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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理论曾是引起学术界最多关注的一个史学理论，它影响了中国历史学界的几代人，也取得了进入教科书的崇高地位。但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史学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受到来自各方的质疑，而这一理论力图论证——“中国传统社会没有西方影响也会自行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更被视为荒谬。不过，我们认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的提法虽然不妥当，但也有其合理的内核，这就是对中国早期资本主义的研究。
　　　　一、“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的历史回顾
　　纵观20世纪的社会科学界，我认为，它最大的特点是理论与方法的不断更新，不论是多么深奥的理论及新颖的方法，很少能在史学界流行50年以上。以法国的年鉴学派而论，从20年代开始培育，到布罗代尔两部史学巨着的问世，它在70年代走到鼎盛，而后进入迅速下滑时期，现代的欧洲史学界，已经将年鉴学派看作是一种过时的理论。当年鉴学派如日中天的时候，很少有人会想到它如此迅速地走向滑落。“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也是这样，它从提出到鼎盛阶段，及最后被中国经济史学界基本否定，也不过50年时间。
　　风起于青苹之末。最早对资本主义萌芽论的批评来自海外。早在20世纪50年代，西方学者中即有人认为中国学者的资本主义萌芽论是为了论证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的一段话，毛泽东说：“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注：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据1952年本重印，第62页。）
　　一些学者指出，毛泽东此文原作于1939年12月，但在该文原版中，并没有资本主义萌芽的提法。共和国成立后，中共中央成立了《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入选的毛泽东文章，都经过专家们的重新审定。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也是这样，以范文澜为首的一批马列主义史学家对此文进行了认真的修改，“资本主义萌芽论”便是他们加进去的，而后得到毛泽东的认可。所以资本主义萌芽论的提倡者是中国史学家。它的出现，不是为了论证毛泽东的理论，而是毛泽东接受了中国史学家提出的这一理论。在这一点上，西方学者从一开始便误解了中国学者。
　　以范文澜为首的中国史学家为何提出“资本主义萌芽论”？这是因为，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近1000年来，推动世界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西欧与东亚，而且，在前500年里，中国领先西欧是明显的。但在近500年里，欧洲却慢慢地赶上了中国，并在工业革命发生后，大大超越了中国。（注：［德］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的东方》一书认为，中国在英国工业革命发生前还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刘北成译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因此，比较东西方的历史，人们不能不对中国为什么落后产生兴趣。对这一问题的争论，伴随着有关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早在20世纪30年代即开始了。不过，早期的论争主要集中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性质方面。但在共和国成立的前后，人们渐渐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其实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早就出现了类似欧洲资本主义之类的生产关系，但这种生产关系为何不能在中国成长为参天大树，从而推动东方走向与西方相似的近代化历程？这一问题逐渐引起了中国史学家的关注。傅衣凌先生在1946年完成的《清代中叶川陕湖三省边区手工业开矿及其历史意义》一文中，论证了清代中叶四川、陕西、湖广三省边区出现的工场手工业。（注：傅衣凌：《清代中叶川陕湖三省边区手工业开矿及其历史意义》，《厦门星光日报》历史双周刊1946年，又见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这是学术界第一篇研究清代工场手工业的论文。但傅衣凌先生的这篇论文发表在地方性的《厦门星光日报》上，因此，在国内学术界的影响较小，北方的学者也许根本没有看到过。除了傅衣凌先生之外，其他的一些历史学家，也就这一问题进行过探讨，不过，这些探讨都是初步的，没有形成系统理论，也没有“资本主义萌芽”这一提法。1957年人民大学历史系的学者在编辑《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讨论集》时说：“过去虽然有史学家朦胧地提过，但没有提供一定的史料和确切的论断”，“至于资本主义萌芽生产因素萌芽问题，是解放以后中国历史学界提出的一个新问题”。（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讨论集》《编者的话》，三联书店，1957年，第3页。）这一评价大致是真实的。
