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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5年2月22日，赵树理离开居住了16年的北京，携全家来到山西太原，住进南华门东四条省文联的平房四合院中，一直到1970年被迫害致死。事实上对于赵树理可以说是“来”而非“回”，因为太原并不是他的“老家”。只不过他的家乡隶属于山西，故而，赵树理“来到”太原，在一般人眼里就是“回”山西了。笔者研究赵树理多年，所接触的资料自然也不能说少，但赵树理为何要离开北京“出走”山西，却始终未能获得一种让我确信无疑的说法。1965年的2月22日，正是农历蛇年的正月二十一。就北方习俗或北方人习惯，正月里过大年，“过”罢“二十”，这“年”才算真正“过”完了。赵树理选择这一天启程，应该说是蛮有意味的——是说明，离京的“去意”是早已定了的，故此才有这样“从容”的安排；二是他实在是想和全家人一起在北京度过一个完完整整的“大年”。也许他早就意识到，能在北京属于自己的家里愉快地“喜迎新春”，今生今世怕只有这一次了吧——几多苍凉、几多悲慨早已在不言之中了。他对北京的留恋是深切的：16年当中，“荣”“辱”的置换，在他的身上体现得真是太富有戏剧性了!赵树理对“官”是轻看的，但北京市文联副主席、全国曲艺家协会主席、《说说唱唱》主编、工人出版社社长等职务，于他来讲，又绝不是一时间全然可以漠视的闲职虚位。虽然他在北京因“两个胡同”的彼此相轻而不免“孤独”，但他毕竟是“大人物”，连那些很看不惯他的人也不能无视他的存在，且不说还上有周扬这样的通天人物频频关注着他，下有像老舍类的“同气好友”也常常以极真诚的“钦佩”给他注入着不断的自信与傲然。对北京，他实在是该留恋的。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赵树理被批了几个月，但批判在“高潮”时分的戛然而止以及后来作协内部给他郑重其事的“平反”，倒不如说是为他的生涯中平添了一次“有惊无险”的愉快。至于1962年的“大连会议”，几乎成了对他的“赞美大合唱”，此情此景已是让许多人“嫉妒”得受不了了——甚至有人在此事过了两年之后的1964年还愤愤不平地责问：“在现代文学史上，当面受到这么多作家的恭维、吹嘘，恐怕没有先例吧?”是的，仅此一点，赵树理就足以自豪一辈子了。周扬、邵荃麟等领导们对他的赞美几乎变成了“讴歌”。周扬说：“他对农村有自己的见解，敢于坚持，你贴大字报也不动摇。”邵荃麟则表白得更真诚：“这次要给以翻案。为什么称赞老赵?因为他写出了长期性、艰苦性，这个同志是不会刮五风的，在别人头脑发热时，他很苦闷，我们还批评了他。现在看起来他是看的更深刻一些，这是现实主义的胜利。”“我们的社会常常忽视独立思考，而老赵认识力、理解力，独立思考，我们是赶不上的，59年他就看得深刻。”这与其说是在针对个人，不如说是对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独立性的一种颂扬。如果我们想一想五六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那日益恶化的文化处境，就知道赵树理的这种“坚持”显得多么的稀有、可贵!凡此种种，赵树理是没有理由非要离开北京不可。
　　那么，他到底为什么执意从北京出走呢?作为一个对文学史料有浓厚兴趣的作者，我认为把这个谜团揭开的必要是有的。
　　马烽、王培民、董大中、王亚平、章容、王中青是赵树理的挚友，他们对此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就是赵树理回到山西的目的，是为了深入生活，为创作积累素材；而赵树理本人对他的出走也闪烁其词，顾左右而言他，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嫌。笔者认为，要揭的谜底正是在这里。
