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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不合时宜的自负——华夷之辨——伪命题

 

一

孟子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诸冯、负夏、鸣条，皆地名，在东方夷服之地。）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岐周，岐山下周旧邑，近畎夷。毕郢，近丰镐，今有文王墓。）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夭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得志行乎中国，（谓舜为天子，文王为方伯，得行其道于天下也。）先圣后圣，其揆一也。”（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无不同也。范氏曰“言圣人之生，虽有先后远近之不同，然其道则一也。”）《孟子集注•离娄章句下》

这就是说，中国人的祖先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所构成，而是无数的民族经过历史的选择融合在一起。因此，华夏与夷狄，本来应当是平等的国家和地域的政治和经济的概念。但是由于中国人的祖先。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文明的程度远远高于周边的和更为遥远的部族，特别是国家的形态成形较早，并制定了一整套烦琐的礼仪制度，因此逐渐形成了以华夏文明为中心的思想，

孔子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无）也。（《论语八佾篇·第十七》）这是一句历来就颇受争议的话，人们常常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解释。

而孟子的表述就要明白得多，他讥讽陈相更学许行之术时说“吾闻用夏变夷，未闻用夷变夏者也。吾子弱冠学 舜之道，而今舍之更学夷之术，不已惑乎？（《孟子．公孙丑上》）

他说我只听说过，用我们华夏的文明去改变外族人的生活习惯，而没有听说过要用外族人的文化来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从懂事起，就一直学习舜所传下来的道，现在去要改变去学习外族人的文化，你难道不觉得困惑吗？

这里孟子的断想，在中国文化中是很有代表性的，在他们看来，只有中华的文化才是最为优越的文化，别的民族文化是不值得学习的。因此说，中国人的国家观念是一种建立在文化优越感的基础之上，所以不是民族的。他强调的是文化的认同，而不是民族的认同。

从遥远的古代，我们公认的华夏民族的祖先不过是黄河边上的两个小部落，即华族与夏族。这两个民族融合后不断地强大起来，经过不断的战争中又将许多不同部族的民族纳入其中，民族的构成实际上是极其复杂的。从三皇五帝的时代起，经过不断的对外战争和扩张，到了汉代逐渐形成我们所称的汉民族。

但是我们的祖先在中国的大地上创造了极为灿烂的而辉煌的古代文明与文化，因此，文化的优越感就逐渐显露出来，形成了一种以自身文化为标准去衡量与不同民族文明和文化的程度。

这种傲慢态度，决定了中国人习惯于居高临下地对待周边与远方的文明和部族。对外部世界不屑于了解，缺少平等交往的心态。把外部的民族以文化的方式分为夷、狄、蛮、等等从字形和字意来看，充满了对外族文化的一种鄙夷。

夷，是一种处于文明开化初期的文化是需要中文化去进行开化的社会形态，而蛮则是完全没有开化的民族，对他们所采取的只能是用武力迫使他们接受文明的教化。从浩如烟海的中国文化典籍中在对待外部民族所采用的大量的带有侮辱性的称谓中，感受到的是太多的不合适宜的自负和狂妄。这常常制约了中国人，不能以平等的心态去对世界进行深入的了解。

但是，历史不会因为一个民族天生所具有排他性，牢固地关起门来，拒绝与外部的往来。这种往来不管这个民族愿意还是不愿意，都要发生，只是这种交往的方式不尽相同，有时是自愿意的，有时则是被迫的。

文化的交往是一种相互这间的沟通与学习，他不可能是单向。而任何一个时代，由于各个国家或部族的军事、政治、经济、科技的发展程度不一，在相互的交往中，都会有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的冲突。但是在国家政权不加以干预的情况下，个人对在不同文化的冲突中，会自然选择那种符合于个生活方式的文化。因为这是一个人从他的具体实践中得到的经验。但是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个人往往失去了自由选择的权力，因为中国文化中所具有的大一统的政治情结，导致中国专制政权必须是一个最具威权的强势政府，他的触角要伸向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哪怕是象个人生活上的一些细小的方面，也尽量要纳入国家政权的控制范围内，国家政权要在文化的选择上扮演主导角色，而不是被边缘化。

由国家主导的接受外来文化，在中国只能取决于君王个的好恶、和智慧，中国历史上着名的：由赵武灵王所实施的“胡服骑射”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这是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事件，他改写了中国的军事史。

战国时代的赵国，是一个长期处于外族侵扰的国家，在与异族的争战中，赵武灵王，逐渐意识到，自己军队无论服饰装备作和战的方式，远远都不如那些马背上的民族来得灵活。于是便下令对自己的军队按照胡人的方式重新加以整顿。改变了过去那种宽衣大袖的士兵的服装，放弃了从古沿用下来的战车作战的贯例，改为单人单骑的骑兵作战，建立了一个灵活快速的机动部队。从此中国文字中就出现“骑”即骑兵这样一个新的兵种。很快他的这一作法就得到了各国的效法，战争的形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是一次公开向文明程度低于自己的民族学习，并取得了巨大收获的一次尝试。

但是当中国一旦进入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时代，这种勇于捡讨自己不足，虚心学习的态度，就为一种狂傲自大的意识所取代。

 

二

尽管中国历史上那些要求保持中国文化纯洁性的叫嚣，常常不绝于口，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排他性，但不无讽刺意味的是中国文化却是被继承得最为差劲的。以致我们连自己民族的传统服饰都已经丧失了，包括曾经拥有的生活方式，其实都已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在历史的变迁中，中国人实际上早已经失去了自我，因此，对文化的继续性，实际上是一个极大的反讽。

