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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历史上，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有过长期的、唯我独尊的垄断地位，也有过如孔子亲历的过匡被围、微服过宋、陈蔡断粮的曲折，以及秦始皇焚书坑儒、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文化大革命”批儒批孔的艰难坎坷。20世纪中期，孔子及其思想因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的腾飞而重新引起全世界的关注，“文化论派”从文化动因这一角度对东西方经济进行了全面的比较研究，认为是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促使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迅速驶入了现代化的行列。如今用世纪之交的目光重新审视孔子，了解孔子的经济思想，取其精华，用之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尤显重要。
　　　　　　一
　　孔子的经济思想是构建在他的政治理论基础之上的，是其政治理论的延续。其理论基础之核心是“仁”。这里的“仁”有两层含义：一是对人要有爱心，即“爱人”，由“爱人”而推衍出“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因而对老百姓要“富之”、“教之”，“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二是对己，要做一个完美的、真正的人，因而对于眼前的物质利益要做到不贪，谋取利益时要合理合宜，取之有道，要见利思义。
　　孔子的经济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见利思义、重义轻利的义利观
　　在经济社会里，个体之利与整体之利、群与己的矛盾冲突，在传统文化中表现为义利之辩。由于孔子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注：《论语·里仁》。）、“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义以为上”（注：《论语·阳货》。）等话，许多人便以为孔子是一个只讲仁礼道德、不讲经济利益的空想政治家，认为孔子缺乏经济思想、没有市场观念，甚至认为孔子思想是传统文化的糟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包袱，这是对孔子经济思想的片面理解。
　　首先，“子罕言利”（注：《论语·子罕》。），但非不言利。孔子并不反对人们追求物质利益，没有为贫穷辩护，相反，他认为追求富贵是人的正常的、正当的要求。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注：《论语·里仁》。）；“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注：《论语·述而》。）。所谓“子张学干禄”（注：《论语·为政》。），就是孔子的弟子子张向孔子请教如何获取仕禄的问题。孔子还认为，一个人要安于贫困而无怨忿是很难做到的，他说：“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注：《论语·宪问》。）。
　　其次，孔子认为富贵和一己私利要通过正当合理的途径获取，要用合乎“义”的正当手段取得财富，而不是通过武力或者旁门左道去攫取，即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孔子所处的时代，是井田制瓦解、土地私有化迅速发展的时代，私有观念日益凸现，人们对物质财富的追求表现出空前的积极性，个人私欲无限膨胀，社会进入无序状态，孔子呼吁人们“见利思义”（注：《论语·宪问》。）、“义然后取”。这里的“义”宋代鸿儒朱熹把它理解为“制事之宜也”，即获取利益要合乎事宜，要以谦逊的言语来表达，以正当的手段、依礼节去实行，以诚实的态度去完成。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接着，他补充说：“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注：《论语·里仁》。）。可见，孔子所反对的只是不义之利。孔子的弟子冉求担任鲁国权臣季氏的家臣，为其设法搜刮民脂民膏，使得季氏比周公还富，孔子对冉求为虎作伥，帮助季氏谋取不义之利的行为十分愤慨，他说：冉求“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注：《论语·先进》。）。
　　再次，孔子强调要用正确的心态对待贫与富。在私有制社会里，贫富分化是一种无可避免的社会现象，有富必有贫。因此，孔子强调在富裕的环境中，要讲究“俭”、“约”，做到“欲而不贪”；而在贫困的环境中，又要能够安贫乐道。齐景公向孔子请教治国之策时，孔子说：“政在节财”（注：《史记·仲尼世家》。）。孔子还说：“奢则不孙，俭则固”（注：《论语·述而》。）；“以约失之者，鲜矣”（注：《论语·里仁》。）。这些都是告诫统治者为政要讲究俭、约，只有这样，统治才会巩固。当个人生活贫困时，孔子要求人们做到“君子固穷”，处之泰然。孔子称赞颜渊“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连连赞叹：“贤哉，回也”（注：《论语·雍也》。）。孔子一生历尽艰险，有过陈蔡断粮之苦，他自己也是勤俭节约的典范，对于“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这样的贫困生活，亦能安之若素，并自认为“乐亦在其中矣”（注：《论语·述而》。）。相反，“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孔子认为“未足与议也”（注：《论语·里仁》。）。