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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学艺术的创作中，象征是被广泛使用的一种表现手法，尤其是新时期以来，在小说创作中越来越受到作家的青睐。许多评论家充分注意到了这一文学现象，给予了比较中肯的总结和阐说。我们对象征及象征的现代品格进一步给予科学的研究，对于小说创作及解读一个时期以来的小说创作会有所裨益的。
　　　　　　象征的演变与发展
　　象征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广义的解释为用具体事物表示某种抽象的概念或思想感情。狭义的象征是指文艺创作的一种手法，它通过某一特定的具体形象以表现与之相近或相似的概念、思想和感情。
　　我们所研究的象征，主要是指狭义的象征，即艺术的象征。艺术象征是一个由个体象征、群体象征到整体象征的演变和发展过程。
　　由广义的象征借用到艺术中来，其内涵扩大，外延缩小，属于个体象征阶段，它的特点是点线性，它的观念单一、定向，确立其象征义明眼人一见便知，清楚明白，不会误解。阿拉伯着名民间故事集《天方夜谭》中许多寓言故事，《伊索寓言》和我国许多神话故事，如精卫填海、后羿射日、夸父逐日、女娲补天等都从幻想中折射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具有浓郁的象征色彩。象鲁迅先生的《药》的结尾花圈的象征义，单一、定向，又较确定，不会引起歧义，故事本身与象征义即故事的隐喻基本是“一对一”的，有点线的对应性，是谓个体象征。
　　个体象征在我们今天的使用比比皆是。比如在我国，“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炎黄子孙是“龙”的传人，在西方宗教艺术中，百合花象征了玛丽的童贞，羊羔象征了信徒，两只鹿在池塘边饮水象征着信徒们的欢乐等。至于说我们常谈的，把泰山顶上的青松比为革命者的坚强不屈，把红心比为忠诚，把礁石比做中坚力量，把草鞋、针线包比做艰苦奋斗的传统等都属于个体象征，因为用得太滥，显得俗套。
　　由于个体象征的单一性，所以它的艺术感染力很薄弱，随着写作表现力的提高，在创作中使用象征日趋复杂化、面积化，是谓“群体象征”。它往往以环环叠加的形式镶嵌于作品中象一片氤氲生烟，蒸腾着思索和寓意的长河，有机地构成小说的旨趣与意蕴。比如《荷马史诗》中阿喀琉斯的性格是多侧面的，他天真而又固执，残暴而又温良，凶狠而又敦厚，既有年轻人的任性负气而又尊敬他人。忘我的战斗精神，温厚善良和扞卫自己尊严、荣誉的意识构成了阿喀琉斯的主体性性格，同时又有自身难以克服的弱点。阿喀琉斯的多重性格恰恰象征了希腊民族的品格。别林斯基在《诗的种类的划分》中说：“长篇史诗的人物应该是民族精神的充分代表，但主人公应该以自己的个性表现民族力量的充沛，民族精神的全部诗意。荷马的阿喀琉斯就是这样。”与中华文化相比，希腊民族的行为动机更多的不是为民族集体利益，而是为满足个人对生命价值的追求。他们为地位、财产、爱情、复仇甘愿冒险，在他们看来与其默默无闻的长寿，不如光荣的冒险，以巨大短促的欢乐和壮烈的死去，来显示自己的勇敢、智慧、技艺和健美。因而阿喀琉斯是希腊民族的代表的象征。这是希腊民族的优点，同时也是他们的弱点。阿喀琉斯的母亲海之神出于疼爱儿子，曾倒提着儿子的双足将他全身浸入冥河而使阿喀琉斯刀枪不入。或许是海之神的疏忽，也许是命运使然，敌人射中了阿喀琉斯的脚后跟，那是唯一没有浸泡过的地方。这是一种隐喻，是一种暗示，它象征了任何一个人、一个英雄、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弱点。“脚后跟”是阿喀琉斯的肉体上的弱点，而阿喀琉斯“不想再要那种超于整个大军之上的荣誉”（伊利亚特），即民族的集体利益和荣誉以及阿喀琉斯式的自由放任、漫无矩度的个人主义，则是希腊民族乃至西方民族的致命处。由此，我们可以充分地认识到，阿喀琉斯故事的象征义决不是单一的、纯粹的，而是丰富多采和复杂多维的。这是由一系列象征形象构成一个复杂的象征体所形成的艺术效果。这就是我们所谈的群体象征。与个体象征相比，它演变发展了，是一个由点线到面的发展过程。在新时期小说创作中，使用这种手法来增强作品的力度、深度和广度，产生了许多优秀小说。比如早些时候，张抗抗的《红罂粟》、张承志的《黑骏马》、邓刚的《龙兵过》、铁凝的《麦秸垛》、《棉花垛》，以及近些时候，铁凝的《孕妇与牛》，方方的《风景》、《黑洞》，特别是贾平凹的《瘪家沟》、《油月亮》以及《龙卷风》、《太白山记》中的一些篇什，都是使用多体象征而达到了很高艺术境界的典型作品。多体象征已具有了很强的现代意识。