因此说，中国文化的排异性只是表现对等的文化交流之上时的那种毫无道理的狂妄自大。当面对强权的时候，就失去了这种令人尊敬的铮铮铁骨，而变成一个俯首帖耳的哈巴狗。

早在北宋时，着名的学者沈括在他那本人所皆知的《梦溪笔谈》里就直截了当地指出：

“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他说当时的人穿的是窄袖子的短衣，有红绿不同的颜色，脚上穿的是长统鞋，他说这些都是胡人的服饰，因为窄袖利于骑马射箭，短衣长鞋利于在水草丰茂的地方行走，沈括在这里并没有对这种服饰提出批评而只是说这种服饰的来由。

而当少数民族成为中国统治者时，中国传统文化的所谓纯洁性就只能是一种毫无根据的梦呓。

“元世祖起自朔漠以有天下，悉以胡俗变易中国之制，士庶咸辫发推，深 胡帽，衣服则为 褶窄袖，妇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无复中国衣冠之旧，甚者易其姓氏，为胡语，俗化既久，恬不知怪。”（明何·孟春《余冬序录》）

而这里所说中国衣冠之旧，其实连作者也已经说不清道不明了。不要说生活和风俗在侵略者的统治下，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就连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最为重要的偶像孔子也不能幸免。

“元世祖即主中华，令华人皆胡服，辨发缒 ，尝视太学，见塑先师孔子及四配十哲像，皆冠冕章服，命有司以胡服易之，子路不平朔（诉）于上帝，帝曰：汝何不识时务势？自盘古以来（上至）历代帝王，下至庶人，皆称我曰天，今胡人名曰：腾吉理也，只得应他，盖今日是他时势，不得不然，须宁耐少（稍）时，必有一日复旧也。”（明焦《玉堂丛话》）

在异族的武力要挟下使中国的文化传统一次又一次地中断，实际上已经标志着一个主权国家的灭亡，但是由于中国人的国家概念是由文化构成，并非民族意识，因此，即使是国家的实际上被灭亡了，也很难有人意识得到自己就是亡国奴。

清初入关，衣冠服履，一仍明制，前朝降臣，皆束发顶进贤冠，为长袖大服，殿陛之间，分满汉两班，久已相安无事矣。有故明山东进士孙之獬者，首剃发改装，以自标异而示亲媚。归入满班，则满人以其汉人也，不受。归汉班则汉以为洪饰也，亦不容之。之獬益羞愤，于是，疏言：陛下平定中国，万事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从陛下也。奏上，九重叹赏：不意降臣中有能作此言者，乃下削发之令。而东南士庶无不椎心饮泣，挺螳臂以当车，是孙之獬一念之躁进，酿此其祸。（清野史大观卷三）

有意思的是，剃发改装的建议，最初竟是出自一个饱读圣贤之之书的前明进士，而他的建议正好符合了新主人的愿望，因而得到采纳。有人把这样一种恶行完全归咎于孙之獬的个人行为，实在是有失公平的。在这样的政治条件下，既使没有孙之獬的存在，也会由另外的人出面来完成这样的事。

使用极其残暴的手段来强行推行这种有意羞辱一个庞大民族的作法，不可能是出自统治者一时的情绪上的冲动。因为他这样做，主要是消减民族的反抗意识，意在改变一个民族的生活、文化习惯，已利于侵略者的政治统治。

而这次满清政府遇上了前所未有的强烈反弹，因为这种作法太极端了，从而引发了汉民族潜在民族意识，使他一下子被释放出来，因此，清庭的剃以令，所带来的强烈反抗大大超出于他们的想象。在这样的情形下，清政权不得不下令暂缓推行。

当清世祖顺治皇帝在平定南方的反清势力后，便争急不奈地重新颁布剃发诏令说：“向来剃发之制，不即令画一，姑听自便者，欲俟天下之大定，始行此制耳。今中外一家，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异？若不画一，终属二心，不几为异国之人乎？自今布告之后，就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非。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清野史大观卷三）

“闻是时檄下各县，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之语。令剃匠负担游行于市，见蓄发者，执而剃之。稍一抵抗，即杀而悬其头于担之竿上以示众。”（《清野史大观卷三》）

此时，中国人已经再没有能力，保卫自己的文化了。传统的中国文化，只能听天由命

任由强权的柔躏。成为这外来文化最为恭顺的婢女。小心翼翼地扶持着新主人。

历史有时让人变得十分的糊涂，人们口口声声所称的传统中国文化，到底指的是什么。包不包含那些被多次强奸了的部份文化？

 

三

 

中国的社会一旦进入统一时代，立即会表现出极度的傲慢和无知，真的相信自己的国家就是这世界中心，是万朝争相入贡，人人向往的天朝王国。从来都是居高临下地俯瞰着世界。因此那些化外之邦的国家。除了那些奇闻异事以外，对统治者来说没有什么值得去研究和学习的。就是这种不合实宜的自负，使得一旦发生冲突，国家政要表现出来的就在于只有惊惶失措。

到是一些中下层的官员还比较注重对异族的了解。

明代个叫谢肇 制的学者，对边塞外的民族进行了这样的了解，并把他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作了一些有意思的比较：

“临边幸民，往往逃入虏地，盖其饮食语言既已相通，而中国赋役之繁，文 之密，

不及虏中简便也；虏法虽有君臣上下，然劳逸起居， 苦与共，每遇徙落移帐，则胡王与其妻妾、子女皆亲力作，故其人亦合心勇往，敢死不顾，干戈之暇，任其逐水草畜牧自便耳。真有上古结绳之意矣。《五杂俎》

他注意到，边地游牧民族的与汉民族的显着不同，没有中国这样多赋税和摇役，相对来说人民的负担会比中国的老百姓轻很多，而且没有中国那样多的繁文缛节，最重要的是，他们没有中国这样森严的等极制度。相对来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较为平等，所以能够一下一心，精诚团结，勇干不怕死。这正是中国文化最为欠缺的致命弱点。因此他深有感触地接着写道：

