振玉将自己的女儿嫁给王国维的长子后,双方自然是亲上加亲,像一家人。
  
  王国维的长子潜明是个不愿依赖父辈、喜欢过独立生活的人。1919年9月,他在与罗振玉三女孝纯婚后不久,从上海工部局所办育才公学肄业,并由校方介绍,考入了海关。翌年,调至天津海关,寄居嘉乐里岳父家中。不久,海关新建公寓落成。罗氏念小两口才结婚,尚无生活经验,劝他不要急于另立小家庭。王国维也来信对他说,你刚入海关,工薪有限,还是住在岳父家中,既可节省开支,又彼此有所照应,要他听从罗氏劝告。但王潜明还是执意迁出罗宅,搬入公寓,过起了独立的小家庭生活。
  
   1925年5月底,潜明奉调上海海关。翌年9月26日,在上海病逝,年仅27岁。那位做了遗孀的孝纯,时年仅24岁,与潜明完婚八载,先后生有二女,王国维十分喜爱。不幸的是,两位宝贝孙女均已在1924年夭亡。
  
  王国维是在料理潜明丧事后,于10月15日自沪乘车返京。其间还托人在海宁为潜明购置了墓地。在处理潜明后事过程中,发生了一些“误会”,不仅激化了所谓婆媳家庭矛盾,还致使罗、王两亲家为潜明遗款的收存问题,打起了笔墨官司!
  
  原因是罗振玉在潜明医疗问题上曾指责过女儿“偏执”,所以王国维在潜明遗款的问题上,也以长辈的身份不客气地批评了长媳“无理”,并请罗氏喻以“正理”。孰料,罗振玉非惟不“喻”,反过来还予以袒护。笔墨官司愈打愈烈,最后终于导致了罗、王“三十年金石之交”破裂!
  
  按照这期间罗、王来往书信落款时间,大致三天一信,六天一往返,由龃龉而交绝,历时20天。从书信行文口吻看,王国维始终珍惜旧谊,而罗氏则咄咄逼人,直至最后一信,说自己发断交信“殊非我心所欲”,似乎透出了些许悔意,但仍指责王国维“来书严峻”。
  
  罗振玉的侄子罗守巽晚年说:先伯父(罗振玉)性子急,脾气大,待人处事欠冷静。两亲家晚年失和,同他的这个“脾气”有很大关系。但真正的原因是,罗振玉认为,王国维来信中自称“我辈皆老”,这不是由女及父,在批评他做父亲的不是,尤其是信中十分严正地讲到“蔑视他人人格”,实际上是批评他父女俩有悖“圣人之教”。
  
  据罗振玉的长孙罗继祖当时已经十四五岁,据他说,姑母(即罗孝纯)婚后与潜明继母潘氏夫人关系处得不好,中间又受到仆妇们的挑拨,以致婆媳“感情冷淡”。潜明病亡,王国维夫妇到上海主丧;罗氏“痛女心切”,也赴沪探视,两亲家因而发生争执,事情越闹越僵。他这样追述罗、王争执经过:潘夫人处置善后偶尔失当,姑母泣诉于祖父,祖父迁怒于王先生,怪他偏听妇言,一怒而携姑母大归。……三十年夙交感情突然破裂,原因是祖父脾气褊急,平日治家事事独断,而王先生性格却相反,平日理头治学,几于不过问家政,一切委之阃内。……事情闹僵,又没有人从中转圜,以至京津虽密迩,竟至避面,直到王先生逝世。
  
  不过,这都是出于罗氏后人的申述。“罗王交恶”,表面上看起因于潜明“遗款”问题,却非出“一时之误会”,乃是由于心中早有不满。在此之前,至少有两件事情颇使罗氏耿耿于怀。

一件是1923年5月,王国维入小朝廷不久,书告罗氏:自己的《观堂集林》已在沪装订,打算将其中的精印本“进呈”博仪。罗亦趁此将他自己的《殷虚书契前后编》及《考释》从天津寄到北京,请王国维托书店做了黄绫套代为“奏呈”。这使初入“南书房”的王国维颇感为难。因为他知道罗振玉与小朝廷内郑孝胥等人有矛盾,便复信表示:为避嫌,拟待“数月以后”再办。罗很生气,当即回信,要王不必做书套代呈了,将原书交人“携津”。
  