　　象征手法再进一步演变和发展，就成为今天最现代意识的整体性象征。这个时候的象征已不是点线和平面的问题，而是由象征构成一个完整的艺术世界（即小说世界）。小说的全部内容依仗自己的结构，融铸成一个定向而不定量的象征实体，即作品的整体意蕴完全是由一个个象征片断所构成的一个象征体系来表达的。这是我们不少小说作品所具有的艺术特征。王蒙的《葡萄的精灵》、《坚硬的稀粥》，张承志的《大板》、《北方的河》、邓刚的《迷人的海》、贾平凹的《佛关》、《烟》等，都是整体性象征巧妙使用的典范之作。《葡萄的精灵》可以让人感到作家其意不在酿酒，而是人的品德性格的酿造与形成；《坚硬的稀粥》也不在于天天喝粥，而是对人生、社会、历史、时代的泥古不化、陈陈相因的揭露与批判。《迷人的海》也不仅仅是精心描绘两个海碰子与大海的惊心动魄的搏斗，而是象征着犷悍、冷酷、拼杀与死亡，但又是热情豪迈的历史，是一个坚定、硬朗地“追寻”的人生观念，是一种被现实的挑战所唤醒的现代意识。《大板》、《北方的河》都可以说是充盈着人生意蕴的整体性象征描写。贾平凹的《佛关》、《烟》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作品。
　　《佛关》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具有虚幻色彩的丑镇，村里的人都头大腿短或臀肥头小，奇丑无比，唯独兑子和表哥漂亮英俊得很，但丑镇人疯一般地嫉妒，不可容忍，凶神恶煞般地毒打表哥和割掉表哥的“尘根”。丑镇人都追求兑子，都意淫兑子，表哥与兑子野合，整个丑镇“结了婚的”“都没空过”，“光棍都手淫”。兑子画佛，人们求她画佛完全是因为她美丽无比，甚至兑子的去留直接影响丑镇的兴衰荣枯。小说虚实相依，显隐相济，神秘奇诈，荒诞不经。《烟》则从佛教“神不灭说”、“轮回说”中汲取灵感，创造了一个蕴含佛理的“灵魂转世”的故事。石祥七岁突发烟瘾，恍惚中发现自己前身是一个眉目清秀，威武显赫的山大王，抽烟有奇功，吐出的烟圈能套住想暗算自己的阴谋者，甚至他前身用过的烟斗在人迹不到的险处找到。可他继承了山大王的烟瘾，却未能继承其美貌风流，石祥太憨。在南疆石洞里成了边防战士的石祥突发烟瘾，又无烟可吸，朦胧中又梦见自己的来世是一个囚犯，在狱中无烟可吸，直到临刑才抽了一口烟。待他洞中醒来恰被飞石击中，临终也抽了一口烟。三世轮回，清晰可见，命运不同，秉赋迥然。山大王——憨厚的战士——囚犯，唯有嗜好、归宿一样——吸烟和死。作家在这里并非真正来探寻“古赖耶识”（佛），并非真正探寻世界万物精神本源这一佛理的内涵，恐怕是以石祥三世轮回的故事构成一个整体性象征来探寻人类的繁衍的异化现象和人性的退化现象。《佛关》重在写食写性。小说中不停地打胡基、拍手印，兑子与表哥与“我”的野合及血手印，兑子与傻保贵奇谲的婚礼，排成长队的蝴蝶，割掉“法根”等，都是由暗喻、借代、变形、魔幻构成一系列象征形象，从而构成“佛关”的整体性象征艺术，在淡化古代神话精神和人性善的基础上，揭示人性之恶，揭示“人心的黑暗”和“历史的黑暗”，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现实与虚幻相交融的独特的象征世界。这些小说重在泛起普遍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无意识、潜意识及集体无意识，在反历史、反伦理的表层下达到一个更高层面的现实主义的理性要求，它们不仅仅写“原始的神秘感”，而是更贴近现实生活，张扬出了对人类命运、人类自身和自然存在的深刻反思，对历史化、伦理化持一种批判态度。面对现实的灾难与厄运，面对人自身的异化和退化现象，更加注重人自身，注重在痛苦中思索人类的命运，进而探求医治人类自身的妙药。