“孔子当衰周，欲居九夷，此非 语也，。夷狄之不如中国，惟礼乐文物稍朴陋也。至

于赋役之简，刑法之宽，虚文之省，礼意之真，俗纯而不诈，官要而不繁，民质而不偷事少而易力，仕宦者无朋党烦嚣之风，无讦害挤陷之巧，农商者追呼科派之扰，无征榷诈骗之因。盖中国之盛时，其繁文多而实义少，已自不及其安静，而况衰乱战争之日，暴君虐政之朝乎？”，《五杂俎》

可惜的是，这种对异族的观察，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高度注视，也谈不上对中国文化有什么样的影响和冲击。

中国历史上经历了多次异族的统治，其所带来的文化，给中国文化中的自尊自大带来了一定的冲击，使人们不得不以谦卑的眼光去审视他，发现越来这些文化低下的民族其实也有许多是汉文化所不及的。

中国在西晋以后，出现了一个极为混乱的时代，史称“两晋十六国”又称之为“五胡乱华”的时代，许多少数民族在这个大混乱的时代纷纷崛起。建立自己的政权。公元319年一个由羯族人石勒建立的国家，史称“后赵”。

石勒显然是一位还没有完全被汉化的君王，所以他的行为作风都打上了不同于汉文化的烙印。《晋书•石勒传》上说他登上皇位的那一年，遇上大旱，石勒便亲自到审理案件的官衙去审理在押犯人的案情，凡是被判五年以下徒刑的人，都给予很轻的处罚然后将他们释放。犯了重刑的犯人，也赐给他们酒食，并让他们能够得到沐浴等，这样的举措在汉文化中是很难想象的。

最可贵的是石勒病后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便写下遗诏说：（死后）“三日而葬，内外百僚既葬除服，无禁婚姻、祭祀、食肉。征镇牧守不得辄离所司奔丧，敛以时服，载以常车，无藏金宝，无内器玩。”

在中国文化的传承中，君王的去逝是一件极其重大的国家大事，，因此，会有许多禁令，从而剥夺了中国人正常生活的权力，而且崇尚厚葬的风气很浓，石勒的这种作法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但这一切似乎都没有能够改变汉文化的发展方向。仍然沿着他固有路径走下去。

异族的统治，其实并非完全是负面的，他所带来的不同文化价值，给中国文化带来了新的血液。只是，异族的统治很快又会陷入汉文化的泥沼里难以自拔。

在汉文化中有着强烈的等级色彩，人的衣食住行，国家都有明确的规定，到了清代的统治时期，人们体会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平等：

一个读书人对这一看似不起眼的小事作了这样的比较：

“明季服色，俱有等级。乡绅、举（人）、贡（生）、秀才俱戴巾，百姓戴帽。寒天绒巾，夏天棕巾，棕帽。……

庶民极富不许戴巾，今（清初）概以貂鼠、骚鼠、狐皮、缨帽，不分等级，佣工贱役及现在官员，一体乱戴，并无等级矣。又如衣服之制，载在《会典》明季现任官府，用云缎为圆领，士大夫在家，亦有穿袍者，公子生员辈，止穿绫绸纱罗。今（清初）不论下贱，凡有钱者任其华美，云缎外套遍地穿矣。（清初•姚廷遴《历年纪•记事拾遗》）

至少在这里可以看到，清初等级制的观念十分地淡薄，这给社会身份社会带来了一种至少是形式上公平的观念。

 

 

四

 

一七九三年一支英国的强大的舰队在马戛尔尼爵士的率领下，带着西方文明的成果，浩浩如荡荡地飘扬过海，马戛尔尼的中国之行是“将要向中国证明一个新的真理：英国是地球上最为强大的国家。乔治三世是海上的君主。（法·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冲撞·人类的主人》

马戛尔尼爵士要向东方世界的最高统治者大清国的乾隆皇帝传达海洋的统治者乔治三世的信息，即东方应当向西方开放；西方的统治以他们实力和利益提出只许有一个世界，一个他们可发自由行动和经商的世界。然而，这次访问大清帝国，本应是一个历史性的见面，却是以一种带有喜剧性的聋子对话而过早地结束了他的历史史命。

这次相遇在中国几乎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中国人对他已外的国家和民族，懵然不知，没有兴趣去了解那些与自己生活在同一个球的任何文明。在中国人的眼里同切都已经十分地完美，在英明的君主的领导下，有广大的疆土，有完备的典章制度，一切似乎是那样的井然有序，再不需要进行任何一种进步。马戛尔尼的到来不过是一粒石子投进中国这个巨大地比的湖水中，它所溅起的涟漪不足以让人感到震动。

马戛尔尼这个海上霸主的使者，一个仅有8百万人口的弹丸小国的使臣想要对一个拥有三亿人口的大国说话，他的声音实在是过于微弱。

中国的君王和他的臣工们，自我感觉良好地沉浸在乾隆盛世的狂欢之中。人们完全没有理会这远道而来的客人，更不会想到这个客人所代表的民族会是后来世界的真正领导者，中国人甚至于把这次会面，看成是远方的国度归顺于中央帝国的一种谦卑的举动。他们只是惊奇地打量着这群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怪物。在他们的眼中这是一些长相奇特，穿着怪异的夷人，他们所带来的物品被看成是进贡给伟大君王的礼品，没有人想过这其中所蕴藏的巨大政治意义——一个先进文明向落后的文明所展示的力量。那些目睹了自己那些破旧不堪的战船与客人乘坐而来的巨大的战船所表现出来的反差和那些具有极大杀伤力的武器的满清的贵族和那些学富五车的帝国最有见识的知识分子，竟然没有一丝触动。强烈的文化自豪感，蒙骗了他们壑智的双眼，使中国错失了一个了解世界的巨大契机。在之后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西方的文明再次扬帆启航，再次叩问中国这古老的帝国，而这一次，他们是有备而来，因为他们了解中国，知道，中国不过是一个拒绝进步，停滞的帝国。而这一切对中国来说为时已晚，不得以自己虚弱的身子去承受那巨大的灾难，而这灾难的种子，是老一辈的统治者在中国最为强盛的时候在我们的文化土壤中种下、直到开花、结果，文化的抉择为之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不得不强咽下这难以咽下的苦果。挣扎、徘徊。当然，为此负出最大代价的自然是中国的老百姓，而那些躲在深宫大院里的帝王、官僚们，仍然过着他们纸醉金迷的奢侈生活。慈禧太后，照例为每顿在她面前那百来种菜找不到下箸的地方，而愤愤不平。