  另一件是潜明在天津海关工作时,小两口皆暂住罗宅,故王国维常去天津看望,而两亲家见面的话题则是溥仪及小朝廷内的人事纷争。罗氏及荐王入“南书房”的升允以“老派”自居,要联名上奏折参劾以郑孝胥为首的“新派”,让王代呈。王国维回京以后,却听到了自己的老朋友金梁及溥仪的岳父(婉容之父)荣源对升、罗二人“结党”的议论。他既怕罗氏知道了引起“盛怒”,又怕亲家因而受到中伤,故写信婉言劝罗改“奏”为“函”,建议不必向“皇上”呈奏折,可直接致信荣源,较为妥帖。这本出于好意,罗氏却很不高兴。
  
  以上两事,罗、王之间已埋下了“嫌隙”。由潜明丧事而致罗氏发出“绝交书”,乃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尤其与升、罗引荐王入小朝廷,而王不尽听命,关系极大。
  
  再就罗、王两家关系而言,直到潜明病重,潘氏夫人与罗宅亲家母之间,应该说是处得比较好的,对长媳也一直很关心。所以,王东明(王国维长女)不同意说她母亲潘氏夫人处理善后失当,认为这是没有根据的“臆断之辞”;因潜明丧事而罗、王误会以致绝交,“毋宁说是偶发事件较为合理”。那时,王东明女士也已十几岁了,犹能记当时情景,说:父亲最爱大哥,大哥病逝,给父亲很深的打击,已是郁郁难欢,而罗振玉先生又不声不响地偷偷把大嫂带回娘家,父亲怒道:“难道我连媳妇都养不起?”然后把大哥生病时的医药花费全汇去罗家,他们寄回来,父亲又寄去,如此往复两回,父亲生气得不言语,只见他从书房抱出一叠信件,撕了再点火焚烧。我走近去看,见信纸上款写着:观堂亲家友(有)道……
  
  但罗氏的那封“绝交书”和其他一些信件被完整地保存下来。王东明读到“绝交书”后感慨万分,说:任何一句,无不伤人自尊,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也由此,使我想到被父亲焚去的信件,当有更甚于此者。再从父亲给罗氏的信来看,无不婉转谦抑,委曲求全,未发现有恶言相向的。我常常痴想,如果二人不失和,父亲伤心时得到挚友的劝解慰藉,迷惘时获得劝解宣泄,或可打消死志,拉一把与推一把,其结果就不可以道里计了。
  
  当误会发生后,罗振玉带着爱女孝纯先行返津。王国维虽至为难堪,但仍认为只是一种暂时现象。所以,他在妥善处理潜明丧事的同时,又尽其所能为安排好长媳未来的生活,办了两件事:首先是立嗣。由于潜明无后,决定将次子高明的长子庆端过继。其次是恤寡。办理潜明的海关恤金等遗款,委托在沪的老友金颂清,通过银行将款全数汇至天津罗家。
  
   1926年10月24日,王国维写信给罗振玉:“维以不德,天降鞠凶,遂有上月之变。于维为冢子,于公为爱婿,哀死宁生。父母之心,彼此所同。不图中间乃生误会,然此误会久之自释,故维初十日晚过津,亦遂不复相诣,留为异地相见之地,言之惘惘。”又说:“初八日在沪,曾托颂清兄以亡儿遗款汇公处,求公代为令嫒经理。今得其来函,已将银数改作洋银二千四百二十三元汇津,目下当可收到。而令嫒前交来收用之款共五百七十七元(镯兑款二百零六元五角,海关款二百二十六元五角,又薪水一个月一百四十三),今由京大陆银行汇上。此款五百七十七元与前沪款共得洋三千元正,请公为之全权处置,因维于此等事向不熟悉,且京师亦非善地,须置之较妥之地,亡男在地下当感激也。”
  
  王国维在信中流露出想要化解误会的心意,且汇款给罗振玉,并用“求公代为令嫒经理”、“请公为之全权处置”等委曲求全的语句,表达了自己的诚意。

 

