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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培强　辛世俊　郑州大学）
　　孔繁森常说的有一句话：“一个人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爱人民”即是一种思想感情，精神境界，也是一个道德行为准则。孔繁森同志以自己的实际言行谱写了一曲共产党人在新时期的爱民颂歌。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人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是共产党人崇高思想境界的体现。对于共产党员来说，爱人民，是党性原则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共产党从她成立的那天起，就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70多年来，党一直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存在的基本根据和价值。刘少奇同志曾说过，共产党什么都不怕，就怕脱离群众；因为，脱离了群众，就会失去信任和支持，就会走向自我毁灭。邓小平同志把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判断我们工作得失、事业成败的根本标准。这就告诉我们，无论是革命年代还是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始终不会变。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闪耀在我们党的旗帜上的永远是九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孔繁森在新的历史时期高扬了党的这面旗帜。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随着体制的转轨，开放的扩大，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例如，经济利益变得突出了，个人利益和价值受到重视了，金钱在社会上的地位日益重要了，同外部世界的交往频繁了。这些变化利弊交织，正效应与负效应相伴而生。一些消极腐败现象，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格端利己主义等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也开始滋长、蔓延起来。雷锋、焦裕禄那个时代未曾出现的问题出现了，以前不突出的问题现在突出了，人们思想上的种种困惑和迷惘出现了。这样，对共产党员和干部来说，一个重大的问题摆在他们面前：在新的形势下，还要不要、能不能坚持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孔繁森作了响亮的回答：“我要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共产党员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这种回答从表面看来，似乎并没有什么新鲜感，但只要看一看我们今天的社会风气和党风，听一听人民群众对少数腐败现象的谴责，就会感到它所蕴含的时代价值。改革开放以来，有少数领导干部经不起市场经济的考验，把为人民服务变成了“为人民币服务”，他们肆意侵吞国家财产，利用手中权力谋取私利，欺压百姓。在孔繁森卖血供养三个藏族孤儿时，前贵州省计经委负责人阎建宏，却在贵州那贫瘠的土地上拼命从老百姓身上榨取血汗，成百万元地贪污自肥；当孔繁森想到灾区群众吃不饱饭而自己吃不下饭的时候，当孔繁森在高原缺氧的条件下为藏族群众脱贫致富日夜奔波时，有的干部却在贪占温饱不继的贫困地区群众的救灾款以中饱私囊。孔繁森的事迹之所以能够在人们心中引起强烈震撼，就是因为他的崇高和那帮蛀虫的渺小所产生的巨大反差。人们称赞孔繁森，正是因为他做到了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心里时刻想着人民，以自己的汗水和生命，实践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孔繁森同志生前说过，讲一万句空话，不如给群众办一件实事。他还说，贯彻党的宗旨要具体化，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而要落实在具体行动上，要从自我做起，从点滴做起。孔繁森主要做到了以下三点：第一，对人民群众有深厚的感情。孔繁森说：“西藏的老人就是我的老人，西藏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西藏的土地就是我的家乡。”1988年10月，孔繁森等二次进藏，他说，“第二次进藏，完全是出于个人自愿，出于我对藏区人民的深厚的情感。”爱必须建立在感情的基础上，孔繁森把满腔的挚爱倾注在藏族人民身上，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动力。现在有少数干部下到农村，不愿握农民的手，不愿坐农民的炕，不愿喝农家的水，更不愿听取农民的意见，和群众格格不入。第二，具有良好的精神状态。为人民办实事不能偷懒，不能怕苦，不能怕累，不能怕险。要艰苦奋斗，勤奋努力。艰苦的地方不敢去，棘手的事不愿办，惹人的事躲一边，持这种态度，是什么事也办不成的。孔繁森两次进藏，顶着矛盾走，哪里矛盾大，难解决，他就出现在哪里。在孔繁森身上，总有那一股子勇往直前的闯劲和宁折不弯的韧劲。第三，具有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和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办实事不能马虎凑合，敷衍塞责，应付差事，也不能推诿拖拉，踢皮球。孔繁森为群众办事，既扎扎实实，又坚决果断。他在担任拉萨市副市长期间，跑遍了全市8个县区的所有公办学校和一半以上乡办、村办小学。在阿里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全地区106个乡，他跑了98个，行程8万公里，为群众规划设计了一个又一个脱贫致富的蓝图，办了一件又一件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
