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地研究雜志方面文獻收集  >>>

簡體     傳統

---

　　任何社会的发展都必然受其深层的核心文化理念或核心价值的支撑和引导，有怎样的核心价值，就必然有怎样的社会发展；而核心价值的确认和提升，取决于对时代精神的判断。
　　那么，当今中国的“时代精神”究竟是什么？应如何从对这一时代精神的判断中提升出支撑和引导当代中国发展的核心价值？应如何把这种核心价值引入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可以说，至今这仍是一个没有真正明确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不解决这一问题，我们的许多活动和行动往往是盲目的而不是自觉的，是事倍功半的而不是事半功倍的。
　　一、当代中国发展的“核心价值”：“利益”·“能力”·“理性”·“自立”
　　时代精神主要通过“问题来体现的”，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是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的声音”（马克思语）。由此，要把握时代精神，就必须准确把握时代提出的深层次问题。
　　当今中国时代的深层次的根本问题，是运用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原则，不能改变。但建设社会主义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方式问题至关重要，方式不同，效果和命运也就不同。从1958-1978年这20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采取“一大二公三纯”的方式，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1978年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主要采取了商品经济、尤其是市场经济的方式，结果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由此，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实质上就是运用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中国二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就是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由此，我们应基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分析，来揭示和提升当今中国的时代精神和当代中国发展的核心价值。
　　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运作方式和社会主义建设方式，必将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从而使我们这个时代呈现出新的特点，显现出新的精神。概括起来就是：
　　注重利益的精神。市场经济中的市场机制之实质，就在于它充分利用各个人对自己利益追求的本性来激发人的最大潜能，为社会做出最大的贡献，它是以人对自我利益的追求和满足为出发点的。为此，市场机制力图通过竞争和交换价值的实现，刺激人为实现其利益而焕发其进取精神。因而，追求交换价值中的利益最大化和互利，是人们进行生产的基本动机。这种情况往往是由于“人对物的依赖关系”的存在，从而更使人们关心其物质利益的实现。资本主义在人类发展史上，较早发现了市场机制的趋利本性以及人在市场机制中对其利益追求的奥秘，因而公然批判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充分肯定人在世间感性欲求的合理性和合理满足，并想尽一切办法和自觉运用有效的机制（如市场的竞争和交换机制），来刺激和规范人对利益的追求。由此，它在文化价值观上，明确以个人利益的名义反对封建奴役和人性压抑。在当代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过程中，利益驱动正逐渐成为一项原则，并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渗透。这对于过去强调“义”的中国人来说，确实是一个不小的冲击，它要求人们不能像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某些时期那样，离开利益抽象地谈义，而应把义植根于对利的现实状况的分析和批判之中，针对利来谈义，否则，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马克思、恩格斯语）。
　　崇尚能力的精神。从本质来讲，市场经济社会给人提供的多是些未确定性或可能性的东西，这使人有一种压力感；同时也给人以一定的独立自主性和选择性，这使人有一种主体感；还给人提供相对平等竞争的机会和舞台，这使人有一种竞争感。每个人要在竞争中赢得成功、避免失败、减少代价，抢占发展的制高点、空间、时机和机遇，就必须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潜能和能力。在这里，市场竞争不相信能力弱者的眼泪，倒是给那些能力强的人以优厚的回报。这必然使每个人认识到，人生的海阔天空主要是靠自己的能力创造的，人一生的价值实现以及幸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潜力、能力和努力程度。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市场竞争首要是能力竞争，市场经济首要是能力经济，市场经济内在要求每个人由过去注重对权位的追逐转移到注重其能力充分正确发挥上来。