　　马烽、王培民、董大中、王亚平、章容、王中青这些人中，除了董大中先生之外，其他人或多或少地都与赵树理有着交情。这些人中如马烽、王中青、章容、王亚平等，多年来不仅从事着文艺的创作、批评，更重要的他们又都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领导者。他们的革命生涯、艺术理念、他们对于艺术之于现实功利性的体认、他们对于一个作家进行评判时首先注重其“政治性身份”的偏好以及他们对于艺术创作与现实关系的有意强调等，都不可能使他们把赵树理“离京出走”这一事件，看成是“私人事件”。加之他们在与赵树理长期“共事”过程中对他的了解与推想，不由自主地要突出赵树理这一行为的“神圣性”、“公共性”和“非个人性”意义。把赵树理“离京出走”的理由坐实在为了“深入生活”方面，既符合自1942年以来的赵树理所赢得的历史辉煌，又切合时代理念对一个作家所有个人行为的阐释要求，同时也是他们外化自我价值信仰的一种方式。就这些“回忆文章”的整体来看，他们对于已经“君已无言”的赵树理的“言说”，痛惜、哀怜是其文章的情绪特征，竭力把赵树理以见证人的真实口吻描述成为一个“公共英雄”形象，是其“主题”用力所在。为此，淡化或对赵树理的“个人空间”“精神私史”有意予以忽略，也就是自然的事情了。这也是他们这一代人在长期历史中所形成的不可更改或难以改变的话语结构与言说方式。另一方面，从另外一种角度思考他们的说法，我们甚至可以认为或许他们压根就不怎么知道赵树理“离京出走”的真正原因。据我们所知，1962年以后的赵树理，好日子没过几天就连连厄运临头。1964年毛泽东“两个批示”下发后，中国作协对他是“老账新账一起算”——所有在大连会议上“讴歌”过他的人，包括邵荃麟等领导在内，一一都触了霉头。1964年8、9月后，《文艺报》开始集中批判“中间人物”理论及其创作。当年1月份，赵树理在中国作协参与的“整风”，对他真是触及到了“灵魂深处”。他对自己的不合“时宜”，“认识的更为深刻”。他已明显地感到，时代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1964年全年，赵树理在山西呆了不少时间——“4月中旬，应邀赴长治参观全区戏曲汇演”，直到8月底才返回北京。这四五个月的时间，他基本上是在长治、晋城两地参观走访、排戏写作。但在这一年里，他在山西的麻烦也不少。1964年3月，山西省文联的机关刊《火花》杂志，因发表赵树理的杂文式反批评文章《“起码”与“高深”》而受到追查。“华北局转发中央有关方面的指令，责成山西省委追查《火花》所发表的赵树理的反动文章。原来，赵树理的文章中，有几句批驳以毛主席诗词为例证来反对‘两化’的理由，文中写道：毛主席多写古体诗词，那是他老人家的爱好，形式上的不通俗，无论如何也不能被当做方向来提倡。毛主席本人还曾在给《诗刊》编辑部信上这么说过。打一个比仿来说吧，毛主席喜欢吃大米，不等于白面不是吃的东西。毛主席出门坐汽车，也不等于火车不是交通工具(大意如此)。在当时的情况下，这还了得吗?这可触犯禁区闯下十恶不赦的大祸了，编辑部的同志和文联的领导，大家都神色慌促，急得搓手顿足，不知如何是好，人人都在自责自己的糊涂，这么明显的‘反动’言论，怎么会没有把住关，没有看得出来呢?于是，大会检讨，小会追查，责任自然是不可免的了。身在北京的赵树理，不用说其罪责更难逃脱。”
