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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战结束以后，尤其是60年代中期以来，东亚地区许多国家经济有很大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绩效。从1965年到1990年，东亚地区有23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速度高于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一定程度上可将其中经济增长绩效特别突出的八个国家和地区称作东亚“八颗超级经济明星”。许多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将东亚经济的成功称作“东亚奇迹”，有的甚至大谈21世纪是亚太世纪，世界经济的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不过，对此亦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有的很乐观，有的则表示怀疑。本文拟对此作一些评论，并从中引申出一些借鉴意义。
　　　　　　一
　　对东亚经济发展前景看好的是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即世界银行）。世界银行对战后东亚经济崛起表现了不同寻常的兴趣，因而组织了以经济学家为主体的专家工作组对东亚经济增长的原因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该银行公布该小组所写的政策研究报告《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认为东亚经济奇迹是既保持了公平，又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改进了经济发展绩效。不过，东亚经济奇迹的形成和出现并非一蹴而就。该政策研究报告认为东亚经济奇迹还应归功于东亚国家或地区政府坚实的基础性发展政策，归功于这些国家或地区特有的政府干预和人力资本、物质资本超常规积累。具体说就是：
　　1.投资多多益善。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东亚国家或地区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增加，投资利益率高，投资收益相当可观。1960年到1990 年， 高经济增长绩效国家或地区投资平均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0％以上，韩国投资收益率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些国家还重视人力资本投资，改善教育设施，加大教育投入，重视发展教育，重视人才的培养，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技术生产率打好了基础。
　　2.东亚经济奇迹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该地区生产力整体水平的提高。东亚国家或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TFP）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生产力发展水平比一般发展中国家或地区高出三～六倍；而生产力的发展、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显然得益于对基础性培训和职业培训投资的重视。
　　3.东亚八颗“超级经济明星”的财政赤字和国际收支逆差还不到其他发展中国家水平的一半；偶尔亦出现通货膨胀，但这些“超级经济明星”能及时、迅速地消失控制住，因而通货膨胀率一般不高。不过，在经济腾飞时期可不是这样，亚洲“四小龙”就是例证。总之，健康、良好的政府财政、预算环境和有利的国际收支条件有助于经济健康、快速的发展。
　　4.东亚这八颗“超级经济明星”都奉行促进出口和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或资金的外向型经济政策。外向型不等于开放，60年代到70年代，一些国家采取了适当的进口保护措施，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制成品的有效保护率分别达到30％、50％和70％。但是这些国家有一些补偿性措施，出口商可以享受汇率补贴和有利于出口的自由贸易优惠条件。另外还有效地进行出口组织性资助，具有广阔灵活的劳动力市场。
　　这些亚洲高经济增长绩效总的都欢迎外来直接投资（FDI）。 1991年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分别是发展中国家第三、第五和第七大外来直接投资接受国。
　　5.在东亚地区，政府有意识地对经济进行各种形式的干预。鼓励储蓄、组建充满活力的金融市场、提高投资股权比例、依靠财政扶持国家银行、促进公共和私人部门的信息流通、制定产业政策、给有发展前途的企业提供补贴贷款、保护国内进口替代品、帮助效益滑坡企业和确定厂商及工业出口目标等。有些国家或地区政府干预能极大地改进经济增长绩效。
　　6.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公共政策促进了经济增长。公共政策有三大功能：促进经济高速增长和发展；有效积累、配置资本；组织科技创新，从事研究与开发（R&D）。其中最重要的是基础性政策。稳定宏观经济、大量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建立稳健可靠的金融体系、限制对价格的扭曲、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等政策都属于基础性政策。温和的金融约束、直接贷款、选择性产业发展政策以及促进出口政策则属于选择性公共政策。这些国家或地区采取多种形式、灵活多样的政策手段来谋求实现更为直接的经济目标（如实现宏观经济稳定，提高出口增长率，增加储蓄或提高储蓄率等），而且还有意识地适时、及时、迅速调整政策方向和力度。