元人张养浩不为悲愤地写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五

 

当西方凭借船坚炮利，将中国人的所有的狂傲自大，给予了致命的打击。傻了眼的主流知识分子，一时茫然不知所措。又只得回到传统文化的武器库中，寻找能够抗衡现代文明的武器。

当一些比较具有现代开放意识的官僚们，已经感受了不改革国家没有前途，如何改，自己心里也没有数，于是一个折中的口号被提出来了：“中学为主，西学为用”。“师夷人之长技而制夷”这是一种企图调合两种文化带来的冲突，而实质仍然是以保卫传统文化、政治、为主要目的。他们幻想只要在技术层面上达到世界的先进技术水平，就可以使中国人摆脱挨打，同时又不致于使中国发生巨大的变更。

这一主张和出现，在中国掀起了洋务运动的浪潮。中国出现了现代工业，甚至于还自己造出了轮船。一切都似乎在向全世界证明，中国就要崛起成为东方的老大帝国。然而，理想总是美丽的，但现实却那样的残酷。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数十年的心血，付之东流。中国还是那个积贫积弱的国家。

清未学者王韬曾就中西存在文化差异进行这样的比较：

“今日之（中国）所谓时务、急务者，孰有过于洋务者哉？四十年来事变百出，设施多谬，有心人蒿目时艰，辄为扼腕太息。夫国家之一举一动，所以多左者，由于熟悉泰西之情而与之往来交际也。

中外语言文字迥然各别，彼外（西方）则设有翻译官员，及教中之神父、牧师，效华言识汉字，留心于我国之政治，于我之俗尚、风土、山川、物产、民情，悉皆勒之成书，以教其国中之民。

而向时中国之能操泰西语言，能识英人文字者，当轴者辄深恶而痛嫉，中国之文士亦鄙之而不屑与交，而其人亦类多赤贫无赖，浅见寡识，于泰西之政事得失、制度沿革，毫不关心。即有一二从其游者，类皆役于饥寒，仰其鼻息，鲜有远虑，足备顾问。

盖上既轻之，则下亦不知自奋也。因是，于其性情日益隔阂，于其国政、民情茫然罔有所知，通商十余年，无能洞悉其情，深明其技能，抉其所短而师其所长。”（清·王韬《园文录外编·卷二·洋务上》）

正是这种文化上给人们心理上造成的这种不合适宜的傲慢，使中国人对西方缺乏真正的了解和尊重。

中国西方的交往是很早的，1583年也就是明万历十一年，一个从澳门来的意大利小伙子，在了广东四处传播着天主的福音。他的到来于引了人们的好奇，他就是传教士利玛窦。他在广东住了十八年后，于是1601年（明万历二十九年，）带着被人们称之为的贡品，到达北京打算晋见中国的最高统治者。他带来的礼物，大略有耶稣像、世界地图、自鸣钟、管风琴和西方的一些书籍，据说有七千多卷，等等。最终他还是没有能够获得亲自向万历皇帝布道的机会，于1610年在北京逝世。中国实在是太大了，利玛窦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只是一个洋和尚，他所宣扬的基督教的教义，在强大的中国传统儒学面前，显得过于眇小。因此，并没有给中国社会带来太大的影响。

利玛窦所带来的西方的文明和知识，只在一小部分官员中得到赞赏，如徐光启这样的官僚知识分子，就是受到他的感召而成为天主教徒的。利玛窦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为了能在中国传教，不但学讲汉语，并通晓四书五经，在中国着有《交友论》、《畸人》、《天主实义》等。随同他一起来中国的传教士们也有着述，分为言理、言器两个部分，汇刻成《天学初函》一书。这是比较早而系统地向中国介绍西方文明的书籍，可惜中国的皇帝和他的臣工们，似乎只对他带来的那些新鲜玩意感到兴致勃勃外，对那些西方基督教的理论和那些入学知识，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明中代后期到清初，不断地有西方的传教士进入中国，不断地传播西方的知识，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在他所着的兵书里，就已经载有佛郎机各火器图式。明末为西方人所铸造的火炮就已经在战场上得到广泛的应运。

康熙皇帝，也是对西方科学技术十分推崇的，他自己从小就开始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奇怪的是，这为年轻有为的皇帝，却没有把他的这种爱好推广到整个社会，使中国人失去了一个极好的向西方文明学习的绝佳的机会。

康熙大帝在平定三藩之乱的时候，曾下令让在钦天监任监正的西方传士南怀仁，制造西洋轻便铜炮，随军征战，在战斗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为平定三藩、平定准格尔、攻金川、征缅甸等战役中显示出其强在的威力。因此，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得到君主的青眯，乾隆时意大利传教士郎士林还成为皇帝宫廷的御用画师。随着西方传教士的地位得到提高，基督教也在中国的土地上开始得到传播，这就引起了传统儒学知识分子的大为不满。乾隆统治的时候，一个叫杨光先的人跳了出来，写了一本名不《不得已》的书，对基督教进行讨伐，并声称：“宁可天算违行，不可任用西人。”此言一出，得到了朝野士大夫同声叫好，他们几乎是一致地对基督教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于是，政府便下令将在各地传教的西方传教士全部驱逐出境。至使西方传教士不能在中国传教近百年。直到1840年后，情况才发生了转变。晚清一位官僚文人不无感慨地写道貌；