　　赵树理在山西的6、7月间，写出了他一生中最后一个完整的剧本《十里店》，并十分投入地在“专区上党梆子剧团进行排练”。据有关同志回忆，赵树理为了这个戏，真可谓是“呕心沥血”。因为，这剧本，是他“自动写的，而且是以为重新体会到了政治脉搏，接触到了重要主题”。(赵树理自语)据赵树理生前好友、剧作家栗守田回忆：“1964年省里要搞现代戏汇演，晋东南地区上党梆子剧团发愁拿不出有代表性的剧作。同年4月下旬，赵老师赴河南与李准、杨兰春合写剧本，路过晋东南。地区宣传部告诉我们设法把他留住，给咱地区写戏。我出面挽留，赵老师答应停下来帮着搭个架子。5月2日，他带我们到陵川的黑山底大队采访省劳模董小苏同志，同她谈了三四天，便开始构思剧本。起初叫《结婚前后》，分几场都想好了，准备交给我，他仍去河南。我不大敢接受这一重担……恰在这时，李准要去朝鲜访问。赵老师说，李准走了，合作不成，留长治跟你们一起写戏吧。我正求之不得。他打算搞一出八场戏。让我写后三场，他写前五场。6月中旬拟出提纲。15日，赵老师就写出了第一场的初稿。7月初，写出了前四场。”吴向周在《我给赵树理照相》中谈到：“因为专区梆子团参加汇演没有剧本，他写一场给大家念一场，全体演员兴高采烈，决心把赵老师写的这个戏排好，去参加全省的汇演。赵树理一边写剧本，一边和导演张仁义、音乐设计马天云研究设计导演方案、唱腔、布景的处理和安排。并住在剧团宿舍同演员们一起参加排练，紧张地工作了一个多月。7月下旬，进行了彩排，向地委、专署领导做了汇报演出，取名《十里店》。”叶桂荣在《赵树理与程联考》中也描述了同样的情形：“8月，剧本写成了，就在专区上党梆子剧团进行排练，赵树理亲自导演。在排练时，赵树理特意从乡下请了几位农民来看，征求他们的意见。由于这戏敢于揭露社会矛盾，提出的问题多，反映落后面大，没有人敢负责让这戏演出。后来地委书记赵军亲自到剧团观看彩排才说可以演出。”郝聘芝作为主演曾深情地回忆说：“1964年8月，在‘四清’前夕激烈的阶级斗争中，赵老师亲自编导、设计音乐和舞美，亲自挑选演员，赶排他的最后一部剧作《十里店》。”
　　我们且不管这些当年参加《十里店》排练的历史见证人回忆中的“细节”有多么大的殊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赵树理为此花费了很大的心血。根据赵树理的自述来看，这部作品虽然是写于1964年8月底回京参加整风之前，但是，他想把它写成代表自己“观念转变”——即“写英雄”的作品，这一点动机是不会错的。《十里店》不仅是他自己“自动”想写的产物，而且与他在这一年给自己规定的创作任务——到河南与李准、杨兰春合作写“现代戏”的意图是一致的。对于赵树理来讲，这无疑是一个“计划外”的产物。我以为，在《十里店》里，他已经充分地把要到河南的激情、期待、向往与自信等体现在这一偶然的创作中了。在他的老朋友们回忆中我们还看到，已近花甲之年的赵树理，似乎不但没有被越来越多的“困惑”和“厄运”所击倒，反倒是雄心勃勃，“志在搞出几部文学巨着”，并已经“构思两部长篇《户》和《石头底》”。也许，这一切的“宏誓大愿”，如果没有“文革”是有可能实现的。但我们不得不正视，赵树理的“文化处境”在1964年的山西也是非常不妙的——这年的9月，晋东南上党梆子剧团兴冲冲地带着精编细排的《十里店》参加全省现代戏汇演，却只在内部演了一场，即被禁演。和他一起创作了《十里店》的栗守田回忆说：“8月底，《十里店》参加省现代戏汇演，省里有关领导认为是毒草，不准公演。10月初，我们进京向赵老师汇报了这一情况，他烦躁地说，以后回山西再说吧!”当时任山西省委书记卫恒同志秘书的刘建基回忆道：“1964年夏天，山西省在太原举行新戏汇报演出，晋东南上党梆子剧团排练了赵树理同志1964年新创作的剧本《十里店》。因为是汇报演出，只在内部进行，未向社会上公演。卫恒、王大任、王中青、史纪言等领导人看过。我也跟着去看过。演出的戏场大概是在柳巷的‘山西大剧院’或‘长风剧场’，这是一本六场现代戏(寻根、出诊、报警、挤进去、挤出去、查卫生)，它的主题是：通过农业与副业争劳力的事实，反映了那时农村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的紧张、矛盾。用现在的话说，它的主题是党风问题。省里每次举行汇报演出，总要请组织观看演出的戏剧文化领导机关和专家、同行讨论、评论提出意见，这已是多年的惯例了。对《十里店》提出的意见，是希望对太尖锐的台词能请作者修改一下。我清楚地记得唱腔里有一句‘小台湾’的唱词。