　　因而，我们从以上探索来看，这些作品，我们不能只停留在作品表面去把握它们的审美意蕴，我们必须从这些作品的象征世界中去寻找和把握作家的创作动机。很显然，发展到今天的整体性象征是更为复杂更为多侧面的，它具有立体性特点，用它可以创造一个完整的小说世界，而且会使小说作品的内涵与外延更为深邃和广袤。
　　　　　　象征艺术的现代品格
　　新时期小说创作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现代象征艺术得到充分的展示。其原因有三。一是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小说创作少了许多束缚；二是人们艺术欣赏的要求已不满足于从前枯燥的、单一的、政治功利性极强的所谓文学艺术，他们立体性地要求内容丰富、含义多向、生动有趣，能够反映人民心声，揭示社会、人生、历史、时代某些本质方面的优秀作品，象征具有这样的力量；三是西方大量具有现代象征品格的艺术作品和具有现代象征深度的美学理论被介绍到中国来。认真考察，中国现代意味的象征艺术是借鉴了西方作家的作品和从西方美学理论中吸取营养而形成。我们今天的小说艺术世界的来源有三个：第一是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沸司·茨杰拉尔德《人间天堂》等。如邓刚的《迷人的海》、《龙兵过》、方方的《风景》、《黑洞》。第二是前苏联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何立伟的《白色鸟》。张承志的《黑骏马》、《北方的河》。第三是卡夫卡的《变形记》、《城堡》，戈尔丁的《城王》和马尔克思的《百年孤独》等这些表现主义、革新派和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如贾平凹的《瘪家沟》、《佛关》、《烟》，韩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等。由于我国现代象征艺术的运用，其来源不同，加之作家不同的创作个性，就形成三种不同的创作风格。邓刚的《老人与海》、《龙兵过》，方方的《风景》、《黑洞》象海明威《迷人的海》一样，不是象征主义的象征，它们没有怪诞、虚妄和激越的手法，他们并不想在强烈的刺激下，促成感觉的聚焦来达到把握世界本源的目的。这些作品的象征性是温和的，充分现实的，从而在理智的控制下去实现一个象征体系，并把某些具有共同性的人类冲突有条有理地表现出来，以获得某种“升华”。而何立伟的《白色鸟》，张承志的《北方的河》、《大板》象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一样，把神话传说、寓言故事融为一体，在诗情与哲理的表达中，通过纯洁、童贞、正直、善良、美好与污浊、世俗、奸诈、凶残、黑暗的对比来构成象征意蕴，从而形成两个对立的人生世界来寄寓作家肯定与否定的两种情绪。而贾平凹的《佛关》、《烟》及韩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则奇谲怪诞、虚妄魔幻、神秘莫测，是看得懂的故事，却难以把握其含义。它们似乎是想借助于原始本能冲动和感觉器官刺激的凝焦，象是一串极强的激光在强烈的刺激下来穿透表达对象的外壳，直接进入世界的本质。
　　如果我们准确理解了我国小说创作中现代象征艺术使用的不同来源、本质区别，进而来把握我国新时期小说象征使用的现代品格就容易多了。
　　　　　　一、现实与神秘中寻找现代化象征的恰当表达。
　　象征最突出的特点是隐喻、暗示、寓言。因此，小说作品如果写实性极强，失去了隐喻、暗示、寓言的特色，很难说它使用了象征，或象征性极强。１７年的许多作品，比如《普通劳动者》《小二黑结婚》等就是如此，这就要求作家在小说创作中既要勾勒一个现实的世界，又要造成一个神秘的世界，在现实与神秘中来寻找现代象征艺术恰当表达的契合点。前面提到的贾平凹的《佛关》《烟》等一些作品都是这样。一方面作家把故事放到一个躁动不安的环境之下，来现实地反映人类生活的本质真实，同样，作家又伸入到民族文化、历史心理和人物意识、无意识深层，利用多种奇谲的描写和直觉、幻化、魔幻、寓言等手法，来描绘一个神秘世界，从而把读者的阅读方向由现“世”境界引入到一种惝恍迷离的幻想世界中去，在现实与神秘的结合中，让读者直觉地把握小说的美学意蕴。