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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统哲学涉及的内容很多，诸如世界本质论、天人关系论、认识论、人生论等，但其核心与主导是人生论，即社会伦理道德问题。因此中国传统哲学是伦理型的，与西方的“求知型”哲学形成鲜明的反差。这种伦理型哲学在儒家思想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无论是其创始人孔子，还是其继承者荀子（及董仲舒、韩愈、张载、朱熹等），在他们的哲学思想中，阐述天道、地道的目的是追求“人道”，人际伦理道德和社会统治问题。他们论述人道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在论述天道时态度有所不同，也可以说他们对待探索自然规律的态度不甚相同。总体上讲他们的观点都重理性、反迷信、反超自然的东西，轻视对自然现象的研究。不同之处是荀子有的时候则表现出一定的矛盾性，即在否认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反对致力于对自然现象的规律性、逻辑性探索的同时，又肯定科学技术的实际应用。下面通过对孔子和荀子的有关论述的比较进行具体分析。
　　1.孔子轻视对自然规律的探索
　　《论语·述而第七》中有这样几段话：
　　“子所雅言，诗、书、执札，皆雅言也”（第十七章）。其意为：孔子常谈的话题是诗、历史和对于礼的维护。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第二十四章）。意即孔子教授的科目有四项：文化（文学）、事情的处理、对在上者的忠诚和守信。
　　“子不语怪，力，乱，神”（第二十一章）。意即孔子从来不谈论的事情有：异常的事物（自然界的奇怪）、反常的力量、（自然界的）失调、鬼神。
　　《子路》中记述：“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迟也！上好礼……好义……好信……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孔子的意思是：樊迟真是一个眼界狭窄的人！如果一个君子和官长喜好良好的习惯，正义和真诚，人民就会背负着他们的孩子从各地都来归附他，这样，他还需要知道怎样去务农吗？孔子的这几段话反映出他看重的是传统的礼仪，认为应该研究的是社会现象，是人类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而对蕴含着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和规律的自然界的异常现象，他不仅从来不过问，而且对有意去探索的人采取的是冷漠、蔑视的态度。而对异常的自然现象（如慧星、陨石、日食、温泉或喷泉等）的关注，恰恰是历史上人们对自然科学认识的起点。
　　2.孔子对待自然规律探索态度的成因思考
　　孔子出生于公元前552年的鲁国，先世是宋国商王室的后裔。先世留下的显赫一时的痕迹，以及幼年时家庭在社会中下层中所处的境遇，使他崇尚一种公正和睦的处世哲学，他不断寻找和争取从政的机会，以便在一种当权的位置上，方便地传播和贯彻他的学说。尽管他在从政上没有取得所期望的成功，但他对自己的追求从不懈怠，他的学说，在晚年和后世（直到现在），产生了无比深远的影响。孔子一生的奋斗目标是传播和贯彻公正和睦的处世哲学，也即是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学者与君主、学者与学者、学者与平民之间的关系）。
　　在封建官僚式的社会秩序之内如何井然有序地管理事务，要处理的关系中，不包括人与自然界的关系，这也就是说，孔子的研究对象中，是不包括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界的事物之间的关系的。由于孔子的追求目标确定为研究人类社会中公正、和睦的处世哲学，所以他的一言一行，他的教学内容都囿于这一区域，丝毫不逾越。因此，孔子对待自然规律探索采取轻慢的态度就是自然的了。
　　可能有人会说《六经》中的《春秋》中有一些关于彗星、陨石等方面的记述，《易经》中有丰富的自然科学内容，这与上述观点相悖，但是我们知道，许多名家已经证明，《六经》是几种各自独立的旧典，其中《诗》、《书》、《孔》、《乐》由孔子修编后作为教育弟子的教本，此可见证于《墨子·公孟》：“孔子博于诗、收，察于礼、乐”；《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其它两本《春秋》和《易经》是比较精深的学科，只有少数高材生才能学习（钟肇鹏《孔子研究》），“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史记·孔子世家》）。关于《春秋》，名家大多认为是孔子晚年根据古籍所修编（也有人认为孔子只草拟了修编提纲，来不及编写就死了），而《易经》原是一本先民卜筮的书，孔子为其所序，只编写部分内容，并未作成全书。（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
　　3.荀子对探索自然规律的态度
　　荀子对探索自然规律的态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荀子不信鬼神