　　7.这些国家或地区重视培育、发展金融市场。这些国家或地区借助三条渠道来解决资本市场问题。如建立专门性发展（或开发）银行，在发展初期成为长期筹措资金的主要来源；在某些阶段，借助金融约束，扶持银行体系和落后工业的发展；建立了债券和股票市场的制度基础，鼓励公司增加留存收益和再投资。这些国家建立多样性金融机构，以此来弥补私人机构的贷款缺口。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省的实业发展银行是长期贷款的主要提供者。
　　8.这些国家或地区有优惠的私人投资条件。东亚八颗超级经济明星采取了一系列旨在鼓励、促进私人投资的政策（如生产资料价格低廉，对企业投资贴息和私人投资者的有限风险等）。由于制定、实施了优惠的税收、关税、汇率政策，因此，在这八个国家或地区进行投资，成本、风险都低于其他中低收入水平的国家或地区；投资的增加有很大的乘数作用，扩大了生产，促进了消费，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因而改进了经济增长绩效。不过，笔者认为，这实质上是高投入带动的高产出和高增长。
　　　　　　二
　　美国着名国际经济学家、1991年克拉克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教授对东亚经济增长绩效的分析、看法亦很有代表性，但与世界银行的观点大相径庭。克鲁格曼教授在美国国务院《外交》（双月刊）1994 年11～12月号上发表了题为《亚洲奇迹之神话》一文，接着又在日本《中央公论》（月刊）1995年1月号上发表了《虚幻的亚洲经济》的文章；这两篇文章系统地阐述了其观点。他认为，东亚的经济增长并不是什么奇迹，只不过是加大投入力度的成果；正如50、60年代苏联经济的“成功”并不是什么奇迹一样，东亚经济奇迹亦是极权统治的产物。
　　克鲁格曼教授以很大的篇幅分析了50、60年代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奇迹”。他认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当时确实出现令人吃惊的快速增长，而且使美国及其盟国政府大伤脑筋；赫鲁晓夫在联合国出言不逊，更是令西方国家胆战心惊；但是，苏联东欧国家的高经济增长并不神奇。这些国家产出之所以快速增长，全是因为投入快速增长，也就是就业增加，教育水平提高，尤其是大规模增加物质资本投资；如果将这些因素考虑进去，那么产出高增长也就没有什么惊人的了。这样的增长是外延上的增长，并没有什么重大的技术创新，没有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全要素生产率没有提高，是盲目的追求数量的扩大再生产，因而限制了后来其工业的扩大、发展。也就是说，如果按其过去的增长率来推估其未来的增长率，可能大大地高估了其实际增长前景；以投入品的增长为基础，而不是以单位投入之产出为基础（即不是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为基础）的经济增长，其收益肯定是递减的。难怪80年代以来，苏联东欧国家生产大面积滑坡，经济一蹶不振。
　　他认为，美国政府及有关国际组织过分看重亚洲的经济增长，是不正确的。从经济核算来看，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增长，一方面是“投入”的增长，即就业增加、工人教育水平提高、物质资本（机器、设备、建筑物、道路等）存量增加；另一方面应该是单位投入之产出增加，即管理水平提高或由比较优秀的经济政策、技术和知识增长引发的增长。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并不总是导源于工人生产率的提高。劳动仅是诸多投入之一；即使不受到更严格的管理或不掌握更多的技术知识，只要有更好、更先进的机器，工人同样可以生产出更多的产品。一国单位投入之产出如果不增加，那么该国人均收入不会持续增加；只增加投入，不提高投入的使用效率，即更多地投资于机器设备和基础设施，收益必然递减；投入驱动的增长，其前景和后劲毕竟很有限。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增长都如此，难道东亚国家或地区会例外吗？在冷战时期，美国的战略重点曾一度放在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增长上，造成了不必要的相互消耗，美国现在又将东亚高经济增长绩效国家置于其战略重心之中，甚至想遏制某些国家的发展，看来是可笑的。
　　从发达国家150多年的发展史来看，其人均收入之所以持续增加，是因为技术进步不断地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即单位投入的国民收入（NI）持续增加；美国麻省理工学院R·索洛教授认为， 在美国人均收入的长期增长中，技术进步的贡献率是80％，增加资本投资的贡献率只是20％；因此，以投入驱动为基础，而不是以提高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是不可能持久的。
　　亚洲新兴工业国或地区亦主要靠大规模增加投入，不恰当地动用资源来实现的；与苏联东欧国家的高经济增长一样，亚洲国家或地区的高经济增长亦主要由诸如劳动、投资资本等投入极不寻常的增加带动的，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并没有多少改进。保罗·克鲁格曼以新加坡为例进行了分析，结论是新加坡经济的增长全部导因于投入的大规模增加，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该国效率、生产率有所提高。尽管其他东亚国家并没有新加坡那样高的劳动生产率、教育水平和投资率；但这些国家的情况却是，经济增长绩效提高了，而效率绩效和全要素生产率实绩并没有多大改进。日本的经济增长的确是通过增加投入的同时，提高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的，但其黄金时代是60、70年代。现在进入成熟期，开始走下坡路了。目前日本亦只能靠加大投入力度来提高经济增长率，日本国内投资在其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比重是美国的两倍。 中国是唯一有诱人的经济增长前景国家；中国从7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以来，其经济增长率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水平。之所以如此，原因很多，但大规模增加投入是其主要原因，因为1949年以后积累了相当多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加上吸收了大量的外来直接投资（FDI）， 尽管官方统计数字有些水分，但是经济增长率仍导因于投入超常规的扩大。中国经济将继续高速增长，但增长绩效不会有世界银行粗糙的估计的那么高。