意思是说《十里店》里的贫下中农李东方及其年迈的母亲受的罪、吃的苦太多太深了，形容十里店如同‘小台湾’。讨论、评论会上的意见反馈给在北京的赵树理同志，赵树理同志的态度很明确，回电报说‘文责自负’，坚决不同意修改，对他剧本里的字一个都不让动。这件事过去35年了，别的记不太清楚了，但这一点在我脑子里印象特别牢，永远也忘不了。就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赵树理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人，是一个非常慎重的人。他的有些词句是经过几天几夜的思考，深思熟虑定下的，不是一时心血来潮随便下笔的。”“他曾说过，我写的《十里店》剧本，大家都看了，支书软弱、队长跋扈，牛鬼蛇神出笼，写的是‘三类队’的事。这出戏出不得国、上不得京、招待不得国际友人，是为农村开展‘四清’写的。有人说是毒草，我说是香花。有人说是阴暗面太重，我说最后还是看到了光明。”对于赵树理来讲可真是“祸不单行”：8月底一回到北京，作协整风第一个批的就是他，心绪还没有缓过来，山西这边又当头给了一棒子，此时的赵树理岂止是一个“烦躁”可以了得!他随即致信他的老朋友、时任山西省委领导的王中青(因为王与其他省委领导一起审查了这个戏)，对山西省禁演《十里店》提出了不同意见。(据考证者言，此信未发出，“文革”中被抄)赵树理自己回忆：“这个戏在1964年到太原演出受到许多批评后，自己虽有想不通的地方，可是总算搁下不提了。去年夏天(1965年)，李雪峰同志到太原开会，不知谁向他提起此事(一说是罗瑞卿)，他说可以到太原去做一次内部演出看看。”(《回忆历史、认识自己》)此时的赵树理已回到山西，并被委任为晋城县委副书记，听到这个消息自然是很高兴的。他对《十里店》被禁演的不满此时又一次转变为“自动”创作的激情：“我是迷在这个戏里的，老以为别人的批评冤枉了自己(其实这种感觉没错——引者加)，便向县委请了假，来长治和剧团排了几天戏，一道到太原去了。在太原住了将近一个月才演出，演出之后，各方面又都提了好多意见。”演了两次，李雪峰观后认为，“这出戏是有点毛病，叫老赵改改。”从汇总到赵树理这里的“一大堆意见”看，决不是“有点毛病”，而是问题很多也很大，但赵树理还是不服气，仍寄大希望于“改改”尽快公演。为了准确把握“意见”的核心精神，赵树理亲自找到当时省委分管意识形态的领导王大任，“王大任同志亲自把好多意见单子订成一本给了我，并谈了一下总的精神，说要改就需大改，改的时候可以把那个本子上的意见都考虑一下，能接受的就接受。”(《回忆历史、认识自己》)我们完全可以想见赵树理在翻看这些意见时酸甜苦辣咸的复杂心情。但他还是怀着“侥幸”自动地开始了漫长的、艰难的、公演的希望十分渺茫的“修改工程”(这与老舍当年修改《春华秋实》的情景真是太相似了)。“我根据他的指示，住在太原改了一个月，改完之后，去给他送，没有见到他，找到宣传部江萍部长，江部长看了和我谈了他的意见，又送卢梦部长看。卢看后又指出若干处要改的地方(主要是删)。那时候江萍部长已经往晋东南来，我向卢梦同志说，改后是否再送他看，他说不用了。我改完了，便回到长治来找剧团重排(因为改动在一半以上，所以排的时间又磨去好多时间)。这次排出之后，地委和江萍同志看了都仍有意见。这样一月、两月、三月，几乎把半年时间又投进去了。”从兴冲冲地“自动创作”到完全出乎意外地被“禁演”，悲愤之余本想“搁”起来算了，却又有了可能“公演”的侥幸，四易其稿，费时大半年，不曾想那些对文艺似懂非懂的各级“领导们”还是“都仍有意见”，依然是胎死腹中，难见天日。赵树理的悲凉是刺心刻骨的。他不由地哀叹道：“除铸成一次大错之外，又妨害了自己的正业的计划，等正式到峪口蹲点去，已是秋风扫尾、秋翻地开始的时候了。”我想，虚岁已是花甲的赵树理在太行之秋的“萧瑟”里，是否感到已走近“再没有从事写作的资格了”的穷途之界与末路之境呢?北京与山西对他的“双重拒绝”——尤其是“故乡”的有意“刁难”，对他更是要命的一击!