　　如上所述，资本主义萌芽论的首倡者是范文澜。范文澜是一位有深厚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的中国历史学家，他提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有其时代的超越性，在国内对早期资本主义的研究尚在“萌芽”的时候，他的资本主义萌芽论便搭好了这一理论的基本框架，并将有关早期资本主义的讨论纳入了论证“中国社会没有西方影响也会自行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轨道。现在看来，正是这一概括给中国前资本主义形态下的早期资本主义研究带来许多问题。海外史学家误认为中国学者是在论证毛泽东的理论，一直过了很久，才有部分人认识到：中国历史学家是在讨论自己提出的问题。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始于20世纪50年代，鼎盛时期是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其主要代表有李文治、傅衣凌、吴承明等。不过，当时的讨论主要是在国内学术界，我们注意到：海外历史学家即使对中国史学家研究资本主义萌芽论表示理解，但也从未接受过这一观点。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点，都有一些海外史学家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提出过批评。而这些批评在20世纪80年代逐步传入中国，影响了一大批中青年史学家。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似乎走到尽头，提倡资本主义萌芽论的老一辈史学家相继进入高龄，而新一代的史学家对这一问题没有很大兴趣。更为重要的是，80年代有关资本主义萌芽的论文已经陷入一个僵化的模式，论者首先叙述某一地区及某一行业相关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后论述某一地区及某一行业的企业与雇佣劳动的产生，最后必然要补上一段——这些企业与雇佣劳动如何受到封建势力的压迫，因此，资本主义萌芽必然中途夭折。这种三段式论法一旦形成，任何人写有关资本主义萌芽的论文都不可能脱离这三段论，所有的创新都被扼杀。这种论文，没有几个人愿意写，所以，是资本主义萌芽论自己扼杀了自己。
　　在一片寂寞的背景下，20世纪90年代中期，已经有学者提出：最好不提资本主义萌芽论。迄至90年代末期，批判“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的观点终于从潜流涌入地表，成为撼动史学界的火山爆发。就像布罗代尔的学生往往成为批判布罗代尔方法的领头人一样，当年着力论证“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中年史学家以及他们的学生，现在已经成为批判“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最积极的一批人。应当说，他们的质疑是有力的，有些地方击中了资本主义萌芽论的要害。
　　第一，研究资本主义萌芽的理论基础受到质疑。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史学界，五种生产方式还是国内史学家必须遵奉的前提。但随着史学研究的深入，多元化的史学观念越来越得到多数人的赞同，多线说开始取代单线说。倘若我们接受多线说，自然会对五种生产方式说产生疑问。李伯重等人指出：“以往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基本出发点，是世界各民族的历史发展都必然遵循一条共同的道路。资本主义是这条道路上不可回避的一个阶段，所以，中国也必然要经历它”。（注：李伯重：《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与现代中国史学》，《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第23页。）而在多线说的框架下，五种生产方式不再是人类必经的共同的社会阶段，也就是说，中国按照自身的发展规律不一定会进入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社会。假如这一前提成立，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相信资本主义萌芽会在中国的历史上生根发芽？而且事实已经表明，现代中国未经过成型的资本主义阶段已经迈入社会主义社会，它也反证了资本主义萌芽论者立论前提的不真实——资本主义不是中国的必经道路！