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是推行市场竞争的社会，因而它就自然而然地发现了市场竞争的能力本质及其对实现人的价值的意义，发现了每个人能力的发挥对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思想家为给新兴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新的文化价值观的支撑，并反映其内在本质要求，他们以多才多艺、学识渊博和具有冒险精神的人，反对封建中世纪知识贫乏和循规蹈矩的人。美国着名汉学家本杰明·史华兹指出：文艺复兴时期的中心问题，是能力问题，而且“能力”这一主题体现了欧洲走向近代化的运动。生活在竞争激烈社会的斯宾塞强调，在宇宙整体中，力无比强大，力的范畴是宇宙方面的“终极的终极”，并把“才能”作为人的关键之项。正因此，严复在欧洲思想中发现了一个秘密，那就是：能力观念或实力主义是自文艺复兴以来近代西方社会的核心文化精神之一，而近代化的成就和西方社会的富强，正缘于这种精神。当今中国正处在某些方面相似于西方文艺复兴的时期，也正搞工业化和现代化，正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当我们这样做时，强调对能力问题的重视就不足为怪了。社会主义应比资本主义更注重每个人能力的充分正确的发挥。其实，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的市场经济建设、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使人力资本参与分配、组织人事制度改革、素质教育等，都内在要求突出“能力”的价值。
　　推崇理性的精神。市场经济内在要求人必须依靠其理性认识能力去把握外部世界发展的规律，以发展科学技术，必须运用理性思维能力来对社会上存在的信息和市场行情加以分析、选择和处理，必须运用理性的法则破除“人情”、“关系”、“特权”向社会经济的公共领域渗透，必须运用理性和理智来控制竞争者的情感、意志以及生活方式，必须以精细的理性计算来使资本和劳动达到最优组合——对可供利用的达到预期目的的手段、方法进行谨慎的确证和选择。这实质上是内在要求发展和提升出一种理性主义的自律体系，使理性精神成为市场经济中的强音，使人自觉按照理性的法则而存在。正因为如此，实行市场经济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极力倡导理性精神和理性主义的，并在人类发展史上较早发现并自觉建立了市场经济和理性的内在联系。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思想家反映社会发展的要求，以人的理性和科学的名义反对中世纪的盲目信仰和蒙昧主义，从而开启了西方工业和商业经济时代科学理性精神的大门。之后，理性被进一步得到重视，科学理性主义大旗被高高举起，理性也成为人们评判一切的标准。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过程中，迫切需要且正在逐渐兴起的，就是理性精神。经济领域中的注重成本核算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政治领域中的注重民主法制建设，文化领域中的注重科学技术，组织人事领域中的反对任人唯亲、注重任人唯贤，社会各领域中的注重科学管理和制度规范等，都表明理性精神正在兴起。
　　强调自立的精神。市场经济内在要求人们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奋斗而自立。这不仅是因为市场经济要求把有关经济组织从对政府的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把从事有关经济活动的人从对长官意志和人身的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使他们走向市场，从而成为经济运营的独立自主的主体；而且是因为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自由、平等、独立个性和能力正是自立的基础、前提或体现。近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历来强调人的自我努力奋斗的精神，主张个人可以凭其后天努力奋斗实现个性独立以及自身的价值。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过程中，注重人自己的后天努力奋斗的自立精神日益确立起来。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民主进程的逐步展开，素质教育的实施，以及其他一系列改革政策和措施的实行，越来越使人们感觉和体验到“人必须依靠自己的努力奋斗而自立”，而不能一味注重出身、身份、门第以及“等靠要”。
　　在当代我国社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把“利益”、“能力”、“理性”和“自立”这四大核心要素历史地突显出来，并使注重利益的精神、崇尚能力的精神、推崇理性的精神和强调自立的精神成为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主要时代精神。由此我们可以从中提升出支撑和引导当代中国发展的四大核心价值，这就是：有效利用和规范人对利益的追求；充分正确发挥每个人的能力；自觉按照理性的法则行事；必须依靠自己后天的努力奋斗而自立。
　　二、应把“利益”、“能力”、“理性”和“自立”精神引入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之中
　　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最终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必然要求政治体制与之相适应。因此，必须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利益”、“能力”、“理性”和“自立”精神引入政治体制改革之中，从而使政治体制发生相应的转变。