　　他为何要选择“回来”，实在是没有理由。由以上的分析来看，前面那些自命与他“相知”的同道之言，实在是太值得怀疑了。
　　然而，在北京住下去，亦是困难的。这不能不涉及到自建国之初就愈演愈烈的中国作协“东总部胡同”与“西总部胡同”之间旷日持久的、或明或暗的争斗。有研究者这样论述：“随着共和国的成立，文艺界各路诸侯云集北京，通俗化、大众化的文学潮流迅速涌进北京。1949年10月15日，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成立，选举赵树理、王亚平、苗培时、辛大名等15人为执委，赵树理为主席。赵树理在成立大会上指出：‘我们想组织起来一个会来发动大家创作，利用或改造旧形式，来表达新的内容也好，完全创作大众需要的新作品也好，把这些作品打入天桥去，就可以深入到群众中去。’‘打入天桥去’是建国前原太行区通俗化、大众化潮流弥漫北京城的口号。从此，赵树理就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大众文艺研究会的工作。他团结了一批文人和北京市的通俗文学工作者。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就拥有会员400余人，分别在北京《新民报》和天津《进步日报》编辑了6个周刊，编辑出版了《说说唱唱》月刊和《大众文艺通讯》双月刊，出版多种大众文艺丛书，发表文字240多万字。并进行戏曲改革工作，帮助艺人演唱新戏曲。开发了新曲艺演唱园地‘大众游艺社’和‘西单游艺社’。主持筹备中华全国曲艺改进会，甚至在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开设文艺讲座。这股强劲的通俗化、大众化的潮流从太行山涌进北京城，从乡间庙会拥进京城殿堂。通俗化、大众化文艺确实在京城火爆起来了。”
　　“在此前后，大众文艺研究会和中国文协(即后来的中国作协)的一些负责人之间出现了令人不愉快的摩擦。赵树理、王春等是带着‘太行山的门户之见’进京的。在太行山根据地时，通俗化研究会的基地华北新华书店曾坚持‘欧化一点的诗和文一律不予出版’。有的知识分子文人也小瞧赵树理，说他是‘海派’作家。到北京后，王春对赵树理说：‘好猫坏猫全看捉老鼠捉的怎么样，你最好是抓紧时机多捉老鼠，少和那些高级人物去攀谈什么，以免清谈误国。’那么谁是‘高级人物’呢?赵树理也说到了，那就是丁玲、艾青、沙可夫等人。王春称那几个人为‘自然领导者’，说‘东总部胡同那些人总是说空话的’。赵树理亦有同感。对此，陈荒煤谈到，赵树理‘因为坚持自己的主张，所以与一般的文艺界的朋友与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界的人士往来不多，关系不很融洽。’(赵树理同老舍、康濯、张恨水等人的关系好)严文井说，赵树理‘坚持自己的艺术主张有些像狂热的宗教徒’。这即已引起人们的反感与偏见。”“进北京后，丁玲等担任‘文协’(后来改称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工作，办公地点在东总部胡同。《工人日报》和工人出版社的办公地址在西总部胡同，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的主要成员，赵树理任工人出版社的社长，王春担任工人出版社的副社长兼总编辑，苗培时任编辑部主任。实际上为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的总部。东西总部胡同开始出现不协调音调。”为此严文井着文《赵树理在北京胡同里》中这样写道：“50年代的老赵，在北京以至全国，早已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了，想不到他在‘大酱缸’里却算不上个老几。他在‘作协’没有官职，级别不高，他又不会利用自己的艺术成就为自己制造声势，更不会昂着脑袋对人摆架子。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土特产’。不讲究包装的‘土特产’可以令人受用，却不受人尊重。这是当年‘大酱缸’里的一贯‘行情’。‘官儿们’一般都是30年代在北京或上海熏陶过的可以称为‘洋’的有来历的人物。土头土脑的老赵只不过是一个‘乡巴佬’，从没有见过大世面。任他的作品在读者中如何吃香，本人在‘大酱缸’里还只能算一个‘二等公民’，没有什么发言权。他绝对当不上‘作家官儿’对人发号施令。”“东西总部胡同的公开交锋是在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成立一周年纪念会上。纪念会由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和大众游艺社联合主办，在长安大戏院举行。会议开的轰轰烈烈，白天开会，晚上是曲艺戏剧演出。