　　第二，近年国际经济史学界的研究成果证明，以往被视为资本主义萌芽论的基石也产生了动摇。资本主义萌芽论者认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的出现；但布罗代尔的研究表明，资本主义有时是反市场的；在国内的理论界，经过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讨论，“市场经济并不一定会推出资本主义”已经成为多数人的信仰，这一前提的建立，也动摇了资本主义萌芽论的存在基础；其次，欧美经济史学家多年的研究使他们倾向于这样一种看法：近代早期欧洲的经济发展不会必然导致近代工业资本主义，英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出现是一种特例，其他国家资本主义的产生，都是受英国影响的。既然英国的工业革命道路在欧洲是唯一的，是其他国家所无法重复的，中国也不可能重复英国的道路。（注：［美］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李伯重、连玲玲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5页。）李伯重的《江南的早期工业化》一书，更进一步论证了中国最发达区域江南不可能走英国工业革命之路的原因。（注：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这些批评否定了明清时期中国走上英国发生工业革命道路的可能性。
　　第三，资本主义萌芽论的推理逻辑也存在问题。“有的学者认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都是‘假问题’。是‘萌芽’就应能开花结果。如果几百年都不能开花结果，就不能算萌芽。否则历史上的萌芽就太多了。”（注：张分田等：《中国社会开矿及相关理论问题学术研讨会述评》，《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第31页。）这一质疑是有道理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者指出了明清时期的早期资本主义形式，却又马上否定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成长的可能性，从而使自己的研究陷入了一个自我否定的陷阱——他们既然认为这些萌芽是不可能成长为大树的，那么，他们有什么权力将其命名为萌芽？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者提出：是封建主义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打断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正常发育过程，但所谓来自“封建主义”的干涉与外国资本主义的竞争，是每一个国家在近代化过程中都会遇到的问题，欧洲的封建主义其实比中国的地主制社会更能制约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英法德等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都受到来自外国资本的激烈竞争，为什么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可以脱颖而出，唯独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成长起来的资本主义萌芽全部夭折？自相矛盾的推论，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失败的原因。
　　　　二、西方学者与早期资本主义的研究
　　站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大厦的废墟上，不免有几分惆怅。这个一度为中国学者引以为骄傲的理论，现在已经是许多学者深恐沾边的陷阱。但实际上，研究传统社会中孕育的资本主义因素，是20世纪西方史学家普遍的课题。布罗代尔晚年完成的巨着是这样取名的：《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在他看来，英国工业革命发生前，欧洲的传统社会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因素。对于“资本主义”这个词，布罗代尔是这样解释的：“资本主义这个名词直到很晚，即在20世纪初，才臻于成熟，并显示其爆炸力。在其深刻含义上，资本主义带有真正出生那天的胎记，这样说最为可靠，但把资本主义的降临提前到1400和1800年间，这岂非犯下历史学最忌讳的过错？对于这个倒置历史顺序的罪过，我并不感到过分内疚。历史学家为事后确指他们研究的问题和时期，发明种种词汇和名称：百年战争，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宗教改革等等。这个不属于真正的市场经济，而且往往与之绝对相矛盾的层次，我必须为它找到了个特别的名词。不可抗拒地出现在我面前的，正是资本主义这个唤起许多联想的名词。”（注：［法］费尔南·布罗代尔：《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前言》，顾良、施康强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第3页。）