　　克鲁格曼教授认为，既然亚洲经济奇迹不是谜，其增长的后劲有限，那么认为随着技术的扩散，西方国家正在失去传统的优势和世界经济的引力中心将东移到东亚地区的观点就站不住脚了。
　　　　　　三
　　无论是世界银行，还是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家，他们都承认东亚地区最近3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事实，都认为高投入是高经济增长绩效的基本原因之一；只不过，前者更强调政府干预的作用和产出政策的作用，对东亚地区未来的经济增长前景过于乐观；后者更强调高投入会导致收益递减，对东亚地区未来的经济前景表示怀疑。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前者重视上层建筑对经济的促进作用，突出了政治对经济的作用，但是，不要忘了经济是基础，上层建筑对经济的作用是双重的。后者则从历史、现实和理论的角度，从生产力、经济基础本身出发，分析了亚洲经济奇迹之谜及其命运。笔者认为，两者的观点都有许多合理成分，但是都有很大的片面性；世界银行的分析过于粗糙、简单，所用资料水分很大，可信度不是很高；克鲁格曼的分析属归纳，从新加坡的个案，推出东亚的一般结论，这样的推理武断性很大，结论的可靠程度不高；再者克鲁格曼以苏联东欧国家作类比，类比推理的前提所反映的对象（苏联东欧国家和东亚国家或地区）尽管有一些相似之处，但大多数性质并不相同，因而这样的类比推理严格说是得不出必然结论的。笔者认为，东亚成功或东亚经济奇迹之原因最主要是国家干预和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不同寻常的投入。具体说就是：
　　首先，东亚国家或地区经济成功得益于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正如世界银行政策研究报告《东亚奇迹》所指出的那样，东亚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绩效好的时候，其财政政策、投资政策和出口导向外资政策一般都比较切合实际，加之有配套的具体措施，有力地促进了东亚经济的增长。
　　其次，东亚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成功得益于不同阶段不同国家奉行的不同的合适的产业政策。尽管美国许多经济学家不承认产业政策对经济有促进作用和能扶持一国的产业并提高其国际竞争力，而且还认为产业政策扭曲了经济结构，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妨碍经济增长；但是，东亚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成功的事实无可辩驳地表明，产业政策在东亚国家或地区经济腾飞和增长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例如，第一代亚洲新兴工业国或地区（即亚洲“四小龙”）均有采用局部产业政策干预的措施，1973年到1979年韩国尤为突出；在第二代亚洲新兴工业国（即所谓亚洲新“四小龙”：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中，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采用过一定的产业政策。当然，产业政策毕竟属于上层建筑的东西，它显然对经济有促进作用，但也不能无限地夸大，更不能鼓吹“产业政策决定论”。
　　再次，东亚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增长绩效好的时候，往往都有好的增长环境。首先是宏观经济稳定，财政赤字不大，通货膨胀率不高。其次是政局稳定，没有太大的政治动乱；在出现政治动荡的时候，经济增长绩效都比较差；1979年韩国，80年代中期菲律宾，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中国就是这样。最后是有好的国际环境。这些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绩效开始改进的时候，往往得到发达国家的帮助（如得到工业国的各种投资、优惠贷款、转让技术等）。日本是最突出的实例。适应朝鲜战争的需要，美国极力从各方面帮助日本，因而，日本经济才会这么快地恢复并起飞。
　　最后，东亚经济成功最主要是高投入驱动；宏观经济政策也好，产业政策也罢，其重要作用就是组织动员投入，因而其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大概主要还在于此。正如克鲁格曼教授所认为的那样，东亚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离不开投入的增长，但并非象他说的那样，经济效率几乎没有增长，劳动、资本、技术等要素的生产率几乎没有提高；实际上，东亚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不但依靠投入的不断增加，而且亦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只不过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尚未达到令人满意的水平。