本次大会，赵树理是主席，苗培时为司仪。丁玲当时是中宣部文艺处处长，到会祝贺。丁玲在会上讲话，首先肯定了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做了不少工作，干了不少好事，但也给人民群众带来一些不好的东西。我们不能以量胜质，我们不能再给人民吃窝窝头了，要给他们面包吃。(时下里，也有流传说西总部胡同是高雅人士生产面包，东总部胡同是生产窝窝头的工厂。还有‘窝头与面包之争’的说法。)丁玲还在会上谈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苏联获奖与发奖的情况，也有涉及苗培时作品之嫌，当场激起苗培时的极大不满，苗培时等丁玲讲完话，立即拍着桌子讲，认为丁玲的讲话是荒谬。赵树理立即出面调解。就此事及其他原因，苗培时后来受到处分。此前，由于申报斯大林文学奖名单时，双方意见相左，王春等提议报赵树理，最后申报的却是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另外两部作品。双方对立情绪剧烈，弄到各自组织人写文章，要在报上公开批评。在此情况下，周扬召开了东西总部胡同会议，双方各有5人参加。文协参加的有丁玲、陈企霞、严文井、王淑明(另一人失记)，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参加会议的除赵树理之外，还有王春、章容、苗培时、颜天明。周扬在会上说：‘今天参加会议的都是共产党员吧，不能再这样搞门户之见了，以后你们东总部胡同不要再批判赵树理了，西总部胡同不要批判丁玲，谁要批判这两位同志，都得经我批准。’此后，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的发展受到很多牵制……日子逐渐不好过了。”这其中许许多多难以与人言说的情形，孙犁在一篇文章中是认真涉及到了。他说：“抗日战争刚刚结束，我在冀中读到他的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和《李家庄的变迁》。我立即感到，他的小说，突破了前此一直很难解决的、文学大众化的难关。”“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土地改革的胜利，解放战争的胜利，随着全国解放的胜利锣鼓，赵树理离开乡村，进了城市。全国胜利，是天大的喜事。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问题就不这样简单了。从山西来到北京，对赵树理来说，就是离开了原来培养他的土壤，被移植到了另一处地方，另一种气候、环境和土壤里。对于花木，柳宗元说，‘其土欲故’。他的读者群也变了，不再完全是他的战斗伙伴。这里对他表示了极大的推崇和尊敬，他被展览在这新解放的、急剧变化的、人物复杂的大城市里。不管赵树理如何恬淡超脱，在这个经常遇到毁誉交加于前、荣辱交战于心的新的环境里，他有些不适应。就如同从山地和旷野移到城市来的一些花束，它们当年开放的花朵，颜色就有些黯淡了下来。政治斗争的形式也有变化。上层建筑领域，进入了多事之秋，不少人跌落下来，作家是脆弱的，也是敏感的。他兢兢业业，惟恐有什么过失，引来大的灾难。”“渐渐的也有人对赵树理的作品提出异议。这些批评者，不用现实生活去要求、检验作品，只是用几条杆棒去要求、检验作品。他们主观唯心的反对作家写生活中所有，写他们所知。而责令他们写生活中所无或他们所不知。于是故事越来越假，人物越来越空。他们批评赵树理写的多是落后人物或中间人物，吹捧者欲之升天，批评者欲之入地。对赵树理个人来说，升天入地都不可能。他所实践的现实主义传统，只要求作家塑造典型的形象，并不要求写出‘高大’的形象。他想起了在抗日根据地工作时，那种无忧无虑、轻松愉快的战斗心情。他经常回到山西，去看望那里的人们。”“他的创作迟缓了、拘束了、严密了、慎重了。因此就多少失去了当年青春活泼的力量。”
　　这档子窝囊事，虽然是发生在建国初期，对赵树理的刺激不谓不深。他不能不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哪?文艺大众化的路子怎么就走得这么艰难?远在1941年太行文化人座谈会上他就为此得罪了一批从“亭子间”到来的满肚子洋墨水的城市知识分子。两个春秋之后的1943年，一个“通俗故事”《小二黑结婚》，直弄到“横刀立马”的彭德怀那里才得以问世。原本想，到了和平时期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一场，没料到锣鼓刚敲，戏场里已经乱套了!最使他费解的恐怕是周扬这种“各打五十大板”、像调解夫妻斗嘴般“无是无非”的中庸做法。两年前，你不是还在第一次文代会上的主体报告里对赵树理的几篇小说直言不讳的大加赞赏吗?!解放以后所有作家的“体制化”状态，也使“作协”迅速地向利害运作的“官场”转化。