倘若张芝联的理解没有错，布罗代尔是这样解释资本主义的：“第三层是资本主义，这是一种由少数商人组成的垄断经济，这种垄断最早是与集市并行存在的，一些微型资本家利用信贷与远距离贸易操纵市场价格，逐渐发展成大资本家、批发商、银行家、交易所大王，成为一个有钱有势的社会统治集团，他们不仅控制国内外市场，而且往往对市场经济起阻碍作用、破坏作用。”（注：张芝联：《布罗代尔的史学方法》，录自布罗代尔《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译本，第一卷，9-10页。）布罗代尔之所以将资本主义的产生提到14世纪，是因为他在当时的集市中看到了微型资本家的崛起。假使同样的事实在中国出现，老一辈的史学家一定会称之为资本主义萌芽，他们不敢称之为资本主义，是因为，在他们的潜意识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代名词，如果承认14世纪中国或者欧洲有资本主义，就等于承认当时的中国或者欧洲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其实，资本主义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一种在市场上追求利润的企业，它可以存在于商品经济发达的许多时期。所以，布罗代尔直接用资本主义这个词，而不是给它加上“萌芽”这个中国流行已久的标准化名词。
　　在布罗代尔之前，欧洲有许多历史学家研究了英国工业革命之前欧洲资本主义的产生。马克斯·维贝尔说：“哪里有用企业方法来供应人类集团所需要的工业，哪里就有资本主义的存在，而不管需要的内容是什么。更具体地说，一个合理的资本主义企业就是一个附有资本会计制度的企业，也就是，根据现代簿记和结算的方法来确定它的收益能力的一个机构。”（注：［德］马克斯·维贝尔：《世界经济通史》，婉曾ｙì＠①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第233页。）这种企业的出现，维贝尔将其追溯到中世纪的热那亚城市共和国，甚至追溯到罗马帝国时代这一制度的萌芽。（注：［德］马克斯·维贝尔：《世界经济通史》，婉曾ｙì＠①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第233页。）将维贝尔的资本主义定义比之布罗代尔的定义，二者是有区别的，布罗代尔将资本主义看作是商业资本的运作，而维贝尔将其看作是一种进行工业生产的企业。但其核心都注意到：资本主义的核心就是资本问题，就是以资本追求资本的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维贝尔严格区分早期资本主义与现代资本主义：“虽然在所有各历史时期中都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程度的资本主义，但是日常需要靠资本主义的方法来供应，却纯粹是西方的特征，而且，即使在西方也是在19世纪以后方始成为无可避免的方法的。在早几世纪所看到的这种资本主义的肇端，只不过是先兆而已，甚至16世纪多少带点资本主义性质的机构，想来也可以在当时的经济生活中取消而不至引起任何重大的变革的。”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存在的最起码的先决条件，就是把合理的资本会计制度作为一切供应日常需要的大工业企业的标准”。（注：［德］马克斯·维贝尔：《世界经济通史》，婉曾ｙì＠①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第234页。）可见，维贝尔在这里强调的是大工业与会计制度二个方面，并将其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的二大基本条件。
　　现代资本主义起源于英国工业革命，而工业革命又有其特殊性。如李伯重指出：“近年欧洲经济史研究的最新成果证明，英国模式有其特殊性，即使在欧洲也不具有普遍意义。”（注：李伯重：《英国模式、江南道路与资本主义萌芽》，《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这就是说，历史上的早期资本主义并非理所当然地推出现代资本主义。倘若我们接受这一点，我们也只得承认：中国历史上的早期资本主义不可能推出一条类似英国的工业革命道路。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早期资本主义的研究没有意义。
　　因为，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了一整套相关资本主义制度的出现。尤其是以银行为核心的金融制度，更是资本运行的前提条件。在英国革命之前，合理的资本会计制度业已出现，进行数字化管理的社会条件已经具备，雇佣制度在英国已经十分流行，大量人口进入城市，为城市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这一切都使工业革命在其发生后，能够立即发挥其社会效应，否则，工业革命也可能在不协调的气氛中被冷漠的环境扼杀。因此，当我们强调英国工业革命的特殊性的时候，不要忘记：这一特殊性只有建立在早期资本主义普遍发展的前提下才有意义。
　　其实，传统的经济史学家一方面看到现代资本主义与早期资本主义的巨大区别，另一方面也看到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一个延续的历史过程，布罗代尔《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便是这一史观的代表。对我来说，我可以接受英国工业革命有其特殊性的一面，但我并不将其看作是脱离欧洲早期资本主义发展轨道的历史突变。