　　《荀子·解蔽篇》中有这样一段话：“夏首之南有人焉，日涓蜀梁，其为人也，愚而善畏。明月而宵行，俯见其影，以为伏鬼也；仰视其发，以为立魅也；背而走，比至其家，失气而死。岂不哀哉！凡人之有鬼也，必以其感忽之间疑玄之时正之。此人之所以无有而有无之时也，而己以正事，故伤于湿而击鼓鼓痹，则必有敝鼓丧豚之费矣，而未有俞疾之福也。故虽不在夏首之南，则无以异矣。”
　　在《荀子·天论篇》中荀子又说：“雩而雨，何也？曰：无何也，犹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也。”
　　从这两段论述足见荀子不信鬼神。不仅如此，他还从客观实际来解释在当时许多学派都认为奥妙难解的所谓的“神”、“天”和一些自然现象。如他在《荀子·天论篇》中有这样的论述：“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星坠，木鸣，国人皆恐。曰：是何也？曰：无何也。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蚀，风雨之不时，怪星之常见，是无世而不常有之。”虽然荀子并没有科学地认识万物生存、成长的真正动因（在几千年前谁也不可能科学认识），但他的上述认识是唯物主义的，唯其可贵。
　　荀子把自然现象也统划在“礼”的准则的制约下
　　荀子把自然现象也与礼联系起来了，《荀子·礼论篇》中的一段话可反映他这方面的思想：“凡礼……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时以序，星晨以行，江河以流，万物以昌；好恶以节，喜怒以当，以为下则顺，以为上则明，万变不乱。贰之则丧也。礼岂不至矣哉！……故……礼者，人道之极也。”荀子把礼看成是左右自然的宇宙原则，是因为他所尊崇的孔孟都把礼看成当时的法权形式而执着地尽力推行，他自己虽迫于形势，无法推行“礼”，但他在思想上仍把“礼”看成能够安抚天下、振邦治国的法权形式（当然，荀子的“礼”已经有了一些“法”的内涵）。
　　荀子重视技术的社会价值
　　荀子对具有广泛实际应用的技术是能够正视的，有时对有实际应用的技术的社会价值是持肯定态度的。这体现在他的着作对有实际应用的技术多次涉及，有时还对其社会价值给以充分肯定，如在《荀子·天论篇》中有这样一段话：“所志于天者，已其见象之可以期者矣。所志于地者，已其见宜之可以事者矣。所志于四时者，已其见数之可以事者矣。……官人守天而自为守道也。”即人们对于天所要记的，是要记它所表现出的某种征象，使得人们预先作好某种准备来和发展着的大自然一致；人们对于地所要记的，是要记土地性能的有利情况，去安排生产种植作物；对于四季所要记的，是要记春作、夏长、秋收、冬藏的规律，使得人们根据规律从事劳作……从事上述各种专业的专家们各任其专业，而常人除略知天、地、四时、阴阳常识外，遵守着自然规律过日子就行了。
　　当然，由于荀子从根本上属于儒家人物，这就注定他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应用技术持轻慢的态度，比如他在上述话的上面，就说了一句类似孔子说樊迟的话：“故大巧在所不为，大智在所不虑”。
　　《荀子·解蔽篇》中又说：“农精于田而不可以为田师，贾精于市而不可以为市师，工精于器而不可以为器师；有人也，不能此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精于道者也，精于物者也，精于物者以物物，精于道者兼物物。故君子壹于道而赞稽物。壹于道则正，以赞稽物则察；以正志行察论，则万物官矣。”显然，他更看重的是对有技术者的统治，因为他们有“道”，有治理人的本领，他们的地位是高于有实际应用技术的农、商、工的。这还是儒家的等级观念。
　　荀子反对对自然规律的探索
　　荀子的着作中多处对探索自然规律持轻视态度。如他在《荀子·儒效篇》中说：“若夫充虚之相施易也，‘坚白’‘同异’之分隔也，是聪耳之所不能听也，明目之所不能见也，辩士之所不能言也；虽有圣人之知，未能偻指也。不知无害为君子，知之无损为小人。工匠不知，无害为巧，君子不知，无害为治。”
　　我们再看《荀子·解蔽篇》中的一段话：“若夫非分是非，非治曲直，非辩治乱，非治人道；虽能之无益于人，不能无损于人；……此乱世奸人之说也，……”这段话十分明显地反映荀子拒绝承认细微而枯燥的科学推理与研究的必要性。
　　4.荀子对待自然规律探索的态度的成因思考
　　社会形势对荀于对待自然规律探索的态度的影响
　　荀子活动于战国末叶，当时不但孔子的“礼”已行不通，而且王霸的形式也已过时，秦已开始施行法治，对儒者大不敬。荀子迫于形势，终于废居兰陵，着书以没。他的弟子也曾透露了这个消息：“孙（荀）卿迫于乱世，鳅于严刑，上无贤主，下遇暴秦，礼义不行，教化不成，仁者绌约，天下冥冥，行全刺之，诸侯大倾。当是时也，知者不得虑，能者不得治，贤者不得使。故君上蔽而无睹贤人，距而不受。然则孙卿怀将圣之心，蒙佯狂之色，视天下以愚。”（《荀子·尧问篇》）
　　在这样的社会形势之下，荀子虽在主流上坚持孔子学说，但在许多方面有独特见解。尤其他在废居兰陵期间，接触了社会下层，深谙民众之所行、所求、所需，所以，他的着作能对农、工、商等事业给以赞颂性的论述评价，对各实用技术能较为重视，并对实用技术的推广予以倡导。
　　道家思想对荀子的影响。
　　一部《荀子》，给我们的感觉是其虽坚守“礼”而不移，但他的学说并不是孔学的翻版，他的思想深受诸子思想的影响，尤其在对待自然规律探索的态度上，受道家思想影响颇深。他接受了“道”的概念，在《荀子·儒效篇》中曾指出：“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当然，荀子对道家的“道”不是全盘接受，而是扬弃了神秘的“道”，撷取了其中的自然观点，认识了天地万物的客观性。进而，他又用“道”来表示大自然的秩序，包括人类的正道（这在荀子的着作中处处体现）。