“假令昔日体会仁皇帝（康熙）圣人学于万物之意，去短取长，则天主教自不妨禁，西士自不妨留。梯航踵接，必有如南怀仁能为中国效力制造，尽其思之所至，变化出之，安见轮船、硼炮、洋枪、铜帽之独为外国擅绝也。至今日杨光先《不得已》之论果何如哉？某每一念及，未尝不叹一孔之儒，贻误至此，是故火器之亟宜精学，非谓剿除贼盗，少此不可，实则自强之道舍此莫由”（清•方浚师《蕉轩随录•卷八》）

历史不容假设，方浚师的感慨，虽然也有些道理，但是他将这后果归咎于杨光先的《不得已》一书，却是没有多少根据的，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强大儒学传统的国家，不产生思想家，但是道学家、卫道士，随外可见。这种抵制外来文化的事件迟早必然要发生的。发生是历史的必然，不发生才是历史的偶然。只是这位率先发难的人，可能不叫杨光先，而是叫李光先或者是叫王光先而已。绝不仅仅只是“一孔之儒，贻误至此”这样简单，这就是文化在历史上的必然选择。

这种文化的排他性实在是太强大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国门不得不向外国人打开，但出使西方，被士大夫认为是件很不光彩的事情。据说有人奉命随中央政府派驻外国的大使前往西方，临行时向当时大臣祁文恪辞行，祁竟然对他说：“你好端端的一个世家子弟，什么差使不好干，偏偏要去干洋务。让人不可理解。”及到驻外大使离开京城，沿途各州、县前来迎送的官员，更是表现出蔑视的态度，说：“这算什么钦差，简直就是一群汉奸。”

中国驻英国大使郭嵩焘前往英国履任时，在国内招募十多个随行人员，竟无人应聘。

后来郭嵩焘乘坐小火轮返回他的家乡湖南。湖南人十分愤怒，大集明伦堂，声讨郭嵩焘，历数他所谓的罪行，并将他乘坐的小火轮放火焚烧，身为国家高级官员的郭嵩焘，也知道众怒难犯，对这种愚昧无知的举动只有无可奈何。

而另外一个官员邵友濂，随崇厚出使俄国，临行时，他的同年好友在北京当时最高级的酒楼广和居为他举行饯别酒会，他的同年中，有一个在户部任职的人叫蒋缓珊的人竟对邵友濂失声痛哭，称“此宴无异易水之送荆轲”，

在现代人的眼里，这些行为无疑让人感到滑稽可笑，然而当时却是非常严肃的事，是每一位在场的人都无论如何笑不出来的。

但是不久这种情形开始发生了转变。

光结绪年间的学者王韬说：

“时要咸丰初年，国家方讳洋务，若于官场言及之，必以为其人非丧心病狂必不至是，以是虽有其说，而不最质之于人。不谓不及十年，而其局大变也。

今则几于人人皆知洋务矣。凡属洋务人员，例可获优缺，擢高官，而每为上游所器重，侧席咨求。其要同僚中，嚣嚣然自鸣得意，于是钻营奔竞，几以洋务为终南捷径。其能识英国语言文字者，俯视一切，无不自命为治国之能员，救时之良相，一若中国事事无足当意者，而附声吠影者流，从而嘘其焰，自惜不能置身在洋务中，而得躬逢其盛也。”（清·王韬《园文录外编·卷二·洋务上》）

洋务运动，是一种带有名显功利性的民族自强运动，主要是从军事上需要，构建中国现代的工业基础。这种跛足的革新运动注定是不何能使中国走向真正的繁荣富强。因此王韬指出这一运动的致命缺陷

“盖洋务之要，首在借法自强。非由练兵士，整边防，讲火器，制舟舰以竭其长，终不能与泰西并驾而齐驱。”（清·王韬《园文录外编·卷二·洋务下》）

在洋务运动得到大力发展的时候，在中国知识子中，仍然存在大量对现代文明怀有深深敌意的人，他们无时无刻不梦想回到他们原有的光荣与骄傲。

所以王韬都觉得不可思议他说：

“时至今日，泰西通商中土之局，将与地球相终始矣。至此时而犹作深闭固拒之计，是直妄人也而已，误天下苍生者必若辈也。”（清·王韬《园文录外编·卷二·睦邻》）

可见传统的文化对个人的影响之大，要想改变其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六

 

1896年8月28日大清国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乘“圣—路易斯”号油轮，抵达纽约，对美国进行访问。李鸿章是美国当时接待中国的官员中，级别最高的一位，因此受到美国政府和参众两院的高度重视，接待是高规格的，让这位大清重臣感到十分开心。一个有着千年历史的古老国家的领袖人物，目睹了一个年轻国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给他留下了极其美好的印象。

9月2日，在纽约的道尔顿饭店李鸿章接受记者们的采访。这位当时中国最有权势的政治人物，也是官僚集团中对世界具有清醒认识的人，但当他踏上美国这块自由的土地时，内心深处的文化意识使他对此，产生了无比的困惑。当《纽约时报》的记者问道：

“尊敬的阁下，您已经谈了我们很多事情，您能否告诉我们，什么是您认为我们做得不好的事呢？”

李鸿章不愧是位杰出的外交家，他圆滑而婉转地回答说：“我不想批评美国，我对美国政府给予我们的接待毫无怨言，这些都是我所期望的。只是一件事让我吃惊或失望。那就是你们国家有形形色色的政党存在，而我只对其中一部分有所了解。其他的政党会不会使国家出现混乱呢？你们的报纸能不能靠国家的利益将各个政党联合起来呢？”