孔子这种淡泊名利、安于贫困、乐天知命的人生态度，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心理和民族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孔子的义利观建立在其“仁”学基础之上，因此，他强调以国家、百姓之利为义。孔子强调“修己以安百姓”（注：《论语·宪问》。），强调“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如果一个人只关心个人私利，则为“不义”，他说：“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注：《论语·宪问》。），对于那种“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注：《论语·阳货》。），“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注：《论语·卫灵公》。）的只图个人安逸，不思国家人民利益的生活，孔子认为“难矣哉”，即说想不生祸患是很难的。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义利观，并把它升华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注：《孟子·滕文公下》。）的精神境界，甚至认为当生与义发生冲突，不能两全时，宁愿“舍生而取义者也”（注：《孟子·告子上》。）。
　　　　（二）“均无贫”的分配观
　　孔子主张社会财富的分配要合理调均。他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贫）而患不均，不患贫（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注：《论语·季氏》。）。意思是说，不怕贫困，就怕分配不均；不怕人民少，就怕不安定。分配均匀，就没有什么贫困，人际关系和谐，就不会孤立，社会安定，就不会有国家倾覆的危险。联系到今天，有的人发财致富了，腰缠万贯，却偷税漏税，吃喝嫖赌，胡作非为，即是明证。孔子告诫统治者要注意“均”的分配原则，防止大富大贫的两极分化。西汉儒学大师董仲舒是这样阐释孔子“均无贫”思想的，他说：‘不患贫而患不均’，故有所积重则有所空虚矣。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圣人则于众人之情，见敌之所从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注：《春秩繁露·度制》。）。如果社会财富分配失均，则部分人大富，多数人大贫，大富则骄，骄则残暴，欺压百姓，激起民愤。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饥寒交迫，逼上梁山。所以，分配不均，大富大贫，是社会动乱的根源。统治者要合理调均，使富者足以显示其高贵而又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家糊口、养生送死而无憾无忧，不至于为盗，社会才可以安定而不至于倾覆。孔子在《大学》里进一步说“财聚则民散”，意思是财富过于集中，分富分化，人民就会流离失所，国家就有灭亡的危险。
　　宋代鸿儒朱熹对于孔子的“均无贫”思想却有另一番理解，他说：“均，谓各得其分；安，谓上下相安”（注：朱熹：《论语集注》。）。意即财产的分配要与身份等第相适应。事实上，春秋时期，周天子基本已无土可封，徒有其名，而众多的诸侯列强，其领地已大于王畿，许多诸侯国的公室领地，又普遍小于诸侯国内强宗大族的私家采邑。由于这种财产分配关系日益紊乱，造成诸侯国内权利之争日益激烈。孔子说的“均”与“安”，就是要人们安分守己。例如晋国在经历了一段动荡不安的政权之争以后，公元前636年，流亡在外达19 年之久的公子重耳终于回国夺取了政权，为了巩固统治，他号令重新确定等级名分，规定“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官宰食加”，希望从此“政平民阜”（注：《国语·晋语四》。），即孔子所说的“均”与“安”。然而，晋文公重耳在生之时既已“患贫”，他去世之后，晋国的卿大夫就更为财产与权力而争夺不休，并没有实现所谓的“均”与“安”。
　　随着奴隶社会的井田制的破产和私有土地的出现，社会财富不断地进行着再分配，贫富分化必然日益加剧，奴隶社会的等级分配制度也必然被打破。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灭亡，无不是从贫富分化、财富集中而发端的，而新的王朝的建立，又无不是从对社会财富和权力的再分配、对老百姓的休养生息开始的，这是以武力手段对贫富分化的遏止和对社会财富的调均，只不过这种武力调均实在令统治者难以忍痛。孔子的“均无贫”思想是希望用和平的手段，通过统治者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和对人们实行道德教化来实现对社会财富的合理调均，防止极富极贫，因而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孔子“均无贫”的思想富有理想主义色彩，其最高境界是全社会抛除私有观念，共建“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社会。
　　　　（三）轻敛薄赋、休养生息、富民养民的民本思想
　　“君”和“民”是相互对立而又相互依存的矛盾统一体，孔子通过对古代历史的解读认识到了这一矛盾统一体，他从桀灭纣亡的悲剧中看到了人民的伟大力量，因此，孔子的经济思想中蕴含着相互的民本思想。他以“仁爱”为基点，强调统治者应以爱民为先务。而爱民不能只空谈心性，必须把富民放在为政的首要位置。孔子告诫子贡，为政之道，先要使老百姓有充足的粮食，其次再修治武备，这样，人民自然就会对政府充满信心。他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注：《论语·颜渊》。）。鲁哀公向孔子问政，孔子说：“政有使民富且寿”（注：《说苑·政理》。）。孔子希望统治者要“养民”、“富民”、“惠民”，要遂民之欲，足民之求，兴民之利，使老百姓能够“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养生送死无憾”。孔子认为，民富与君富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他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注：《论语·颜渊》。）