王国维又派了男仆冯友专程赴津,将从上海运回的潜明夫妇的家具送至罗宅。然而,冯友从天津返回时,带来了罗氏的拒款信。罗振玉以自己女儿的名义,将钱退回。王国维不甘心,10月25日,又致罗振玉信,仍请罗将钱收下,说:“令嫒声明不用一钱,此实无理,试问亡男之款不归令嫒,又当谁归?仍请公以正理谕之。我辈皆老,而令嫒来日方长,正须储此款以作预备,此即海关发此款之本意,此中外古今人心所同,恐质之路人无不以此为然也。京款送到后,请并沪款一并存放,将原折交与或暂代为收存,此事即此已了,并无首尾可言。”
  
  罗振玉仍不领情,再次将钱退回。一而再地被拒绝,王国维觉得自己最看重的人格受到了侮辱。他生气得不言语。女儿王贞明看见父亲从书房抱出了一叠信件,撕了再点火焚烧。王贞明走近去看,见信纸上款写着:观堂亲家有道……
  
   10月31日,他又一次写信给罗振玉,说:“亡儿遗款自当以令嫒之名存放。否则,照旧时钱庄存款之例,用‘王在记亦无不可。此款在道理、法律,当然是令嫒之物,不容有他种议论。亡儿与令嫒结婚已逾八年,其间恩义未尝不笃,即令不满于舅姑,当无不满于其所天之理,何以于其遗款如此之拒绝?若云退让,则正让所不当让。以当受者而不受,又何以处不当受者?是蔑视他人人格也。蔑视他人人格,于自己人格亦复有损。总之,此事于情理皆说不去,求公再以大义谕之。此款即请公以令嫒名存放,并将存据交令媛。如一时不易理谕,则暂请代其保存。”
  
  直到此时,罗振玉才收下此款,回信说:“拟以二千元贮蓄为嗣子来日长大婚学费,馀千元别有处置之方法,以心安理得为归,不负公所托也。”
  
  虽然如此,二人的心结一直未能打开。1925年8月上旬罗振玉六十大寿的时候,王国维还专程到天津祝寿并写诗贺之,诗尾有“百年知遇君无负,惭愧同为侍从臣”句。不料,刚刚不过一年光景,二人关系竟发生如此巨变。此事无疑在王国维心中留下巨大的阴影。
  
  半年以后,罗振玉接到亲家去世的噩耗,赴京为之经纪丧事,又在津为之刊印遗着,看来是痛感了这一点的。晚年追忆往事,罗氏在自己的书斋“鲁诗堂”里曾对孙儿辈说:静安以一死报知己,我负静安,静安不负我。
  
  王国维逝世当天,其姨甥、清华研究院助教赵万里给在天津的罗振玉拍了电报:“师于今晨在颐和园自沉,乞代奏。”罗振玉甚为悲痛,即于6月4日派其子赴京奔丧,据在清华研究院办公室工作的王国维第三子贞明,给其执事于上海邮务局的二哥高明的信中透露,罗本拟亲来北京清华园,因家人“恐彼来此有所感或有他变,故不肯放他来京。”
  
  罗振玉后又代王国维给溥仪上了一道遗折,溥仪下旨为王国维赐谥号“忠悫”。其实这封遗折是罗振玉感念他与王国维的友谊,对于两人失和之事甚感愧疚,为了弥补自己的歉意,不惜冒着欺君的罪名为他谋求谥法,因此让他的第四个儿子模仿王国维的笔迹作了个“遗折”。罗振玉又在天津日租界日本花园内设“忠悫公”灵位,广邀中日名流学者公祭,罗还亲撰《祭王忠悫公文》,最早发表在天津《日日新闻》上,赞颂王国维的“完节”和“恩遇之隆,为振古所未有”。
  
  公祭后罗振玉旋即赴京,参与处理后事。他带着溥仪的“谕旨”,从清室驻北京办事处领得贰千圆赏银,全数交给了王国维夫人潘夫人,自己又另外送上一份在亲友中间数额最高的葬礼银一千元。从各个角度讲,均不失三十年友谊的情份。
  