此时，李鸿章回答记者的问题时，距第一次鸦片争过去已经半过多世纪，这位洋务运动的先驱，对他所看到的美国的政党政治仍感到困惑和无法理解，他毕竟是在传统文化中成长起来知识分子，以他的文化视角去解读西方社会，自然会存在巨大的文化差异。

记者又问道：“阁下，您赞成贵国的普通老百姓接受教育吗？”

李鸿章回答说：“我们的习惯是送所有的男孩上学。（翻译插话： “在清国，男孩才是真正的孩子”）我们有很也的学校，但只有付得起学费的富家子弟才能入学，穷人家的孩子没有机会上学。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你们那么多的学校和学堂，我们计划在将来在国内建立更多的学校。”

记者：“阁下，您赞成妇女接受教育吗？

李鸿章：（停顿一会儿）在我们清国，女孩在家中请女教师提供教育，所有有经济能力的家庭都会雇请女家庭教师。我们现在还没有供女子就读的公立学，也没有更高一级的教育机构。这是由于我人的风俗习惯与你们（包括欧洲和美国）不同。也许我们应该学习你们的教育制度，并将最适合我们国情的那种引入国内，这确是我们需要的。（《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郑曦原编 三联书店2001年5 月北就第一版，第300—342页）

作为政治家和外交家，李鸿章的回答是得体的。在彬彬有礼的外交辞令下，将大清国对西方政治和教育的看法委婉地表达出来，用风俗习惯的不同来说明国情和文化的不同，大清只能是有选择地向西方学习，这种观点使人无法对他进行批判，他所说的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由谁来决定选择什么和不选择什么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却完全被忽略了，因为在他的内心深处，这是一不证自明的问题，在专制制度下，只有政府而不是由人民选择，人民在对外往的选择中是没有任何自主权力的。

当《纽约时报》的记者到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时，这个当时中国最有权力，最有可能改变中国命运的人，却显示出在中国文化大环境下的无奈和极其矛盾的心理。

记者：“阁下，你赞成将美国的或西方的报纸介绍到中国吗？

李鸿章并未就这一问题作直接正面的回答，而是绕了一个弯回答说：

“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象你们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也没有你们报纸有这么大的发行量，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

这与其说是李鸿章在回答记者的提问，还不如说是对当时中国社会的传播。媒体所作的一个评价。

一八八八年，康有维上书光绪皇帝，请求变法，一八九五年《马关条约》签定时，康有维发动在北京前来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一千三百多人联名上书，要求拒签、变法。当时的社会论大都倾向于变法维新。一八九五年八月康有维、梁启超，在北京创办《中外纪闻》，不久又在上海发行《强学报》当时鼓吹变法维新的报纸与反对派进行十分激烈的论战，就在李鸿章准备出访美国的时候，一八九六年初，康有维、梁启超组织的强学会和在上海的分会相继被政府强行解散，《中外纪闻》、《强学报》也被禁止发行。

那么，李鸿章在美国所指责的报纸不说真话，是对维新媒介的批评还是对反对维新的媒介进行批评呢？事实上对他来说是极其矛盾和痛苦的，一方面他对西方的传媒是羡慕的，因为他们敢于讲真话，对于国内的传媒，官方的报纸显然让他并不满意，因为他从来不讲真话，而对于那些敢于报道事实真相的报纸，作为统治者来说，又是极其不放心的，特别是那些敢于和政府发表不同意见的传媒，更是他们所认为的心腹之患，有必要加以封杀。而对信息的控制从来就是专制政权的拿手好戏。

 

 

七

封闭与愚昧从来都是一对连体婴儿。

中国长期的闭关锁国，造成了国民的愚不可及，在科举制度下培养出来的国家的精英，大多数同样愚昧不堪，他们恪守过去的经验，死气沉沉地过着毫无生气的生活，做官贪污腐化，刻剥人民，或者是附庸风雅，饮酒吟诗嫖妓，对国家社会的进步无一好处，是一群不折不扣的，毫无用处的废物，是一群极端顽固和保守的得益集团。

外来文化和平进入中国，的首先遇上的就是中国主流知识分子中，也就是士大夫的傲慢与偏见，因此，从东汉时期传入中国的佛教，便不得不在与中国知识分子争论时，将自己的理论搁置，反而从儒学的思想库里寻找相同点，来回答他们的种种责难，否则便无法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传播和生存。

后来,西方基督教在中国面临着同样的困扰，只是清末，西方传教士在强大武力作为后盾，才享有自由传教的特权。但是，在中国人心里的排外意识，并没有因此消减，反而是愈演愈烈。从官员到一般民众，这种强烈的文化优越感，仍在左右着中国人的一般思维。很快灾难又降落地中国的土地上。

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日，大清王朝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的诏书，宣布变法。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少有的和平崛起的机会。但是好景不常，新政实行才一百零三天，就在慈禧太后与顽固大臣们的支持下给绞杀了。光绪帝被囚，康有为、梁启超被迫流亡海外，维新六君子血染京菜市口。而在此之后不到一年，更大规模的反动浪潮又席卷了大半过中国，这就是着名的义和团运动。他将中国文化中极其野蛮愚昧的一面彰显在世界的面前，反应了中西文化文化碰撞上的激烈冲突

义和团的起源本来不过是民间一些对清王统治朝不满的人，组织起来的一种秘密团体。他们是以反清扶明为目的，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开始是在山东堂邑一带，以教授拳术和一些法术偏方进行传播。后来在山东巡抚袁世凯的打压下，在山东无法立脚，后来就跑到河北、天津一带，逐渐发展壮大起来。清王朝开始对他是实行镇压的，但到后来，在一群顽固大臣的支持下，才允许他成为合法组织，为清政府所利用。义和团也将“反清扶明”的口号改为“扶清灭洋的”。实际上这一组织已经背离了他原来的初衷，而成为清廷的鹰犬。