　　如何才能富民呢？孔子在提倡大力发展生产的同时，还要求统治者减轻剥削，实行轻敛薄赋、休养生息的统治政策。鲁哀公向孔子求教为政之道，孔子说：“薄赋敛则民富”（注：《说苑·政理》。）。哀公在位时，年岁荒歉，国用不足，于是向孔子的弟子有若请教解决困难的办法，有若回答说：“盍彻乎？”（为什么不实行税田十取一呢？）孔子对那些“苛政猛如虎（注：《礼记·檀公下》。）”的残暴统治者深恶痛绝，对其弟子冉求帮助季氏搜刮民脂民膏的丑事耿耿于怀，鼓动他的弟子们“鸣鼓而攻之”。
　　　　（四）“先富后教”的可持续发展观
　　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以物质文明的发展为基础，而教育文化的发展反过来又可以巩固和推动物质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物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因此，大力发展教育，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和保障。孔子认识到解决了人们的吃饭问题之后，抓教育就是统治者该做的头等大事。子贡问政，孔子说：“富之，既富乃教之也，此治国之本也”（注：《说苑·政本》。）。孔子周游列国到达卫国时，正好冉有为他赶车，孔子说：卫国的人口真多啊！冉有问：人口多了，再怎么办呢？孔子说：“富之”。冉有又问：富了之后又怎么办呢？孔子说：“教之”（注：《论语·子路》。）。面对物质文明的不断发展，而人们的道德素质却每况愈下，严重地阻滞着物质文明的进一步持续发展。为了一己私利，人们可以不讲道德，互相倾轧，上下僭越，见利忘义。因此，孔子主张“先富后教”，特别要注重道德、伦理教育，以“仁义”作为其教育的基本精神，以“礼乐”作为其教育的主要内容。孔子还主张“有教无类”（注：《论语·卫灵公》。），打破教育的界限，通过普及教育提高全体人们的道德素质，从而实现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环顾今日世界，经济的腾飞与教育的发展是相伴而行的，凡属经济发达的国家，其教育也令人称羡，而教育落后的国家，其经济也必然落后于人。
　　　　　　二
　　孔子的经济思想在中国二千多年历史长河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即使在科技发达、经济繁荣的今天，孔子的经济思想仍然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的突飞猛进，就和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有着紧密的联系，西方学者盛赞东亚的“儒家文明”，誉之为无可匹敌的文化动力。因此，如何重新看待孔子，充分挖掘孔子经济思想的合理内核，把它转换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强大动力，成为跨也纪的中心课题。孔子的经济思想启示我们：
　　　　（一）要敢于求利、求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的是以市场为杠杆，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全体人们的共同富裕。正如管仲所说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饥寒并至而能无为非者寡”、“温饱并至而能不为善者希”（注：王充：《论衡·治期》。）。如果违背人民的利益，而空谈什么政治和理想，都只可能是“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主义，是只可望不可及的海市蜃楼。邓小平多次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注：《邓小平文选》卷3，第373页。）。只有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才能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巨变，都是因为这些国家没有妥善处理好人民的生活利益而引起的。
　　　　（二）要合理求利、求富
　　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仍是法治经济，必须服从国家法律的调控。计划经济时代，由于政企不分，国家对经济干预过多、统得过死、管得过细，以至扼杀了经济发展应有的活力，严重制约着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市场为杠杆，以竞争为手段，经济的发展依价值规律而运行，国家必须从法律的角度进行宏观调控，以确保市场竞争在公平合理的状态中有序运行。在我国，《民法通则》、《经济合同法》等法律法规明确指出，行为人从事经济活动，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有的经济主体“放于利而行”，见利忘义，唯利是图，大量制假售假，偷税漏税，坑蒙消费者，甚至为了一己私利，不惜违法乱纪，破坏人类的生态环境，而有的主管部门、执法机关鼠目寸光，实行地方保护主义政策，结果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严重的损失。