贾平凹《瘪家沟》的故事单线串珠，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作家也没有把故事推到一个遥远的背景中去叙述，而恰恰是立足当今，把故事放到一个具有女性外阴形体的家沟来演化衍化、虚实相生，重在写人的神秘和幻化。侯七奶奶死期及五日并出预测的应验，作家石夫奇异的死和漂浮在桃花瓣上石夫的复活，以及大官人、牛过称、张生林、老贯的死都离奇怪诞，其他生生死死和为生为死的奔波组成了一个“生与死”的诡谲的象征世界，用以体现由于人类发展的不平衡和历史前进性的制约而产生初人巫术文化。原始初人用“万物有灵论”构筑自己的文化体系，创造了虚幻主义的世界，而今人头脑中的原始思维、原始意识，仍然不断地再制造自己的虚幻世界。贾平凹这一类作品告诉我们，直觉、幻化、寓言、神话、魔幻等是使现实与神秘紧密结合起来，以实现象征艺术表达的重要手段。即便是象邓刚的《迷人的海》、方方的《风景》，铁凝的《麦秸垛》及周梅森的《国殇》、《大捷》等一些写实极强的小说，其直觉、幻化、无意识、潜意识的诗意描述也不鲜见，加之所描写对象的陌生和奇谲，也造成了浓郁的神秘色彩，有极强的象征意味。
　　因此，创造一个现实与神秘双重交合的世界，来实现现代象征艺术的恰当表达，是现代象征艺术最突出的品格之一。而要创造这样一个双重交合的小说世界，直觉、幻化、寓言、神话、魔幻等手法是其中间阶段。
　　　　　　二、诗情化了的哲理表达。
　　象征，最早在诗歌中应用，而诗歌也因为象征的广泛应用而增强了自身的表现力。但是由于象征艺术充分而广泛的表现性，它逐渐渗透到文学艺术的许多领域中。特别是现代小说领域，伴随着结构形态和表现方式的日益开放，象征的诗化特点也被带到小说领域中来。这些作家突破小说叙事的传统习惯，试图在有限的形象材料中，寓寄更为深刻、更为广阔的内容和更富审美意蕴，所以它把诗所具有的简洁、凝炼、含蓄、深邃、主情性和“超以象外，得其环中”的美韵引进到小说中来，由象征带来的这种诗情化的倾向必然会构成双重的小说世界；一个是写实的具象世界，另一个是象征的世界。前者为形象性，后者为意会性，这样就会使小说具有多义性、丰富性和无限的色彩。因而，小说必然会超越于作品的审美形式而具有深邃的哲理内涵。
　　《麦秸垛》、《棉花垛》是诗意化了的哲理表达，《迷人的海》、《龙兵过》是诗意化了的哲理表达，《葡萄的精灵》、《红罂粟》也是诗意化了的哲理表达，张承志的《大板》、《北方的河》，何立伟的《白色鸟》更是具有这样特点的小说作品。前苏联作家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情节淡化、诗情浓郁，富有民族特点和象征色彩及深厚的哲理性，这位作家及作品对我国小说创作影响很大，张承志的创作个性很接近这位作家。张承志也承认他的创作深受艾特玛托夫的影响，他说：“苏联吉尔吉斯族作家艾特玛托夫的作品给了我关键性的影响和启示。”《大坂》的主人公是一位没有姓名的研究生，他决心要干一番攀登新疆天山大坂的惊天事业。冰川大坂神奇诡诈，作为人物心灵的对应物，具有双重的人格内涵，作为一种自然力，在人们还没有征服它以前，它对人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威胁。因此，在人们眼中，大坂狰狞凶恶，威仪森然；但作为人生道路上攀登的一个目标，大坂象征着一种精神高度，它又是绚丽多彩的、魅人的和富有诗意的。因而小说非常具有哲理性。小说形象地刻化了主人公攀登大坂时的直觉，他无比“仇恨”这巨大山脉，“仇恨”这“欺凌人类的大自然”；同时他也“升起勇敢”，“升起男子汉的气概”。作家认为经过痛苦的美可以找到心灵的高尚，小说的主人公正是沿着“痛苦的美”这条路奋进。主人公妻子流产、大出血、忍受苦难，让丈夫去科学考察，“她以一个女人的勇敢，早已越过了她的大坂”。死去的儿子也越过了大坂，“他将在这永恒的冰川上化成一个洒满阳光的胜利的小精灵”。当主人公登上峰巅，大坂就显出融诗情画意的另一种高尚品格，另一种崇高精神了。那条冰川“蓝得醉人”，“水平地叠砌着”“一层微白，一层浅绿，一层蔚蓝”，在阳光照射下，“冰川幻变出神奇的色彩”，“他久久勒着马伫立着，任那强劲的山风粗野地推撞着他”。这是一个具有诗人气质的作家的真实写照，作品满含浪漫主义的激情和高度的超越意识，既有诗情又富哲理，二者水乳交融，化为一体，构成了极强的象征的现代意识。何立伟的《白色鸟》也是如此，天真的孩子，雪白的水鸟，蓝天白云，绿水青草，活脱脱一幅诗的图画；而“斗争会”的喊声、铜锣的“啪啦啦”响声撕碎了这安祥、静谧与和谐，在对比中，人性“善”“恶”的两种对立象征寓意被揭示出来，鞭挞了对美的破坏和表达了作家理想主义的精神追求。其诗意化了的哲理表达也是很浓的。这是象征艺术又一重要的现代品格。
