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先生对中国哲学的继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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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友兰先生是哲学史家,又是哲学家,他以哲学家的观点治哲学史,故能独具特色。这里只讲一个问题——二十世纪中国哲学家的使命。
      (一)
  冯友兰学术活动的时代,在二十世纪。中国人是怀着屈辱走进二十世纪的。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了中国的首都北京,赶走了皇帝,被迫签定了不平等条约。从此,中国时时处在被瓜分的边缘。二十世纪给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是救亡图存,促进中国现代化,迅速摆脱半殖民地的地位。冯先生的哲学史是在这种背景下撰写的。它是一部学术着作,却又不是纯学术的着作。国家危难,唤醒了广大爱国人士,人们从不同的岗位提出救亡图存的主张。企业家提出实业救国,教育家提出教育救国,各政治团体和党派也都提出了他们的救国纲领。旧版《中国哲学史》出版于1933年,当日本军占领东北三省(1931年)的后二年,他在《中国哲学史》序二中写道:
    此第二篇稿最后校改时,故都正在危急之中,身处其境,乃真
  知古人铜驼荆棘之语之悲也。值此存在亡绝续之交,吾人益思吾先
  哲之思想,其感觉当如疾痛时之见父母也。吾先哲之思想有不必无
  错误者,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
  太平”,乃吾一切先哲着书立说之宗旨。无论其派别如何,而其言
  之字里行间,皆有此精神之弥漫,则善读者可觉而知也。“魂兮归
  来哀江南”;此书能为巫阳之下招欤,是所望也。
  《序》中用了“铜驼荆棘”的典故,绝不是夸大其辞。当时的中国确实处在亡国的边缘。当时,日本军用飞机无限制地在市区上空低空飞行,学生上课时飞机噪音干扰了讲课,有时不得不停一两分钟,飞机过去接着再讲,机翼上鲜红的日本徽志刺伤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北京已经是一个边城。果然,1938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开始了。
  10年后,冯友兰先生在战争流离颠沛中先后出版了几部哲学专着,《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等六部。他在《新原人》序中说: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此哲学所应自期许者也。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
  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
  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心立命之用乎?……此新理学、新事
  论、新世训及此书所由作也。出版《中国哲学史》10年后,也就是在日本侵略军战败投降的前二年,冯先生两次提出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名言,国家危难之际,爱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感,一片赤诚跃然纸上。
  冯先生从事哲学研究,不论治哲学史还是从事哲学理论构建,都与祖国的文化建设、民族振兴相联系。他不是寻章摘句地论述前代思想,而在于为民族、国家建立新文化准备条件:
    通观中国历史,每当国家重成统一,建立了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各族人民和睦相处的时候,随后就会出现一个新的包括自然、社会、
  个人生活各方面的广泛哲学体系,作为当时社会结构的理论基础和
  时代精神的内容;也是国家统一在人民思想中的反映。儒家、新儒
  家都是这样的哲学体系。中国今天也需要一个包括新文明各方面的
  广泛哲学体系,作为国家的指针。(《自选集》6页)这是1982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哲学名誉博士学位时冯先生的讲话。他要用哲学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尽自己的力量。有些研究冯友兰先生思想的学者,兴趣都放在冯先生早年的哲学与晚年哲学的区别上。有人对他早年哲学多所肯定,对晚年哲学多有指责;也有人持相反的看法,肯定晚年,否定早年。冯先生自己却没有把它看作两种性质不同的着作,他认为文化不能割断,建立新文化离不开旧文化,继承旧文化是继承,批判旧文化也是继承。新与旧本不是对立的,而是衔接的。
  在极左思潮冲击下,冯先生还是充满了自信,他从未怀疑中国哲学的价值,坚信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思想体系,必须吸取中国古代哲学作为来源之一。离开旧文化就建不成新文化。
      (二)
  冯友兰先生是受旧哲学熏陶、培养的学者,他何以能很快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这种怀疑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上冯先生的旧哲学史中已开始运用西方社会学来观察社会,在许多地方已存在着与唯物史观的结合点。他的旧《哲学史》讲到汉代思想时说:
    盖人之思想,皆受其物质的精神的环境之限制。春秋战国之时,
  因贵族政治之崩坏,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之新秩序亦渐安定。自
  此而后,朝代亦屡有改易,然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皆未有根
  本的变化。(493页)
    自春秋至汉初,一时之政治、社会、经济方面,均有根本的变
  化。然其时无机器之发明,故无可以无限发达之工业,因之亦无可
  以无限发达之商业,多数人民仍以农业为业,不过昔之为农奴者,
  今得为自由农民耳。多数人仍为农民,聚其宗族,耕其田畴。故昔
  日之宗法社会,仍保留而未大破坏。故昔日之礼教制度,一部分仍
  可适用。不过昔日之仅贵族得用者现在大部分平民亦用之而已(
  487页)这些观察社会的方法,已接近唯物史观,已具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为社会变革的基础的观点。冯友兰比贺麟更容易接受唯物史观,他们两人的旧哲学的根基不同,应是原因之一。
  旧史学家把秦始皇焚书,尊信法家看作与儒家完全对立,冯先生在旧《哲学史》中早已指出秦皇、李斯焚书与汉武帝罢黜百家走的是同一条路线,都在为加强大一统的集权而努力,只是秦始皇的手段简单急躁了些。他说:
    及汉之初叶,政治上既开以前所未有之大一统之局,而社会及
  经济各方面之变动,开始自春秋时代者,至此亦渐成立新秩序;故
  此后思想之渐归统一,乃自然之趋势。秦皇、李斯行统一思想之政
  策于前,汉武、董仲舒行统一思想之政策于后,盖皆代表一种自然
  之趋势,非只推行一二人之理想也。(《哲学史》486页)冯友兰先生这些观察问题的方法,都成为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思想基础。关于秦始皇与汉武帝所做的统一天下的思想,以及汉武帝尊儒的措施,在旧《哲学史》中也有接近唯物史观的看法。他说:
    秦用儒家之说,以“坊民正俗”,即其焚书、禁私学,亦未尝
  不合于儒家同道德、一风俗之主张,不过为之过甚耳。秦皇、李斯
  废私学,为统一思想之第一步,汉武、董仲舒罢黜百家为统一思想
  之第二步。(旧《哲学史》487页)
      (三)
  古人所谓“知人论世”,是全面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公平秤。中国的爱国知识分子在中国这个大环境中造就了他们的特性。如果不是有丰富的文化传统,不是深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压迫,贫困落后的旧中国的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思想不会这样坚定而强烈。
  欧洲马克思主义有三个来源,这几乎是多数人的共识。也有人认为中国共产党也应上溯到这三个来源,这种推断不符合中国的实际状况。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爱国志士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由此而引发为促进中国现代化。因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结合中国的实际而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才真正找到出路。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是二十世纪中国各族、各界的共同课题。
  紧紧抓住这个主题,用它来衡量一个人,一件事,一种政策,一种主义,才能不致失误。
  冯友兰先生的学术观点,人们可以赞成,也可以不赞成,见仁见智,不必强求共同的认识。冯先生的爱国主义是明白清楚的,是值得钦重的。有些崇拜洋人、迷信洋人,不懂得中国文化,不珍惜中国文化的人,没有资格对冯友兰先生的人格轻下断语。
  在三十年代初,冯先生在他的旧《哲学史》中曾说过:
    历史上时代之改变,不能划定于某日某时。前时代之结束,与
  新时代之开始,常相交互错综。……故中国哲学史中之新时代已在
  经学时代方结束之时开始。所谓“贞下起元”,此正其例也。不过
  此新时代之思想家,尚无卓然能自成一系统者,故此新时代之中国
  哲学史,尚在创造之中;而写的中国哲学史,亦只可暂以经学时代
  之结束终焉。(旧《哲学史》1041页)到抗战中后期,冯先生贞元之际的哲学着作陆续发表,并开始形成自己的体系。他在《新理学》及以后的论着中以他自己的哲学作为结束。这种做法可以讨论。但是冯先生考虑问题的方法值得重视。因为他意识到中国已经进入一个新时代,与古代(冯先生叫做经学时代)有本质的不同,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崭新时代。新时代要有与之相应的新哲学体系。新旧时代不同,不系于年代的先后,而在于社会性质的差异,在冯先生早年已看到并指出来,这种发展观是十分可贵的。他说:
    直至最近,中国无论在何方面,皆尚在中古时代,中国在许多
  方面不如西洋,盖中国历史缺一近古时代。哲学方面特其一端而已。
  近所谓中西文化之不同,在许多点上,实即中古文化与近古文化之
  差异。此亦非由于中国人之格外不长进,实则人之思想行为之多为
  适应环境之需要。(旧《哲学史》495页)贯穿着冯友兰先生一生的爱国主义精神成为他在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在旧中国和新中国始终不渝地精进不息。他把学术的命运与国运联系在一起。直至逝世前,还念念不忘地讲到知识分子对国家的兴衰要有参与意识,并指出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好传统,应当继承和发扬。他九十二岁高龄时还说过:
    凡古老民族,都有许多文化传统,后来的人应当溯其源而究其
  流。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从之是继承,因为这是历
  史在旧基础上的发展;改之也是继承,因为这也是历史在旧基础上
  的发展。从之改之结合起来,这个民族的特色就表现出来了。
    《诗经》有一首诗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我把这两句
  诗简化为“旧邦新命”。这四个字,中国历史发展的新阶段足以当
  之。
    “旧邦”指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新命”指现代化和建设社
  会主义。“阐旧邦以维新命”余平生志事盖在斯矣。(《自选集》
  9—10页,《康有为〈公车上书〉书后》)
  最后,引用冯友兰先生自己的话作为对他的哲学思想作出评价:
    我经常想起儒家经典《诗经》中的两句话“周虽旧邦,其命维
  新”。就现在来说,中国就是旧邦而有新命,新命就是现代化。我
  的努力是保持旧邦的同一性和个性。而又同时促进实现新命。我有
  时强调这一面,有时强调另一面。右翼人士赞扬我保持旧邦同一性
  和个性的努力,而谴责我实现新命的努力。左翼人士欣赏我实现新
  命的努力,而谴责我保持旧邦同一性的努力。我理解他们的道理,
  既接受赞扬,也接受谴责。赞扬和谴责可以彼此抵消,我按照自己
  的判断继续前进。
    这就是我已做的事和将要做的事。(《自选集》8页)作为二十世纪的中国哲学家,冯友兰确实尽到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爱国哲学家的职责,无愧于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他爱祖国的优秀文化,他爱哺育他的这块国土,他与中华民族共同经历了山河破碎的苦难,甚至自己也加入了流亡的行列,他也分享了站起来的中国人不再受外国欺凌的欢欣。他和学生们庆祝新中国“五一节”冒雨游行。只要国家富强,文化繁荣昌盛,求仁得仁,无怨无悔。坚定不移,为文化为国运而铭心刻骨,忍辱负重,致力于学术的人太少了,太少了!
                         1995年12月*
  
  
  
齐鲁学刊曲阜4-7B5中国哲学与哲学史任继愈19961996 作者:齐鲁学刊曲阜4-7B5中国哲学与哲学史任继愈19961996

网载 2013-09-10 21:5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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