　　世界银行认为，东亚这八颗“超级经济明星”（即两批“四小龙”）全要素生产率大有提高，生产力发展很快；克鲁格曼认为，这些国家或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没有什么提高，生产力几乎没有什么发展。笔者认为，东亚国家或地区全要素生产率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增大；生产力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并非如世界银行所说的那样的快速发展。诚然，东亚这八颗“超级经济明星”确实取得了极佳的经济增长绩效，但是经济发展绩效是不是亦如此呢？回答是否定的。如果没有过去积累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如果储蓄率不高，如果不掠夺式地动员和使用资源，如果考虑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的代价，那么经济增长绩效应打很大的折扣，经济发展是社会的全面进步，也就是，全要素生产率大为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到很大的改善，有优美的自然环境，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和使用，生态维持平衡等。可见，东亚国家或地区的高经济增长绩效并不意味着经济发展亦取得了同样的绩效。由于采用了非同寻常的手段、方式实现了经济增长的高绩效，因此，东亚地区未来经济增长的前景不会有世界银行所预测的那么乐观；由于东亚国家或地区高经济增长绩效亦得益于科学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得益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得益于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其经济增长前景亦没有克鲁格曼所说的那么悲观。　　　　　　四
　　对“亚洲奇迹”或“东亚经济奇迹”的这两种对立的观点都有很大的片面性；乍看，世界银行的看法对我国有利，而克鲁格曼教授的看法则对我国不利；其实并非如此。笔者认为，正确认识这两种观点，对我国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是世界银行的观点。世界银行看到我国经济发展的事实，并认为中国经济在未来几十年内将持续高增长。正确对待这种看法是有现实意义的。第一，世界银行的观点有助于我们对我国未来的经济充满信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长足发展，经济绩效喜人，这是事实；尽管这些成就主要凭借加大投入力度取得，但世界银行认为，我国的生产力有很大发展，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及全要素生产率有了很大提高。因此，尽管我国许多企业经济效益滑坡，一些大中型企业处境困难，但是只要加大技术进步的力度，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增加研究开发（R&D）投入，切实提高人的素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世界银行预测的方向是对的，就可以继续推动经济的增长，由外延型增长向内涵型增长发展。第二，亦不能夸大世界银行所提及的成就，尽管过去18年的经济增长绩效亦有技术进步的贡献，生产力亦有所发展，全要素生产率有一定的提高，但是与先进国家相比，差距还相当大；增加投入毕竟有限度，而且会出现收益逆减，后劲不足；更何况我国还有那么多大中型企业亏损或严重亏损。因此，我们应正视现实，面对困难，千方百计地设法进行技术创新，迎头赶上较发达的国家。第三，世界银行的结论成了国际反华势力的借口；中国经济强大成了他们的心病。他们鼓吹“中国威胁论”，想遏制我国的发展。因此，我们要正确对待世界银行的结论。
　　其次是克鲁格曼教授的看法。克鲁格曼教授认为亚洲并未出现什么经济奇迹，是投入增长推动了经济增长，而关键的经济效率、全要素生产率却没有什么提高。这固然有失偏颇，但是，笔者认为，克鲁格曼教授的观点对我国是很有现实意义的。首先，他的主张对遏制中国论泼了冷水。1978年以来，我国奉行改革开放政策，取得了世界瞩目的经济增长绩效，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因此，一些国际反华势力极力鼓吹“中国威肋论”，认为应该对中国实行新的遏制政策，不能让中国强大起来。美国国会中就有这种的势力。因此，克鲁格曼教授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变其中一些人的看法。这对我国是有利的。我国不必去反驳他的观点，只需顺水推舟，在宣传经济成就上低姿态；但要加快经济建设步伐，继续保持高经济增长绩效。其次，他的看法亦从正反两面说明了我国转变增长方式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尽管他有夸大其辞的一面，但是我国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全要素生产率的确不能令人满意；经济虽然取得很高的增长绩效，但主要是外延型、粗糙型的增长，内涵、集约型增长成分很少。因此，我们要真正保持较长期的经济增长，就迫切需要加大教育、科技投入，提高效率，积极进行研究开发，加快技术进步，切实将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转变到集约，由外延转变到内涵。可见，辩证地看待克鲁格曼教授的观点，是很有意义的。
国际经贸研究津41～46F8国际经济王学鸿19981998作者系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博士生、云南财经大学副教授 作者：国际经贸研究津41～46F8国际经济王学鸿19981998

网载 2013-09-10 21: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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