　　英国工业革命是生产力方面的发展，早期资本主义则使英国社会中出现了以企业方式追求利润增长的生产关系变革。工业革命的发展，使企业制度成为社会中最基本的生产关系，而企业制度又使工业革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潜力。二者相辅相成，促进英国进入现代社会。
　　从这个角度去看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我们必须铲除资本主义萌芽可以推出工业革命的幻想，但也必须看到，它引导了中国史学家对早期资本主义的研究。马克斯·维贝尔认为早期资本主义可以前推至罗马帝国时代。这是因为，只要有发达的商品经济，便有可能有想在市场上谋利的企业。中国的史学家中，有人将资本主义萌芽前推到唐代与汉代。从他们找出的例子来看，确实能证明当时有市场上的企业经营行为。早期资本主义理论并不排斥这些。中国古代史上有三次商品经济的大潮，第一次从战国到东汉，第二次从晚唐到宋元，第三次从明末到清初。在这三次商品经济浪潮中，找到一些为市场生产的企业经营的个别例子，并不奇怪。但它成为一种普发性社会现象，则要到明清时期。对这些结论，我们并不需要太多的论证，因为，近50年来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已经为我们证明了这一点。这就是资本主义萌芽论的合理内核——对中国早期资本主义的解剖与研究。
　　　　三、“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的合理内核
　　当我们放弃了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幻想与教条，便使我们对中国早期资本主义的研究变得轻松些，我们不再需要寻找资本主义萌芽不能成长为参天大树的原因，也不必为它出现于汉唐时期而困惑，我们只需对各时期各行业的早期资本主义企业进行盘点，从中归纳出规律性的东西。
　　中国的汉代是一个官营经济压倒一切的时代，由法家桑弘羊等人经营的官有盐铁业，将民间最有利的企业都收归国有。民间虽有发达的商品经济，但只有少数行业中出现了企业化经营，并随时面临被官方没收的命运。因此，在汉代商品经济浪潮中，私人企业只是个别行业出现的少数浪花。
　　宋代其实是中国官有经济发展的一个高峰，不论在盐、铁、酒、茶、刻书等行业，都可以感到官方因素的强烈影响。所以，虽然在宋代出现了初级工业化倾向，城市经济也有巨大的发展，但无处不在的官府，使民众不可能在各行业中获得较高的利润，主要利润都流入官府的手中。这是宋代少有巨商的原因。
　　宋朝对手工业的管制，受到民众越来越顽强的抵抗，于是，一个又一个的行业从赢利变为赔本，宋朝只好允许民众承包。而承包制的长久实行，又使各行业出现了私有化过程，宋朝廷终于发现，最好的方法莫过政府向私人抽税，而不要过问具体的生产与流通过程，盐业中的盐引制便是这一改革的体现。迄至宋代晚期，许多官营企业要么濒于破产，要么给私人承包，实行半私有化。政府在手工业中获取的利润逐步减少，宋朝的财政也走向危机。元朝的官营手工业只存在于部分行业，其规模无法与宋朝相比。而明朝建立后，对手工业的管制一开始是相当严格的，但它同样经历了宋朝的种种问题与危机。可以说，明朝是以较短的时间完成了宋朝手工业从官营到私营的演变，而且变化得更为彻底。迄至明朝后期，除了盐业等少数几个行业还在实行以商人为主体的盐引制外，大多数手工业都摆脱了官府的控制，成为民间手工业。所以，如果说中国农业的私有化出现于战国与汉代，那么，中国手工业的完全私有化，则迟至明代。我们弄清楚这一背景，就可以知道：为什么唐宋时期只会有个别的早期资本主义企业存在，而在明清时期会成为一种普发的现象。
　　我们必须强调的是，并非所有的行业都出现了早期资本主义。出现早期资本主义的行业，其市场多处于不断扩大的过程中，而明清国内市场发展的经验表明：只有少数行业的市场是在不断扩大之中。在这一时期，为市场而生产的商品，大多数来自进行简单再生产的小生产。由于市场的狭小，他们不得不用种种方法限制生产的规模，这就导致行会的兴起。明清中国的城市手工业流行行会制度，这使大多数城市手工业都无法进行扩大再生产，这是我们在明清时期的城市中较少找到资本主义的原因。与其相比，一些与国际贸易相关的农村手工业以及一些新兴产业，由于其市场处在不断扩大的过程中，便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企业化生产。这是明清早期资本主义企业主要出现于农村的原因。
　　　　四、早期资本主义与中国的近代化
　　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一个社会的变革具有重要意义。现代人类的历史是由工业革命推动的。发源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向世界各地的传播，促进了世界各国走向现代化。但是，英国工业革命在各地引起的回应却是不一样的。有的国家迅速接受了英国的工业革命，走上工业化的道路，而另一些国家，则始终无法融入工业社会，在工业化道路上举步维艰。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其社会内部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