  王国维的家属子女依父亲的意愿,不请风水师择坟,也不挑选“吉日”,而在清华外面七间房买块地安葬,“坟是清华的泥水匠做的,立了一个碑,上书宣统皇帝加予的‘谥号'王忠悫公,坟地四面都种了树”。
  
  此后,罗振玉主持了王国维遗着的校理和编辑出版工作,将其已刊和未刊的着作分编四集,以《海宁王忠悫公遗书》为书名出版,尽了对逝者的一份情谊。

黯淡
  
   王国维自沉于1927年,他的女儿王东明称这一年为王“最黯淡的一年”。其实,最黯淡的光景早在1926年后半年即已开始。
  
   9月,王国维年仅28岁的长子王潜明在上海病故。这对久历世变、境况寥落的王国维无疑是一沉重的打击,更加郁郁寡欢了。而雪上加霜的事接踵而来。不到一个月,因婆媳不和引起误会,亲家罗振玉愤而将女儿领走,王国维陷入巨大的忧怨当中。
  
   此后,又因王国维寄钱给罗振玉作为儿媳的生活费一事,王国维与恩师罗振玉发生龃龉,虽未反目,但也到了濒临破裂的边缘。
  
  溥仪离开北京,到天津居住在张园。王国维对其仍时刻关注,时刻准备效臣子之力。1927年2月12日,王国维又一次专程赶赴天津,为溥仪祝寿。在王国维看来,不断发生的战乱使溥仪的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因此他真诚地希望溥仪能够迁移。可是,他的忠言并不能进入溥仪的耳中,溥仪已被屑小包围,对于王国维这样的“忠臣”并不予重视。王国维既担心溥仪的安危,又对自己的忠言不被代达而异常忧虑,“愤激几泣下”。此行中,还使王国维伤心的是,他与罗振玉相遇了,二人却未交言。
  
   1927年3月以后,世道似乎更加混乱。迷茫的天际阴云密布,看不到一线光亮。清华园的师生们颇有同感。吴宓在日记中屡有记载,1927年4月3日记:“近顷人心颇皇皇,宓决拟于政局改变、党军得京师、清华解散之后,宓不再为教员,亦不从事他业。而但隐居京城,以作文售稿为活,中英文并行。”4月30日记:“陈寅恪于晚间来访,谈中国人之残酷。感于李大钊等之绞死也。”5月2日记:“夕,王静安先生来谈。”5月12日记:“王静安偕陈寅恪来。”5月26日记:“上午访寅恪晤王静安先生。”
  
  此时,王国维与陈寅恪、吴宓往来密切,所谈者主要为动荡之局势:既有北方奉军张作霖残害李大钊等人之暴行,也有南方国民党“四一二”之大肆滥杀。他们对蒋介石、冯玉祥、国民党、共产党等各种情况并不了解,所听到的却多是沾满血腥的消息。他们自不会对时局抱乐观的态度,尤其是原本就很悲观的王国维。
  
  四五月间,北伐的国民党军队攻下徐州,冯玉祥引兵出潼关,败奉军于河南,直鲁危急,北京城内一片恐慌。接着,又有消息传来,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被杀。尤其是王葆心,虽为乡里德高望重之老先生,只因通信中有“此间是地狱”一语,即被拽出,遭受极端侮辱,终致于死。王葆心是心怀旧文化之人,竟受如此侮辱。王国维自忖自己为清廷遗臣,北伐军到京,不知还要遭受多少侮辱,他岂能不惊。
  
   北平《世界日报》晚刊上发表《戏拟党军到北京所捕之人》,王国维大名赫然列于纸上。
  
   4月下旬,王国维意外地抽出时间,携家人一起游览西山。这种情形在以往是非常少的。
  
   一天,王国维从梁启超处返回,对夫人说:“梁启超约我赴日暂避,尚未作考虑。”
  
   5月底,王国维为学生谢国祯书扇七律四首。四首中,有两首为时人陈宝琛(也是溥仪的老师)所作落花诗。除为门生题写陈宝琛落花诗外,王国维自己也写过不少落花诗,无不隐藏殉身之志。

 


杂谈 2013-11-28 21:2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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