　　　　　　三、时代背景的淡化和历史负重感的加强。
　　这里讲时代背景的淡化，并不是说现代象征艺术的使用不讲究时代背景，更不是没有时代背景。所谓淡化者是指这些作品把时代背景置于故事的背后，含而不露，小说的故事和人物不一定是时代背景的产物，对人物的思想、性格没有很强的制约作用。《腊月·正月》、《鸡窝洼的人家》都是写实主义极强的作品，无论作品的故事，还是作品中的人物都是时代背景的产物。正是因为时代的发展，政治环境的变革，才使得韩玄子（《腊月·正月》）多年来形成的思想意识和习惯思维受到冲击，村子里的新人新事物与韩玄子的生活逻辑尖锐对立，才使他这也看不惯，那也看不惯，才有他那么多超常规的言与行。因此，没有时代，没有今天的政治背景，就没有韩玄子“这个“宁馨儿”，他的儿媳也不会“便认定爹就是那个贾政”。《鸡窝洼的人家》中的峰烟、麦绒、回回及他们的故事也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佛关》则不同了，我们只能从小说中的一些人物言行理解到时代背景的存在，具有一定的风貌，但小说的主体故事，人物及性格并非一定与背景息息相关。《烟》的故事也是如此。至于《太白山记》中、《寡妇》中死去的爹夜里还魂还与守寡的娘过夫妻生活；《猎户》中猎手与狼拼杀，到头来却发现是和人撕斗；《香客》中无头的香客到处找自己的头等，其时代背景几乎消褪殆尽，甚至把它放到其他时空里去叙述都未尝不可。其实西方的象征性小说也具有这样的特点。
　　这样做更有利于探求人物的深层心理状态，探求人物形象的意识、无意识、潜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的存在。这样人类的始初意识与现代意识必然会形成尖锐的对立。一方面我们要进入现代化，另一方面又背着沉重的文化包袱，象带着沉重的脚镣跳舞一样艰难。因而作家故意淡化时代背景必然会加重这类作品的历史负重感。这也正是作家审美理想所要达到的。因此我们阅读这些具有现代象征特点的小说都会有沉甸甸的感觉。就是那些象征性极强，又具有阳刚之气的小说，如邓刚的《迷人的海》、《龙兵过》，张承志的《大坂》、《北方的河》，在让人看到胜利的姹紫嫣红中，也让人深刻体会到跋涉、奋争、前进的维艰。就是清丽、隽秀、含蓄的《白色鸟》，斗争会的锣声与批斗声也一下子把人们从诗情画意中拉入到“胸怀叵测”、“人心惟危”的“吃人”深渊中，让人的沉重感油然而生。至于那些有意宣泄历史负重感的小说，如韩少功的先峰小说，方方的一些新写实小说，贾平凹的神秘小说更是如此。这一切使我们联想到，具有这样沉重的文化意识和民族心理，而要奔向现代化将是如何艰苦卓绝，其历史不可回避。展望未来，我们每一个人的历史负担不禁加重起来。因此，时代背景的淡化和历史负重感的加强是象征艺术的第三个现代品格。
　　正因为发展到今天的现代象征艺术的使用，方造就了一类象征小说的形成。现代象征艺术的品格其实也是这类小说的特点。毫无疑问，这类小说的纵深度和表达的技巧性都是帜扬标高的。同时我们还可以认识到，现代象征艺术的使用又开辟了小说创作的新领域，它对我们今后的小说创作具有更新的启迪意义。
　　　　　　　［作者单位　张家口师范专科学校］（责任编辑　冯军胜）＊
　　
　　
　　
内蒙古社会科学：文史哲版呼和浩特74-79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刘荣林19961996 作者：内蒙古社会科学：文史哲版呼和浩特74-79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刘荣林19961996

网载 2013-09-10 21:4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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