　　如果说爱是一种付出、给予的话，那么爱的最高境界──爱人民，则意味着最高尚和最无私的奉献。孔繁森是他家庭的主心骨、顶梁柱，又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孝子。他热爱他的母亲、妻子和孩子。他具有无比深厚的人伦情爱。但他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摆在第一位，而把家庭的困难放在从属的位置上。这种高尚情怀，充分体现了共产党员对崇高人生价值的追求。孔繁森为了人民的利益，不仅能够舍小家为大家，而且对自己的一言一行也做到严格要求，甚至达到了近于苛刻的地步。身为地委书记，生病本来可以住高干病房，他却不住；本来可以坐高级轿车，他却坐三轮平板车。他经常吃白饭就榨菜，开水泡馒头。在北京，当有人说他身为地委书记在地摊上吃粗茶淡饭有失身份时，他曾动情地说：“想想灾区那些还在饿肚子的群众，大鱼大肉能吃得下吗？”他留给后人的两件遗物是：八元六角人民币和发展阿里经济的12条建议。
　　孔繁森的光辉实践表明，爱民必定要奉献，奉献才能真正做到爱民。孔繁森的爱民事迹昭示了一个朴素的真理：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只有时刻把人民群众的疾苦放在心上，把人民的利益作为想问题、办事情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人民才会拥护你、支持你，你的话才具有号召力。这就是我们常谈的人格力量。
　　人格是个人身心特性的综合，反映个人独特的行为模式，它包括一个人的品质、气质、素质等内在因素，是个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表现。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做人的准则，都有自己的道德品质和价值追求，因而也都有自己的人格。人格不是先天的，而是社会实践的产物。人格作为一种“蕴蓄于中，形诸于外”的个人特性，对人际关系具有重大影响。领导者的领导活动不仅要依靠行政的力量、真理的力量、政策的力量，更需要人格的力量。从一定意义上说，领导者实施领导行为的过程不仅是决策、指挥、协调、控制的过程，而且也是一个体现在领导行为中的领导者自身人格的表露和传播的过程。领导不仅是职权的运用，理性的引导，而且也是人格的影响和激励。中国古代许多思想家都认识到人格力量的作用。孔子说过：“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立身”。领导者只有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言行一致，带头实践自己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才能凭借高尚的人格力量去赢得人们的敬佩和信赖。中国古代把修身视为立国之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为先，说明领导者的人格是何等重要。
　　人格具有历史性和时代性。不同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决定人们人格内容的差别。中国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鲜明标志之一，在于他是用“特殊材料铸成的”，具有光辉的人格形象。中国共产党人十分重视用自己的人格力量去吸引人、感染人、教育人、引导人。在艰苦的战争年代，以毛泽东为首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做人民公仆的鲜明人格形象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赖。建国初期，共产党人的高尚人格在国家面临艰难困苦的时期发挥了重大作用，一批焦裕禄式的干部就像神州大地的一面面旗帜，鼓舞着全国人民的奋斗热情。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仍然十分重视人格的力量。他多次强调指出：为了整顿党风，搞好民风，先要从我们高级干部做起。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以身作则非常重要。群众对干部总是要听其言，观其行。越是改革开放，越要身体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否则，我们自己在精神上解除了武装，还怎么教育群众，还怎么能领导国家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有少数党员干部经不起执政地位和改革开放的考验，他们为了自己的私利，不惜丧失国格、人格。而孔繁森面对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却仍能高扬理想和信念的旗帜，仍能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仍能恪守那份与人民患难与共的情怀。两相对照，伟大与渺小，高尚与卑劣，奉献与贪婪，真是天壤之别。
　　人格既有个体的特性，又有社会的属性，既有历史继承性，又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孔繁森的人格观形成和发展于改革开放新时期，它一方面继承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精华，另一方面又高扬了共产党人理想和信念的旗帜，具有十分鲜明的特征：