义和团之所以得到清政府的支持，是由于清政府在对外战争和内部事物上屡屡遭到列强的打压，使得统治集团笼罩在一片仇视洋人的气流氛中。因此极力想借助这样一种民间势力来反对列强，使自己的愤怒得到发泄。

因此，可以毫为夸张地说，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是一个愚昧的统治集团挑动起一群愚昧的人所发动的一场极愚昧的恐怖运动。

如果我们从当时统治集团如何利用义和团来为自己服务，就可以看出这两个集团的愚蠢和无知。

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将光绪皇帝囚禁起来，对光绪已经绝望，对外则宣布说光绪帝已经病危，而各国公使则要求面见光绪帝，并请求让法国医生为之诊断。慈禧太后迫于压力，只只好同意，但法国医生诊断的结果，让慈禧大为恼火，于是加快了废黜光绪皇帝的行动。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十二月慈禧太后召集各军机大臣，各部尚书内务大臣及王公大臣，讨论废立之事，慈禧太后对众人说：

“今上之立，国人颇有责言，谓不合于继嗣之正，况我立之为帝，自幼抚养，以至于今，不知感恩，反对我种种不孝，甚至与南方奸人同谋陷我，故我起意废之，选立新帝。”（清•景善《景善日记》）

慈禧太后并向众人宣布已经选定端王载漪的长子溥 为大阿哥，当时在场的满汉大臣都只有面面相觑，唯有军机大臣孙家鼐，不识时务，提出自己不同看法，被慈禧太后一阵抢白：“这是我们一家人会议，兼召汉大臣，不过是为了体面。” （清•景善《景善日记》）

然而，事情的发展，远没有慈禧所想象的那样顺利。此事一经传出，舆论大哗，并且受到两江总督刘坤一这样封疆大臣的强烈反对。慈禧太后与载漪想让各驻华公使入贺大阿哥的新立，不料各国住华公使，并不卖这个独裁者的账，这不能不激起慈禧的愤怒。再加上戊戌政变时，外国使公然保护康梁等人，就已经让她感到很没有了面子。旧恨新仇，交织在一起，使她不顾一切地要对洋人实施报复。而这时候，她的身边集积着一大批与她有着同样对洋人极端仇视的大臣。正好，义和团的兴起让她感到这是一个很好利用的武器。

在朝廷的支持和纵容下，义和团便开始为所欲为，烧教堂、杀教士、戮教民，剪电线、毁铁路无恶不作。进入北京后，出入宫禁，在大臣的家里设坛作法等等，一时间弄得北京城乌烟障气。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初十，俄国驻华公使格雨思上书总理衙门，对当时的局势提出了警告，但无人理睬。

五月十五日，日本国驻华使馆书记生杉山彬出永定门，遭董福祥的军队杀害。这引起了外国公使的愤怒。

五月十七日，拳民在右安门内火烧教民的住宅区，将将住宅区内的老幼妇女全部杀害；

五月十八日，火烧宣武门内的教堂，并波及到其他许多教堂也被焚毁。

五月二十日，火焚正阳门外四千多户人家，大火三日不熄。京城富庶之区毁于一旦，而这纵火者，却是中国人自己的同胞手足。

五月二十二日，慈禧太后下旨褒奖拳民为义民，并拿出宫中的银子十万两给予犒赏。当时北京城乃至中国的北方地区，无不笼罩在一片恐怖之中。

清末的一位学者在他着的《庚子国变记》中对当时的情形作了如下描写：

“由是燕齐之盗，莫不 益腕并起，而言灭夷矣。城中日焚劫，火光连日夜，烟焰涨天，横行都市，莫敢正视之者。夙所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其杀人则刀矛并下，肌体分裂，婴儿生未匝月者，亦杀之，惨酷无复人理，”

而此时，朝廷中的知识分子理更是洋相百出，争相献媚，以求荣升。候补知府会廉，翰林院编修王文龙献上三策云：“攻东交民巷，尽杀使臣，上策也；废旧约，令夷人就我范围，中策也；若始战终和，与合璧舆梓何异？则下策也矣！”这种不负责任的胡言乱语，竟得到了端王载漪的连声称赞：“此公论也。”

最为荒唐的是，传统儒学知识分子是不信鬼神的，而此时朝廷上却到处充斥着神奇诡异的胡说八道。御史徐道昆说：“洪钧老祖令五龙守大沽，龙背拱夷船，皆立沉。”

翰林院编修萧荣爵也不甘落后，进言：“夷狄无君父殆二千年，天将假手义民尽灭之，时不可失。”

御史陈嘉更为可笑，自称“从关壮缪得帛书，书言无畏夷，夷当自灭。

慈禧太后，并不是一个昏庸不堪的政治人物，然而在这种情形下居然也会相信这种骗人的鬼话。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德国公使克林德，从总理衙门出来后，被虎神营的士兵枪杀，国际舆论一片哗然。

五月二十四日，清廷命董福祥及武卫中军攻打交民巷的外国驻华使馆和西什库教堂。

五月二十五日清廷以法国领事杜士兰索大沽炮台为由，下诏宣战，而实际上，大沽炮台已经于二十一日失陷。联军部队已经一步步逼近北京，此时慈禧太后还在一片捷报声中得意忘形。到了六月中旬，北京攻打领事馆和教堂的战事并没有多大的进展，而外面又不断传来战败的消息，这才使慈禧感到事情不妙。于六月二十一日下旨保护教士和各国商民，七月十二日。联军占领天津，此时慈禧才知道这个祸闯大了。不得已又将大清帝国的裱糊匠李鸿章请了出来，并停止了对使馆的攻打，还派总理章京文瑞，带上瓜果食品前去慰问，而这时局势已经无法挽回。七月十九日，联军部队已经兵临城下。七月二十一日，慈禧一行苍皇离开北京。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着名的“庚子国变”。