　　法国、荷兰、比利时和德国，都是历史上早期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因此，它们接受英国工业革命之后，能够迅速完成工业化，与英国共同构成最发达的西欧地区。美国则是一个英国移民起主导作用的国家，所以，它顺利地移植了英国工业革命的一切成果。在东方国家中，　日本是早期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区域，这一国家由于盛产金银等贵金属，货币经济在德川幕府时期获得大发展，城市化的程度远远高于世界各国。在其城市中，生产各类商品的企业已经出现。因此，当它进入近代社会之后，能迅速引入英国工业革命的成果，进行社会化大生产。
　　以往的学者认为，中国的近代化完全是西方工业革命影响的结果。即使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提倡者，也认为中国近代工业，主要来自于西方的影响。在他们看来，由中国社会中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都在封建社会的压迫下夭折，因而，它对中国近代化不可能做出贡献。
　　资本主义萌芽论者不承认近代本土的企业有资本主义性质，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认为这些企业大都没有应用机器生产，不能算大工业。实际上，机器生产并非资本主义的本质，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也证明了机器生产并非必备的前提。不能说没有机器生产便没有了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更重要的是它内在的生产方式。它是一个企业运营制度，可以用机器进行生产，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进行经营，尤其是在商业方面，世界上有许多大型的资本主义商业性企业，它的存在与发展，主要是在流通领域作文章，而不是以机器生产为主。同样的理论也可以用于近代化过程中资本主义企业的判定。中国传统手工业应用机器生产是较迟的，但我们不能说它不是资本主义企业。以武夷山的茶号与茶庄为例，从清初到1949年，它一直延续了300多年，其中有一些企业在香港注册为公司。（注：记得傅衣凌先生生前对我说过，他看到过建瓯茶庄在香港注册的商标，注册时间约为1880年左右。调查表明：建瓯的詹金圃茶庄确实曾在香港注册。）除了没有使用机器生产外，它从外壳到内部，都是典型的资本主义企业。
　　事实上，机器生产并非中国本土企业不可逾越的界限。中国传统的缫丝业与井盐业，都是较少受外国资本影响的传统行业。缫丝业由中国资本家引入了欧洲的缫丝机器，井盐业自动引进了外国生产的抽水机，这些机器都在生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机器的引进并未改变这些企业的性质，它早就作为一个谋取利润的企业而存在，而且，四川井盐业早就有较大的雇佣规模，我们不能说机器的引进才使它从小生产进入工业化大生产。如果我们看透这一点，我们就可知道，实际上清代的传统工业有相当部分都延续到近代，并占有重要地位。我们必须考虑这些企业在近代中国的地位。
　　我认为，清代早期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对近代中国的工业化是有意义的，它至少表现于四个方面：其一，一些早期资本主义企业在晚清时期仍在顺利发展，成为近代中国工业化的源头之一。这方面主要的代表是闽浙茶叶生产与四川井盐业。
　　茶叶是清代中国出口的最大宗商品。中国茶叶的生产，一向控制在中国资本家手中。当武夷茶畅销海外的时候，不论是山西商人还是广东行商，都在武夷山区购置了许多茶地，进行茶叶生产。他们管理茶叶生产与销售的机构，或称为茶庄，或称为茶号，每家茶号，下辖若干个茶厂。茶厂又称为茶棚，它分布于各地的茶园，它雇佣女工上山采茶，雇佣技工烘制刚摘下的新鲜茶叶。茶号与茶厂的生产，无疑都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企业经营。（注：徐晓望：《明清闽浙赣边山区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明清福建社会与乡村经济》，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在清代前期200年内，这些茶号与茶厂，生产了向英国出口茶叶中的大部分，因而也成为清代中国早期工业化的一支主力军。晚清时期，五口通商，外国资本进入中国的沿海，他们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想控制中国的茶叶贸易。不过，由于深入中国内陆不容易，他们对中国茶业的影响，始终是在购销过程中，并未进入生产领域。晚清时期，随着世界市场对中国茶叶需求的增大，茶号与茶厂都获得巨大的发展，从而成为近代中国工业化的主要力量之一。与之相同的还有四川井盐业，它在清代即有发达的雇佣制度及相当规模的生产，进入近代以后，井盐业引进了机器生产，生产效率更为提高。类似的产业还有东北的榨油业，分布于各地的制糖业、酿酒业、造纸业、矿冶业等等。