　　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的。传统的政治体制是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任何一种体制都有其存在和发展的理由和限度。应当说，传统的政治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甚至在今天，都发挥着不可低估的重要的积极作用，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然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取代，随着人们的利益意识、能力意识、理性意识和自立意识的确立和发展，传统政治体制的积极作用会逐渐弱小，其历史局限性会逐渐暴露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逐步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否则，它就会成为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因为在传统的政治体制中，一定程度上依然包含着带有封建残余影响的某些消极因素。其中主要有：权大于法，民主法制不健全，对权力在一定程度上缺乏行之有效的法律监督，权力至上，权力干预法制的现象时有发生；情大于理，制度管理和科学精神不健全，狭隘的“人情关系”向政治公共领域渗透，为“人情关系”而破坏制度、原则和规范的现象时常发生，重严格、规范、精确、程序和标准的科学理性精神并未真正和完全确立起来；“关系”大于能力，用人机制不健全，任人唯亲，近亲繁殖、拉帮结派、论资排辈、迁就照顾的倾向依然存在，甚至存在许多跑官、卖官现象，靠能力实绩立足的用人价值取向并没有真正和完全确立起来；整体大于个人，人格不健全，缺乏独立人格和创新个性，个人对整体的依附有余而自立不足，盲目从众有余而自觉自主不足。
　　这些消极因素影响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背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最终必然影响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和执政水平，所以必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然而，这种改革更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是领导干部的自我革命，它要革除“官本位”的人治权力结构，所以政治体制改革的难度比较大。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绝对不能动摇，但传统的执政方式不改革又会影响其执政地位的稳固。因而，执政方式至关重要，“方式”就是“地位”，“方式”就是“命运”，应从执政方式入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把“利益”、“能力”、“理性”和“自立”的精神引入执政方式的改革中。
　　把“利益”精神引入执政方式的改革中，就是在工作出发点上，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应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应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标准；就是在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的过程中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就是要切实尊重和关心各级领导干部的利益，使他们无后顾之忧地为党和人民而忘我地工作。
　　把“能力”精神引入执政方式的改革中，就是在选人用人机制上，知人要搞五湖四海，反对近亲繁殖；看人要看能绩，不能求全责备；识人要搞能力测评，反对凭主观好恶；选人坚持竞争上岗，反对论资排辈；用人注重能绩，反对任人唯亲；对管理者注重能上能下，反对迁就照顾。
　　把“理性”精神引入执政方式的改革中，就是在制度和管理上，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反对权力过分集中、搞特权和家长制；改善党的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建设，反对官僚主义、等级观念和长官意志；强化对领导干部的科学管理，以严格、规范、精确、标准、程序的精神和方法，健全干部的竞争、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和交流制度，并对各级领导干部的行为规范作出适当、明确的规定，反对主观臆断；实行民主和科学决策，反对主观武断。
　　把“自立”精神引入执政方式的改革中，就是在人格上，要求党的领导干部既要把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本单位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而不可搞教条主义；又要在贯彻执行中央精神的过程中，努力开拓进取和创新，而不可因循守旧；也要在本职工作中有自主意识并勇于承担责任，而不可盲从并推御责任；还要靠自己后天的努力奋斗和实力而自立，而不可形成人身依附关系及“等靠要”的思想。
　　三、围绕“核心价值”实行人格转型：当前我国文化建设的历史使命
　　党的十五大报告把当前我国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确定为培养“四有”新人。这主要是从政治的高度对文化建设所提出的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利益”、“能力”、“理性”和“自立”精神也必然反映到当前我国文化建设中来。因此，当前我国文化建设还应在坚持这一政治要求的前提下，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自觉实行人格转型。这是当前我国文化建设的一项历史使命。