作为驻会作家的赵树理，即不谋官，又不求财，只是一门子心思地想方设法为老百姓搞创作，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为大伙“找乐子”，这不是傻到家了吗?可悲的是，一辈子“直肠子的”(赵妻之语)赵树理也许真的不知道，在一个一切都要被迅速“意识形态化”的时代里，这种操守，轻者惹来满肚子烦恼，重则只能是招来不幸。以我看，赵树理是直到《十里店》屡屡受挫之后才有了些微的觉悟。从30年代初就立志文学的大众化，到此时已是近20年了，自己神圣理想的屡屡受挫，加之盛名之下未立“新功”的焦虑，赵树理的自信被摇撼了。其实，“东西总部胡同”的争论，暗寓着对一直被尊为“正宗”的“新文学”的极大威胁。面对“新文学”态度，已经不是一个艺术家之间的“审美趣味”的差异，而是渗透着浓烈的“政治暗示性”话语。一贯与“大政治”有意疏离的赵树理，却从另一个侧面被卷进一场“利害之争”而不自知。周扬的“模棱两可”是与胡乔木的“敏感”连在一起的——赵树理回忆说：“中宣部见我不是一个领导人才，便把我调到部里去。胡乔木同志批评我写的东西不大，要我读一些借鉴性作品，并亲自为我选定了苏联及其他国家的作品五六部，要我解除一切工作尽心来读。我把他选给我的书读完，他便要我下乡，说我自入京以后，事业没有做好，把体验生活也误了，如不下去体会新的群众的生活脉搏，凭以前对农村的老印象，是仍不能写出好东西来的。”(《回忆历史、认识自己》)这显然是有意在对赵树理进行艺术理想的矫正。从后来看，赵树理并未接受这种“暗示”——《三里湾》依旧按照自己对农村的“老印象”写：不但没有写到地主、富农的破坏，还有意无意地把一大批“中间人物”当做主体予以重彩浓墨的刻画。这是他的固执，也是可贵的坚守。他不想轻易地改变自己，无论是“棒”还是“捧”。不过，这种“固执”所面对的是一种已被国家意识形态加以体制化的日益强大的话语，此时，赵树理被“边缘化”的命运似乎是已被敲定了——不是吗，“老对头”丁玲“倒霉”之后，他的“文化处境”并未得到改善。
　　赵树理在北京期间，正因为如此，悲凉的、孤独的、日益被边缘化的感觉才日益浓郁。有一篇文章写到了赵树理在即将离开北京前夜与“老战友”苗培时告别时的情景：“1965年的正月初二，苗培时到北京大佛寺赵老师的家里去拜年。……这一天大雪纷飞，苗培时兴致勃勃地对赵树理说‘我最近写了个剧本《红梅傲雪》，你提些意见吧。’赵树理说：‘咱俩是写剧本认识的，你的剧本说啥也要看。’谈着谈着，苗培时觉得老赵的话里没有‘火药味’，他的心情很忧郁。苗培时已知道在大连的一次重要会议上有人向赵树理发难，给老赵的心灵上蒙上了一层阴影，围绕苗培时剧本的交谈显然不能那样热烈了。”“‘苗公，我这一辈子是不写违背自己良心的作品的，要写真的人。’赵树理又心情沉重地对苗培时说：‘这次我要和老伴一起回山西了，我是吃山西的小米长大的，不写山西怎么行啊!我们将来在山西见面吧!你能不来山西看我吗?’停了停，赵树理又说：‘陈伯达说，我写中间人物，没有写大人物，大场面。’倔强的赵树理说这番话时显得十分激动。”“苗培时在赵家吃过赵嫂做的炒面，两人又谈了很长时间。赵树理黯然神伤的对苗说：‘我一生最喜爱的就是书。’他指了指满屋的书：‘我的这些书，你随便拿，找个车拉走才好呢。’夜深了，两位患难多年的老战友在风雪交加的夜幕中挥泪握别。”应当说，离京出走前的赵树理，此时此刻的心理，是悲伤多于其他的。赵树理的这一悲伤情怀，实际上成了他最后几年的一种基本心理。1965年春到达山西之后，出于多种考虑，5月份，他把和他一起到太原的三儿子三湖转学到了离市区很远的太原十三中学。当时任该校教师的高炯回忆说：“1965年初夏，大约是5月份的一个上午，第二节课刚下，我夹着教案本从教室出来，在二楼走廊里劈头碰上校长高震思。只见他兴高采烈，一反往日当领导的矜持，拍拍我的肩几乎是喊着说：‘快回组里去，今天可给你们请来了贵客——作家赵树理!把语文组的同志都叫来，好好座谈座谈。’我不觉一愣，心中暗暗称奇，顾不得再问，三步并两步奔回组里。……接着大家入坐，纷纷提问。看看有些杂乱，赵树理同志也无法回答，组长便同大家商量：‘今天是否集中向赵老师请教两个问题?第一请赵老谈谈语文教材中他本人的作品如何教?第二请赵老就当前文艺创作问题，给我们一些指示。’于是大家提出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田寡妇看瓜》、《地板》……一大堆题目。这时赵树理同志谦逊地说：‘我写这些东西的时候，并没有想到成为教材，而且教学上各位老师才是内行……’他抽了一口烟，好像正在考虑下文。组里都是些二十几岁或三十出头的年轻人，怀着真诚的敬意向他请教，我想他是不会拂大家意的。这时冷不丁的有位同志问道：‘什么是中间人物?有什么不好?’赵树理同志脸上的肌肉微微抽动了一下，然后他从容地掐灭烟头，笑了笑，转过话题向大家说：‘实在对不起!今天我是送孩子来贵校上学来的，高校长非要我拜见各位老师，我就来了，拜托了!