　　第一，孔繁森人格观的党性特征。孔繁森常说：“咱是党的人”。这句朴实的话，表现了孔繁森坚强和纯洁的党性。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党性是其人生价值的集中表现。丧失了党性，即使他还保留着共产党员的称号，而他作为共产党员的真正价值已不复存在。共产党人党性的集中表现是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孔繁森响应党的召唤，服从组织决定，两次进藏工作，告别老母，舍妻离子，在雪城高原奋斗了十个春秋。而在这十年里，孔繁森的家庭生活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当党组织问他有什么困难时，他总是一句话：“我是党的干部，服从组织安排。”孔繁森同志的工作岗位几经变动，都能做到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从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得失。不论在哪里工作，都能出色地完成党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孔繁森同志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以服从党和人民的需要为天职。他时时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处处从党的事业出发来认识和处理问题。他的人格形象，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个共产党人的人格形象。从这种意义上说，鲜明的、纯洁的党性，是孔繁森人格观的显着特征。
　　第二，孔繁森人格观的人民性特征。一个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充分反映人民群众的愿望，按人民群众的要求塑造自己的形象，形成自己的人格。毛泽东同志说过，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孔繁森对人民群众有真诚的爱，几十年如一日，这与他的爱民的精神境界、与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格观是分不开的。
　　孔繁森的人格观还表现在他吸收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把优秀的民族精神同党性原则相结合，使自己的人格得到升华。孔繁森出生和成长在齐鲁大地，自幼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古往今来的许多先进人物和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对他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做千秋雄鬼死不还乡”。“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古人这些豪迈悲壮的诗句、名言深深刻在他的脑海中。在孔繁森第二次赴藏前，他跪在母亲面前说：“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娘，您要多保重！”说完，流着眼泪给母亲跪下磕了一个头。这悲壮的一幕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人想起岳飞、文天祥等一代英杰。无情未必真丈夫。孔繁森常说：“如果一个人连起码的尊敬老人的感情都没有，那还叫什么人？！”孔繁森的精神世界既有马列主义的精髓，也有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二者的完美结合，使他的人格形象显得丰满、实在和可信。孔繁森人格观的特征，为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昭示了一条正确的人生之路。
　　第三，孔繁森人格观的时代性特征。孔繁森是新时期产生的焦裕式的好干部，其人格形象是一个开拓进取、艰苦创业的形象，他能够把新时期党的方针政策转化为自己的人格行为，从而引导人们不断进取，大胆创新。孔繁森说：“率领群众致富，是我们的天职。”孔繁森在阿里不到两年的时间，跑了98个乡，行程8万多公里，调查研究，制定规划，跋山涉水，风餐露宿，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再现了当年焦裕禄的风采，谱写了一曲具有时代精神的创业之歌。
　　自强不息，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党的政治优势，是党的领导干部应有的精神品格。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种传统美德也遇到了挑战。有人认为经济建设已经取得很大成就，无需艰苦奋斗了，有人认为贪图安逸享受是人的天性，再讲艰苦奋斗已不合时宜了，还有人认为提倡艰苦奋斗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由于这些错误思想的影响，导致一些干部讲排场、摆阔气，追求奢侈豪华。邓小平同志对这种错误思想进行了批评，认为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讲艰苦创业。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处在一个艰苦创业时期，伟大的创业精神需要广大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自身的模范行为来倡导和弘扬。孔繁森是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模范。他以“一尘不染，两袖清风，视名利安危淡似狮泉河水，二离桑梓，独恋雪城，置民族团结重如底斯山”的实践，铸造了自己合乎时代发展要求的伟大人格。
　　　　　　　　　　　　　　　　　　　　　　　　（责任编辑：乔法容）
　　
　　
　　
中州学刊郑州81～84D2中国共产党张培强/辛世俊19951995 作者：中州学刊郑州81～84D2中国共产党张培强/辛世俊19951995

网载 2013-09-10 21:5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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