　　一是由离开利谈义向在利中求义转变。过去我们曾一度重义轻利、离开利谈义，其后果是一部分人对义敬而远之，将其束之高阁，义难以深入人心。市场经济内在必然地使人追求其利益，而且在利用和刺激着人对利益追求的本性。从事实角度讲，这是一种客观存在。但在追求利的过程中不讲义，就会走向极端利己主义。这就要求我们还应当从价值角度去看待利，即必须以合乎义的方式对待利。由此，我国的文化建设不仅要反对空谈，应强调按照义的方式追求利，而且要针对利对人的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既发挥义的作用，以矫正在追求利的过程中所出现的极端利己主义，又要发挥义的建设作用，以把利对人的积极要求升华为人们的积极意识，并成为建构义的原则和观念的重要内容。
　　二是由一味追求“关系”、权位、金钱向崇尚能力转变。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主要有四大力量在支配人的存在和发展，这就是“关系”、权位、金钱和能力。一般来说，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支配人的存在和发展的主要力量是“关系”（血缘关系、家族关系、宗法关系等）和权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支配人的存在和发展的主要力量是金钱和能力。资本主义主要是让金钱支配能力，而社会主义在原则和本质上应是让能力支配金钱。然而，在我国现实生活中，在一些人那里，“关系”、权位、金钱遮蔽了能力的价值从而成为至上，忽视能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价值。这必然影响人格和社会的健康发展。这就要求我国的文化建设不仅注重道德教育，而且应在确立和实现能力的价值上下功夫，使人由一味崇尚“关系”、权位和金钱向崇尚能力转变，靠能力来组合关系、赢得权位和获取金钱。
　　三是由一味注重“人情”向注重理性精神转变。“人情关系”向社会公共领域渗透，并破坏制度、原则和规范，造成不平等，抑制人的能力，是我国现实生活中带有某种普遍性的现象。可以说，“人情关系”有余而理性精神不足，仍是我国国民素质方面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我国的文化建设应在社会公共领域尽力打破“人情关系”的缠绕，确立科学理性精神，追求科学精神的最大化，注重实事求是，使人们由一味注重“人情关系”向注重理性精神转变。
　　四是由注重先天给定、依附向注重后天努力、自立转变。在中国传统社会，在许多人身上，往往是依附人格有余而独立人格不足，重先天给定有余而重后天努力不足。许多人在思维方式上，善于依傍古人，拘泥经典，结果养成了“面向着过去，背向着未来”的向后看和守成的习性，造成一种祖法古的文化心理模式；在价值取向上热衷仕途，委身皇权，注重天定和给定。这种人格与传统的大一统国家制度和源远流长的宗法家族制度有密切关系。这种先天给定和依附的人格在今天许多人身上依然存在。其消极后果是人的潜能、能力和创造个性得不到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要求人注重后天努力奋斗和自立。然而，一些人认识不到、也一时难以适应这种现实，因而常常在思想上产生某种困惑。由此，我们在文化建设上，要弱化那种注重先天给定和依附的社会心理，强化人的后天努力奋斗和自立的精神，确立靠能力和实力自立并实现其人生价值的实现方式。
　　综上所述，我们可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的文化建设应积极塑造义利结合型、能力型、理性型和自立型人格，确立“利益”、“能力”、“理性”和“自立”四大“核心价值”，反对重义轻利、重权力轻能力、重“人情关系”轻科学理性、重先天给定轻后天努力、重依附轻自立等价值取向。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这些价值取向正是导致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发展缓慢和落后的深层原因。
《教学与研究》京18～22C8新思路韩庆祥20012001当代中国发展的“核心价值”是“利益”、“能力”、“理性”和“自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利益”、“能力”、“理性”和“自立”精神必须引入政治体制改革之中，从而使政治体制发生相应的转变；同时，“利益”、“能力”、“理性”和“自立”也必然反映到当前我国文化建设中，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自觉实行人格转型。这就是本文提出的“四Li论”。利益/能力/理性/自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韩庆祥(1957-)，男，河南孟州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哲学博士，从事人学、发展理论及价值观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北京100091） 作者：《教学与研究》京18～22C8新思路韩庆祥20012001当代中国发展的“核心价值”是“利益”、“能力”、“理性”和“自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利益”、“能力”、“理性”和“自立”精神必须引入政治体制改革之中，从而使政治体制发生相应的转变；同时，“利益”、“能力”、“理性”和“自立”也必然反映到当前我国文化建设中，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自觉实行人格转型。这就是本文提出的“四Li论”。利益/能力/理性/自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网载 2013-09-10 21:55:55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