今后孩子交给各位老师，请严加管教。’这话一出口，大家全愣住了。我们都知道，赵树理家在北京，什么时候搬到太原的?就算把家搬到太原，孩子上学为什么不到市内五中、十中这些重点中学?却把孩子送到荒郊野外的一所水平不高的中学?于是我急忙问道：‘赵老，您家住哪儿?’‘南华门。’看来赵树理同志已经意识到大家的疑虑，便接着解释道：‘要写点东西，必须深入生活。我常年不在家，孩子顾不上照管，贵校是寄宿制，校风好，管理严，我下乡后放心。让各位老师费心啦，以后有机会我再来拜谢。’接着就告辞要走……”(《赵树理在太原十三中》)赵树理此时的心情，哪里是这些年轻的中学教师可以理解的?一向以厚道、平易着称的老赵，何以在这一群年轻人面前，如此的言不及义甚至是有点“摆架子”——内心的极度焦虑已使赵树理不由自主地“失态”了。赵树理到太原后，还一反常态地为别人多次写过条幅——这在董大中先生的《赵树理年谱》中已有详细考证。我是觉得这些题词的背后自有大的“隐情”在里面。曾为一位友人题了一首唐诗：“朝光瑞气满宫楼，彩纛鱼龙四面稠。殿前御厨分冷食，台霞飞骑逐香球。千官尽醉尤教坐，百戏皆呈未放休。共喜拜恩寝夜出，金吾不敢问行由。”大部人是把这理解为赵树理对修建晋祠招待所的暗中批评，但我以为似别有所指。为漫画家石兵所题的7幅字中，其中有一幅这样写道：“大雪满天地，胡为仗剑游。欲谈心中事，同上酒家楼。”两人同样有着被“冤枉”的郁郁情结，诗中之意，应当是容易明白的。他对自己的遭遇是深有看法的。即使是1965年回到山西之后，他在悲伤之余，并不想改变看法。如本年11月他在参加“四清”戏剧观摩汇演大会上，当谈到《十里店》时他说：“《十里店》真实不真实?能不能演?应由农民群众来决定。他们是生活的主人，最有发言权。在思想倾向上对不对?我是根据革命需要看重现实的，现实变化了，政策也得改。各级领导干部们，是执行政治路线者，在这方面最有发言权，艺术技巧上成熟不成熟?在座的都是戏剧内行，古典的、现代的、甚至外国的，不同剧种的，看过许多戏，在这方面最有发言权。有同志说《十里店》是个坏戏，这也吓不倒我。我怕的是事实先生。全盘否定的态度，不利于文艺创作。”赵树理明知道山西的省地两级领导对《十里店》“都很有意见”，但他还是要抗辩。因为这是“赵树理正使出吃奶的劲头在努力追求新的英雄人物”(康濯语)的产物。
　　由此一系列的遭遇可以看到，赵树理到山西后的处境依然是很糟。他无奈地离开了北京的“大酱缸”，却又跌入了山西的“是非窝”。此时，赵树理作为当代以“作家”立足的“知识分子悲剧性”，已显露的十分明显了。在他时不时对北京的牵念里，深深的无奈布满胸中。曾在建国初期就作为“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工作人员的沈彭年，1966年初到晋东南出差顺道看望了正在晋城蹲点的赵树理。他回忆说：临别时，“他一定要送我们到村口，只好由他。我们默默地走着，我计算着他的岁数有多大了。49年成立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时，我搞组联工作，帮老赵填过会员登记表，那时他是42岁。啊，已经59岁几届花甲了!他忽然问道：‘大头好吧?’我的大男孩子小时候经常受到他的抚爱，他给起了一个大头娃娃的绰号。我忙说：‘好!上中学了。’到了村口，握别之后，我们回首向他致意，他却抱拳在胸，向我们拱了拱手说：‘请代我问候京中友好!’我一面大声说：‘好!’一面忽然想起‘明日隔山岳’那首杜诗。”令赵树理没有想到的是，到达山西还仅仅是一年多一点点，又一次更大的运动来了——“文革”初期，他还像1959年那样老老实实地写了一份《回忆历史、认识自己》的“检讨书”，也许他还以为，中国就是这样，折腾一下，过几年又会倒过来，说不定自己还会有一次“大连会议”，你们到时候又得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了。也许正是这样，所以，《回忆历史、认识自己》才写得那样不卑不亢，从容镇定。竟想不到是他一生的“绝唱”了。
　　赵树理“离京出走”的原因，也许永远是一个谜，但是作家立场与政治要求的矛盾所导致的无奈与焦虑，无疑，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心理动因。
长城LL石家庄177～184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席扬20022002 作者：长城LL石家庄177～184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席扬20022002

网载 2013-09-10 22: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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