　　其二，一些传统行业一直被中国企业家控制，由自身完成了家庭手工业向机器生产的过渡。这里可以江浙缫丝业为代表。中国丝绸的输出可追溯到汉代，迄至清代初年仍然十分兴盛。迨至清代中期，随着各国丝织业的兴起，海外国家主要从中国输入的丝绸减少了，而织就丝绸的原料——生丝成为主要输出品。在生丝生产方面，华人资本一直起主要作用。清代的缫丝业主要流行包买商制度，它的基础是江浙一带的家庭手工业。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西方的机器缫丝技术传入，江浙资本家开办了许多缫丝厂，从而使缫丝手工业过渡到机器生产，这是由中国商人自己完成的革命。毫无疑问，西方工业革命的成果，是促进他们进行工厂式生产的基本条件。但是，没有他们经营缫丝业的传统，也不可能有使用新式技术的中国缫丝厂。类似的企业还有印刷业、出版业等等。
　　其三，一些新式企业的组建，融入了大量的传统工业。例如，马尾造船厂的建设，看来完全是新式的企业。其实，最早的轮船制造，不过是在传统的大帆船上加上蒸汽机，而福州这一地方，一直是中国的木船制造中心。所以，马尾造船厂的船体建造，使用了许多传统的木船制造技术与大量的相关技术工人。晚清着名的企业如江南制造局、汉口制铁厂等，它们的建立，都融入了大量的传统行业。
　　其四，传统的金融制度也在近代化过程中发挥过自己的作用。山西的票号与江南的钱庄，都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早期资本主义金融企业。钱庄的产生较早，约在明末清初，它在乾隆时期获得较大发展，晚清时期更走向鼎盛。而山西票号的出现，约在道光年间，于晚清时期遍及全国，甚至扩张到海外的朝鲜、日本、俄罗斯等国家。它们虽然最后走向失败，但其存在是中国传统金融制度向银行制过渡的一道桥梁，它在近代中国社会的作用不可忽视。
　　综上所述，有关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探讨，其合理内核在于对中国早期资本主义企业的寻找。事实上，这些企业的发生与发展，构成了推动中国近代化的一支力量。不过，对这一点，只有超越资本主义萌芽论僵化的框架，我们才能看得清楚。日本学者在研究本国近代化问题时，一开始也是强调西方因素的作用，只是到了近十年来，他们才看到日本的近代化也有本土的因素在起作用，而且是起主要作用。在这一基点上，他们将日本的近代化看成是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注：厉以平：《日本经济史与新经济史学》，梅村又次、速水融等：《日本经济史》第一卷《序》，三联书店，1997年，第2页。）我认为，与日本相比，近代中国的工业化有类似之处，中国的工业化其实受到两方面的作用：其一来自欧洲工业革命生产力的推动，其二来自传统社会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二者哪一个起到更大的作用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我们不可否认传统企业是中国工业化的一支方面军。当代的中国之所以能够萌发出大量的乡镇企业，是因为我们早在三四百年前即有了这一传统，只要遇到机会，便会大发展。以长时段的眼光去看，当代的中国能够超越许多国家成为世界工厂，正是因为自古以来我们即有这种企业生产的传统。所以，我们能够顺利地嫁接西方的工业制度，为世界市场而生产。
　　为了理解现代中国乡镇企业发展的现象，我们必须理解历史上企业经营的发展。从这个角度去看早期资本主义问题的研究，我们不能不感谢“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者为我们打好了一个坚实的基础，问题是我们必须超越他们划地为牢的理论框框而已。所以，“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在中国史学史上，还是有其历史地位的。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广下加（田下加共）
学术研究广州80～86K3中国近代史涂晓望20032003近年在学术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理论引起来自各方面的质疑。但我认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有其合理的内核，这就是对早期资本主义的研究。明清时期广泛存在的资本主义企业，在工业化因素的推动下，成为近代中国工业化的主要动力之一。中国的轻工业发达、重工业落后的经济构成，其实与明清时期便已经形成的传统有关。“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合理内核/近代化徐晓望，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福建　福州，350001。 作者：学术研究广州80～86K3中国近代史涂晓望20032003近年在学术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理论引起来自各方面的质疑。但我认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有其合理的内核，这就是对早期资本主义的研究。明清时期广泛存在的资本主义企业，在工业化因素的推动下，成为近代中国工业化的主要动力之一。中国的轻工业发达、重工业落后的经济构成，其实与明清时期便已经形成的传统有关。“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合理内核/近代化

网载 2013-09-10 21:5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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