当时国家的中央政府竟是如此的荒谬，那么再看一下义和团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呢？

义和团本来是一种以教授拳法为主，带有宗教性质的民间秘密组织。这种拳法是源于道教中的一个流派叫八卦教，旧名叫“义和会”，开始是在山东堂邑县境内活动，后来在山东巡抚袁世凯的镇压下，秘密潜入河北献县一带。以“乾”字拳先展开活动，随后“坎”字拳也兴起于河北沧州静海一带。在河北白沟以张德成为首，设坛于静海县的独流镇，号称“天下第一坛。”主要活动于天津等地，而“乾”字拳则由景州蔓延到深州、冀州最后发展到京城，后来还有“震”字拳 “坤”字拳的加入，以“坎”“乾”字拳的力量最为强大，但都统称义和团，他们在服饰上主要以红色、黄色为主。义和团不同的派别之间，传授形式也不太一样。在京城里，授徒的师傅常常会在徒弟的耳边说一些咒语，这些咒语让人觉得荒唐可笑。如：

“请请志心皈命礼，奉请龙王三太子。马朝师，马继朝师，天光老师，地光老师，日光老师，月光老师，长棍才老师，短棍老师。”

如果要请出某位神仙，则信口胡皱，随意称一古人，大抵不过是孙悟空、猪八戒、杨香、武松、黄天霸等传说或公案小说中的人物。

另外不有一个咒语：

“快马一鞭，西山老君，一指天门动，一指地门开，要学武艺请仙来。”

还有一咒为：

“天灵灵，地灵灵，奉请祖师来显灵。一请唐僧、猪八戒，二请沙僧、孙悟空，三请二郎来显圣，四请马超、黄汉升，五请济颠我佛祖，六请江湖柳树精，七请飞标黄三泰，八请前朝冷于水，九请华佗来治病，十请托塔天王、金吒、木吒、哪吒三太子，率领天上十万神兵。”

义和团各坛所供奉的神也是各自不同，无奇不有，有姜太公、诸葛亮、赵子龙、梨山老母、西楚霸王、梅山七兄弟、九天玄女等等（以上见清人罗《拳变余闻》）

最让人不耻的是，义和团那些蛊惑人心的领袖内物，在教人刀枪不入去送死的时候，却只顾自己将抢来的财物，准备溜之大吉。

天津陷落时，义和团的首领张德成便挟重资潜逃，当他逃到一个叫王家口的地方，还要去勒索当地一个姓王的盐商。王姓盐商不得已，只好派两个人抬着一顶轿子来接他。他还大为光火地骂道：我在天津时，就是制军大人来请我，也要用八抬大轿来请，还不一定请得动我。你们好大的胆子，敢这样亵渎神灵？王姓商人无奈，只好借村子里关帝庙中用来迎神的轿子，将他接到村子里，并安排下丰盛的宴席请他。而张德成竟然嫌酒席不够好，找不到菜吃，推席而去。这下子将姓王的商人和全村的村民都激怒了，大家商议共同将张德成抓了起来。跟随他的那些喽啰也一哄而散。被抓起来的张德成已经完全没有往日的威风，只是一个劲地趴在地上叩头，请求饶命。然面村子里的人说，听说你有刀枪不入的神功，让我们大家领教、领教。说罢刀枪齐下，张德成一会儿便被剁成肉泥，这就是一个骗子最后的下场。

下面是一份当时广为流传的义和团的揭帖，让我们更加可以看到这一事件的愚昧程度，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神助拳，义和国，只因鬼子闹中原。

劝奉教，乃罪天，不敬神佛忘祖廒。

男无伦，女鲜节，鬼子不是人所生；

如不信，仔细看，鬼子眼睛都发蓝。

不下雨，地发干，全是教堂遮住天。

神爷怒，仙爷烦，伊等下山把道传。

非是谣，非白莲，口头咒语学真言。

升黄表，焚香烟，请来各等众神仙。

神出洞，仙下山，扶助人间把拳玩。

兵法易，助学拳，要摈鬼子不费难。

挑铁道，把线砍，旋在毁坏大轮船。

大法国，心胆寒，英吉罗势肖然。

一概鬼子都杀尽，大清一统庆升平。

 

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在当时居然还会有人深信不疑，甚至是当时的许多有名的知识分子也不例外，这正是满清政府推行的愚民政策所带来的后果之一。现在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历史上真的发生过样无知的疯狂事件？

义和团这群愚昧无知的乌合之众，在官方的支持和纵容下，更是肆无惧怛地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实施了骇人听闻的暴行。而深受其害的并只是外国人、绝大多数都是与自己一样的中国人。也不单是一般的平民百姓，许多曾经显赫一时的达官贵人也不能幸免。

这是一场以落后对抗先进,以愚昧抵制文明的野蛮行径。是一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极端民族主义的反动行为，在扶清灭洋的口号下，剪电线、毁铁路、烧教堂、对与外国文明有关的一切事物，均加以摧毁。洋货店被烧，民间所藏的洋书、洋器也不放过，普通老百姓手里有一本洋书或者戴副眼镜，都会被视为二毛子惹来杀身之祸。就连民间穿白色的衣服也被禁止，说是同情洋人。

这是一场给中国带来巨大伤害的灾难性群众运动，但令人不解的是，竟然还有人认为这是一场伟大的反帝爱国的民族主义运动而大加赞扬。

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的又一种悲剧。

一生懵懂 2011-04-13 20:3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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