　　历史上不少学者认为荀子对待庄周及道家思极为反感，如《史记·孟荀列传》记载：“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巫祝，信讥详，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滑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着数万言而卒。”荀子本人的着作中也多处对庄周等道家进行犀利地批判，如《荀子·解蔽篇》中有：“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由天谓之道尽因矣。”但是我们仔细研读荀子的着作仍不难发现，荀子对道家的“天道自然观”采取的是批判地接受的态度。我们看《荀子·天论篇》中的一段着名韵文：“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裁）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聘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在这段话里，荀子“所谓的‘天’，不是孔、墨的有意志的天，而是自然的天；不是道家的观念的天，而是物质的天。他不但不把天当作人格神看待，翻转来还要把天征服，把天‘物畜’起来（侯多庐等《中国思想通史》）。把这段话认真品味之后，我确实感到荀子是在接受道家的天道自然观的基础上，对道家那种受制于天的观念进行批判，并提出“以人弘道，以人胜天，……主控御自然，利用厚生”（苏渊雷《中国思想文化论稿》）的戡天思想。
　　回头再看上面所录的“雩而雨，何也？”一段，我们可认为是道家“天道无为观”的翻版；“列星随旋”一段，则是对道家“天道无为而无不为”观的实例佐证。
　　5.孔、荀对探索自然规律的态度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
　　孔子和荀子的思想对我国古代两千多年的文明史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所以他们的哲学思想中对探索自然规律之态度对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客观地说，孔、荀的儒家思想重视理性思维，反对任何迷和超自然的东西，许多方面有着唯物主义的色彩。从这一点上说，他们的思想是利于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的。但遗憾的是他们（尤其是孔子）对于自然现象的漠视，对于自然规律探索的轻视，又抵消了他们上述思想的积极作用。而且由于他们的“人道”思想是有利于帝王们施行封建统治，所以历代帝王多将孔、荀之学奉为至高无上的学说，而对孔、荀所漠视或反对的对自然规律的探索，也同样持漠视或反对的态度。上行下效的结果，中国古代的科学理论研究自然不受重视，也就难有可观的发展。可以设想，假如不是这样，聪明智慧的中华民族就会有无数倍于实际的科学研究成果被世界瞩目，近代科学也就可能是产生于中国而不在西方。
　　当然，荀子与孔子哲学思想所反映的对探索自然规律的态度之不同，对我国古代科学研究的影响也是不同的。荀子对应用技术的肯定，曾鼓舞许多失意于仕途的学者隐居乡野，从事实际应用技术的研究。我认为，我国古代之所以能在历法、农作物栽培、陶瓷、纺织、造船、医学、印刷等应用技术方面取得辉煌的成就，与荀子对应用技术所持的态度不无关系。
　　今天我们若把我国古代在科学理论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和在应用技术方面取得的成就在数量上进行比较，就更能体会出孔子和荀子对待自然规律探索的态度对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巨大影响。由此而推知，占有主导地位的哲学在思想上的导向，对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在新的世纪里，邓小平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对发展科学技术大力提倡，从而促使中国的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就是有力证明。不难预想，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我国的科学技术还将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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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载 2013-09-10 22: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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