　　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道德伦理的支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理性的社会秩序和人文环境，适当的道德伦理精神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牵引和价值效能。所谓“论语加算盘”，就是用孔子的儒家伦理道德思想来指导经济活动，用合乎伦理道德的方式来发展经济，在经济活动中讲求和遵循道德规范，实现功利与道义并存，伦理与经济合一。孔子提出的诚信、敬业乐群、“见利思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注：《论语·卫灵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注：《论语·雍也》。）等思想无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必须遵守的基本道德规范。
　　孔子主张“先义后利”、“义然后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和道德就是“义”。在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提倡并确认道德为立国之本，认为欲求建立正直而和谐的社会，必须弘扬孔子所代表的中华文化精神。在1991年的“世界华商大会”上，李光耀就华商成功的秘诀发表了精彩的讲演，他认为，是儒家文化的价值观促成了华商的成功。在我国，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指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紧密结合改革和发展的实践，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引导人们正确处理竞争和协作、自主和监督、效率和公平、先富和共富、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关系，反对见利忘义、唯利是图，形成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公民个人合法权益的社会主义义利观，形成健康有序的经济和社会生活规范”。
　　　　（三）允许“先富”、致力“共富”
　　孔子鼓励人们追求富贵，但是，每个人不同的劳动素质和环境资源决定了人们不可能首先实现“共富”，因此，孔子又鼓励贫困者们安贫乐道。当然，孔子也有一个“共富”的理想，那就是“大同”理想社会，但这仅仅是一个五彩斑斓的梦想，孔子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通往“大同”理想之路，因而孔子的“共富”也不可能实现。孔子的“均无贫”思想虽然提出了对社会财富实行合理调均，以免出现大富大贫的现象，危害社会稳定。但是，从孔子的政治理论来看，孔子主张的是宗法等级观念，其“均”无非是宗法等级制度下的“各得其分”、“上下相安”的“均”。在私有制社会里，孔子看到了贫与富、先富与共富的矛盾，但是他始终无法解决这一矛盾。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特点是市场竞争，必然有优胜劣汰、先富后富，这是正常的，不是私有制社会的大富大贫、两极分化。邓小平指出，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其它人富裕起来，最终实现共富。对于先富的一部分，国家在积极支持鼓励的同时，通过课之以税收等办法进行合理调均，对于比较贫困的、后富的一部分，国家则有计划地进行扶贫帮困，帮助他们脱贫致富，走上共同富裕之路。
　　　　（四）必须坚持以科教兴国
　　孔子强调“先富后教”的可持续发展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尤其应该以科技为动力，走科教兴国之路。虽然教育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有时是隐性的、间接的，难以立竿见影，但是它对社会所产生的推动力是巨大的、持久的。如今，知识经济逐渐成为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正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人们在努力发展经济建设的同时，更是越来越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实现经济与教育的良性互动。
　　此外，儒家伦理中很多道德规范对于今天的企业管理仍具有现实意义。孔子主张以礼待人、礼贤下士，长对幼要宽厚谦和，下对上要忠诚，这种和谐的人际关系，同现代经济管理中的人群管理、情感投资、道德激励是相通融的。孔子思想中取之有道的合理谋利思想，仁民爱物的情感关怀，讲信修睦、敬业乐群的道德品质，沉勇刚毅、勤奋节俭的人生态度，以和为贵、以礼待人的良好风尚，都是现代经济活动中必须遵循的基本精神。
　　收稿日期：1999-02-03
益阳师专学报75～78F11理论经济学易永卿19991999孔子以“仁”为基点，以“义”为原则，以实现“民之所利”为目标的经济思想，包括“见利思义”的义利观，“均无贫”的分配观，富民养民、先富后教的可持续发展观等内容，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极可宝贵的思想资源，值得借鉴。孔子/经济思想/现代转换易永卿　　　　　　益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讲师，湖南·益阳，413049 作者：益阳师专学报75～78F11理论经济学易永卿19991999孔子以“仁”为基点，以“义”为原则，以实现“民之所利”为目标的经济思想，包括“见利思义”的义利观，“均无贫”的分配观，富民养民、先富后教的可持续发展观等内容，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极可宝贵的思想资源，值得借鉴。孔子/经济思想/现代转换易永卿

网载 2013-09-10 21:5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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